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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不完全契約理論；上市公司的剩余控制權配置；盈余管理對于控制權配置的意義；盈余管理的監管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完全契約是指在標準的委托模型中的一種最優契約、隱瞞動機、融資動機、獨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審計委員會主要負責公司內、外部審計的溝通、監督和核查工作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本文用不完全契約理論分析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權配置問題，發現中小股東將不完全契約下的剩余控制權授權給控股股東，而控股股東為獲取剩余收益，在制約機制不足的情況下會進行盈余管理。對此本文提出一些制度建議。

【關鍵詞】契約；控制權；盈余管理；控股股東

關于盈余管理的各種研究中，人們經常運用委托理論（即完全契約理論）分析控股股東和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而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造成了控制權配置給了大股東，這樣新的治理問題就出現了，即獲取控制權的私人利益成為大股東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

一、不完全契約理論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利益相關者一系列契約的結合，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具有不同的行為目標函數。為了減少利益沖突，人們以簽訂契約來具體規定各種可能情況下每個人所享有企業產出的特定權利。

完全契約是指在標準的委托模型中的一種最優契約，它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明確規定了未來所有狀態下所有各方的責任。已建立的兩個假設分別是：個人理性假設、締約和履約環境的完全市場假設。個人理性假設認為，理性的決策者具有滿足效用函數的穩定偏好，并在約束條件下實現效用最大化。完全市場假設是指不存在外部效應，信息是完全的，有足夠多的買者和賣者可供選擇，在契約的談判和履行過程中交易成本為零，但這種理想條件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交易費用與機會主義的存在，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參與契約的當事人無法預見未來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并事先把它們寫入契約當中，即企業是一個不完備的契約，擬定完全契約是不可能的，而不完全契約是必然和經常存在的。即使他們通過努力能夠預見所有的問題，雙方以沒有爭議的語言寫入契約也很困難或者成本太高昂，使得這種努力在經濟上得不償失（郭強，蔣東生，2003）。

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締約雙方既然知道契約總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說不可能在初始契約中對所有的忽然事件及其對策做出詳盡可行的規定。因此在不完全契約情況下，需要有人擁有剩余控制權，以便在那些未被初始契約規定的忽然事件出現時，做出相應的決策。剩余控制權通常定義為企業的重要決策權，即在契約履行之后，出現契約中沒有特別規定的活動所實施剩余控制的權利。

二、上市公司的剩余控制權配置

上市公司的股東往往成千上萬，由于數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分散的股東對公司管理的影響越來越小，他們在法律規定中擁有對決策產生影響的權利，由于股東遠離日常管理，缺乏決策所需的信息，所以并不能真正對決策產生實質性影響，股東所擁有的控制權，逐步成為名義上的控制權。特別是當出現無法寫入契約的事件發生時，股東就面臨被對方“敲竹杠”的風險。在管理過程中，為了保證信息的及時傳遞和決策的有效，客觀上要求合理安排剩余控制權的配置（陳祖華，2007）。

在現代企業中，通常由經理承擔管理職能，但針對經理的薪酬契約并不完備，常常會出現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追求自己的目標所導致的問題。因此，分散的股東更原意將剩余控制權交給和自己利益一致的控股股東。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擁有絕對的持股比例，分散股東的剩余控制權自然授權給大股東，這也意味著控股股東對公司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王海帆、袁寧，2007）。

但大股東能正確高效地使用剩余控制權的前提是具有一個良好的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法律環境，否則，大股東很可能會通過手中的控制權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目前我國法律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不受大股東侵占方面非常弱，在現行的訴訟體制下，最高法院對《證券法》的司法解釋明確只有虛假陳述可以民事訴訟，其他違法行為如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行為均得不到民事制裁，受害股東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濟，而且我國司法體系缺乏集體訴訟的規定，“誰主張、誰取證”加大了小股東起訴大股東的成本，從而使得我國控股股東面臨的法律風險微乎其微。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控股股東很容易通過不完全的契約侵害小股東的利益。

三、盈余管理對于控制權配置的意義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上市公司面臨大量的社會和未來事件的復雜性及不確定性，股東的剩余控制權事實上等同于完全控制權（Hart&Moore，1999）。中小股東控制權授權給控股股東后，必然會通過各種途徑監督權利使用情況和控制權配置的結果。這時，會計盈余信息就被引入到了控制權配置中，控股股東通過這種成本最小、可信度最高的方式向中小股東傳遞企業經營業績的信息，通過盈余信息釋放控制權使用的相關信息，從而有利于股東做出最優配置。一旦會計信息被用于評價企業業績、財務狀況時，就可能產生盈余管理的動機。

（一）隱瞞動機

控股股東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常常會利用契約的不完備，挪占上市公司資金、借助關聯交易轉移公司資源、通過擔保或股權轉讓等形式實現謀取剩余控制權收益的目的。所以，控股股東會竭力隱瞞和掩飾這些行為，因為一旦分散的中小股東能夠確切地知道大股東的控制權收益，他們可能聯合起來通過法律起訴或通過投票等方式，反對控股股東的掠奪行為，重新權衡控制權配置。此時，控股股東就有動機在對外報告會計數據時進行適當的選擇以向中小股東隱瞞控制權的收益及公司的真實業績，達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進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動機是為掌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獲得私有收益，出于逃避懲罰、避免招致中小股東的嚴格監督以及相關的聲譽損失等考慮，設法通過操縱會計信息來隱藏其控制權私有收益。

（二）融資動機

盈余管理對于控股股東保證其持續獲取剩余控制權收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中的融資渠道有限，且債務融資成本高于權益融資成本，使得上市公司偏好權益融資。而中國證監會制定的股票首次發行（IPO）和增發、配股的標準，以及上市公司被特別處理、暫停交易、退市的標準，都是根據會計盈余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在這種特定的融資制度安排下，控股股東為了能夠繼續獲得控制權收益，會不惜代價地幫助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以維持上市公司的再融資資格或確保“殼資源”的利用價值，這成為控股股東盈余管理的重要動機。

四、盈余管理的監管

由于會計信息在剩余控制權配置中具有經濟后果，信息質量也就成為中小股東關注的重點。在我國的公司制度設計上，中小股東主要通過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以及審計師事務所進行監督。

第一，獨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并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關系的董事，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獨立性和專業性。獨立董事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要求其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者其他與上市公司存在利害關系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但眾多文獻證明，我國目前獨立董事制度仍然存在治理軟約束現象。獨立董事基本上由控股股東推薦，他們一般推薦自己比較熟悉的人或有工作聯系的人出任獨立董事，使得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大打折扣，獨立董事客觀上成為“人情董事”和“花瓶董事”，未能起到應有的治理作用。

第二，審計委員會主要負責公司內、外部審計的溝通、監督和核查工作。一般認為，審計委員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主要是圍繞“提升財務信息質量”這一目標展開的，但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公司財務信息質量，國內大量的研究發現，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只是受董事會和外部董事的影響，并沒有提高財務報表質量的動機，而且控股股東為增強公司控制力度，會阻止公司引入審計委員會。

第三，審計師本是投資者的守護神，誠信機制的保證人，但實際上，由于相關的外在法律機制缺失，我國的中介機構行業自律監管機制薄弱，往往迫于行政壓力與市場壓力就會“見利使舵”，與控股股東“共謀”以獲取利益，制止盈余管理行為的效力有限。

由以上公司治理結構上看，中小股東對公司盈余管理不能有效監督，使控股股東進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很低，導致能夠影響和改變會計信息的控股股東可能通過影響盈余管理改變剩余控制權收益的分配，導致他人利益流入自己手中，從而達到財富轉移的目的或獲取其它利益。

五、初步結論

在不完全契約理論下，完美的契約實際上不存在，理性的中小股東一般會將其剩余所有權配置給控股股東，再通過會計信息監督控股股東保證控制權收益的分配，這也解釋了控股股東的盈余管理動機。

收益對應成本，加強盈余管理的監管，會增加控股股東的利益輸送成本，減少剩余控制權收益，從而降低盈余管理的動機。因此，政府監管機構可加大對上市公司會計質量監管體制的改革力度，改進完善獨立董事制度，促進審計委員會的建立，提高審計師責任和違約成本，引導控股股東的行為不偏離公司總體目標，使控制權的配置更有效率。

此外，建立一個適合本公司治理結構可以解決不同利益股東的沖突，保證控制權配置的效率，能從根本上遏制盈余管理。現實中并沒有最優的公司治理結構，只有通過各種治理機制的整合，互相補充，尋找最有效率的折中方案，才能將沖突和損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