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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20年間中國企業改革的歷史，可以發現，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一定意義上，其下降幅度似乎并不比其他轉軌經濟遜色。世界銀行1996年的發展報告列出了中東歐、前蘇聯和蒙古共和國等26個轉軌經濟1990年和1995年gdp中私人部門的比重（世界銀行，1996年，第15頁）。從中可以看出，1990年這些經濟體開始轉軌時，私人經濟在gdp中的比重超過20%的只有波蘭和格魯吉亞兩個，而當時中國的非國有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接近50%，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由1978年的接近80%下降到了55%（國家統計局，1993，第412頁）。即使到1995年，經過幾年的大規模私有化，私人經濟在gdp中的比重超過中國非國有經濟的也只有8個國家。盡管中國和其他轉軌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改革初期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不相同，因而從這樣的比較中不能得出什么嚴格的結論，但它已經足以說明一個基本事實：在過去20年中，中國已經使其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和其他轉軌經濟非常類似的巨大變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殊途同歸？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張春霖，1997，1999）曾作過一些探討。概括而言，關鍵的一個因素是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入，具體表現為政府放松或解除了對農產品價格和城市職工工資性收入的行政控制。在這兩個領域放松管制的目的本來是用收入分配手段來強化對農民和職工的激勵，但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導致的后果不只是激勵的強化。在高增長率、高儲蓄率的經濟環境中，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很快導致私人儲蓄取代政府儲蓄成為國民總儲蓄的主要構成部分。這樣一種可以稱之為"儲蓄私有化"的現象不僅使得非國有經濟可以在金融體系為國家壟斷的情況下仍保持高速增長，而且也促成了國有企業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本文試圖沿著這一思路，從市場與企業的關系的角度，對中國企業改革的軌跡作進一步的探討。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的企業改革當前面臨的挑戰和可行的政策選擇。

一、市場價格和企業所有制

市場價格不僅有資源配置功能，而且也有收入分配功能，這應當是一目了然的，因為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的價格同時也就是這些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或者換句話說，在一個沒有收入再分配的經濟中，每個居民戶的收入都來自它向企業提供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報酬。斯蒂格利茨在其《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章中描繪了市場經濟的概念（斯蒂格利茨，2000，第16頁）。在這樣一個關于市場經濟的最簡單的概念中，居民戶作為要素所有者把要素的服務出售給企業，出售的價格也就是他們的收入。這些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來購買企業生產的消費品和服務，從而再生產出勞動要素，另一部分則被儲蓄起來，形成居民戶對企業的投資，企業以此購買資本品，形成實物資本，再生產出資本要素，進而開始新的生產。由此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從市場價格到企業所有制的邏輯鏈條：價格-收入-儲蓄-投資-所有制。當然，居民戶的投資可以是股權，也可以是債權，可以直接投入，也可以通過金融中介，但這些都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在完善的破產制度下，債權人是一種后備的所有者，至于金融中介的加入，也只是增加了一類新的所有者——機構投資者，從價格到所有制的邏輯鏈條并沒有改變。

這一邏輯鏈條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設計者們在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企業不僅是市場的主體，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場關系的總和".（吳敬璉等，1988，第10頁）換句話說，企業本身首先是市場交易的產物，而不是一種先于市場而存在的實體。現代企業理論開始于科斯1937年提出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為什么會有企業？無論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何不同，在一個基本點上是沒有分歧的：企業是要素所有者之間通過一組契約關系進行交易的產物，問題只在于為什么他們之間的交易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企業。因此，這樣的理論概念隱含的一層意思是，只要有私人要素所有者和他們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場（包括保護自由的市場交易的法律、制度和便利市場交易的機構等），他們之間的交易自然就會導致私人所有的企業的產生。而為了有私人要素所有者，并不一定需要對現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在一個高增長、高儲蓄的經濟中，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入自然就會通過價格-收入-儲蓄-投資-企業所有制這個邏輯鏈條或者導致新的企業的產生，或者導致原有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這可能就是中國雖然沒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但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卻能發生重大改變的原因所在。

二、國有部門的預算約束

對國有部門來說，在市場價格機制被引入、儲蓄被私有化的情況下，從價格到所有制的邏輯鏈條首先意味著預算約束的硬化。預算約束硬化的突出表現是國有資本相對短缺，以致于"有限的國有資本難以支撐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吳敬璉，1997，第3頁）。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得不作出選擇：或者收縮國有經濟的控制范圍，從部分行業和企業退出，或者面對日益增大的金融財政風險和社會保障壓力。現在看來，這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在經濟改革進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選擇之一。

為什么國有部門會有預算約束？原因很簡單，即使在計劃經濟中，國家辦企業也需要資本，而國家自己并沒有資本，它必須從居民部門籌集資本。國家說到底只不過是人民為自己的需要而設立的一個機構，它"所有"的每一分錢（例如國有資產的回報）都屬于人民。因此，國家只是居民和企業之間的一個融資中介。作為融資中介，國家從居民部門籌集資本的方式至關重要。如果國家從居民部門獲得資本時不需要承擔任何義務，或者雖然名義上承擔義務但完全可以不履行義務，那么國有部門在其資本支出尚未達到國民總儲蓄的規模之前，就沒有什么預算約束。只要國民總儲蓄尚未全部流入國有部門，國有部門就仍有擴張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及其金融、財政機構沒有承擔任何必須履行的償債義務（除非舉借外債），因此，國家也永遠不必擔心金融或財政危機的威脅。或者簡單地說，國家從居民部門籌集的資本是免費資本。

但事實上免費資本并不存在，或者說，國家不可能不承擔任何義務就從居民部門籌集到資本。這是因為可供籌集的資本，亦即國民收入中可以被儲蓄的部分，對居民來說并不是用不著或多余的資金。對居民來說，一部分收入需要儲蓄起來，一是為了準備支付諸如養老、醫療、失業、子女教育等未來消費項目；二是為了購置住房等耐用消費品。若國家不承擔任何義務就無償征用居民的這部分收入，居民的這些消費項目就會失去資金來源。因此，只要國家還必須維持起碼的社會穩定，最后就不得不承擔為居民的上述消費提供資金支持的責任。國家可以選擇的僅僅是通過什么樣的契約關系對居民承擔什么樣的義務，作出什么樣的承諾。

征稅是國家可以采用的一種方法。但在一個落后的農業社會，要求政府有很強的征稅能力。另一種可替代的更簡便的方法就是通過扭曲價格體系來扭曲國民收入分配，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從居民部門籌資。改革前的中國國有部門基本上就是用這種"暗拿"的方法為自己籌集資本的。價格體系的扭曲通過價格——收入的環節對企業所有制發生影響。具體地說，由于居民在扭曲的價格體系中只能獲得維持現期消費所必需的收入，居民私人儲蓄不可能在國民總儲蓄中有重要的地位，也就不會對企業的所有制發生什么重要的影響。例如，1978年改革開始時中國的人均銀行儲蓄存款僅為21.9元，相當于50公斤大米。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是在國有企業中的私人股份，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價格體系的扭曲不僅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弱化了價格的激勵功能，使整個經濟處于低效率的狀態。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必須消除價格體系的扭曲，而價格體系的扭曲一旦消除，居民部門的收入和儲蓄就不可避免地增加，導致儲蓄的私有化，迫使國家不得不改變其籌資方式。首先，過去因為價格體系扭曲而產生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不復存在（注：有關統計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部分在gdp中的比例的下降。見世界銀行，《2002年的中國》，第27頁。），在稅收占gdp的比例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行和擴張，不得不轉向其他籌資方式。表1列出了國有部門可以從居民部門籌集資本的六條可能的通道。其中，除了稅收和國有企業稅后利潤再投入之外，國家或者需要通過其財政、銀行、企業向居民承擔償債義務，或者需要給居民以股東的法定權利。對居民個人來說，除了納稅和允許國家財政把國有企業的稅后利潤重新投入企業以外，通過其他通道向國有部門（財政、銀行、企業）投資的結果都是獲得了一種對國有部門未來收入的索取權利。

*其他國有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的情況與銀行類似。

在這種情況下，國有部門面臨的來自居民利益的預算約束開始硬化。首先，居民有可能不愿意向國有部門投資。雖然國家保持著對金融體系的壟斷，但居民可以繞開國有金融體系，直接投資于非國有中小企業。其次，國家無力履行對居民的償債責任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國家可以在財政、銀行、企業三個部門之間調撥資源，這種償債危機不會在一個部門成為現實。例如，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可以由財政體系承擔，財政體系應當向職工支付的社會保險開支可以由銀行和企業代付，企業無力償還對居民的直接債務時也可以動用屬于財政的資源，如國家股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三個部門的現金總流入永遠足以支付三個部門的到期總債務。相反，由于包括財政、銀行、企業在內的國有部門其實只是一個巨型公司，三個部門作為一個總體出現無力償債的情況是完全可能的。實際上，只要財政或銀行一個部門出現大規模的無力償債，就足以威脅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因此，國家現在為國有部門籌集資本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向居民承諾的索取權必須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使其自愿向國有部門投資；第二，必須把財政和銀行體系的風險限制在安全范圍之內。顯然，這兩個條件之間是存在矛盾的。銀行和財政體系以債務方式從居民部門籌資，居民的風險比較小，比較容易接受，但銀行和財政必須承擔較大的風險。當它們把這種風險責任傳遞給國有企業時，就成為國有企業無力也不愿意承擔的"債務負擔".如果企業能達到的資產報酬率不足以兌現對居民的償債承諾，國家就必須在三個部門內調動資源加以彌補，以防出現銀行或財政危機。在股票市場上向居民籌集資本沒有這種債務負擔，但大多數國有企業無力向居民承諾有吸引力的回報。在股票市場上過度"圈錢"不僅會危及市場的健康發展，而且必須以讓渡部分所有權為代價。對居民來說，無論通過哪條通道投資于國有部門，當國有部門的未來收入不足時，都面臨資產價值縮水的風險。由于國家本身并不創造收入，國有部門的一切損失實際上最后都只能由居民部門來承擔，包括增加稅收或使居民部門持有的索取權或金融資產價值貶值。在這里，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價格與所有制之間或市場與企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入改變了收入分配和儲蓄結構，硬化了國有部門的預算約束，而預算約束的硬化促成了國有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在90年代，預算約束的硬化最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大批國有企業由于過度依賴銀行貸款和經營效率低下而資不抵債，成為空殼企業，相當多的企業被破產清算。二是國有企業對資金尤其是股權投資的需求日益迫切，合資和上市成為眾多企業爭相進入的獨木橋。三是銀行不良貸款累積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日益突出，在墨西哥和東亞經濟相繼發生嚴重金融危機之后，國家不得不考慮采取實質性措施化解銀行面臨的風險。這三方面的因素已經或將會直接導致國家從一部分企業退出。破產清算和合資、上市當然都是國家退出的具體形式。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貸款最終也會導致國家從大量企業退出。因為資產管理公司對債務人企業的處理辦法無非是兩種。或者對債務人企業進行破產清算，資產在市場上拍賣；或者對債務人企業進行重組。不論哪種方式，資產管理公司都必須將自己的資產脫手，換回現金。因此，如果國家不能籌集足夠資金購回被拍賣的實物資產和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債權和股權，從所涉及的企業部分或全部退出就將不可避免。

預算約束硬化的另一個方面與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對居民尤其是國有部門職工的歷史欠帳，是國家在通過扭曲價格體系籌資的過程中對居民部門承擔的義務。為了償還這筆歷史欠帳，國家需要籌集新的資金，但在居民私人儲蓄在國民總儲蓄中占據主要地位的情況下，國家必須面對上面所述的預算約束。在財政和金融部門所承擔的風險已經接近其可承受的程度，而社會保障體系由于資金短缺不能有效運轉，社會穩定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國家不得不考慮動用其在企業中的國有股權來解決社會保障體系資金不足的問題。這樣，預算約束的硬化也了促成了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從近年來的情況看，金融財政體系的風險和社會穩定的壓力正在成為推動企業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兩個主要的動力源。

三、市場發育和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市場與企業之間發生關系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如我們前面已經強調過的，企業首先是市場交易的產物。從一定意義上說，公司治理的問題實質上就是這種市場交易中的公平競爭問題。具體而言，公司治理涉及如下四類市場交易。其一，企業的所有者或股東與管理人員之間的交易；其二，企業的控制性股東與其他股東之間的交易；其三，企業的債權人與企業的交易；其四，包括職工、社會在內的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的交易。

公司治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之所以十分重要，是由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決定著企業的私人所有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像傳統理論預言的那樣帶來經濟效率。在現代公司制度下，所有權與控制的分離使公司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導致公司的運行偏離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公司為眾多股東共同擁有而其中一部分股東可以控制公司經營，使得部分股東有可能通過損害公司利益來牟取私利；有限責任制度的存在使得這種制度有可能被債務人濫用，變成侵害債權人利益的手段。這些問題在古典的資本主義企業中都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私人所有的公司不能有效防止這些問題的發生，私人所有權便不可能像傳統理論預言的那樣帶來經濟效率。如果說國民儲蓄結構的變化已經使中國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成為不可避免，那么所有制結構調整之后，中國企業面對的主要挑戰就將是公司治理。

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交易實質上是金融資本和一種特定的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易。金融資本的所有者（例如養老基金及其所有人）需要管理人員的人力資本，以便使其金融資本實現增值；管理人員作為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則需要金融資本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項交易之所以成為公司治理的焦點問題之一，是因為在所有權與管理分離的條件下，信息的不對稱導致股東和管理層之間存在問題，使股東成為交易中易受損害的一方。在信息上占有優勢的管理層有可能借此優勢損害股東的利益。在信息經濟學的意義上，這種交易中發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問題在其他市場交易中同樣存在。如同一個消費者聘用一個木匠裝修住宅、聘用一個律師打官司是購買的他們的服務一樣，股東實際上也是在購買管理層的服務。股東選擇、監督管理層的問題和這個消費者選擇、監督木匠、律師的問題具有同樣的性質。保護股東利益不受管理層的侵犯，實質上是保障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公平交易。

控制性股東的存在可以認為是解決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問題的一種方法。當股權極其分散時，對管理層的監督會成為一種公共物品，每一個股東都希望別人花費時間和資源去監督管理層，自己坐享其成。但股權集中到一定程度后，持有控制性股份的大股東就會有足夠的動因和能力去行使股東的監督職能，甚至親自參加對企業的管理，從而在一定程度消除所有權與控制的分離。一些經濟學家最近的經驗研究證明（laportaetal，1998），無論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公司股權的分散程度都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高，家族控制仍然是公司控制權分配的主導形式。若以持有20%（10%）的股份作為控制一個公司的標志，在27個國家和地區1995年底按市值排列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中，沒有控制性股東的公司只占36.4%（24.1%），而家族控制的公司占30%（34.8%）。在這27個國家和地區市值最小的10家上市公司中（市值小于5億美元的除外），若以持股20%（10%）作為控制性股東的標志，沒有控制性股東的公司占23.7%（10.7%），家族控制的公司占45.2%（52.5%）。在家族控制的公司中，家族成員參與高級管理的至少占69%.同一項研究還發現，如果將各國對股東和債權人權利的保護程度以某種方式數量化，對投資者權利保護程度越低的國家，股權分散程度就越低。這也說明大股東控制可能是投資者權益保護的一種替代性機制。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如果儲蓄結構的改變已經使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成為必然，那么所有制結構改變后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公司控制權（corporatecontrol）的再分配，即誰來代替國家行使公司控制權。從目前的情況看，可能出現的公司控制權再分配格局有以下五種：（1）國家控制，即國家繼續掌握控股權，但通過增資擴股或出售部分現有股份吸收其他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2）內部人控制，即企業形成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主要股東處于被動地位，企業管理層掌握控制權；（3）家族控制，即國內市場上的個人投資者掌握控制權，其中包括私人企業；（4）外資控制，即一個或幾個海外投資者掌握控制權；（5）機構投資者控制，即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投資基金等金融中介或大學、基金會等公益性機構掌握控制權。

國家控制可能是國家從大型國有獨資企業退出時的一種必要的過渡形式，但顯然還不是真正的退出。如果國家進一步從控制權的意義上退出，就會出現公司控制權再分配的問題。在其他四種模式中，內部人控制的吸引力在于其可操作性。由于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和職工一般都沒有足夠的財力從國家手中購買大型企業的控制性股份，而另一方面在市場上又存在著大量個人中小投資者，因此，一種分散的股權結構既有利于加快國有股份變現和國家退出的步伐，也有利于獲得企業管理層和職工的支持。但內部人控制作為一種公司治理結構，其缺陷是眾所周知的。為了"控制內部人控制"，一種辦法就是強化對股東利益尤其是分散的、非控制性股東利益的保護，具體措施包括信息披露、股東大會制度、董事會職能、外部監督等等，購并機制也可以成為保護股東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到目前為止，在公司股權結構相對分散的情況下，比較有效地保護股東利益、控制內部人控制的例證似乎只有英美兩國。對轉軌經濟來說，為此所需要的市場發育程度，包括相關的機構和制度建設也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此情況下，唯一可替代的辦法就是引入有控制能力的股東。

如果說中國未來的公司控制權分配格局是，戰略性行業和企業以國家控制為主，其他行業和企業也像多數其他國家一樣以家族控制為主，那么下一步的挑戰之一就將是在那些國家控制和家族控制的公司中，如何有效保護非控制性股東的利益。另一個可能會出現的挑戰是，如何防止公司控制權過分集中于少數個人和家族。在這方面，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如果在5-10年之內有大批中小企業發展到足以在大企業中持有控制性股份的水平，控制性股東的供給就會比較充足，相互之間就會有比較激烈的競爭，公司控制權就比較難以集中于少數個人和家族。

四、競爭、效率和社會公正

如前所述，股東利益保護并不是公司治理問題的全部。企業是一組市場交易的產物，這一組市場交易涉及到一系列當事人的利益，因而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不僅涉及股東（stockholders），而且涉及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在產品市場上，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是消費者和供貨商。在要素市場上，除了股東，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提供資本的債權人，提供勞動的雇員，提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提供自然資源的資源所有者，承受環境成本的社會，等等。對易受損害的利益相關者的保護從企業的角度看是一個公司治理的問題，從市場的角度看則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問題。在這里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市場和企業之間的聯系。

市場競爭的公平程度或對易受損害的利益相關者的保護程度首先影響企業到面臨的預算約束的硬度及其收益和成本數據的質量。企業的收益和成本都是在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對各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保護得越充分，企業就越是難以通過損害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來提高收益或降低成本，因而其面臨的預算約束也就越硬，收益和成本數據也就越接近于企業產出的真實社會收益和投入的真實社會成本。例如，在產品市場上，消費者權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護，決定企業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過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不是提高效率來獲得利潤。在要素市場上，對債權人、雇員、土地所有者、自然資源所有者、環境成本承受者的利益的保護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如果債權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企業就有機會通過逃債、賴債來彌補自己的經營損失。如果雇員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企業的帳面勞動成本就會低于其所使用的勞動的真實社會成本，使一部分勞動事實上成為企業獲得的免費投入。如果企業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浪費自然資源、污染環境而得不到約束和懲罰，其生產成本也會低于真實社會成本。在所有這些場合，效率損失都無疑會發生，因為問題的實質都是預算約束軟化和外部負效應。

從一個更長期的角度看，如果一個經濟中的各種制度性基礎設施不能為各類易受損害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有效的保護，這些利益相關者就必然會采取自我保護措施，這些自我保護措施經常會導致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例如，如果向企業提供抵押貸款的銀行相信，當企業不能履行償債義務時，銀行要獲得抵押品并將之拍賣會面臨很大困難，它一開始就會要求企業提供價值比貸款額高得多、更容易變現的抵押品，企業獲得抵押貸款和銀行發放抵押貸款都會變得更困難，導致兩敗俱傷。

從資源配置的意義上看，對易受損害的利益相關者的保護程度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這主要是因為企業的收益和成本以及由此決定的利潤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重要依據。只有當企業的收益和成本在足夠程度上反映其生產的真實社會收益和真實社會成本，從而在足夠程度上消除了外部負效應時，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功能才能真正導致資源配置的優化。如果不同的企業享有不同的損害消費者利益、逃避償債責任、破壞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的自由，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忠實于消費者、嚴格履行償債責任、自覺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企業，或者根本就不會有真正的失敗和淘汰。這種由人為原因引起的市場競爭機制的失靈經常為政府繼續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提供很好的借口。

經濟效率在如此程度上依賴于對易受損害的利益相關者的保護，使我們不能不提出一個更為一般的問題，即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的關系問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之間似乎存在一種交替（tradeoff）關系：追求社會公正一定會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要追求經濟效率，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社會不公正。但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如果我們同意社會公正的含義至少包括一個社會對個人的財產權和其他權利的清晰界定和充分保護，那么追求社會公正不僅不會犧牲經濟效率，相反，社會公正還是經濟效率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因為社會公正意味著較硬的預算約束、較少的外部負效應、較高的透明度。在其他轉軌經濟中，犧牲社會公正（例如容忍貪污）來換取經濟效率已經被證明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由于種種原因，很多人經常不去區分"公正（justice）"和從西方經濟學文獻中翻譯過來的"公平（equity）"這兩個概念。因為公平是用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來衡量的，所以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替代是很自然的。但社會公正與此不同。例如，如果我們以某種方式強迫一個有超凡的企業家才能、在自由的市場競爭中其收入可以高于我們10倍的企業家為我們管理企業，只付給他和我們一樣的工資，我們促進了公平，因為我們縮小了他和我們的收入差距，但損害了公正，因為他作為一種稀缺資源的所有者應當享有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我們實際上強行低價收購了他的勞動。五、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

對社會公正和經濟效率的這種認識把我們引導到了企業改革的意識形態方面。中國國有部門的改革所遇到的最大障礙之一來自意識形態：不少人認為國有經濟比重的降低、國家從一些企業的退出會改變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因而是不能接受的。這實際上是在以一種新的形式提出一個老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雖然這樣的問題已經不完全屬于經濟學研究的范圍，但卻是任何面對現實的經濟學研究都無法回避的。

對大部分人來說，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我們的改革最終要到達一種什么樣的理想社會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早就對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任何對鄧小平的這個觀點提出挑戰的企圖都將是不明智的：如果一個社會連共同富裕都不愿意去追求，還能追求什么呢？共同貧窮？或者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即使按某種定義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又有什么意義呢？因此，有討論價值的認識分歧只可能發生在進一步的問題上：如何能實現共同富裕？

如何能實現"富裕"？當然需要經濟效率，而只有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帶來經濟效率，這已經是歷史證明的一個結論。如何才能"共同"富裕？當然需要社會公正，沒有社會公正，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就不可避免，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要從經濟的角度把"共同富裕"的概念具體化，那就只能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規定為社會公正加市場經濟。挑戰這樣的觀點也將是不明智的：如果我們不愿意追求一個有社會公正的市場經濟，我們還能追求什么呢？不公正的市場經濟？或者某種計劃經濟？所以，有討論價值的只能是進一步的問題：如何在一個市場經濟中實現社會公正？國有經濟的某一比例是不是在市場經濟中實現社會公正的必要條件？

本文的分析表明，如果我們從市場的角度看企業，把企業看成市場交易的產物或市場關系的總和，我們就會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國家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國家所有制首先是一種國家為其開辦的企業籌集資金的體制。這種體制的運行要求通過扭曲價格（產品和要素價格）體系來降低居民私人儲蓄，相應提高政府儲蓄。在市場價格機制引入之后，通過價格-收入-儲蓄的邏輯鏈條，私人儲蓄的持續高速增長已經使國有經濟處于融資的困境。由于不良貸款的累積和金融風險的增大，依賴銀行體系為國有企業融資的體制已經走到了極限。為了維持國有經濟的總盤子，只能大幅度增加財政體系的負擔，向國有企業輸血，但這最終也會遇到財政風險的約束。因此，國家最終只能通過多種途徑從一部分國有企業退出，其中包括：國有企業與非國有投資者合資，國有企業上市，國有股權直接出售，向非國有部門出售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權和債權，國有企業破產清算等等。

第二，國家所有制并不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必要條件。在私人儲蓄已經在國民總儲蓄中占主要地位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公正的關鍵是通過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明確界定并充分保護每一個個人作為資本所有者、勞動所有者、消費者的權益不受侵犯，保護社會共有的土地、自然資源和環境不受侵犯。只要能達到這一目標，即使國有經濟比重進一步大幅度降低，社會公正也同樣是可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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