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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紀初期人類學的功能學派與殖民地管理

早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就提出人類學是一門決策的科學。應用人類學的知識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為人類更好地生存創造條件。事實亦是如此，人類學學科體系從建立之始，就是為殖民地公共管理提供服務。早在1864年，荷蘭就利用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對殖民地公務官員進行培訓;1905年，南非聯邦要求殖民地官員接受人類學和民族學訓練課程;1908年，英屬埃及也實行了類似計劃。［2］(605)就連當時的南非總督史末資也是一位哲學人類學家，當然，他所創立的學說是徹頭徹尾為英帝國服務的。［3］(123)而在1899－1902年南非戰爭結束后，英國皇家人類學學院寫信給政府，建議把南非各部落的法律和習慣記載下來，以便為制定開明的管理政策打下基礎。應時代背景而生的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更加體現了人類學對公共管理的指導意義。該學派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與英國政府的殖民擴張緊密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主義體系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西方各帝國需要尋求新方法加強殖民統治，因此要求人類學家幫助弄清殖民地居民的社會文化狀況。在英國，政府給人類學界提出任務，希望他們幫助政府和殖民當局弄清當地土著居民的社會文化結構與生活習俗，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統治管理方法，當然，英國政府為此也撥出可觀的研究經費予以資助。［4］(118)在此情形下，人類學功能學派倡導人類學的應用性研究，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布羅尼斯勞•馬凌諾斯基。兩位功能主義大師，都強調文化的功能性。恰恰是對文化功能的強調使得關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社會系統中所發揮不同的作用成為可能。也就是說，當殖民者進行殖民管理時，必須先知曉殖民地的文化模式，如果想以自己先入為主的知識體系進行管理，那他們就錯了。因為，他們面對的并不是無生命的“物體”，而是具有異文化的他者，這些異文化在支持一個社會的運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殖民管理中尤其不可忽視他者的文化。正如馬凌諾斯基曾力求說服殖民地行政官員停止對土著居民的生活進行粗暴干涉。［3］(143)在此，還有一個小插曲不能不提，那就是馬凌諾斯基創立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參與觀察法。他提出“鉆到當地人心中，抓住當地人的觀點以及他同生活的關系，以認清他對所處世界的看法”［5］(254)。后來，這一研究方法被廣泛地應用到人文學科中，并被美國人類學家沃納在身體力行地宣傳功能主義的同時，將其用于企業的管理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對工業企業的研究。人類學在公共管理領域的應用，屬于應用人類學范疇。其目的就是利用人類學家對人性與本土文化的專業知識，以人本為出發點，發揮人的主動性，提出公共管理要“目中有人”［6］(14)。人類學家把他們對人、文化、社會的知識和理論應用于改善和改進公共管理中不盡人意的方面，促進公共管理向人性化、科學化方向發展。

二、美國人類學在公共管理中的實踐

人類學的傳統興趣是將一切社會現象看作是具有密切關系的有機整體，而公共管理是整體社會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的管理，亦是對人的管理，這正是人類學者進行研究的最好領域。文化人類學家幾乎對人類的全部事業充滿了眷戀之情。在美國，人類學在公共事務或管理中的服務性功能莫過于“二戰”期間大批的人類學家服務于美國的情報部門，以解決軍事問題。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寫就的。當時，困惑不解的美國當局想要理解為什么日本人不像一般正常人那樣行事，戰場上日本俘虜總是企圖自殺，而投降后的日本軍人不但不自殺，有的還為美國軍隊提供軍事情報。因此，了解日本對美國來說已變得非常重要?！?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來說明日本人是怎樣一個民族”［7］(3)。在這種情況下，本尼迪克特臨危受命，在無法親臨日本本土的情況下，以人類學家的敏感，通過對日本的電影和旅居美國的日本人的觀察與研究來探討日本的國民性。這項研究成果最初為軍事報告，后來作者在原報告的基礎上加寫了前后兩章，并公開出版，書名為《菊花與刀》，它直接影響了美國對日本的作戰策略以及接管后的管理方法。［7］除了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許多文化人類學家被征于政府的某些機構中服務:如米德在美國戰爭情報局中從事教學，其丈夫貝特森參加了美國戰略情報局，G．果勒、C．克拉克洪等都在戰爭情報局工作。［4］(179)據不完全統計，“二戰”期間美國303名人類學家中，約有295名為贏得戰爭勝利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戰后，美國為了加強對托管地的管理研究，就在多個托管地派駐了人類學家從事行政管理工作。［2］(609)在美國，除了忙于軍事、政府機構研究的人類學家外，還有一位著名人類學家威廉•勞埃德•沃納不可不提，他不僅是英國結構功能主義在美國的宣傳者，更是將該理論應用到現代社區、企業的研究中，進而影響了企業管理理論，開創了文化人類學探討現代工業文化的先例。他主持了著名的“揚基城”系列研究，該研究受到哈佛大學商學院工業經濟系贊助，是人類學與工商管理專業的首次合作研究。從“揚基城”的系列研究成果(如《現代社區中的社會生活》、《現代社區中的地位體系》、《美國種族群體的社會制度》、《現代企業的社會制度》、《生與死》等)可以看出，沃納的指導思想就是采用文化人類學的結構功能方法，在社會文化生活的全景下研究現代美國居民。［4］(153)1927年，沃納應邀參加了哈佛大學管理學院E•梅歐主持的霍桑試驗(美國西部電力公司霍桑工廠的試驗)。兩人共同制定試驗方案，對集聚著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大規模生產工業中存在的合作問題進行研究。在這種大規模生產王國里，廠內技術日新月異，廠外的社會生活卻充滿著不確定和混亂，在此情形下，這個由管理專家和人類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憑借他們的專業訓練，力求在勞資關系緊張、社會生活分化嚴重的困難局面下，尋求一條實用的理論，提出搞好“人的關系”就是要“階級合作”、“勞資合伙”、“社會協調”。［8］(2)可見人類學的知識不僅用于殖民統治和軍事管理，它還能處理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等復雜的社會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巴萊特在普萊特納編著的《經濟人類學》教科書中，編寫了題為《工業化的農業》一章，其中闡述了美國、加拿大等地農場的管理方式、農場工人的福利、工作條件以及公司農場的運行管理。巴萊特富有前瞻性地思考了工業化農業的未來發展問題———這種農業是不是一種可持續性的?他認為“工業化農業作為人類生存體系的最新方式，在過去的100年間發生了快速變化，目前仍處于快速變化之中”［9］(171)。發達國家的經濟管理及市場中人的行為、社會分配及公共資源管理等很多領域都有人類學家的貢獻。同時從就業去向看，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有2/3的人類學博士畢業后受雇于政府、公司、基金會、旅游機構等。就如在1993年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討論的論題中，很多都是應用人類學的，如全球變遷與和平展望;食物、貧困和后發展問題;發展規劃與人群的空間等等。［2］(610－611)尤其是近年來管理人類學的興起與發展更加顯示出人類學在管理領域的地位與作用。

三、人類學家在南美洲國家公共管理領域的實踐

“莊園”是西班牙殖民中南美洲時實行的農奴制土地政策，并且延續到近現代。莊園擁有者不僅擁有土地，同時還擁有對農奴的人身權力，也包括他們的后代。農奴們被迫依附于莊園，并整日勞役在莊園主的土地上從事商品化種植業，以租佃一塊貧瘠的土地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人類學家出于對人類社會改良的使命感，對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社會制度進行改革，力圖應用人類學的組織管理優勢促使社會變遷。雖然有些計劃在當時曾遭到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批評，但促使人類文化進步的共同夙愿總是激勵著有識之士進行不斷探索，并且有很多比較經典的實施案例。維柯斯計劃也稱康乃爾秘魯計劃。秘魯維柯斯莊園為秘魯公共福利部所有，用莊園交納的稅款作為公共救濟使用。該莊園采用拍賣形式尋求承租人，對整個莊園(包括380戶克丘亞印地安佃農在內)實施經營和管理，承租期一般為5－10年，公共福利部收取承包費。1952年，當時承租維柯斯莊園的公司倒閉，還剩余5年的租期。正在維柯斯河谷進行田野調查的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家阿倫•霍姆伯格等建議康乃爾大學把維柯斯莊園轉租過來，用以進行一項大規模的社會管理改革變遷計劃。該計劃得到了美國政府和秘魯政府的協助。人類學家在承租期內對莊園社會結構進行了大膽改革，取消無償勞動，由佃農自己通過選舉產生管理委員會對莊園內外進行公共管理。莊園生產所得用于改善社區生活條件，引進生產新技術，發展社區公共教育事業。5年租期結束后，佃農們自己向公共福利部買下莊園，這個計劃最終以贖買的手段獲得成功。［10］(360)維柯斯計劃是人類學家進行組織管理社會變遷、人員培訓等試驗的經典案例，它證明人類學可以成功地引導一個大型社區進行有效的組織管理，并且可以朝著預定的方向發展。同樣的還有在秘魯的另一個公共事務管理、發展和變遷的人類學實施計劃———庫尤•奇科計劃。該計劃于1973年由秘魯本土人類學家主持，主要在秘魯庫尤•奇科地區進行組織社區自行管理和社區發展，并得到秘魯政府的資助。該計劃大致遵循的是“維柯斯”計劃模式，旨在促成該社區中印地安人自己管理社區，使其擺脫奴役地位。庫尤•奇科計劃最終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由本國的人類學家實施的，同時也證明人類學大規模的公共整體社區管理培訓計劃能夠使傳統落后地區朝有利的方向變遷。人類學在訓練、培養管理人才的另一個有影響的計劃是圭米人計劃。該計劃于1978年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巴拿馬教育部合作資助、人類學家菲利蒲•楊格主持領導。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居住在巴拿馬奇里基、博卡斯德爾托羅等地的圭米人在重返農村社區后，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者，能夠與政府管理代表主動建立聯系，并希望4．5萬圭米人在社會發展、變遷時能夠成為積極分子。該計劃在人類學家楊格的統一指導下，從圭米人社區里挑選年輕人進行培訓，重點學習主流社會知識，提高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能力，從而能培養出一批新生代土生土長的社區管理人才，為圭米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做好準備。人類學在管理領域提出自己獨到見解并得到有效應用的例子多不甚數，大到公共政策，小到惠民政策都有涉足，在此不一一列舉。人類學家通過自己的實踐知識告誡政策制定者或管理者，要想改變人們的習慣，甚至比做外科手術還要精細才行。當一個外科醫生拿起手術刀時，他只是對一個人的生命負責。而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以及執行這些管理計劃時，他要為一大群人負責，其責任更大，每當他要試圖改變社會的生產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時候，就不僅僅只涉及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安寧與幸福問題。［11］(13)

四、中國人類學家涉及公共管理實踐的貢獻

我國著名教育家、行政管理家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在德國接受民族學人類學系統訓練的學者。那一時期接受民族學人類學系統教育后回國參與民族教育、管理工作的精英人物還有吳文藻、潘光旦、楊成志、費孝通、林耀華、李安宅等一大批杰出人士。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策劃滿蒙獨立，中國出現邊疆危機，人類學家紛紛投入到邊政研究領域，為當時政府的邊疆管理提供參考依據。日本投降后，吳文藻先生曾擔任民國政府駐日本代表團公使，兼政治外交組組長。1950年，人類學家李安宅、任乃強、林耀華、宋蜀華、王曉義等人隨軍進藏參與西藏事務的管理工作，受到元帥高度評價。我國早期的人類學先輩們更多地是把學科看成一種服務社會的實用工具，而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領域。正如吳文藻所說:“西洋人類學之應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國應在邊政、邊教、邊民福利事業、邊疆文化變遷之研究。”［12］(263－281)新中國成立后人類學在國內的發展經歷了曲折道路。當時國內一切領域都向前蘇聯學習，而前蘇聯人類學專指體質人類學，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的稱為民族學，即文化人類學。曾大力支持民族學的發展，他在1958年的一次談話中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也是發展的，我覺得這門學科很重要，我們要大批的人從事這項工作?！保?3］(1－9)當時由于意識形態原因，對民族學屬于什么學科沒有明確的界定，很大一部分同志認為民族學就是通過實地調查提供資料供黨政部門參考的。［3］(426)這里還需說明的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黨和政府迫切需要弄清楚國內民族情況，以便于制定相關政策，當時的人類學家，如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楊成志、潘光旦、吳澤霖等都投身于國家的民族識別工作，調查研究的結果直接提供給中央政府作為決策的依據。這使他們體驗到自己所從事的學科是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問題服務的，是有價值的。［3］(427)新時期我國的人類學學科發展的根本途徑就是緊密地聯系中國社會，［14］(35)用人類學知識正確地解釋中國改革中的實際問題。費孝通等老一輩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就為我國的農村政策及小城鎮建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做出了特殊貢獻。而作為后輩的人類學家并沒有忘記人類學的使命，如2000－2002年，由楊圣敏教授參與主持的《中國22個人口較少民族社會經濟發展問題調查與研究》項目，國務院為此專門發出2002年第44號文件，給予22個人口較少民族以數十億元資金的社會發展支持;1996－2001年間由楊圣敏教授主持的“大城市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以北京新疆村為典型案例”調研項目，為政府解決民族矛盾，制定適合城市少數民族發展的政策提供了決策參考;2004年2月，楊圣敏教授撰寫的兩份內部研究報告由國家民委主要領導親自附函報送中央，獲中央政治局兩位領導(含一位常委)的批示和肯定，為政府決策起到了參考作用。［15］(40)除此之外，在莊孔韶、張慶寧的《人類學災難研究的面向與本土實踐思考》中，回顧了人類學災難研究的理論，結合5•12汶川大地震中對某市的田野觀察，就組織應對、社會互動、宗教儀式、生死哲學與文化適應等方面加以探討，總結了中國人類學災難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以期對未來應對災難做好理論準備與行動選擇。［16］

五、我國現行公共管理領域引入人類學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從人類學的歷史傳統來看，人類學一向以實際應用為主導思想，為國家、政府和企業等各層面提供管理依據。但是，在我國現代公共管理人才的培養中，卻嚴重缺失人類學相關知識的傳授與積累，更是缺少人類學家參與各基層組織的管理。在我國，現代公共管理學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同時我國又處于一個向現代化工業強國飛速發展的階段，一方面，我們迫切需要引進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現代公共管理理論，但是卻使我們成為西方理論的消費大國，出現了“拿來即用”居多、理論思考不足［17］的局面;另一方面，任何理論的產生都是具體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如果一味地緊跟西方學術主流話語體系，不考慮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往往會犯缺乏歷史觀和文化觀的錯誤。致使從西方搬來的理論更多地成為空架子而難以融入我國實際管理中。那么如何應對缺失的歷史觀和現實文化觀?這就需要人類學家進行大量的研究與參與，這樣才能讓學科理論為現實的中國服務，使其在中國生根，就是實現中國化。［18］(65)而人類學在中國的情形是:解放后，人類學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學科而被取消，在這一階段，新興的人類學研究中心是中央民族學院(即現在的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部，這個機構的名稱、性質似乎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日后中國人類學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無名有實”地寄居在“民族研究”的領域中。［19］(120)改革開放之后，人類學通過與外界學術的廣泛交流以及本土學者大量的國內實地研究而得以發展。但目前為止，人類學的學科定位仍處于尷尬境地。這種因歷史原因而遺留下的現實狀況使人類學只在中國有限的幾所大學中艱難地發展著，致使不僅社會的普通民眾，既便大學的師生，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何為人類學，學科內容是什么，它在社會中有何應用。所以，國內公共管理領域對人類學知之甚少，也不了解人類學與公共管理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從學科來講，如果我們對當下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所缺乏的本土知識感到力不從心的話，那么重新找回人類學知識在公共管理領域的歷史性作用就迫在眉睫。這一作用來自于人類學所堅持的對于本土知識、對人性的知識，對普通人們的情感、文化、傳統、習俗的知識，對個體行動與更大規模的組織間互動關系的知識的探求，這種探求規定于“本土人性”的框架中，并在“目中有人”的視域內進行。所謂“公共”是有關“人”的公共性，“管理”也是基于人的“有序”化過程，在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研究中重新找回缺位的人類學知識是十分必要的，人類學的這種把中國人的行為納入廣泛組織互動這一平行分析框架的獨特研究視角，將有助于我國的公共管理科學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并為國際公共管理提供本土化的理論模式做出貢獻。從現實來看，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公共管理的對象則是一個融合了多民族的公共事業，如果我國的公共管理人員缺失對56個民族最基本知識(如風俗習慣、生活禁忌、宗教信仰等)的了解和掌握，那他們在公共管理中所考慮事務的面向就會變得狹窄。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中央民族學院設立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中國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以及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培養高級和中級干部。［19］(120)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很多少數民族已走進城市，融入到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各行各業中去，他們不再像計劃經濟體制時那樣少有流動地生活在祖輩們世代生活的村莊，現在各民族間的互動是深入而全面的。面對著這種現狀，對于公共管理這一日益涉及公共利益的學科來說，在我國人才的培養體系中，缺失人類學或民族學知識的培養將很難滿足我國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進程，更難達到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和諧之道。因此，在公共管理的人才培養中引入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知識體系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