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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前集合理財產品，無論在貨幣市場還是在資本市場上，都存在法律性質定性模糊的弊端，潛藏較多金融風險。本文對集合理財產品的法律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為應當統一規范為信托關系，滿足投資安全和投資效率的需要，以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防范金融風險。

關鍵詞：集合理財產品信托金融

當前，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都在積極推出各類集合理財產品。2004年，我國商業銀行加快推出人民幣理財計劃；2005年，券商集合資產管理計劃面世；2006年，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和券商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進入快車道，集合理財競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目前，金融市場上交易的金融產品或者金融工具都是體現一定權利義務和責任關系的合約，明確金融產品的法律關系是金融活動有序展開的基礎。對同一類產品應該統一立法，為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風險進行明確劃分和適當分配，目的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防范風險。把當前眾多金融機構開展集合理財產品統一到信托軌道上來，可以滿足投資安全和投資效率的雙重需要，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秩序。

信托的擴展運用

上世紀初，我國模仿英美法系國家導入信托業，信托投資公司即脫胎于銀行業，其功能定位的爭論從未停息。改革開放以來，信托業繼續被引入金融投資領域，之后信托投資公司雖然歷經五次整頓，甚至《信托法》頒布實施多年，我國信托業的定位問題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理論兼實踐問題。

事實上，信托與公司、委托-等一樣，屬于一種制度性“公共物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理財市場的競爭加劇，出現了對信托制度進行拓展運用的客觀要求和趨勢，從而信托制度的內在價值和功能在世界范圍內開始有所張揚。在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制度的確立是信托制度拓展運用的典型。此后，企業年金等引進信托制度，社保基金、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產業投資基金、房地產信托基金以及資產證券化產品等都有運用信托制度的要求。銀行集合委托貸款以及券商集合理財計劃限于委托制度框架內，不過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管制結果。

信托制度拓展運用可以看作金融混業的一種因素或征兆。同時，表明信托業已經朝著打破“制度壟斷”和“行業壟斷”的方向邁進，信托公司面臨的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不同機構之間、不同金融行業的競爭，還面臨如何運用信托制度的競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中國證監會于2004年10月21日《關于證券公司開展集合資產管理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在《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行辦法》原則規定的基礎上，對證券公司設立集合資產管理計劃、開展集合資產管理業務的具體操作及監管事宜進行了詳細規定。2005年3月，經證監會批準的光大證券“光大陽光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和廣發證券“廣發理財2號集合理財計劃”相繼成立。

《通知》內容在多方面出現了與信托公司的資金信托管理辦法內容相似，甚至接近的地方，為防范道德風險和變相融資，設置了明確而詳盡的規則。該產品實際上是基金產品與信托產品的共生物，形式上偏重于基金，實質上則是信托關系，而名義上卻是委托關系。從設立專門的資金賬戶和證券賬戶來看，集合資產管理業務具有信托特征。資金賬戶和證券賬戶，不管是以證券公司的名義設立，還是以集合資產管理組合的名義設立，標的所有權都發生了轉移，從而超越民法對于委托理財的規定，符合信托法的規定。因此，如果對集合資產管理業務按信托法的要求進行規范，更有利于發展。

從監管層面來看，如果將信托定位于信托投資公司從事的信托業務，而否認社會上已經存在的以委托面目出現的信托樣態，容易人為制造制度性風險。在我國當前金融經營分業管理的模式下，不能以主體身份判定營業特征，其他金融機構從事的信托業務也應該劃定為信托范疇，防止剝奪他們存在的合法基礎，尤其是信托機制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脫法功效，管制之間的空白和沖突反而為其所用，這就可能釀造普遍的脫法行為，令大量交易行為處于非法與合法之間的灰色地帶。應當允許信托的多元化，否則這種“地下”信托容易引發新的交易安全問題。

立足信托關系的集合理財產品

我國金融機構選擇信托模式競爭理財市場的最重要也是最簡單的原因，即信托模式本身就是“好用”的金融工具。“好用”主要是說信托產品具有靈活性和規避管制的“自由基”，具有高度彈性空間，在打通不同金融市場以及金融與實業領域的間隙方面具有特別深刻的穿透力，同時又具有良好的集資效應，可以迅速覆蓋社會的機構投資者和自然人投資者。金融機構的金字招牌，吸引眾多停留在存款認知水準的百姓大眾的注意力。

在各類金融產品推出之際，監管機構應預先以法規形式明確禁止不當行為，防止和最大限度地減少逆向選擇的可能性。例如，防止假債券回購、假委托存款委托貸款、假信托業務等。否則，一旦問題暴露了時尋求解決辦法，往往代價沉重。尤其是利用信托機制集合投資或集合理財類的產品，因其規模大且善于規避管制，如果不強制安排交易結構和規范標準的法律結構，否認其信托性質和潛在的巨大風險，等待證券業、銀行業的將是信托投資公司已經走過的重重困難。

作為表外業務的理財產品本來應當由投資者承擔投資風險，但前提是金融機構作為受托人已盡法定和約定的善良管理和誠信義務。如果金融機構未盡義務，則應承擔信托責任或者最低也是違約責任、過錯賠償責任，由表外強制轉化為表內。金融企業的表外業務并不一定是無風險的業務，事實證明，大量的表外業務可能是風險過大或者在一定觸發因素、誘導因素出現時容易轉化為現實風險。我國普通投資者對投資風險意識比較淡薄，同時，他們并不能有效區分表外和表內金融產品的風險度，在選擇金融產品時往往是依據金融從業人員的解釋和廣告，甚至僅僅憑借金融機構的看板和條幅來購買。而事實上，很多銀行集合理財產品從一開始就已經走樣，例如規定收益率；券商的集合理財產品亦未脫此窠臼，例如在文件中規定“客戶在封閉期內可優先獲得3%的凈值增長率，低于部分管理人用投入資金補足”，在措辭上使用“優先獲得”，也就是對投資者在封閉期內的收益作出保證，實為隱性保底條款。

信任制度下的集合理財產品滿足投資安全和投資效率的需要

集合理財產品按照信托法所規定和塑造的信托關系進行規范，不僅僅是因為我國已經頒布了《信托法》，引入了信托制度，而是因為信托制度所固有和特有的功能以及制度張力可以滿足集合投資所必需的投資安全和效率的要求。相反，基于委托關系的制度，則不如信托制度提供的安排更加具有安全性和效率性。

信托制度對投資安全性的保障

信托財產獨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最重要法律原理。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原理，使得信托財產與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的信托財產之間的風險隔離開來，大大減少了信托財產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是一種有效的破產隔離財產保護方式。

在信托制度確立的權利架構中，受托人雖然是以自己的名義對信托財產進行投資運作，但是受托人所擁有的權限并不是無限度的。委托人可以在信托合同中明確規定受托人管理、運用、處分信托財產的方法，或者對受托人運用信托財產提出明確的風險保障標準，對受托人的管理權限作出明確規定和限制。委托人對信托財產運用標準的限制，可以大大提高投資的安全性。

在信托制度確立的義務架構中，信托關系中的受托人法定義務比委托關系中的受托人法定義務嚴厲，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必須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將其個人財產與信托財產分離，使信托財產形成一個獨立的財產實體，免受當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債權人追索，保持其相應的獨立性和穩定性，這是委托制度所不能具備的。

信托制度對投資效率的保障

信托法規范為信托當事人進行交易提供了訂立信托契約的標準，并為建立信托關系提供了“一套強制性的標準化約款，可以大大降低締約的交易成本。”通過提供受托人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和善良管理義務等信托法的默示規則，為交易主體提供了效率。信托法中，許多任意性條款為當事人確定權利義務提供了極大便利。而投基資金領域信托契約的標準合同形式，大大減少了基金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成本。

信托法以信托財產的獨立性為核心，整體安排與信托財產有關的諸多法律關系，以便實現設立信托的目的。信托法不但使信托當事人通過信托合同的方式，建立信托結構妥善處理，相互間權利義務變得相當方便，并且對當事人與信托財產、各當事人自己的債權人與信托財產，及信托財產與交易第三人之間復雜的責任體系作出了整體妥當安排。尤其是信托通過受益權的分割、分層等與證券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在資產證券化領域巧妙運用，促進了金融資產的交易效率。

委托關系中的委托人并不是以所有權人身份運用的信托財產，因而在交易時往往需要提交授權文件等，并履行必要的確認手續，這樣做往往持續時間較短，往往是一事一委托，受托人的自主權在委托法律關系中十分脆弱，受托人常常缺乏對受托財產中長期投資盈利的戰略考慮，因而交易效率不高。在信托制度中，受托人運用信托財產時，是以所有權人名義進行交易，而且受托人往往是基于受托財產的中長期戰略目標進行管理、運用、處分，故交易效率顯然高于制度。

受托人的管理運用權和財產托管權能分化，產生了投資基金的法律架構。此外，賬戶管理的職能也可以由專門銀行負責，出現了年金分權制衡模式。這種法定化和定型化結構是市場長期選擇的結果，也是法律強制擬制的產物。將金融市場上出現的集合投資或理財計劃規范為信托，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信托法原理調整和規范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保護當事人權益，并促使監管部門統一監管信托業務。

隨著我國普通民眾財富的累積，人們日益要求金融機構豐富和發揮代客理財的金融功能。信托與證券、公司、等最普遍的交易手段日益結合，融入現代金融市場，成為規范和引領投資、融資和理財行為的基礎性制度單元。因此，運用信托完善我國集合投資制度是一種優質的選擇。目前，券商理財、銀行人民幣理財尚游離在信托之外，反映了在分業經營格局下不同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關系協調性尚嫌不足，各監管部門應摒棄過去作為行業代言人的角色，將監管目標始終定位于保護投資人利益之上，從界定集合理財的信托關系入手，拋棄分業監管門戶之見和利益之爭，統一對集合投資行為定章立制，防范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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