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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與變革的先導

從蘇聯與蘇共發展的歷史來看，之所以到了90年代初發生劇變，其根本原因、主導性因素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已失去了動力機制，存在著種種嚴重的弊端。這種模式的嚴重弊端為什么未能通過幾十年的改革加以消除，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蘇聯長期缺乏理論創新。在僵化的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和個人崇拜盛行的條件下，作為執政黨的蘇共甚至最后發展到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壟斷理論，還壟斷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的解釋權。從而，窒息了黨內和學術界的創新精神。

從經濟建設來講，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市場經濟等同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進，工業化道路、農業全盤集體化，對外貿易國家壟斷等，都寫進了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親自審定的《政治經濟教科書》中。這些集中體現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體制模式的內容。后來，成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從事經濟建設必須遵守的體制模式，如果偏離這個模式，那就是社會主義異已，是修正主義。1948年斯大林批判南斯拉夫鐵托就是一例。斯大林致南共和鐵托的信中說：“在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有關的問題上，低估蘇聯的經驗，在政治上是極其危險的，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是不容許的”。①到了50年代中期，東歐一些國家發現搬用斯大林體制模式出現種種問題后，準備進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圖擺脫斯大林模式來振興社會主義，遭到了蘇聯的鎮壓，造成了匈牙利悲劇，扼殺了改革和各種變革。后來到60年代又進行悄悄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當時的傳統理論、蘇聯確定的“共同規律”控制條件下，要進行整體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亦是力圖擺脫斯大林體制模式，又遭到了蘇聯的鎮壓。

斯大林把蘇聯短短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以及把這個過程中形成的蘇聯社會主義體制模式，看成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模式，并上升為“共同規律”，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并讓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奉為必須遵守的圣典?，F在看來是多么可笑。

蘇聯模式的僵化，首先是理論僵化的結果。縱觀蘇聯經濟體制形成、發展和改革的歷史，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產品經濟觀一直占主導地位，批判市場社會主義一直沒有停止過，一直批到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特別要指出的是，批“市場社會主義”最起勁的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批判的主要特點是，常常揮舞政治大捧，與反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當時在報刊發表的文章說：“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邪說”，它是“右傾修正主義”作為計劃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義”作斗爭的借口，實際上會使經濟離開黨和國家的政策。還說：“市場社會主義”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企圖用來“沖跨”和破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②對主張更多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學者如阿甘別基揚和扎斯拉夫斯卡婭院士等，成為圍攻的對象，并迫使他們遠離莫斯科去新西伯利亞。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把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內容納入政治經濟學教科書。③可以說，在經濟科學方面，勃列日涅夫實際上在走回頭路，集中精力在研究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不切實際地去撥弄從馬列主義奠基人著作中摘出來的一連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們最粗俗的、純粹斯大林式的詮釋來研究。④這種斯大林式的詮釋，早已成為被推銷得貶了值的理論，還在強迫人們接受。理論的停滯和倒退，帶來的嚴重后果是：一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是整個社會經濟的停滯時期，是蘇聯積聚危機因素、極大地消耗蘇聯各種潛力、蘇聯走近衰亡的關鍵時期；二是出現了重新斯大林化；三是出現了改革的嚴重倒退。1965年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時經常使用“改革”一詞，但在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后，就不準用了，而改用“完善”一詞。改革的停滯，使蘇聯傳統的政治經濟體制僵化和“成熟化”。從而使今后的改革更加困難。

蘇聯只是到了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最后一年，經過激烈爭論，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才從“計劃——市場經濟”到“可調節的市場經濟”，最后發展到“市場經濟”。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政府獨立執政，這時，盡管各政治派別與學術界在不少問題上有紛爭，但在經濟轉軌總方向問題上已達成共認，普遍認為：“人類還沒有創造出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的東西”，“市場經濟是人類在經濟運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應拒之門外”。結論是：“除了向市場經濟過渡，別無選擇”。

應該說，蘇共對待商品經濟、貨幣和市場問題上，最為典型與突出地表現為經濟理論不能與時俱進的落后狀態，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這嚴重阻礙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蘇聯從斯大林1953年去世一直到其解體，經過了38個年頭繼繼續續地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歷次改革都只是在以產品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傳統體制框架內進行，因此，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

二、改革失敗造成的嚴重經濟后果

（一）經濟體制理論不創新，導致體制停滯，使體制模式失去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最后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增長率的遞減。

由于長期以來蘇聯在發展經濟方面實行片面的追求高速度的趕超戰略，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是高的。戰后到50年代末，增長速度一般在10％左右，例如，1946—1950年，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4.2％，1951—1960年為10％。但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蘇聯模式，隨社會的發展，這種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增長率的遞減，即出現由高速、低速、停滯到危機，而并沒有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也沒有避免經濟危機的出現。從60年代起經濟增長速度遞減趨勢已十分明顯（詳見下表）：

蘇聯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蘇聯有關年份國民經濟統計資料編制。

這里要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礎上，靠一些臨時性的因素達到的，這指的是靠當時的國際市場上高價出售石油和大量生產與出售對人體健康有害的酒精飲料達到的，⑤如排除這些因素，差不多有4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的絕對額沒有增加。到了蘇聯解體的1991年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國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財政赤字占GDP的20％。

由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并出現危機，導致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差距出現了擴大的趨勢，據蘇聯官方公布的資料，如1980年蘇聯國民收入為美國的67％，到1988年下降為64％。據俄一些學者分析，按人均計算1989年蘇聯的GDP為美國的30％，工業產值為42％，農業產值為38％。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蘇聯的實際GDP為美國的39.67％，人均GDP為34.96％。

（二）由于經濟體制長期未能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從而使落后的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

蘇聯經濟難以保證持續增長，并最后出現經濟危機，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就是說，經濟的增長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達到的，是一種拚消耗、浪費型的經濟。蘇聯生產每單位產品的物資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產每單位國民收入用鋼量比美國多90％，耗電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資多50％。

70年代初，蘇聯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扭轉已開始出現的速度下降趨勢與提高經濟效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經濟發展由粗放轉向集約化。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經濟向集約化為主的發展道路過渡。由于整個70年代至80年代初，蘇聯在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未取得進展，80年代又重新強調經濟轉向集約化的方針，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又進一步確定“生產的全面集約化”、“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

蘇聯一直到1991年底解體，基本上仍是粗放經濟，經濟效益沒有提高，如基金產值率繼續下降，每盧布生產性固定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從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產的切屑機床的金屬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國同類新產品高1—1.5倍。蘇聯集約化方針之所以未能取提進展，雖然有多種原因，但說到底，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問題。因為一定的經濟運行機制決定著相應的經濟增長方式，而經濟運行機制基本上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從微觀經濟層面講，在蘇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集體企業，經營機制不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的，它對市場的敏感性與適應性很差，投入多產出少的情況比比皆是；從資源配置層面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計劃決定的，這必然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并且長期難以調整，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再從宏觀層面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間接的經濟方法。這樣也就排斥了市場的作用，使官僚主義的唯意志論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誤和經濟損失。

蘇聯經濟增長方式落后，決定了它的經濟素質低和缺乏競爭能力。這個在蘇聯劇變前，由它的對外經濟關系主要在經互會國家范圍內進行，暴露得不很明顯，但劇變后，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與原經互會國家經濟關系急劇萎縮，同時又快速實行對外開放與外貿自由化政策，這使俄經濟缺乏競爭能力的弱點一下子充分暴露出來，它的大多數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能力，輕工業、食品工業很快被西方國家沖垮，現在需要重建。

（三）在產品經濟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指令性計劃體制條件下，資源的配置主要依賴行政指令，長官意志，而市場在這里難以起作用，加上蘇聯長期推行經濟軍事化政策，這樣，使其經濟結構嚴重畸形，比例嚴重失調，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長期來，蘇聯推行的經濟趕超戰略，其核心是發展與增強軍事力量有關的重工業。這樣的結果是，甲、乙兩類工業的增長速度長期難以平衡，而是增長速度的差距不斷拉開，即由1966—1970年間的1.04∶1擴大至1971—1980年間的1.28∶1。在重工業內部，與軍事工業密切相關的部門發展更快，1971—1980年機器制造業產值增長速度要比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高1.7倍。蘇聯工業的80％與軍工有關。與此同時，蘇聯農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1913—1953年，農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其中谷物產量1953年低于1913年的水平。1979—1982年連續4年出現歉收。

這種不根據市場要求配置資源，一味追求擴張軍事實力，必然以犧牲人民消費品生產為代價。長期以來，蘇聯市場緊張，一直被稱為“短缺經濟”。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貨膨脹十分嚴重，以致人們尋找短缺商品的時間比工作時間還多。”⑥由于蘇聯軍備競賽對經濟的長期發展產生嚴重影響，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時期，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1990年，在1200多種基本消費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應經常短缺，在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能自由買賣。到蘇聯發生劇變的1991年市場上真是“空空如也?！蹦文然貞浧?991年隨葉利欽訪問德國的情況時說：“當時他們應邀參觀市場和路旁的店鋪，那里商品豐富，琳瑯滿目，使她想到了俄羅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況，羞愧得恨不得一頭鉆到地底下，心想，我們一輩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計劃，但是，為什么我們什么都沒有呢？”⑦

寫到這里，不禁想到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對兩個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所下的、幾十年來被人們奉為經典的定義。一個是基本經濟規律，教科書引用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論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訂的第三版的定義有所修改，定義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特點就是在先進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以便充分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經常增長的需要并使他們提到全面發展?！边@里把最大限度地滿足改為充分地滿足。事實證明，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更多的是為滿足實行擴張政策的擴軍備戰的需要，廣大人民的物質與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發展生產的首要目的上，既談不上最大限度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也談不上充分滿足。這種經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也就更談不上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梢院敛豢浯蟮卣f，70多年經濟發展實際情況表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卻是有計劃不按比例的發展。不論是農、輕、重的比例還是工業內部的比例，都是不協調不平衡的。這些決定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如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市場對經濟不能起調節作用，它是不可能健康發展的，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必然出現由停滯、全面停滯到衰退一直到危機。

在上述經濟條件下，導致廣大人民對由蘇共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任危機，人們自然會考慮這種社會主義還有沒有生命力，它的優越性在哪里？特別當廣大人民看到世界發展的現實情況，發現蘇聯大大落后的事實，除了產生嚴重的屈辱感外，人們要繼續前進，振興自己的國家，就會做出另一種選擇，只好拋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和不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的蘇共。

三、對中國今后推進理論創新的幾點思考

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們還沒有完全卸掉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留下的沉重包袱。為了按照“三個代表”思想來完善與構建新的社會主義模式，應該從蘇聯劇變中吸取教訓，認真思考中國今后的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如何創新理論，讓它真正起到改革的先導作用。

（一）下決心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化進程，活躍理論的探討，推動理論的創新。

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大規模進行之前，提出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接著又打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起著很大的作用。但后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明顯出現了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不適應”現象。這種情況至今沒有很大的改變。我認為，今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方向是加快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切實做到鄧小平提出的要“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經濟管理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⑧應該說，中國今后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是十分艱巨的，但必須堅持進行改革，因為，正如鄧小平講的：“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⑨十分明顯，如果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后，民主化進程緩慢，必將影響理論的創新所需要的政治環境。

（二）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對我國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意義。

蘇聯垮臺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要向前發展，就必須深化改革，而推進改革就必須有理論創新，而要做到這些，必須堅持反“左”與反教條主義。這是因為：第一，在我國僵化的教條主義仍有不小的市場；第二，隨著改革深化必然產生大量新問題，因此，在客觀必然要求在理論上有個大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條主義的干擾，必將對改革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困難；第三，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實際情況告訴人們，“左”的教條主義一直是主要錯誤傾向，一直存在著“左”比右好的錯誤認識。

反對“左”的教條主義，進行理論創新，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及時地總結我國改革的經驗教訓，及時發現問題，根據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以認真研究。研究問題、尋覓問題答案時，決不能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與結論；二是特別要重視當代科技的新發展，要充分估計到科技迅猛發展的年代，社會經濟的變化往往是超出人們的想像。在這種條件下，死抱住幾十年、上百年前的理論，就不可能準確認識當今社會，黨的理論也不可能革新，就必然失去其先進性。三是在結合本國國情推行改革和構建新的體制模式時，應該充分考慮與吸取原本就是全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權力制衡、公正、人權、自由等）。十六大報告中也談到，中國今后的政治制度改革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強調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蔽艺J為，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改革，如不充分利用全人類共同文明成果，這同樣會使黨的思想理論失去先進性。

（三）從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來看，更需要理論創新。

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有什么特點、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大問題，而它只能在實踐中逐步得到解決，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目前還不可能估計到的理論問題。如果不進行理論創新，只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找現成的答案，那么，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繼續前進。因為，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現成的答案；二是即使找到了一些理論根據，那也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理論工作者，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和政治勇氣進行理論創新，以便從理論上去回答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出現的、今后可能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