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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在中國存續了26年之久。排除感情色彩，將其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內，用冷靜、理性的目光對之加以重新審視，是有一定現實價值的。單一公有制的推行、集中動員體制的確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應該說是時期農村的主要社會運行機制。

關鍵詞：運行機制評析

農村是及中國政府，為解決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他們的一個重大問題——“三農”問題，而進行的一次不成功嘗試，直至21世紀的今天，這個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沒有農業的發展，就沒有社會的穩定；沒有農村的繁榮，就沒有國力的強大；沒有農民的富裕，就沒有全民的小康。值此“三農”問題遭遇困境之際，回顧興起及運行之原因，從中吸取些許經驗教訓，為解決現實問題尋找歷史的啟迪，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經濟運行方面：單一公有制的推行

農村這種體制，同及中共中央希圖通過改變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意圖有重大關系。認為：改變了生產關系，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決條件，生產力也就會迅速發展。如果在公社里不及時向全民所有制轉變，老是維持集體所有制的現狀，讓公社社員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較小范圍的集體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將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和人民覺悟的逐步提高，因此，必須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轉變。盡管在長期的戰爭中，為了調動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逐漸地肯定了農民的土地私有。然而，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僅僅是階段性目標，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種策略，并不是革命的全部目的和最終目標。通過各種形式引導農民從個體勞動者轉變為社會主義勞動者，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目標。制度于是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追求。《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指出：“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單位。”“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徑。”這個決議大大助長了急躁冒進和“窮過渡”情緒，“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思潮開始泛濫起來。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集體化、共產主義等價值取向有著美好的憧憬和廣泛的社會認同，以“一平二調三收款”為標志的共產風越刮越大。

后的中國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是非常渴望發展個體經濟的，而且中國經濟落后，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地區間生產發展又極不平衡，這種國情是中國政府必須予以考慮的。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同時，還應該發展多種所有制，允許個體經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和發展，以調動廣大民眾的積極性，來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中國政府卻對個體經濟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將農民單干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等同起來，對不斷興起的包產到戶反復打壓，農民所要求的家庭經營自主權，始終被摒除在的體制之外。盡管在“”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規定社員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后又允許給群眾一定數量的自留地，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試圖以此來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但由于消滅私有制是個大方向，消滅私有制和利用私有制是戰略和策略兩個層面的關系，所以，在整體上，黨和政府對私有經濟存在著限制有余i利用不足的問題。

由于國家壟斷了土地等稀缺性資源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農民在喪失這些權力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喪失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個人的生存發展空間非常狹小。其實，在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實行土地私有滿足了小農對生產資料占有的渴求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有了較大發展，中農人數也呈上升趨勢。據抽樣調查，后農村中農由原來20％上升到80％左右，富農由原來的3．6％下降N2．1％④。1957年，中央也指出，上中農“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人數在14L以上，這是一個大數目”。但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卻主要傾向于從遏制其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趨勢，認為“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2)。因此應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以消除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來促進共同富裕。這種態度從整體上看非常不利于各社會階層的健康成長和穩步發展及社會的良性運行。社會從一種經濟形態發展到另一種經濟形態，從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如果新的生產關系產生的物質基礎還未成熟，無論多么高明的政黨及政府都不可能催生出新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發展落后和不平衡特征的長期存在，決定了實現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制的漸進性和長期性，期間單一公有制結構遠遠超出現實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使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日益缺乏活力，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的農業經濟是一種資本和技術含量極低的半自然經濟，勞動者在其中起著主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高低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是無以替代的。時期忽視農民個體權益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造成了勞動貢獻與勞動價值的背離，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直接導致了農民在生產中出現“出工自由化、吃飯戰斗化、收工集體化”。在政社合一體制的嚴格管理之下，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低下造成投資邊際效率遞減，勞動生產率停滯甚至下降，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任何理性的單個行為主體在制度變遷中要求的目標皆是自身效用或財富的最大化，農民追求自身生活富足的行為被視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無情封殺，他們對自身效用或財富最大化的追求之路被堵塞的結果，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不能被充分調動起來，相反，卻只能消極冷漠機械地參與，甚至對生產進行破壞。統計資料顯示，1976年與1957年相比，中國農民人均口糧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減少了4斤。到1976年，·

全國農村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產隊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全國約有1．4億農民處于半饑餓狀態⑨。實行包產到戶后，農民生產積極性普遍被調動。包干到戶發源地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979年糧食總產66185公斤，相當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糧食總產，油料總產176o0公斤，超過過去20年的總產。

二、行政管理方面：集中動員體制的確立

在對社會稀缺資源完全占有的基礎上，中國構筑了嚴密而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隨著戰爭的勝利，大批軍政干部不斷充實到了新控制地區，他們將在軍隊中長期形成的工作作風、工作方式、行政理念等都帶入了新控制地區，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帶有較強依附色彩的較為穩定的新體制。通過這種新體制，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權威逐漸滲透到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中國共產黨通過運動，徹底推翻了鄉村的封建宗法統治，現代政治制度滲入農村，政府權威和組織能力直達農戶。正是憑借這種完全新型集中的農村權力結構，中國建立起了有史以來最為強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農村社會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緊密地連在一起，“增加了國家(和共產黨)的直接影響，掃除基于財產和地方積累起來的權力之上的權威，把對血統的忠誠轉向對新發展起來的法人團體即集體的忠誠。”⑤這就為政府實行這樣急劇的制度變革奠定了基礎。農村是政社合一的組織，又是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公社黨委會和它下面的總支部、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的基層組織，是農村工作的領導核心。中的黨組織，必須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加強對各級和各部門工作的領導。

但是，這種體制也有它強大的負面效用，在這個體制之中，下級在與上級博弈時的最佳選擇就是合作，為了迎合上級意圖而弄虛作假成為一種經常現象。中央領導人大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劉少奇曾尖銳批評說：“看領導卜的意圖講話，你要求什么，喜歡什么，他就把那方面的情況反映給你，這種情況恐怕相當普遍，在許多地方已經成為一種不良的風氣。”更是嚴厲批評道：“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卜面‘一吹二壓王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然而，體制的力量是巨大的，盡管中央領導人一再批評這種逢迎現象，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體制，集中動員體制的負面效用在期間始終頑同存在著。

非常注重群眾的力量，一直將依靠群眾作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成功之本。他從青年時代就堅信：“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畢其一生，他始終認為能夠通過精神激勵調動民眾參與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以發揮群眾積極主動性為主旨的政治運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的許多工作都是發動群眾運動來進行的，“曾幾何時，當革命遇到難以應付的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時，軍事和政治政策的中心環節便是放手發動群眾來贏得勝利。”“因此，在此后的歲月中，中國共產黨非常自然地把這段在野時期的斗爭生活理想化了”。群眾運動成為中國政府經常采用的手段。

工業化生產是個龐大復雜的結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社會分工非常細密，行政社會管理也日趨復雜，它不但要求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更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長期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憑借發達而嚴密的組織系統，通過不斷發動的政治運動有效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為了幫助農村開展建設，國家派遣大批工作人員到基層，還不斷地開展整風運動以純潔干部隊伍，要求農村基層干部和一切在農村工作的干部必須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發揚群眾路線和艱苦樸素的傳統，進一步密切干群關系、黨群關系。廣大基層干部在執行上級決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很少有機會學習專業化的公共事務管理知識，他們對經濟建設很不熟悉。

總的來看，當時干部隊伍文化素質普遍不高。資料顯示，重慶市沙坪壩區1958年干部文化結構狀況是：大學占12．7％，高中占31．4％，初中占41．6％，小學及以下占14_3％@。在中小城市，干部的文化素質更差，廣東省澄海縣1957年的干部文化結構狀況是：大學占0．5％，高中占6．3％，初中占28．2％，小學~i65％。基層干部文化素質的低下，使他們不能有效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許多農民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不敢講真話，作為教育者的各級干部由于自身素質所限，沒有辦法弄清農民的真實思想狀況，因此，他們向上級反饋的信息往往是虛假的。虛假的信息在當時單一的縱向信息傳播體制中被層層放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中共中央的決策失誤。這種被放大的虛假信息通過鋪天蓋地的媒體(當時主要是報紙和廣播)富有感染力的廣泛宣傳，大大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然而，一旦農民在實踐中遭到挫折，他們便會轉過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給以后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難。

在整個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巨大歷史慣性的延續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缺乏，以及領導層制度化運作能力的欠缺，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就形成一種“路徑依賴”體制。“路徑依賴”的慣性使中國共產黨容易將群眾路線等同于群眾運動，甚至可以說就是運動群眾，而忽視了群眾的真正心態及實際需要，忽略了群眾運動的負面效應。依據“路徑依賴”觀，在制度變遷中，初始制度選擇會提供一種自我強化機制，它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往往會出現良性或惡性循環，而當惡性循環出現后，要跳出這種循環怪圈是非常困難的。

三、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為了全部或部分地改變權力客體的價值觀，必須注重宣傳教化，@以培養民眾對政府戰略方針、政策的認同感。列寧曾經指出：“在我們看來，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深刻地領悟到了這一點，他非常注重通過思想政治工作來發動群眾，經常號召要對全黨干部、全體民眾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使廣大干群能主動地將本職工作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聯系起來，自覺地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興起和推進過程，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灌輸過程。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取得的一系列偉大成就，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三大改造”的成功、“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等等，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民眾對它的向心力，并且樹立了以往任何政治力量都無可比擬的崇高政治威望，它發出的任何號召都足以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響應。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集體化、共產主義等價值取向都有美好的憧憬和相當廣泛的社會認同，經濟社會地位的改善和政治上的徹底翻身，使他們對共產黨有一種強烈的感恩心理。再加上傳統小農經濟造就的服從權威的思想文化，已沉淀在中國人的情感取向、觀念模式、行為規范等意識和無意識的底層。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非常注意利用并強化民眾這種政治文化的認同感，朝著更為宏偉的目標邁進。

一套能夠促進制度變遷成功、經濟持續增長的意識形態，必須和民眾的需求結合起來。農民是最講究實際利益的，要想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政府的決策一定要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來進行，把人民群眾是否能受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尋求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發揮廣大農民自主能動性的手段和方式。常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中國共產黨靠不斷的政治思想運動和各種鄉村教育來凝聚民眾，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給農民描繪美好的未來，同時與傳統小農文化形成一種配合與默契，實現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和完整性，成為社會整合中有力的精神粘合劑，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農民偏離社會運動軌道的離心力。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為中國農民描繪了一幅壯麗的畫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更大的范圍內作統一的、更合理、更有效的安排和調度。

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全面迅速發展，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集體福利事業遍地開花，婦女得到解放，全體人民笑逐顏開。這幅絢麗多姿的畫卷簡直就是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社會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完美結合，它對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的中國農民有著巨大的魅力。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激勵下，廣大農村干部及農民群眾進發了極大的工作熱情。當時的典型代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大寨大隊。在舊的年代，廣大農民群眾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飽受太多的苦難，他們對建設新社會充滿信心，熱烈地響應政府號召并創造性地發展，農村在短期內能夠迅速建成，同群眾的這種心理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農村運行過程中，的個人魅力起了重大作用。從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以其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征服了廣大民眾，建國初期的，更是以無以倫比的社會威望和不容挑戰的領袖地位，以及他將理想付諸實踐的堅強意志，將民眾對他的愛戴演變為宗教式的頂禮膜拜。當時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曾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更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廣大人民群眾更是自發掀起個人崇拜的狂熱。對這種個人崇拜大加贊賞，他認為對正確的東西必須崇拜，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他把個人崇拜同群眾急于求成的心態相結合，利用政權的力量開動宣傳機器，去謳歌群眾中出現的集體主義苗頭，并通過不同的形式符號去加以褒獎及肯定，以將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目標轉化為民眾現實的神圣信仰，大力推行以實現個人心目中的烏托邦。

當然，在農村的存續過程中，由于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廣大農民不能不產生失望。失望之余，他們不能不去探索其它的生存和發展道路。為了強化廣大農民對農村存續的心理定勢，和中共中央又開動了強大的宣傳機器，以對民眾加強社會主義教育。中共中央經常要求各地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場會、展覽會等各種形式廣泛開展拔“白旗”、“灰旗”運動。既促成了急躁冒進的心理，又給廣大農民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嚴重阻礙了農民對農業社會主義其它發展道路的探索。

列寧曾指出：“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對農民中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和落后的傳統習慣的改造，是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聯系的，不是單純靠思想教育就能奏效的，況且帶有濃厚階級斗爭色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民眾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很難真正體現“自愿”的原則。農村這種體制實際上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誠如馬克思所言：“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農村的體制并不是生產力自然發展的產物，它嚴重脫離了中國生產力落后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束縛了農民的自主、自由和創造性，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最終造成了農民對這種體制的背離。超級秘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