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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稅收刺激居民消費要從緩解其預期消費壓力入手,將住房購建費用、醫療費用和教育費用列入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范圍,并通過稅收配合降低預期消費重心的價格,以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再就是以稅收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限制私人財富積聚。稅收刺激企業投資主要應建立具有刺激投資機制的稅制模式,將增值稅向消費型轉型是當前最主要的選擇,同時,用調整投資方向調節稅和實施投資性減免稅來加以配合。另外,稅收刺激消費和投資效果的實現,有賴于加強稅收征管,規范稅收分配秩序。
關鍵詞:刺激;消費與投資;稅收政策
經濟蕭條時期實行減稅政策,以刺激消費和投資的增加,促進經濟的復蘇,是西方經濟理論的政策主張之一,也是某些西方國家在經濟蕭條時期經常采用的政策手段。從理論上講這一政策主張是正確的,從西方國家實踐看這一做法也往往是有效的。但我國一部分人認為,現在我國稅收稅率稅負并不高,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沒有減稅空間,經濟相對過剩,居民有錢不花,因此不主張實行這一政策。對此筆者認為,減稅不一定減總量,雖然總量上沒有多少減稅空間,但按這一原理進行結構性調整是非常必要的。稅收在刺激消費和投資方面還是有所作為的。
一、稅收刺激居民消費的政策選擇
老百姓為什么不愿多消費呢?一是一部分人沒錢多消費;二是一部分人不敢多消費,強忍著把錢往銀行里送。當然也有少數大款們,該買的該置辦的都差不多了。總之,要不特沒錢或僅有小錢,要不就特有錢,但大家都不愿多花錢。
近兩年多,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下崗職工增多,就業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不好,使一部分人確沒錢多消費。還有一部分人雖有一定的積蓄,但與預期消費需要相比,還有很大的擔心。曾記得10多年前“萬元戶”就已是很富有了,而現在存有幾萬元,仍是心中沒底。改革開放20年來,老百姓的生活日漸好了起來,但與此同時,過去習慣了的那些理所當然應該由國家包下來的待遇和福利,慢慢地都就變得無法確定了。人們疑慮著,但又無可奈何地面對現實:有關部門不斷甩財政包袱,社會不斷地接包袱。哪些包袱是應該政府背的?哪些是可以不背或少背的?說不清楚。但老百姓的錢漸漸地往四個方面攢:住房、醫療、孩子上學和養老,也就是咬緊牙關存起錢來對付四大負擔。
針對這種情況,刺激消費,擴大居民內需的稅收政策調整,應對癥下藥,將主要措施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針對地擴大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
在目前扣除標準之外,應考慮增加如下因素的費用扣除:一是住房購建費用扣除。國家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勵人們購買住房,但購房費用對一般家庭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開支,一些居民儲蓄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購房,攢錢才能買房。對房屋的購建費用給予一定的扣除,如對基本房款按一定比例分期扣除或定額扣除,再配合住房信貸的推行,對刺激居民住房消費肯定有較大的推動作用。二是醫療費用扣除。隨著醫療制度的改革,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肯定要逐步上升,手里攥點錢應付個病災的,是老百姓普遍心理。因此,進行醫療費用扣除,不但符合國際上通行的做法,而且對緩解人們的心理壓力和后顧之憂,有一定的作用。三是教育費用扣除。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現在不但是子女教育費用大增,就是為了增加自身的知識和技能,人們也開始自費參加各種教育培訓,為了貫徹“科教興國”的戰略,鼓勵人們主動掌握科技知識,包括緩解子女教育費用壓力,應對納稅人及子女實際發生的教育培訓費用進行必要的扣除。
上述三項費用扣除,主要是應當前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之急,如從全面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的角度時,還應包括傷殘者扣除、老年人扣除、遣孀扣除、學生勤工儉學扣除、撫養扣除等,這些扣除對減輕納稅人負擔,鼓勵消費也有一定的意義。
2將醫療(包括制藥和藥械)、房地產和私立教育行業定為微利行業,對其超額利潤加重征收所得稅
醫療、住房和教育在低收入國家是人們消費的重心,維持低價才有利于人們消費,特別是緩解人們在這方面的消費壓力,來促進其他方面的消費。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醫療、住房和教育方面,不能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搞成高附加值的產業。我們是窮國要辦大醫療、大教育和要解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住房問題,如果這些方面占用了人們大部分消費支出,那么怎能還顧及其他方面的消費呢。如果一個工薪階層的居民,積攢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錢,才能購買一套住房,再加上供孩子讀書花費和人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消費,那么他們還能再消費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從長遠看這幾個行業應國家和社會共同經營,以解決大眾和少數高收入階層各自的需求。就我國現實情況看,國家應將這幾個行業規定為微利行業,實行低價政策,由國家統一規定其最高利潤率,如民間因利低不愿經營,則由國家接過來經營。在稅收上應積極配合國家這一政策,對其超額利潤加重征收所得稅。
3開征社會保障稅和遺產與贈予稅
此二稅在我國從理論上已探討多年,其開征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應抓緊研究開征。開征社會保障稅對完善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有重要意義。它對免除在職勞動者后顧之憂,促進內需消費,穩定社會經濟運行;卸去企業的社會包袱,使企業在平等的條件下開展競爭;促進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與改善;配合我國經濟體制和勞動就業制度改革;貫徹計劃生育的人口政策,以及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等方面都將發揮重要的作用。開征遺產與贈予稅不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夠限制私人財產的積聚,緩解因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矛盾,刺激消費增長,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繼承人因繼承大量的財產而養成奢移浪費的不良生活習慣,鼓勵公民勤奮自立。它有著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作用。
4加重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稅收占GDP比重過低,從稅收總量上看,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減稅空間幾乎沒有。當然總量上沒有減稅空間,并不排除刺激消費和投資的結構性調整。對上述因擴大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和限制醫療、房地產及私立教育等行業盈利等而減少的稅收,筆者認為可以采用增加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稅負的辦法來彌補。我國個人所得稅擔負著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調節個人收入水平相差懸殊的矛盾,促進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富裕的任務,但從日益擴大的個人收入差距來看,這一任務遠沒有完成。以基尼系數為例,1980年我國城鄉居民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16和024,到1995年卻上升為031和033。①
這說明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收入的調節力度不足,作用有限,因此建議要加重個人高收入者的稅負。其做法可有兩種選擇:一是提高高收入者的適用稅率;二是對高收入者實行加成征收。因現行個人所得稅模式是分類課征制,實行多種稅率,所以單純對高收入者提高適用稅率不好安排,只能是待以后對個人所得稅模式進行調整時再通盤考慮。而實行對高收入者加成征收則較好安排,因此建議除稿酬所得外,對各項應稅所得凡一次或每月的應納稅所得額超過一定數額的一律實行加成征收,其中對勞務報酬所得加成征收的規定應降低現行的加成起點,如從現行的一次取得勞務報酬的應納稅所得額超過20000元開始加成,降為超過10000元的就開始加成。這樣通過對高收入者實行加重稅負的措施,不但可以解決保證財政收入問題,而且對加強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刺激消費等均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二、稅收刺激企業投資的政策選擇。
稅收刺激企業投資,一種是建立全方位的刺激投資機制,如實行消費型的增值稅和普遍的投資性減免稅;另一種是建立刺激投資向一定方向的投資引導,如實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和有方向的投資性減免稅。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雙管齊下同時進行。
1增值稅向消費型轉型
我國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已初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其中主要是對固定資產投資價值的重復征稅,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固定資產投資,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如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由于資本有機構成較高,投資資本支付的增值稅得不到抵扣,相當于多支付一筆“投資稅”,不利于產業政策的實現;在出口方面,由于產品出口成本中固定資產價值部分所含稅款得不到退稅,出口退稅不徹底,削弱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利于擴大我國產品出口。因此,將我國增值稅轉型為消費型,允許抵扣購入固定資產中的所含稅金,對刺激企業投資,貫徹國家產業政策,以及鼓勵出口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有人擔心增值稅轉型會有一定的風險,如國家財政收入的保證問題,企業的承受問題,以及會不會刺激企業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等。對此筆者認為:第一,選擇消費型增值稅由于稅基中沒有了固定資產價值,相對稅率則要調高一些,如將現行的基本稅率從17%提高到20%左右,其增加的稅收可以彌補新增固定資產抵扣稅額的大部分,剩下部分可以通過轉型后刺激企業生產投資新培植的稅源中彌補。第二,關于企業承受增值稅轉型能力問題,由于轉型要提高稅率,各行各業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將因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不同而發生增減變化。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因資本有機構成高,稅負將下降;加工工業、一般傳統技術的企業因資本有機構成低,稅負將上升。一般來說稅制調整涉及一部分納稅人經濟利益的再分配是正常的,但為了避免對財政和經濟帶來過大的振動,轉型后稅率提高不能一步到位,宜采取穩步漸進的方法,據1994年稅制改革時測算,新稅制中的增值稅基本稅率選擇生產型為17%,選擇消費型為23%多,兩者相差6個多百分點。轉型后若將稅率提高到20%左右,使新增固定資產抵扣稅額由國家財政和企業共同承擔,國家承擔的部分就是上述所說的用新培植的稅源中彌補的部分。從原理上講,增值稅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是同步提高的,因此企業若能以原不含稅價格實現銷售,就不會增加負擔。至于提高稅率后隨著“稅負轉嫁”帶來商品價格的上漲,這在目前商品價格連續下滑的情況下,是沒有問題的,并對遏制價格下滑的勢頭起一定的作用。第三,對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會不會刺激企業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問題,這是經濟過熱時的一種擔心,現在看是不存在的。且不說國家通過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來控制企業投資方向和規模,就是在國家大力鼓勵企業投資的情況下,企業會不會投資還要考慮對市場前景的預期。盡管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存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但企業怎能對庫存積壓,銷售困難的老產品進行投資呢,因此僅是增值稅的轉型就會對企業投資形成“矯枉過正”是不可能的。相反一些產品銷售不暢是由于面孔老,在人們生活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不適用或不先進。老百姓不愿花錢的原因之一,就是沒啥稀罕玩藝兒可買,而要造稀罕玩藝兒企業就得技術改造,因此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可以刺激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造出多一些稀罕玩藝兒,來適應擴大消費的需求。
2調整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
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有人認為:這是我國近年來稅制建設中最壞的一個稅種,它本身設置了極為繁雜的稅目稅率,完全是計劃經濟中計劃的內容,是計劃經濟思潮在現在的集中反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格不入。對此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此稅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運用稅收杠桿調控經濟運行,控制和引導投資主體的投資方向、規模和結構,是必要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基本建設活動領域里,政府直接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縮減,基本建設大部分以民間為投資主體,基本建設投資規模與結構主要靠市場來調節。但由于基本建設活動投資額較大、建設周期和投資回收期較長,市場調節的滯后性、盲目性給它造成的不良后果會比其它經濟活動嚴重得多。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應加強對基本建設投資活動的宏觀調控。不過在通貨膨脹時期,征收投資方向調節稅,可以起到抑制投資膨脹和通貨膨脹的作用。在通貨緊縮時期,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要適當加大投資力度,刺激需求,可以適當地降低投資方向調節稅稅率。特別是對于國家確定的投資重點,對經濟結構調整有很大影響的投資項目,社會各方面資金只要用于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投資方向的項目,都應該有明顯的傾斜政策,甚至應該減免投資方向調節稅,以促進投資和市場的啟動,減少商品庫存積壓,促進經濟增長。
3實行投資性減免稅
投資性減免稅具有國家投資的性質,它是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協調地區間經濟發展政策的需求,對向一些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和地區投資的企業給予的特別優惠,但是作為減免稅要依靠企業自己去實現。投資性減免稅不是國家在項目投資前的撥款,而是對項目投產后實現的稅金進行減免,以保證投資者能得到較快的資本回收,達到鼓勵投資的目的,故也有人稱其為國家追溯性投資。如對新辦企業減免稅、減稅還投資貸款、及投資抵免等,均屬于這類性質的稅收優惠。
以上大體談了刺激企業投資的一些稅收政策調整,除此之外,諸如為了進一步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其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為了促進產品出口,再適當提高一些出口退稅率等,筆者也是贊成的。
最后,通過稅收政策調整來刺激消費和投資,特別是減免稅部分,其作用的發揮,很大程度上受稅收環境的制約。因為,長期以來通過各種越權和亂減免稅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尚未根除,這種做法客觀上助長了各種偷、騙稅現象的發生,大大降低了實施減免稅政策的預期效果。因此在稅收政策調整的同時,加強稅收征管,建立起規范性的稅收分配秩序,就顯得格外重要。要強化稅收剛性,對納稅人的違章行為要處罰到位;要嚴格按政策法規界限去衡量,消除一切人情或隨意性的因素;要嚴厲打擊各種偷稅、騙稅和逃稅等違法行為;要下決心將超越稅收管理權限,越權減免稅等作為腐敗來進行懲治,定為“干擾稅務執法罪”。建議國家稅務總局向各地派駐“稅務執法督查組”,并逐步擴充成直屬“稅務稽查局”,以取代現行國稅、地稅系統的稅務稽查組織。象西方主要國家的稅務審計機構與稅款征收部門分離,獨立行使職能一樣,建立我國的除國稅、地稅部門之外的第三大稅務系統,即國家稅務總局垂直管理的、打破行政區劃分級設備的專職“稅務稽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