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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政策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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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政策增長

有效需求不足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為此,中央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努力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調控經濟運行,啟動投資,引導和鼓勵消費,千方百計開拓國際市場,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本文從稅收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人手,分析了現行稅收政策中不利于總需求增長的諸種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分別提出了促進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出口需求增長的政策建議。

一、當前稅收政策中不利于總需求增長的因素分析

(一)抑制投資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投資(非國家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突出。從80年代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看,國家投資逐年減少,1981年國家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占28.1%,到了1997年就只占2.8%;國內貸款多數年份在20%左右,最多的一年(1992年)也只占27.4%;引用的外資雖然不斷增加,但少有超過10%的年份;在固定資產投資中60%以上的資金是靠自籌和其他途徑。顯然,刺激投資的著力點在于啟動民間投資。但是,當前的稅收政策還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導投資方向、增強投資動力、提高投資效率,具體表現為:

1.稅和費的總體負擔重,降低了投資的收益率。一是政出多門的各種收費泛濫,大大加重了投資者的負擔。二是一些稅種的負擔比較重,具體講有以下幾方面:

(1)增值稅。增值稅是我國實施新稅制后的第一大稅種,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廣泛而深遠。但幾年來的運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資的弊端:一是我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企業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稅款不允許抵扣,加重了企業(特別是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的負擔。二是起征點太低,稅率太高。對于小規模納稅人,稅法規定,銷售貨物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600——2000元,銷售應稅勞務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800元。這樣,除非銷售額很高,否則小規模納稅人是賺不到什么錢的。以銷售貨物為例,即使毛利率高達30%——40%,月銷售額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種費用和稅款,余下的收入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對小規模納稅人實行4%和6%的征收率看來還是太高。

(2)消費稅。開征消費稅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檔奢侈品、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費品及確實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費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類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過去不少“高檔奢侈品”現在已成了日常的普通消費品,在當前消費需求不旺的情況下,若再繼續對其征收消費稅,顯然是不合理的。雖然1994年后在實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費品的法定稅率,但稅負仍然不輕。

(3)企業所得稅。對于國家鼓勵發展的重點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優惠力度不夠,優惠辦法比較單一。一是允許稅前列支的范圍窄。標準低。如對實際工資支出遠遠高于一般行業的高新技術企業、艱苦行業,按一般的計稅工資標準列支,明顯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減免稅的辦法(如“兩免三減半),缺少國際上行之有效的間接減免稅辦法,如研究和開發費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資稅收抵免等。

(4)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是在投資需求過熱的背景下于1991年開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投資規模、引導投資方向。但經過幾年來的運行,已暴露出征收范圍過寬(覆蓋三大產業14大類行業)、稅率過高(最高達30%)、源泉控管難到位。企業欠稅、偷逃稅嚴重等弊端,特別是在當前投資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下仍開征此稅,嚴重阻礙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再從收入數額看,全國該稅收入每年只有幾十億元,在稅收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l%,即使在地方稅收入中的比重也僅約2%,財政意義并不大。

2.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引導投資方向、優化產業結構、穩定資本來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間投資熱不起來,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稅費負擔有關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和政府積極的產業政策引導。

(1)稅收優惠政策引導投資方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力度明顯不足。目前以區域性優惠為主(即以對外資、沿海開放地區、特區和經濟開發區的優惠為主)的稅收優惠政策已不適應國家產業發展的需要,對于當前國家急需發展的基礎和支柱產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國民教育事業、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其投資規模大、投資周期長、預期利潤不確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況下,民間往往缺少投資意愿。

在對外資的優惠上,目前適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是1991年制訂頒布的,其中不少內容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如優惠對象主要限定于設在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放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經濟不發達的邊遠地區的外資企業,一些給予優惠的生產行業(如輕工、紡織、包裝工業)目前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再給予優惠勢必加劇我國經濟結構的供求矛盾。

(2)在建立穩定的投資基金上,缺乏稅收鼓勵政策。非公有制民營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是我國經濟的新增長點,但民營經濟中絕大多數是自有資本比較薄弱的中小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又是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上述這些企業在初創期往往難以從金融機構獲得法定利息的貸款,更無法上市籌資,資金不足問題始終成為制約它們發展的“瓶頸”。從國際上看,為了給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來源,許多國家不僅通過信貸擔保、財政貼息、政府采購等形式扶持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甚至直接出資組建或參與組建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同時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上述投資基金特別是風險投資的發展。

(二)影響消費需求增長

從國際上看,在拉動GDP增長;三駕馬車“中,消費占主導地位,一般在70%——80%之間。再從三大需求的相互關系看,由于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沒有消費的持續增長,投資與進出口的增長也難以持久。因此,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動力和最大潛力是消費需求。而在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又占主導地位。從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特別是在1997年以前,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的比例看,居民消費每年都占總消費的80%左右。但是,如前所述,1998年以來,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廣大居民的消費需求相對萎縮。從稅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稅收支持農業產業化的力度小,農民的稅費負擔比較重。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企業,缺乏對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村鄉鎮企業的扶持。稅收政策在促進傳統落后的農業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向現代先進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轉變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勵措施。二是農民的稅費負擔仍然比較重。據統計,1994——1997年,農民向國家提供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提統費以及各項社會負擔等已由1242.9億元上升至2317.8億元,人均稅費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長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長速度。從對農民征收的主要稅種——農(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來看,農(牧)業稅實行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的政策,有利于農村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但農業特產稅政策存在的問題卻不容忽視:一是名義稅率不高,但實際稅負偏重。由于農業特產稅的計稅依據是農業特產品的實際收入(即實際產量×收購價格),不扣除生產成本費用,所以,即使按農特產品最低稅率8%征收,其應納稅額占純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當部分農業特產品實行雙重征稅:既對生產者征稅,又對收購者征稅。

2.在保障城鎮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以及鼓勵他們自謀職業和再就業方面,稅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一是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基金還沒有像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那樣采取稅收形式征繳、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致使保障面仍然不廣、籌集效果仍不理想,根本無法保證社會保障基金的正常支出。二是鼓勵下崗失業人員創業和再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有待改進。1999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了一項新政策(國稅發[1999]43號),規定:對下崗職工從事社區居民服務業3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營業稅、教育費附加和城建稅。但對于下崗職工從事其他行業卻沒有這些優惠。

3.稅收杠桿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還有待加強。從衡量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國際標準——基尼系數來看,我國的基尼系數1981年為0.288,1995年為0.388,不平等程度已達到中等水平。在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中,80%存款掌握在20%高收入階層的手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我國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為一般說來,收入水平越高,消費需求越飽和,邊際消費傾向越低。作為調節收入再分配主要手段的稅收杠桿還沒有充分發揮公平收入分配、阻止貧富分化的職能,特別是對富裕階層的過高個人所得和巨額財產的繼承、贈與還不能進行有效的調節。

4.一些“消費熱點”(如住房、汽車)的稅、費負擔太高,使消費價格難以降下來。

(三)不利于出口

1.在外貿商品的出口方面,盡管1998年以來多次調高出口退稅率,但至今還有不少產品的退稅率大大低于征收率,“免、抵、退”政策還有待完善,稅務機關辦理退稅的時效性還有待加強。

2.在對外經濟合作方面,目前對外經企業的稅收政策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在營業稅方面,由于全國性的營業稅政策對外經企業如何征收沒有具體規定,地方制定的政策不盡相同。目前福建省對從事對外勞務合作企業征收營業稅的政策規定為:對勞務公司從境外取得的各項收入允許其扣除實際代支付給勞工的工資及勞工向保險公司投保的保險費后,依“服務業”計征營業稅,并巨將勞工在出境前向勞務公司交納的履約保證金(在合同期滿勞工回國后退還本人)也并入當期營業額中征稅。企業反映營業稅負擔重。有些“精明”的外經企業通過設立多個個人賬戶,讓外方將款分別匯到各個個人賬戶上,達到偷逃稅的目的。

3.在對外投資上,目前還缺乏有力的鼓勵政策。我國長期以來資金短缺,實行的是限制資本外流的政策,隨著結構性供求矛盾的突出和產品相對過剩的加劇,應當鼓勵輸出我國許多領域的過剩生產能力。

二、促進總需求有效增長的稅收政策建議

(一)鼓勵社會投資需求

1.降低稅收負擔。

(1)增值稅方面。一是在目前客觀條件還不允許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情況下,先在高新技術產業試行“消費型”增值稅,準許企業抵扣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待條件成熟后再向其他行業推開。二是在重新調查測算的基礎上調高小規模納稅人的起征點,并將適當降低征收率。

(2)消費稅方面。一是降低部分稅目的稅率,如將化妝品的稅率由30%降到20%以下。二是取消部分稅目,如護膚護發品類、廢舊輪胎翻新等。

(3)企業所得稅方面。應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優惠力度,增加優惠辦法。一是加大直接減免稅的幅度。對高新技術企業可借鑒新加坡、韓國等的做法,延長減免稅期限,由“免二減三”至少延長為“免三減五”;或者,將從獲利年度第3年至第5年適用15%的減半稅率降為7.5%.二是提高必要費用的扣除標準,擴大稅前扣除范圍。包括:提高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艱苦行業的企業的計稅工資標準;對有突出貢獻的決策者和科技人員的專項獎勵基金可允許在一定比例(如按計稅工資總額的5%——10%)內扣除;允許高新計術企業提取風險投資準備金;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的扣除標準等。三是允許加速折舊。對于用于高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和生產的儀器、設備,經批準后予以加速折舊。四是實施再投資稅收抵免。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用稅后利潤再投資于經認定的新的高新技術項目、產品和企業,其已繳的企業所得稅允許沖抵當年企業應納的所得稅額,超過當年應納所得稅額的,可向后結轉。

2.改革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將以區域性為主的稅收優惠改為以產業為主兼顧落后地區的稅收優惠。

(1)在投資導向上,應充分利用稅收手段,引導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包括外資)投向國家急需發展的產業、產品、技術以及落后地區,鼓勵企業促進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的投資,包括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消化和創新的投資,對這些投資不分內外資、不分所有制性質,給予最大程度的稅收優惠。如為了鼓勵民間投資于高等教育,對于國家承認學歷的民辦高校應允許其在創建之初的5——10年內免繳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在國有投資方面,為支持國家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壯大,增強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對其在創建之初的2——3年內給予稅收優惠。在外商投資方面,應逐步貫徹統一的產業稅收優惠政策,原則上對中外投資者一律實行國民待遇。并取消對外商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的產業和產品上的投資優惠,減緩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

(2)在資金來源上,支持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為了促進我國民營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等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迅速發展,政府應鼓勵金融機構、企業團體和個人參與設立多種形式的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并對這些投資基金(公司)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

3.必須清除各種不合理的收費、攤派、罰款、贊助等額外負擔,建議制定《國家收費法》并加快清費立稅步伐,杜絕一切“三亂”,從法制上斬斷伸向企業的權力“黑手”。

(二)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通過稅收杠桿的調節使廣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減負,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

1.支持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進程,鼓勵鄉鎮企業發展,使農民增收減負。

(1)鼓勵內、外資流向農村鄉鎮。對于投資于農業(特別是高科技農業)、農村基礎識施的企業以及一半以上的產品出口的農村企業,3年內免除一切地方性稅費,其他稅種的優惠辦法比照高新技術企業。

(2)降低農民的稅費負擔。一是取消農村名目繁多的收費,改征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降低稅負,根據各級地方政府的事權制定地方分成比例。二是降低農業特產稅負擔。在稅目、稅率上,大幅降低獲利不多的多數農特產品的稅率,降到6%以下(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相同),維持甚至提高少數獲利多、貴重或需要限制生產的農特產品的稅率(如煙葉、貴重食品);在征稅環節上,消除對生產和收購的雙重征稅,實行源泉扣繳。

2.加大對下崗、失業職工創業和再就業的稅收支持力度。建議對下崗職工從事社區居民服務業3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營業稅、教育費附加和城建稅的優惠政策擴大到其他行業和稅種,不僅包括社區民服務業,還應包括國家鼓勵發展的其他行業、產業;不僅包括上述地方稅種,還應包括增值稅等中央稅種。

3.開征社會保障稅,加大扶貧攻堅、社會保障的力度。鑒于我國長期以來預算外收費管理混亂、低效的教訓和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建議將目前征收的社會保障基金改為征收社會保障稅,由稅務機關征收,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這樣將大大提高繳納比率。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廣大居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業有保障。保障基金可以很快轉化為即期消費。并且一旦居民沒有了這些擔心,即期消費的步子也加快了。

4.取消屠宰稅、筵席稅。根據當前的經濟形勢,在全國完全取消這兩個稅種,有利于農民增收,有利于促進消費。

5.完善個人所得稅,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促進收入的公平分配。

(1)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建議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和最高邊際稅率,加強稅源監控。若繼續按800元起征(盡管不少經濟較發達地區早已提高起征點),可能會使一般的工薪階層尤其是單職工家庭難以維持生計。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為使廣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全國的最低起征點可定在1000元,并可將45%的邊際稅率進一步提高到50%以上,以調節過高收入。同時加強源泉控管,如加強對代扣代繳者的責任追究;要求支付報酬給個人的單位定期向稅務機關報送支出表;規定國內公民在出境工作之前,先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登記,預交納稅保證金,再由公安部門審發護照等等。

(2)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的時機已成熟。可先按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階層的財產的平均值為起征點。

6.降低住房、汽車等消費“熱點”的稅費負擔,減稅與減費并舉。

(1)在房地產方面,一是要在貫徹調整后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稅負,如為了鼓勵“居者有其屋”,對于個人貸款購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許其沖抵個人所得稅的應稅所得額;可借鑒許多國家的經驗將轉讓房產的所得按照房屋擁有年限(居住期)的長短,劃分不同檔的所得稅(利得稅)稅率,擁有期越長稅率越低,居住達10年左右的實行零稅率,若將轉讓所得用于再購置類似性質的房產,還可延期納稅或免稅。二是較大幅度地降低地價、建筑成本和市政設施費用負擔,通過取消一部分收費(如資源建設費、供電增容費,城市增容費等),降低標準等方式降低房產成本中所含的各類費負,從而降低房產的過高價格。

(2)在汽車消費方面,應盡快開征燃油稅,降低汽車消費的各類稅費負擔。

(三)支持對外經濟合作

面對當前嚴峻的出口形勢,除了進一步提高出口商品退稅率,完善“免、抵、退”政策,及時為企業辦理出口退稅,努力貫徹“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則外,還應大力扶持對外經濟合作,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閑置、過剩的技術和設備,鼓勵對外勞務出口、對外承包工程、對外投資。為此,應早日出臺比較系統的稅收優惠措施,包括:(1)完善對外經濟合作企業的營業稅政策。(2)建議對新辦對外經濟合作企業恢復80年代的優惠辦法,即在初創的前5年內免征所得稅和營業稅。(3)對于在國外投資并帶動我國的商品和勞務出口的企業,給予盡可能多的稅收政策扶持。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今天,面對新的經濟形勢,能否實現新一輪經濟的快速增長,還是要靠深化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根源是制度、體制的短缺和不足。因此,毫不遲疑、大刀闊斧地深化包括稅收制度在內的體制改革,是促進總需求增長、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首要任務。

主要參考資料:

(1)丁俊發《把握消費趨勢拉動經濟增長》(載《瞭望》周刊1999年第12期)。

(2)《瞭望》周刊評論員《增加農民收入擴張農村消費》(載《瞭望》周刊1999年第3期)。

(3)方言《1999年農村經濟發展預測》(載《經濟管理文摘》1999年第2期)。

(4)楊帆《20:80內需不旺的根源》(載1999年8月13日《中國稅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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