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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學地評價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績效是完善財政支持農業政策的前提和依據。國內學術界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數據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的運作績效進行了相關研究。本文基于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經濟績效、結構績效、社會績效、生態績效及這些績效的橫向和縱向差異問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關鍵詞：農業投入；績效評價；綜述

現階段，我國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績效如何?國內許多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對此問題展開了研究。本文基于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經濟績效、結構績效、社會績效、生態績效及這些績效的橫向和縱向差異等問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一、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總體經濟績效

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總體上呈現顯著的正面效應。魏朗(2006)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西部12個省的1999～2003年相關數據，得出財政支出對農業GDP的平均貢獻率為18％。該學者(2007)利用C一D生產函數框架對1999—2003年我國各省農業經濟增長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確實有利于農業經濟增長，與其他要素相比，財政支農支出的平均貢獻率占重要地位。劉宏杰(2008)基于1952—2006年的財政支農數據，運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理論分析財政支農支出對第一產業的帶動作用。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支出明顯促進第一產業的發展，且這種積極影響呈遞增趨勢，對第一產業增加值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最高達26.7％。孫紅霞(2008)運用時間序列動態協整分析技術和相關模型，通過對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GDP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后發現，政府每投資1單位的支農支出，農業增加值平均增長約1.65個單位。總之，上述研究主要側重于財政投入對農業增加值或農業總產值的影響。

現階段，如何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和確保糧食安全受到理論界和決策層的關注。黃小舟、王紅玲(2005)基于1980—2002年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財政支農資金每增加1億元，農民純收入將增加1.519元。陸文聰、吳連翠(2008)運用1978—2005年的國家統計局數據也得出類似結論。張元紅(2000)對財政支農支出波動與糧食生產的關系進行探討，結果發現兩者波動明顯同步，1979—1998年間，糧食產量年度增減指數與財政支農年度增減指數之間的相關系數達0.45，20年中，兩者變化方向一致的年份多達17年。

有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績效不容樂觀。姚耀軍等對農業財政支出與農業GDP增長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研究發現，盡管財政凈支出呈遞增趨勢，但我國農業公共支出作為政策工具對促進GDP增長是失敗的。溫濤等運用經濟轉型以來的實際數據，對我國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結果顯示：1978—2002年間我國財政支農資金的增加并沒有成為促進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關鍵因素。王文普等(2008)基于我國1978—2005年的農業產出和財政農業支出數據，運用VAR模型和VCE模型發現，財政對農業的總支出對農業經濟的長期效應大于短期效應。

二、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結構績效

結構績效主要反映不同類型的財政投入對農業產出影響水平的差異。在這一問題上，多數學者傾向于選擇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產出彈性來反映各項財政投入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貢獻。李煥彰和錢忠好(2004)利用1986—2000年的數據，通過生產函數法計算出財政的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支出和支農支出對農業GDP的彈性分別為0.25、0.36和0.35。李琴等(2008)也進行過研究，但得出的結論與李煥彰等人有所不同，前者計算出的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的產出彈性為0.93，而農業科技三項費用的產出彈性為負值，這些觀點與李煥彰、錢忠好(2004)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的彈性為負而農業科技支出的彈性為正的結論完全相反。王文普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表明，財政對農業支出的各部分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效應存在很大差異。其中，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對農業經濟存在不利影響，農業基建支出長期產出效應為正但短期效應卻為負，農業科技三項費支出的系數雖然為正，但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其對農業經濟的增長效應都不顯著。劉涵(2008)利用多元協整方程對198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支出構成與農業產出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其基本結論與王文普等人恰恰相反，認為支援農業生產和農林水利氣象部門的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對農業產出均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只有農村救濟費一項對農業產出的彈性系數為負。

財政資金從投入到開始發揮功效需要一個過程，可能會存在一個滯后效應的問題。據財政部農業司的估測，“支援農村生產和各部門事業費”投入滯延期為3年，“農村救濟費”投入滯延期為2年。樊勝根、張林秀等(2002)用調整R2方法，確定農業科技的滯延期為7年、農業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投入政策研究的滯延期為6年。上述學者的研究忽視了這一點。侯安石(2004)根據農業司和樊勝根等人估測的延滯期，對我國1980—2001年各項財政農業投入對農業GDP的彈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滯后3年期的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部門事業費的產出彈性、滯后6年期的農業基本建設投入的產出彈性、滯后7年期的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投入的產出彈性在統計上均不顯著，而滯后2年期的農村救濟費產出彈性統計上顯著為正。何振國(2005)基于1990—2003年的相關數據，運用C—D生產函數分別分析了各項財政投入對農業GDP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同時兼顧了財政對農業投入效應的滯后性。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投入對農業GDP和農民純收入的影響在滯后期限和作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前者的彈性系數總體高于后者。孫文祥等也進行了類似研究。他們利用1978—2000年相關數據得到的回歸估計表明，支援農業生產及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上的支出每增加1％，分別可帶來第一產業增加值0.7770％(當年)、0.2986％(滯后兩年)和0.0916％(滯后兩年)的提高，這些財政支出項目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效應的滯后期與何振國的結論基本一致，但彈性數值總體低于后者的分析。三、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社會績效和生態績效

學術界在探討財政支農績效時，絕大多數學者將重點都放在了經濟績效方面的研究(如農業增加值、農民人均純收入等)。事實上，農業是一個集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生態功能及文化功能于一體的多功能產業，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外部性，不能忽視其社會績效和生態績效。張元紅分析了財政支農支出與自然災害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的增幅與自然災害(以受災和成災面積衡量)的變動趨勢在多數年份并不一致。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國家財政支農政策在減緩自然災害方面的積極作用。從長期發展角度考察，國家的財政支農支持了很多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氣象等事業的發展，這些都對我國農業抵御自然災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侯榮華利用財政對生態建設投入的增減變動與生態環境改善狀況進行比較，分析了財政對生態環境的效應。相比之下，侯石安(2005)對財政投入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研究較為系統。其主要貢獻在于結合相關數據度量了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其對社會效益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扶貧、促進農民就業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方面。其對生態效益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財政投入與造林面積及水土流失面積之間的關系，基本結論是財政投入有利于增加造林面積，但對綜合治理水土流失的作用不顯著。

四、財政對農業投入績效的橫向和縱向差異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特征顯著，各地的財政支農強度和支農資金管理水平客觀上也存在差異，進而可能會導致財政支農資金運作績效的橫向差異(即地區差異)。胥巍等(2008)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采用1978～2005年的經濟數據，對我國東、西部財政支農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財政對農業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西部地區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更為顯著，無論短期還是長期的財政農業支出，對刺激西部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都較為重要，而東部地區的長期性政策則更為有效。魏朗(2006)對西部各省財政支農經濟效應的研究表明，財政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西部各省相對穩定，且該貢獻率在各省間的差距較小。是影響農業經濟增長眾多要素中相對穩定的一種因素。魏朗(2007)的研究還表明，財政支出對農業經濟的績效與農業在地區產業競爭上的優勢有關，財政支農支出的平均貢獻率在農業劣勢地區高達63％，位居第一，在農業優勢地區僅11％，位居第二。

財政支農績效的差異不僅體現在不同地區之間，而且體現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也即縱向差異)。孫文祥等(2005)等通過對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的相關回歸發現，中央與地方財政農業支出效果剛好相反，中央財政支農支出對第一產業增長的貢獻顯著為負，對農業的財政支出每增加1％，可導致第一產業增加值下降1％；而地方財政的支農支出則可導致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提高，對農業出增加1％，可使第一產業增加值提高1.365％。李琴(2006)也認為，地方財政投入的效率較高，其產出彈性為2.04；中央財政農業投入的產出彈性為負，表明中央財政投入的效率較低，并從信息優勢、可能的尋租行為等方面分析這種差異背后的機理。

五、述評

近年來，有關財政對農業投入績效評價的研究日漸興起。許多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有利于深化對財政資金運作績效的認識，對今后優化財政投入結構、提升資金使用效益不無裨益。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從研究內容看。多數研究囿于既定的制度框架，對財政投入績效的評價側重于財政資金對相關農業經濟指標的定量影響，而對現行農業投入制度本身的評價顯得過于薄弱。如何運用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對現行財政投入的制度安排與制度環境的相容性進行評析有待進一步探討。二是從研究方法看。學者們運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時沒有考慮模型可能發生的結構突變，使研究結論與現實情況不夠吻合，并且許多計量模型的設定過于隨意，對控制變量的選擇不夠科學，對模型的相關檢驗也不充分。而且，多數學者在進行計量分析時傾向于利用時序數據，樣本容量偏小，也在一定程度上了影響了結果的可靠性。三是從研究視角來看。一方面，多數研究側重于從宏觀視角考察財政投入的績效。事實上，農戶作為財政支農資金的直接受益者，其對資金運作績效的評價對完善農業財政投入制度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但鮮有研究涉及于此。另一方面，多數學者在對財政投入績效進行定量評價時，缺乏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評價指標體系，使研究系統性不足，并往往側重經濟績效評價，對生態績效和社會績效等層面的評價明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