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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歷史的延續，理論發展都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因此，研究當代中國的財政支出政策理論，首先需要對中外歷史上前人業已形成的支出理論和支出思想進行考察分析。這方面的內容博大精深，本文只能擇其要者，作一簡要的歷史考察和分析。

一、中國歷史上財政支出思想的簡要回顧

我國在夏、商、周奴隸制社會，就產生了財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時期，產生了“以九式均節財用”的支出思想，規定用九種用途來節制財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賦，供宴請賓客之費；四郊之賦，供飼養牛馬與家畜之費；邦甸之賦，供工需制作物品之費；家削之賦，供分賜諸侯百官的物品之費；邦縣之賦，供贈勞賓客的禮物之費；關市之賦，供國王及家庭吃穿之費；山澤之賦，供喪禮與救荒之費；幣余之賦，供國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費。目的是做到收支對口，專款專用，限制財政支出無限膨脹，避免王室過度浪費，保證收支平衡，財政有余。

春科戰國時期，主張節用成為主要的財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節用以愛人”，后人司馬遷解釋孔子的“節用”為“政在節財”，即節省財政開支，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墨子在財政支出上主張“去其無用之費”，反對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費。提出：“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兇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由此總結出“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的經驗教訓。墨子判斷財政支出的合理與否，是以“利民”為標準的，對人們有利的“有用之費”主張一定要支出，不利的“無用之費”堅決去掉。如必要的軍費、交通費、建筑費等，是絕對不能省的，因為“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墨子的節用思想并不是單純的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加強儲蓄，備戰備荒，發展和擴大生產。戰國時期的荀子進一步發展了春秋時期“節用”的思想，提出了“強本節用”的財政支出理論，這與孟子清心寡欲的節用觀相比更具有積極的意義。他認為“強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本荒而用奢，則天不能使之富”。由于旬子的“節流”思想是建立在“強本”基礎之上的，所以他強調節流不應該減少農業開支，而在于精兵簡政，裁減冗官冗員。他說：“士大夫眾而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制數度量而國貧，下貧而上貧，下富則上富。”在財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強調收入平衡，國有余藏的原則。但是，荀子不反對統治階級的各項開支，主張根據“禮”的規定來滿足其要求，即“節用以禮”。這反映了荀子所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財政支出思想的特色。戰國晚期的管仲對以前的財政支出思想加以總結和發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論。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大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所謂“用之有止”，就是用財有度，財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額。管仲認為“度”是財政支出的關鍵所在：“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由此出發，管仲反對奢侈浪費，主張節用應該從宮庭開支入手。他指出統治階級營造宮殿要有“度”，制軒冕以分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以守其服不求其觀，建宮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與此相反，對于有利于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必要開支，管子認為一定要滿足，“用財不可以嗇”。在這一類開支上“用財嗇則費”，因為“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

進入封建社會以后，財政支出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時期，財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現在壓低財政支出方面。如西漢的貢禹指出節約財政開支的重點在于減少宮廷消費，他說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也，但“其余盡可減損”，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費用、人員數量、宮廷奴婢等等。東漢王充針對當時厚葬造成的財政浪費現象，提出了“薄葬節用”的觀點，他說：“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悅不僅把奢侈看作財政支出問題，而且提高到了國家政治的高度來認識。他把奢侈視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則政未用行矣”。西晉的傅玄提出節用反奢的思想，并把節制封建君主的欲望作為節省國家財政開支的最根本的途徑。同時，還提出減汰冗官，使其改業入農，以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唐代白居易特別主張節用，而且他的節用思想包括的范圍很寬。其中主要是反對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認為在宮室、車馬、仆御、器服、飲食、賓婚、祠葬等方面都應該“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否則必“傷財力”。而且“上行則下效”，使“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聚斂之臣將置力”，“此又為害十倍于前也”。

宋代王安石的財政支出思想與以上有所不同，他不是單純地、孤立地看待支出，而是把支出和收和緊密地聯系起來，重視二者之間的關系，強調二者之間的平衡。他認為國家財政的充裕，關鍵在于開源，收入不增加再節省也無濟于事。但同時又認為開源只是保證國家財政充裕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截流，減少開支，無節制的開支，收入再多也無余存。可見當今社會我們一直提倡的“開源開流”思想是有歷史淵源的。在財政支出上，王安石還重視支出結構，認為必要的支出，如農田水利、交通、軍費等等一定要滿足，不必要的開支，如奢侈浪費等盡量減少。這一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明代的理財家張居士根據當時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提出了以節支為主導的財政支出理論。他認為節省支出對國家財政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講到：“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去之無制，用之無節則乏。”他指出，明代財力匱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之無節”。因此，他把節支放在理財的首位，明確提出“治國之道，節用為先”。可知“節用為先”是張居正財政支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整個財政思想理論的支柱。

清代的財政支出思想也集中在反奢節用方面。其中值得重視的有顧炎武節減支出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貧，貧的原因是國家費用過高，不重視財政支出的效率。顧炎武節減支出的思想與以往的支出思想有所不同，其著眼點是在封建政府辦事效率上，認為政府辦事效率提高了，財政支出就會減少，可知他重視的是辦事效率問題，通過提高效率達到減少支出的目的。他的這一思想與以前相比，更具有現代科學的意義。此外，謝階樹的財政支出思想與頗有值得稱道之處。謝階樹在財政支出上也主張“節財”，但他的節財不是一味地減少支出，而是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他說：“省冗官則廩祿不靡于幸位，而財之節也十一十矣。汰冗兵則糧餉不耗于游民，而財之節也十四五矣。興水利則秸，可納于畿甸，而財之節也十七八矣。居今日而論節財之大道，三者其大焉者也。今天下之所以耗財者三：兵餉、河防、漕運是也。辟邊繳之荒地以屯田，則兵費可節。開西北之水利以浚田川，募江南之客佃以種稻，則河患可息……府不充而常有余財，民不惰而常有余力，地不荒而常有余利。”謝階樹在這里講到“府不充而常有余財”。“不充”是指先要有一定的支出，“余財”是指節省下的大批財富，不充是手段，是暫時的，余財是目的，是長久的。不難看出，謝階樹的“節財”思想包含著深刻的辨證法，有其獨到之處，是值得重視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支出思想有不少閃光的地方，但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財政支出思想相比，繼承的內容多，發展的方面較少。這主要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新的生產關系不斷形成發展，而封建社會雖然時代很漫長，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很少發生變革，致使財政支出思想顯得不夠活躍，長期停留在原來的基礎上，很難有質的發展和飛躍。

從1840年開始，中國由漫長的封建時代步入了動蕩變革的近代社會。這一時期帝國主義的入侵，洋務運動的興起，變法維新思想的形成，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高漲，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萌發，國外新知識、新思潮的傳播，都對中國傳統的財政支出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這一時期的財政支出思想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

第一，繼承和發展傳統的禁奢崇儉的財政支出思想。其中，管同、胡倍認為，黜奢崇儉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可以節省大量的財政支出，用以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發展生產，是十分重要的，應該大力提倡。管同指出：“生財不外乎節財”，可知他對節財重視到了何種程度。劉錫鴻在財政支出上也贊同“”黜奢崇儉”的思想，他認為農、漁、牧、織等在生財的源泉，衣、食、用等是耗財的途徑，必須抑制消費以求富國。顯而易見，這些人的支出思想多繼承了封建社會的傳統思想，崇尚節儉，反對奢侈，重視積蓄，抑制支出。這種支出思想雖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但在中國近代社會求變革和發展的形勢下卻顯露出它的局限性，那就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財政支出的積極意義，僅僅把支出視為費財、耗財的消極因素，甚至反對國家出資辦洋務。

第二，提倡擴大消費的財政支出思想。這種思想主要產生于資產階級改良派人物中，而且主要是針對封建保守思想提出的。魏源提出：“禁奢崇儉，美政也；然可以勵上，不可以律下。”他認為“禁奢崇儉”應該在統治階級中實行，因為他們的經費來自國庫，如競相揮霍，就會加大國家的財政支出，對國家來說是不利的。但對于一般的富民來說，不應該過分提倡崇儉，而應該適當地鼓勵其尚奢。這樣可以增加社會消費，使富人將貯藏的貨幣投入市場，貧民向其提供勞動產品和其他服務，從而使商品生產和交換得到發展。譚嗣同進一步發展了魏源鼓勵富人尚奢的思想，批評了傳統的奢儉論，明確提出“尚奢黜儉”的觀點。他認為在崇儉的思想指導下，地主高利貸者聚斂的財富就不會用之于生產和消費，其結果只能加劇社會的貧困。對于國家來說，寧可“粟紅貫朽，珍異腐敗”，都不肯“興工作役”，就會嚴重阻礙近代新式工業的發展，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社會經濟的生產活動就要“廢絕”。所以，他提倡“尚奢”，鼓勵富人將財富用于發展近代工業，主張將財富多用于生活消費，反對崇儉。譚嗣同在財政支出上的“尚奢黜儉”思想雖然反映了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以消費刺激生產的新思想和發展近代工業經濟的良好愿望，但也存在著不少片面性。如只看到了消費對生產的刺激作用，卻忽視了奢侈揮霍會影響生產資金的積累。只強調開源，卻反對節流，忽視了控制財政支出的意義。嚴復在財政積累和支出上彌補了譚嗣同過激的缺陷，認為節儉是一種美德，應該提倡，否則“財耗而不復，必竭之道也”，這樣對社會和生產都會帶來不利。因此他主張消費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影響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但是他指出“儉”并不是封建社會守財奴式的“保富”，而是一種有富國富民之效的積極因素，如果“儉”得無法滿足人們的消費和生產資本的需要，就失去了儉的意義。所以他反對財富滯留，強調“滯財之致貧，其害烈于奢靡”，“國焉有有大困者乎”。嚴復主張不能片面地反對“禁奢崇儉”，也不能片面地提倡“黜儉崇奢”，這實際上包括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即必須使積累和消費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嚴復的這一財政支出思想和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相比，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它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加速積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第三，提出了量出為入的財政支出思想。中國近代“量出為入”思想的提出，其淵源應來自于中國封建社會楊炎的量出制入，但受影響較深的還是近代西方國家的支出思想。中國近代最先提出量出為入思想的是黃遵憲，他指出“權一歲入，量入為出；權一歲出，量出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絀，上下流通，無壅無塞，是在籌國計。”黃遵憲能在“量入為出”一直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提出這樣的思想，是有一定見地的。他認為財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服務于國家政治經濟的，必須先支出然后才有收入。但量出為入容易引起苛征暴斂，所以支出要根據國家的情況來決定，而且還要和量入為出結合起來運用，做到二者兼顧。與黃遵憲同時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進一步介紹了西方國家“量出為入”的支出原則，指出：“西國同例，量出為入，一歲中有額外用度輒加派于各項之中。”又說：“古者中國制用之經，每量入以為出，今之外國則按年預計國用之大者，而量出以為入。薛福成之所以倡導“量出為入”，是由其“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的觀點決定的。認為只要財政支出是為民眾辦事，即使多取一些民眾也不會反對。總之，“量出為入”是中國近代一種重要的財政支出思想，它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向西方國家學習的產物。

由此可見，中國近代的上述財政支出思想，雖然還保留著傳統的東西，但大部分反映了新的思想和觀點，帶有資產階段求新求強的思想色彩，積極向西方國家學習，在政治和經濟上求發展的傾向。這既是中國近代特定社會經濟背景下的產物，也是中國歷史上財政支出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二、西方經濟學派財政支出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西方財政學實際上是伴隨著亞當·斯密《國民財富和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問世（1776年）產生的。因此，亞當·斯密既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也是西方財政學的先驅。以后，經過二百多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新的矛盾的出現，各種經濟學派和經濟理論應運而生，同時，西方財政學說也在不斷發展。這里僅對西方自古典學派以來有關財政支出的理論作一簡要分析。

（一）古典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西方古典財政支出理論是西方古典財政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從而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理論依據，而且還成為當代西方財政學說的理論淵源。

威廉·配弟（1623—1687年）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賦稅論》和《政治算術》等。他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雖然尚未完全擺脫重商主義色彩的影響，但已從流通領域深入到生產領域，提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句有名的格言，把勞動和土地看作是財富的本源。特別是他最先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命題，這是他在經濟理論方面的最大貢獻。關于財政理論他也進行了研究。他在《賦稅論》這部著作中，雖然重在研究稅收，但也用相當篇幅討論支出。他依據政府職能需要，提出了財政開支的一般范圍，主要包括六項“公共經費”，即軍事費用，行政官吏的俸祿，“拯求人的靈魂，啟導他們的良知所需的經費”（宗教費用），各種學校的經費，對孤兒和各種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贍養費，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業的經費。另外，他還有一個重要觀點是，財政經費支出應以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振興產業為目標，因此主張壓縮諸如行政、軍事、教育、宗教等非生產性開支，相應增加有關生產性支出以及社會救濟方面的支出；并主張通過實行行政、法院、教會等制度的改革以縮減支出。這顯然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有一定的進步性。亞當·斯密（1723—1790年）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期密生活的時代正處于由工場手工業向現代化大工業發展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封建主義制度仍具有強大的勢力，已經完全背時的重商主義理論也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些都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亦稱《國富論》），集中論述了古典經濟學的代表思想，體現了當時英國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全書貫穿了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斯密依據其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學說，形成了他獨特的自由主義國家觀。他認為，政府的活動并不創造物質財富，屬于非生產性勞動。從而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而必須消耗的那部分物質產品，是社會財富的一種虛費，它嚴重妨礙了資本積累和國民財富的增長。因此，政府應當盡量縮小自己的職能，實行廉價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將國家的義務或職能具體界定為：“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其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斯密的財政支出理論就是建立在上述國家觀基礎上的，由于他反對國家干預，嚴格限定國家職能范圍，因此，他主張政府的財政開支也要壓縮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與上述國家職能相應所需的經費，即國防義務——國防費，司法行政義務——司法費，公共設施及土木工程義務——公共設施建設費。除上述經費以外再有就是“一國君主，除了執行種種職務所必要的費用以外，為維持其尊嚴計，亦需有一定的費用。”此即王室經費。

大衛·李嘉圖（1772—1823年）是英國產業革命時代的著名經濟學家，他繼承了配弟與斯密經濟理論中的科學成份，并加以補充和完善，成為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李嘉圖的財政支出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樣，李嘉圖亦極力鼓吹經濟自由放任，同時，他把國家經費全部或幾乎全部看作是非生產性消費，因而主張盡量壓縮國家財政開支。他認為，“資本可以由增加生產或減少非生產性消費而增加”。而且，“一國的生產量必然是隨著資本的減少而成比例地減少；所以，如果人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非生產性開支繼續不變，而年再生產量又不斷減少時，人民和國家的資源就會日益迅速地趨于枯竭，窮困和災殃就會隨之而來。”因此，在李嘉圖看來，狹義地理解國家的活動范圍，減輕賦稅負擔，壓縮國家經費開支，對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李嘉圖的這些基本論點是以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為立腳點的。馬克思曾對他作過如下的評價：“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最有利于生產、最有利于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于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

（二）庸俗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早期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可分為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兩上部分。一般而言，自李嘉圖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庸俗化了，也就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庸俗政治經濟學已取代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占居統治地位。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薩伊和英國的馬爾薩斯。

薩伊（1767—1832年）的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概論》（1803年出版）。他拋棄了斯密勞動可以創造價值的觀點，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的效用即使用價值決定的，所以勞動、資本和土地都可以創造商品的價值。他提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動均衡論，認為供給能夠創造相應的需求，所以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這是赤裸裸地美化資本主義經濟的論調。在財政支出理論方面，薩伊拋棄了斯密的一些科學成份，提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的論點，進而他又把效用說成是“服務”，而一切提供服務的活動都是生產，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活動創造“生產”提供了理論根據。薩伊還把社會產品分為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認為只有有形產品才能增加社會財富，而無形產品的創造者，如律師、醫生、官吏、軍人、畫家、音樂家等等盡管為人們提供了各種服務、享受、教育等，但不僅不能增加社會財富，相反要消費一部分社會財富，所以政府應當將無形產品的生產壓到最低限度。這一主張的內涵和斯密較為類似，但其理論基礎卻截然不同。

馬爾薩斯(1766—1834年)是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早期代表者之一。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他拋棄了古典經濟學派的勞動價值理論，代之以生產費用論，認為商品價值的尺度并不是勞動，而是生產費用，把利潤說成是生產費用的一部分；資本家的利潤是由于資本家向地主、僧侶、國家官吏繳付地租和稅金的結果。這些人就是利用這些收入向資本家購買商品，這是利潤的來源，即所謂非生產階級的“讓渡”。這樣，在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中，國家的財政支出已成為商品銷售和實現利潤的重要條件。正如馬克思所說：“這樣繼續推論下去，就是‘人口論’作者宣揚不勞動者的經營的過渡消費和盡可能攫取年商品的最大部分是生產的條件。”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古典學派關天國家支出屬于非生產性消費，并盡力限制其規模的觀點。

（三）社會政策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19世紀中葉，德國正處于向資本主義急劇變化的過程中，資本家與工人以及專制主義的政治機構形成三足鼎立的復雜的社會結構。在階級對立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背景下，社會政策學派應運而生。該學派指出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強調了社會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國家實行社會政策的主張，在德國財政經濟學界具有很大影響。

瓦格納（1835—1917年）是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財政學的創建者。他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承認國家對經濟活動具有積極的干預作用，另一方面又謀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現象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此，他極力主張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包括“樹立有計劃的生產秩序”取代自由競爭的生產方式；防止犧牲別人利益以謀求個人私利；對勞動者及其它小市民從財政物資分配上給予幫助。瓦格納進一步闡述了對國家職能的看法，認為國家的目的不僅限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法制及權利的目的，還應加上文化與福利的目的。國家不僅有維持國內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敵的任務，同時還必須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財富的機會。而且國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經濟目的之上，在這個關系上要限制私人經濟活動，必須強制對國家盡責。為確保完成國家目的的財源，他主張擴大國有財產，實行鐵路、保險、銀行的國有化，施行新的特權及煙草專賣，堅決貫徹煤氣、水道、交通設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須按照社會的賦稅政策積極地改變人民所得的分配。

瓦格納還聯系國家目的、任務及其活動的財政需要論述了國家經費問題，認為國家活動應把法律與權力目的與文化和福利目的這兩個國家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加以實施，為此應形成一種給予機制，這就是財政的經費體系，構成財政需要體系。他提出了三條重要的財政經費原則：一是應有正當自主的財政監督組織；二是應遵守節約的原則；三是應兼顧國民所得與財政需要的原則。

特別需提到的是，瓦格納論述了公共活動特別是國家支出的膨脹問題，這就是被后人所稱的“瓦格納法則”。瓦格納說：“財政經濟就是為籌集完成國家總體經濟機能的任務所必須的物質輔助手段，而不能不進行的活動。由此可見，財政經濟范圍必須隨各時期的國家任務、國家活動的范圍以及種類而決定”。“從不同國家及時代比較，進步國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活動呈現有規律的擴大的趨勢。這種擴大既系外延的又系內含的，即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斷提出新任務的同時，有的職能也在進一步擴大。于是國民經濟的要求，乃更廣泛更充裕，為滿足這些涌現的需要，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經費增加的統計上，雄辯地說明這一點。”瓦格納這兩段話說明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且隨著國家職能的擴大，財政活動范圍也必然會隨之擴大。顯然，瓦格納的這種財政理論與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當局政權的設想合拍，并成為當時資本主義各國財政理論的基礎。

必須指出，瓦格納的社會政策主張及其國家經費的觀點只是帶有一定的改良性質，就其本質而言，仍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體現了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要求，這一點，日本學者坂入長太郎也看得十分清楚，“瓦格納并不根本否定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是為修正和排除其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弊端，采取了社會政策財政學的觀點。”

（四）凱恩斯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壟斷階段，各種社會經濟矛盾加深，本世紀30年代在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而宣告了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破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學派及其理論應運而生，并經過凱恩斯追隨者的宣揚和發展，形成一套系統的政策理論體系，并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干預經濟和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這也說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在現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凱恩斯（1883—1948年）是。英國近代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凱恩斯學派的創始人。其代表作是于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思想的主要內容集中地體現在這本書里。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不可移易的三個基本心理規律引起的，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及其流動偏好或靈活偏好。因此，就不可能像傳統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排斥國家干預，而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來解決。相反，他認為必須依靠政府干預來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和投資引誘，以擴大社會有效需求，否則就無法擺脫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困境。凱恩斯明確指出，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最聰明的辦法還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設法由社會來統制投資量，讓資本的邊際效率逐漸下降，同時用各種政策來增加消費傾向。”又說，為了“使消費傾向與投資引誘二者相互適應，故政府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論家看來，或從當代美國理財家看來，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又是必要條件，可以讓私人策動力有適當運用”。這就是說，在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政府應加強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消費，刺激投資。由于經濟復蘇的關鍵在于投資方面，凱恩斯還特別強調由國家干預投資。他說：“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之境，其唯一辦法，乃是把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

凱恩斯認為，國家對經濟干預的形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財政政策，二是運用貨幣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財政政策的作用，認為貨幣政策只起鋪助作用。在凱恩斯看來，貨幣政策是通過利息率而間接起作用，不如財政政策作用來看直接和有力。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經濟衰退時，應擴大政府開支和實行減稅。他特別強調舉債支出的作用。他認為，稅收的變動，尤其是用累進所得稅，雖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費傾向，以擴大社會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內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所以單靠稅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經濟危機和提高就業水平。然而，擴大政府支出的來源，如果是靠增加稅收，則又會減少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結果依然達不到擴大社會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張實行舉債支出以彌補赤字的財政政策。他說：“舉債支出雖然‘消費’，但結果倒可以使社會致富。”這樣凱恩斯便突破了從亞當·斯密以來傳統的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觀點。

總之，凱恩斯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為，運用擴大政府支出的辦法或稱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社會需求，實現社會充分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現實和社會化大生產商品經濟的一些共性問題，對于緩和當時的經濟危機和矛盾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必須指出，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及其政策主張，其實質是為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由于他沒有觸及到資本主義的深層矛盾，所以他開出的“藥方”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問題。

漢森（1977—1975年）是美國經濟學家，在本世紀30年代初期他曾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放任。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后，遂轉而擁護凱恩斯的學說，成為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忠實信徒和凱恩斯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著重研究經濟周期，提出“長期停滯理論”，認為利用財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滯”，實現所謂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漢森認為，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在于長期趨勢中實際經濟增長率越來越小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而要使經濟返回到潛在的增長水平，必須使投資支出水平能夠補償在高收入水平下所出現的儲蓄繼續增長的水平。為此，他主張政府擴大公共工程投資，這對于擴大整個社會的投資規模具有加速作用。漢森還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著景氣與不景氣相互交替的長周期，而國家干預經濟的目的是“熨平”由于經濟周期引起的經濟波動，以保持宏觀經濟的較長期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漢森進一步提出了補償性財政政策，主張“逆風向行事”，即在蕭條時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支出，推行赤字預算；在繁榮時期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縮減投資規模，增加稅收。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出現財政虧損，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可能獲得財政盈余，而在長期中以盈補虧就可實現財政預算平衡和經濟穩定增長。

薩繆爾遜是凱恩斯學派在美國的另一個主要代表人物，其經濟理論主要體現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中，薩繆爾遜提出了“混合經濟理論”，成為他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理論基礎。他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既不是純粹的私人經濟，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經濟，而是一種私人經濟活動與政府經濟活動同時并存的混合經濟。他說：“我國的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在其中，國家機關和私人機構都實行經濟控制。”這就在于一方面，價格機制通過市場解決基本經濟問題，即‘生產什么東西取決于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如何生產取決于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為誰生產取決于生產要素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取決于工資率、地租、利息和利潤。’”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不是純粹的價格經濟，而是混合經濟；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場的成分交織在一起組織生產和消費。”在這種背景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須強調國家干預經濟。他進一步提出，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不能保證投資的數量處于恰好維持充分就業的水平，因為它不能自動調節。如果投資過多會導致通貨膨脹；投資過少又會導致通貨緊縮，造成失業率上升。只有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水平。關于財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點：一是政府應擴大有益于社會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資。對于促進經濟增長而言，這種支出比政府的一般開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另福利開支。他認為福利開支既是“內在穩定因素”，可自動調節，又可利用它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三是政府應重視基礎理論和應用科學的研究和開發，擴大這方面的直接投資或給予補助金。同時，政府還應重視旨在教育和培訓勞動力的公共開支。

綜合地看，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在財政支出方面的基本理論觀點是，從資本主義現實經濟矛盾分析出發，反對經濟的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并將財政支出政策作為國家調控經濟的必要手段。由于這一理論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現實情況，特別是這一分析及其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基地上的，因而是有一定借監意義的。但也應該看到，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執行凱恩斯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緩解了經濟矛盾，但從長期趨勢看，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如財政赤字增加，債務膨脹，經濟低速增長等。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西方經濟學領域，與凱恩斯相對立的其它學派、理論及其政策主張應運而生。（五）貨幣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貨幣學派是美國在50年代開始出現的、于70年代蓬勃興起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學派，該學派以反對凱恩斯主義著稱，同時也是凱恩斯主義在實踐中破產的產物。這一學派雖然重點論述貨幣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也涉及到了財政支出理論。弗里德曼（1912—）是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西方世界非常活躍的經濟學家。他承襲了傳統西方經濟學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一種具有穩定性的經濟，反對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觀點。其論據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可以受到政府干預，但是政府不能造成經濟增長。政府能夠提供有利條件，但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由私人部門造成的—如通過個人儲蓄、投資、承擔風險和革新。”他認為：“政府不可能精確地調節經濟，以消除每一次的經濟上下波動。政府試圖這樣做的結果，使波動變得更加厲害，而不是變得好了”。“政府能為經濟做的好事，是很有限的；但是它能做出的損害經濟的事，卻幾乎是無限的。”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主義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為主的財政政策來緩和失業，認為政府干預政策往往是短期經濟不穩定的原因而不是有效醫治的辦法。他特別強調貨幣的重要性，認為貨幣供應量是影響經濟總水平最有力的手段。因此，把貨幣供應量作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張主要是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基礎，提出了以控制通貨膨脹、特定物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內容包括：提倡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率相適應；提倡“收入指數化”，將工資、利息、政府債券收益和其他收入等與物價指數掛鉤，使之能隨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提倡浮動匯率制，反對固定匯率制；在財政政策方面，他極力反對凱恩斯學派擴大支出及其赤字財政政策。他認為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如果沒有相應地擴大貨幣供給量，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只能是暫時的或微小的；如果財政政策要持續地發揮作用，那財政支出必須是通過創造貨幣來融資的。顯然，這樣進行的開支必然是膨脹性的。所以，凱恩斯學派的財政政策不是減少了經濟的不穩定性，而是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在貨幣學派看來，要使經濟穩定增長，又沒有通貨膨脹，政府必須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壓縮財政支出，實施財政平衡的財政政策。還應提到，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主義對低收入者給予“最低生活水平維持制度”的差額補助政策，主張實行“負所得稅政策”，即政府規定某種收入保障數額（最低收入指標），然后根據個人實際收入給以適當的補助，但政府發給的補助金要根據個人實際收入的多少按比例發給，以避免把低收入者個人可支配的收入一律拉平的缺點。這既可使低入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依賴政府補助金過活的懶漢思想，從而有利于鼓勵個人工作積極性。

總之，貨幣主義是作為凱恩斯主義的對立物而出現的一種經濟思潮，二者在理論觀點與政策主張上都存在一系列分歧。歸納起來，凱恩斯主義以有效需求論為基礎，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通常是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貨幣主義則是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基礎，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動態上是穩定的。由此出發，凱恩斯主義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主張實行相機抉擇的國家干預政策；貨幣主義則以穩定物價為主要目標，主張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應該看到，在現代經濟條件下，貨幣主義學派強調貨幣的重要性，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擴張政策，主張實行按經濟增長率來確定貨幣增長率及其浮動匯率政策，這對于穩定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該學派把資本主義經濟動蕩不穩的根本原因歸結為“貨幣現象”，并企圖通過控制貨幣存量來消滅經濟危機，這一結論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并未獲得預期的穩定經濟的效果。

（六）供給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供給學派是在美國70年代中期逐漸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是圍繞如何使資本主義經濟擺脫滯脹困境這一問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費、溫尼斯基、吉爾德、蒙德爾等。

供給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把滯脹的原因歸咎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把需求作為經濟活動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只要刺激總需求，就能使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發展，從而忽視了勞動、儲蓄、投資、生產等供給因素。這種本末倒置的政策對于供給增加只能產生負效應。因此，要醫治滯脹這一頑癥，就必須徹底否定凱恩斯主義，推行注重供給管理的經濟政策。

減稅是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的核心和基本環節。他們認為，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既然是供給不足，那么，減稅便是促使供給增加的基本手段，因為降低稅率可以促進個人和企業增加儲蓄和投資，這樣自然就會促進供給增加。另外，供給學派極力主張減少社會福利支出，這是促進供給增長的又一重要措施。他們認為，政府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不僅不能使窮人擺脫貧困，反而會使失業增加，有損勞動力的供給，因為在龐大的失業隊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業成本太低而“自愿失業”的。再就是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需有相應的社會福利機構和眾多的管理人員，繁瑣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而且會助長官僚主義弊端，腐蝕著人們的思想。他們認為，從擺脫美國財政危機的角度看，也需要削減日益膨脹的社會福利支出。這項開支已占到美國財政支出的40％，比軍費開支增加得更快。他們認為這項支出在一定時期曾對經濟危機和階級矛盾起了一定緩和作用，但現在它已經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國政府日益承受不了這種負擔。

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財政支出觀

在財政支出理論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分析方法，即通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大生產一般規律的同時，也揭示了財政的本質及其財政支出運行規律。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財政支出觀的一個鮮明特征。

首先，經典作家建立了科學的國家學說，深刻地論述了財政與國家的本質聯系及其財政支出的內在分配關系。傳統的國家觀從君權神授論到社會契約論都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美化統治階級，愚弄勞動人民，為統治階級的“合法統治”提供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則從唯物史觀出發，正確地闡述了國家的性質及其內在屬性。恩格斯說：“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他還指出：“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進一步從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其階級分化的角度論述了國家的起源和性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防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把國家看成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社會出現剩余產品和階級分化的必然結果，從本質上講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除了具有本質上的階級屬性外，還具有一般的社會性職能，后者對國家來說同樣是不可缺少的。指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上述兩方面的職能屬性在階級社會里成為國家的有機統一體，正如馬克思在劃時代的巨著《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監督勞動的性質時曾講過的：“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個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多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與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多種特殊職能。”經典作家還進一步認為，國家的這種“社會職能”不僅是一個客觀存在，而且還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進一步得以強化，馬克思指出：“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和現代社會比較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顯著增加，并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看，證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國家社會性職能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以上所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國家觀的完整內容體系，肯定一點而不及其余都是片面的。

經典作家的財政支出觀與其國家觀緊密相關。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財政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財政的收入分配及其支出分配導源于國家職能，并且是國家全面履行其職能的一個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交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用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精典作家的這一論述深刻地揭示了財政與國家的關系，它不僅表明財政的職能是服務于國家“公共權力”，而且反映了隨著社會發展而引致的財政職能的拓展和財政支出分配規模的擴大，進而通過“捐稅”和“發行公債”來彌補，以為國家擔負的職能提供財力保障。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國家職能既有政治性的職能，也有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社會一般性職能，而國家的一種職能的履行也只能由財政來支持。馬克思指出：“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產條件—只要它們還不能由資本本身在資本的條件下創造出來—必須由國家收入的一部分來支付，由國庫來支付。”馬克思這里講的“一般的，共同的生產條件”即是屬于社會的共同需要，顯然，馬克思將財政支出分配看作是實現國家多種職能的重要工具，財政與國家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然而，經典作家并沒有僅僅停滯在財政支出與國家職能一般關系的分析上，而是進一步揭示了財政支出分配關系的實質，認為包括財政支出在內的整個財政分配關系在階級社會中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恩格斯指出：“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后備基金從這種剩余中的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繼續發展的基礎。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上的統治權和精神上的指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里。”這說明，財政收支分配關系是從社會產品分配關系中分離出來的一種特殊的分配關系，它是憑借國家權力實現的，其實質也是為統治階級或“特權階級”服務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法國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時指出：“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分不開的。它在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經典作家在談及與財政支出直接相關的資本主義國家預算和赤字時，更加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預算是“階級的預算，是由貴族執筆寫出的資產階級的預算。”“國家財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資產階級當中掌握統治權的那個集團的利益。”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財政支出觀，既從一般意義上揭示了財政支出分配與國家的內在聯系，說明財政支出分配決定于國家職能，同時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財政支出分配與國家的本質聯系，說明在階級社會中，財政支出分配從根本上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其次，馬克思創立了科學的再生產理論，闡明了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和形式，也為財政支出分配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社會再生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最初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但較為全面、系統、完整的論述則體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另外，在《*2政治經濟學批判*3導言》中也有涉及。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博大精深，其要點可以概括為：首先，社會再生產是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構成的，各個環節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辯證統一關系，從而這些環節共同構成了社會再生產的有機整體。馬克思指出：“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本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這里，馬克思指出了，在社會再生產這個統一體內部矛盾的諸方面中，生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產對分配、交換、消費起決定作用，但是，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生產的消極產物，它們反過來又積極地影響生產。其次，從實物和價值兩個不同方面揭示了社會總產品的構成，為社會再生產的分析提供了理論前提。社會總產品是整個社會各種物質資料的總和。馬克思運用高度的抽象法，將社會總產品從物質形式方面區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部分，進而把社會生產分成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和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這是十分科學的。同時，馬克思從價值形態方面把社會總產品區分為三部分，即不變資本價值(C)、可變資本價值(V)和剩余價值(m)。只有弄清了社會總產品的實物構成和價值構成，才能分析和理解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才有助于建立起科學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再次，社會總產品如何從價值和實物兩個方面同時得到補償，這是社會再生產的一個核心問題。社會再生產要順暢進行，必然要求社會總產品在流通中能夠順利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價值補償就是產品價值的各個組成部分從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實物補償就是社會總產品轉為貨幣形式后，還應進一步轉化為所需的商品，包括資本家所需的生產資料和人們所需要的生活消費資料。可見，只有社會總產品同時實現上述雙重補償，社會再生產才能周而復始地運動，如果任何一個補償實現不了，都會使社會再生產運行遇到障礙。再一點就是，馬克思將社會再生產區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并科學地分析了兩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簡單再生產是指生產過程在原有規模上的重復，是擴大再生產的基礎和出發點。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的實質就是在不擴大生產規模的前提下，具體如何實現其社會產品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對此，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作出了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的內含規定，這就是社會總產品各個組成部分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關系進行交換。擴大再生產通常要以資本積累為前提，但資本積累只是一個重要源泉，不是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沒有積累而通過其它因素如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生產設備的利用率、節約使用勞動對象等也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率。馬克思分析擴大再生產實現的條件是著重在資本積累前提下進行的。馬克思指出，擴大再生產需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即必須有追加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在這前提下，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擴大再生產的平衡條件，這就是擴大再生產要順利進行，客觀上要求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必須保持平衡。也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上要相對平衡，同時總的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之間也必須相對平衡。概括地講，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核心和精髓就是社會生產的按比例發展，客觀上要求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要互相適應，按照一定的比例關系，在社會生產各部門、單位之間分配社會勞動，配置社會資源，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保持相對的平衡。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在闡述社會再生產原理時，雖然并未專門討論財政問題，但從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一系列精辟分析中，可以引申出精典作家的一個重要的財政支出觀，這就是適應社會再生產運動過程的客觀規律，作為內在于分配環節重要組成部分的財政支出分配必須在整個經濟、在社會范圍內進行統籌安排，講求合理的比例關系，按照合理的客觀比例的要求分配資金。這也是財政支出分配的一個重要規律。財政工作只有認真按照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組織財政分配，才有利于社會再生產的順暢運行，才能促進國民經濟有條不紊地發展。

再次，經典作家提出了“社會扣除理論”，為財政支出分配作出了原則規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拉薩爾所謂的“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之類口號的虛偽性和荒謬性，提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社會總產品分配所應遵循的順序及其分配原則，即社會總產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配時，必須根據社會再生產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需要，依次進行一系列扣除，這就是著名的“社會扣除理論”。經典作家論及的社會扣除包括：“第一，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第二，用來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里面扣除：第一，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極為顯著地縮減，并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顯著增加，并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于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馬克思關于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六項扣除”理論，指明了社會總產品分配的順序和原則，闡述了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內部結構，要求在社會總產品分配時，既要滿足社會再生產的需要，又要保證社會共同消費的需要，這是整個社會經濟進步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上述“六項扣除”的每一項都與財政分配直接相關，而且其中用于擴大再生產追加部分、用于智力開發部分、用于后備部分、用于社會保障部分、用于行政管理部分等，都離不開財政的主導作用。因此，精典作家的“社會扣除”理論不僅是社會總產品分配共同規律性的體現，同時也是財政支出分配的一項重要原則。

四、鄧小平理論體系中的財政支出觀

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由他新自創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及其中國現代化建設理論等，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因此，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在財政方面，小平同志亦有大量精辟的論述，而且往往從宏觀全局及其戰略的高度考慮財政問題，因此，小平同志的財政理論屬于全局財政思想，并構成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里試結合他的整個理論體系和全局財政思想，闡述一下小平同志的財政支出觀。

(一)財政部門是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一個綜合部門，財政支出政策的確立要有全局觀念，要為黨和國家一定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服務

財政歷來與國家具有緊密聯系，在任何社會條件下，財政都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工具，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志也曾指出：“國家的預算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全面反映著整個國家的政策，因為它規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方向。”小平同志從社會主義和思想的上述原理出發，不僅深刻地論述了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為財政部門是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一個綜合部門，而且明確要求財政工作及其財政收支政策要有大局觀念，考慮問題要從全局出發。他說：“財政部提意見，是從全局出發，考慮有錢沒有錢，是否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那么，財政的全局觀念是什么？鄧小平同志在1954年的全國財政廳局長會上指出：“財政工作的全局觀念是什么？財政部門是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一個綜合部門，和其他工作一樣，它必須服從總路線，即必須保證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實現。所謂總路線，其主體是國家工業化，兩翼是兩個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財政工作就要保證國家工業化和兩翼改造所需的資金。”這一論述高屋建瓴地闡述了財政收支分配政策的目標，體現了小平同志全局財政思想。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黨和國家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無疑需要賦予新的內涵。對此，我認為，需要結合小平同志有關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加以理解，這樣更有助于把握當前財政的全局觀念及其財政支出政策的導向。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他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這里，小平同志全面論述了今后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涉及到社會主義的“任務”、“本質”和“原則”，無疑這應成為今后長時期黨和國家面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同時，根據小平同志的全局財政思想，這也應成為新時期確立財政支出政策目標的主要依據。

(二)從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出發，優化財政支出分配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小平同志對我國未來的發展戰略極為關注和重視，經過慎密思考，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即第一步，在90年代初期基本解決溫飽。第二步，在本世紀末步入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小平同志認為，實現“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意義非常重大，“第一，是完成了一項非常艱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務；第二，是真正對人類作出了貢獻；第三，就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么，如何實現“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呢？依據小平同志的論述，結構問題是一切經濟問題的核心，并把財政分配及其財政支出結構優化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實現結構調整、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強有力的手段。這包括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科教文衛與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是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

對于科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小平同志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象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為了使科學、教育早出成績，快出成績，小平同志在考慮經濟發展戰略時，把科學和教育與農業、能源與交通放在同一戰略位置上。他指出：“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是關鍵”。依據這樣的戰略目標，小平同志提出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科教事業的投入。他說，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和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發展的比例失調，教科文衛的費用太小，不成比例。像埃及這樣的國家，人口只有四千萬，按人口平均計算，他們在教育方面花的錢，也比我們多幾倍。因此，小平同志反復告誡全黨：“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強調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同時，始終要求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加快發展生產力。他認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發展還比較落后，發展科技和教育的經濟基礎相對來說還比較薄弱。如果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這樣，小平同志就把科教文衛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的辯證關系理清了，也對財政分配結構提出了原則性要求。

就經濟發展本身來說，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視結構問題，主張狠抓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他說，我們過去長期搞計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安排好各種比例關系。農業和工業比例失調，農林牧副漁之間和輕重工業之間比例失調，煤電運和其它工業比例失調，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為了理順這些關系，小平同志十分關注經濟調整工作。60年代的調整，他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決策者之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調整他是主要的決策人。他認為，調整是為了擺脫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較平衡。如果不調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對結構問題更多地從宏觀戰略上考慮。1982年他在《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一文中指出，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能源、交通是重點，農業也是重點。至于具體步驟，小平同志認為，前十年主要是為后十年的更快發展做準備。“哪些項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個安排，不能擠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資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到一年，不然要拖到下個世紀去了。真想搞建設，就要搞點骨干項目，沒有骨干項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難，也要下決心搞。資金、材料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項目。這些項目上得多，也頂不了事。”鑒地我國重復建設、重復引進、重復浪費的嚴重局面，小平同志要求全黨加強投資方向的研究，并建議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下一個世紀前50年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主要制訂一個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規劃。要采取有力的步驟，使我們的發展能夠持續、有后勁。他說：“要研究投資方向問題。日本人說搞現代化要從交通、通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們在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錢。”他主張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加強這方面的投資。

綜上可以看出，小平同志不僅提出了“分三步”的現代化戰略目標，而且提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和措施，這當中財政政策支持及其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地至關重要的。現在我國正處于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并將從下世紀初進一步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小平同志關于財政促進科教文衛與經濟協調發展，財政是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強大杠桿的論述，對于我們今天加強結構調整，實現“兩個轉變”及整個現代化建設目標，仍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穩固可靠的基礎上

財政是國家財力分配的樞紐和主渠道，國家財政的能力與狀況如何，對于國家職能的正常履行，對于經濟與社會的穩定協調發展，對于宏觀和微觀經濟的有序運行，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正因如此，鄧小平在他的大量論著中，一貫強調和關注國家財政的穩固。早在1954年，小平同志針對國家財政出現的一些不穩定現象，明確指出“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的目標和要求，并態度堅決地指出：“我們必須做到這一點，這不光是要財政部來做，要靠大家來做。”今天看來，小平同志關于穩固財政的思想，有著非常深刻的含義，它不僅是維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客觀要求，對我國當前和今后的財政經濟工作，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性意義，是我們應長期遵循的一個指導原則。

如何確保財政穩固？他認為，關鍵在于發展經濟，這是增加財政實力的關鍵，也是他的一貫思想。同時，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堅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的原則。1986年他指出：“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基建規模特別是非生產性建設規模不能過大，有些開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擔。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對開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和社會上的錢，轉一部分用于基礎設施。我們只能走這條路，還要注意消費不要搞高了，要適度。”這一論述實際上也涉及到了財政支出的一條重要原則，即堅持量力而行，防止支出總量膨脹。另外，小平同志特別提出了財政支出中節減行政經費的思路，認為這是國家積累工業化資金的一個重要方法，是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我們必須堅持貫徹的原則。

五、幾點思考和看法

以上對古今中外的財政支出理論進行了概略性的歷史考察，考察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說明在歷史和現實中已經出現或形成了哪些理論，而關鍵在于吸收這些理論的營養成份，以便更好地發展理論，指導實踐。為此，我提出以下幾點評述性的看法和認識。

(一)研究和解決當前中國的財政支出政策問題，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作為其根本的指導思想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財政改革及財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固然需要借鑒西方的一些經驗和做法，但有一個大前提需要明確，即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不能有絲毫的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正確地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相互對立統一的關系，揭示了國家的起源、國家的職能及其財政與國家的本質聯系，闡明了社會生產的一般原理及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和形式，由此在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同時，也揭示了財政領域內收入分配和支出分配的內在規律，這是我們進行財政學研究乃至整個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由小平同志親自創立的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本質學說及其現代化建設發展理論等，內容博大精深，分析透徹精辟，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完整體系。這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財政改革、財政發展和財政分配政策的調整指明了方向。在財政分配領域，小平同志發表了大量論述，其最為核心的部分可以概括為“全局財政思想”，這必將成為今后長時期具體指導我國財政運行和確立財政支出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對西方財政支出理論應該采取正確分析的態度，其內在的一些科學成分值得借鑒

當前我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包括西方財政理論)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種傾向是對西方經濟學奉若神明，照抄照用，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主張從經濟理論到經濟政策都要和西方“接軌”。這是十分錯誤的，因為從根本上說，它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另一種傾向是受長期以來極“左”思潮的影響，對西方經濟學諱莫如深，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同樣是不足取的，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如撇開其階級屬性不談，在相當程度上是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過程的，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些現實經濟矛盾，其內在的理論體系及其政策主張并不是完全沒有可取之處。特別是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但反映市場運行客觀規律的一些共性東西，我們不能拒絕。因此，對于上述兩種極端化的傾向應該拋棄，而需要采取了解、分析、揚棄的方法，對于其中的某些科學成份進行吸收借鑒。根據這一思想，這里側重說一下西方財政支出理論值得借鑒的一些地方。首先，自凱恩斯以來的現代西方財政支出理論盡管有各種流派，觀點亦有分歧，但都是建立在國家宏觀調控理論基礎上，它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市場自動均衡的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反對自由放任的思想，極力主張國家干預，并將財政支出政策作為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將宏觀經濟穩定(如熨平經濟波動，維持充分就業等)作為財政支出政策的基本目標。這實質上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從而說明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及其財政支出政策的重要性，并使財政支出政策的運用具有充分的針對性，這是需要我們予以高度重視的。其次，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貨幣政策如何綜合協調運用，如何松緊搭配，以共同作用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這也是現代西方財政支出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明顯特征，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借鑒。再就是其研究方法也給人以啟示，這不僅包括從定性分析延伸到定量分析，而且還包括從經濟運行中提煉出理論問題，再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使實踐、理論、政策相一致。

(三)中國歷史上的某些財政支出思想也有“閃光”之處，需引起我們的重視

如前所述，中國歷史上的財政支出思想，確實是豐富多彩，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既有中國固有的東西又有學習西方國家的成分。從總體來看，這些思想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局限，有的甚至是歷史糟粕，必須廢止。但也有一些支出思想反映了社會進步的要求，屬于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我們研究借鑒。比如，反奢節用，控制財政支出的思想；重視財政支出結構，集中財力優先保證主要項目開支的思想；注重財政支出效率，減少浪費的思想；強本節用，將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結合起來的思想；根據支出組織收入的“量出為入”的思想，強調財政收入平衡的思想等等。這些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的是我們今天財政支出思想的淵源，有些與我們今天的財政支出思想大致相同，明些為我們研究今后的支出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所以，這些財政支出思想是我國財政支出思想史上的寶貴財富，應受到高度的重視。

主要參考文獻

周伯棣《中國財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會，1981年

項斌等編著《中國古代財政思想史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坂入長太郎《歐美財政思想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薩繆爾遜《經濟學》

《馬恩全集》

《鄧小平文選》

本文關鍵詞：財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