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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目前，美國采取了以增加軍費和減稅為主的急劇擴張性財政政策，歐盟則在《穩定與增長公約》框架內堅持限制赤字擴大的政策。從本質上看，歐美政策的不同取向與各自的增長模式以及內部政治結構有著直接關系。歐美政策的不對稱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矛盾性及其顯現的或潛在的風險。未來，美國的火車頭作用不穩定，歐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限，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體系將因此更加脆弱。

[關鍵詞]財政政策歐美經濟關系世界經濟

當前，世界經濟中的一個主要現象是歐美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與美國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居于絕對優勢不同的是，大西洋兩岸的經濟實力趨向對等。隨著美國持續十年高增長期的結束，美歐在政策與制度上的不協調性甚或矛盾性愈加凸顯，它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本文試圖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對此加以分析。

一、歐美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多數歐洲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曾與美國同步奉行凱恩斯主義，80年代后又轉向貨幣主義、供應學派。就財政的分配方式和國家用其干預經濟的程度而言，不僅美歐之間有較大差別，而且歐洲國家相互間也存在差異。所以說，歐盟在制定《穩定與增長公約》之前還沒有形成財政趨同框架，因此談不上歐盟的財政政策路線。90年代中期以后，歐盟成員國開始在《馬約》的框架下實行穩定趨同的財政政策，此時美國正處于經濟高增長期，克林頓政府采取了平衡預算的做法，歐美財政政策在形式上相對吻合。

從2000年底開始，美國和歐盟繼日本之后出現了增長下滑和通縮危險。面對這一形勢，美、歐的中央銀行分別采取了方向一致的放松銀根的貨幣政策。美聯儲的主導利率在短時間內由6.5%降到了1%，歐洲央行也隨之審慎地將主導利率下調到2%的水平。如果去除通貨膨脹因素，美歐的實際利率已幾乎為零。但是，空前擴張的貨幣政策對扭轉經濟蕭條和消除通縮壓力并沒有明顯作用。這應驗了美國經濟學家西林的論點：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抽緊銀根如同拉緊繩子，作用顯著；而在通縮情況下，放松銀根如同推繩子，不顯作用力。在這種形勢下，財政政策對內部經濟發展的意義變得尤為舉足輕重，而美歐在這方面的政策取向明顯不同，美國的目標是刺激經濟增長，歐盟則著眼于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2001年初，剛上任兩個月的布什政府便將反周期的擴張性刺激作為核心政策目標，聲稱因經濟衰退和反恐需要，政府將轉向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而且，與以往交替使用減稅或增加支出的做法不同，此次的擴張是“雙管齊下”，軍費支出與大規模減稅并舉。布什政府的預算方案實施后，美國的財政平衡出現了急劇變化。2001財政年度，美國國家財政得益于克林頓政府留下的“家業”，贏余1270億美元；2002年贏余便轉為虧空，赤字達1570億美元。據最新統計，2003年美國赤字預計將增加到4550億美元，占GDP比重的4.5—4.8%，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比重。與美國的政策相反的是，歐盟國家（英國除外）總體上依舊堅持著“告別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堅持《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過3%、國債不得超過GDP的60%的標準。其政策構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結構改革和鞏固財政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增長環境。由于經濟不振、國家收入減少、支出增加以及其間進行了稅收改革，歐盟的兩個大國——德國與法國出現違規現象，2002年、2003年連續兩年赤字比重超過3%，歐盟總體赤字水平也從2001年起開始回升。但歐盟赤字上升沒有明顯的刺激景氣的成分，與美國的財政擴張有質的區別。在美國政府推行財政擴張計劃時，歐盟委員會卻反對通過提高國家新債務包括增加軍備支出擴大投資的要求。歐盟委員會在2003年對赤字比重超標的德國（3.6%）和法國（3.7%）提出特別警告，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在期限內實行有效限制，歐盟將動用罰款制裁機制。由于歐盟嚴格堅持穩定政策，預計2003年赤字比重限制在2.4%，2004年似可少許回落，總水平明顯低于美國。

從美歐財政收支結構上的差別可進一步識別其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支出方面，美國預算中原已較高的軍費開支比重徒然上升，出現了“軍備凱恩斯主義”苗頭。據估計，2002年美國的國防開支已經相當于GDP的3.5%.而歐盟15國的整個防務開支不到GDP的2%，從數額上看，每年約1300億美元，不及美國的40%，且多年來呈輕微下降趨勢。2003年，美國為打伊追加特殊軍費，公布2004年的國防預算將達4005億美元，歐美在軍費支出上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收入方面，2003年1月布什政府提出了約高達6740億美元的減稅方案。雖然在國內450多位經濟學家的批評壓力下，美國國會最終只通過了約3500億美元、為期十年的減稅方案，但減稅主要集中在2003年（600億美元）和2004年（1500億美元）執行，整個減稅數額約占居美國1／3的結構性赤字。歐盟沒有采取“美國式”的減稅措施是由其經濟模式所決定的。歐盟國家歷來重視社會平等問題，國家支出中的社會福利等開支占GDP的比重（17%強）長期明顯高于美國（12%），社會性開支，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險等具有相當程度的“剛”性，并成為其財政結構性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歐盟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和德國等也試圖通過減稅來提高經濟競爭力，但減稅措施不可能脫離萊茵模式的“社會任務”。

此外，應該引起重視的是歐美財政政策在形成機制上的差別也是其不同政策取向的一個方面。美國沒有歐盟那樣的法律規定對國債和財政赤字實行明文限制，因而財政政策更易受到短期景氣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政黨政治哲學和路線的影響，財政路線因政黨更迭存在著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而歐盟已將國家財政納入政策趨同的法律框架，雖然財政政策主權名義上仍由各主權國家掌握，但成員國政府的行動實際已受到“軟約束”。因此，歐盟整體中長期財政路線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透明度，受政治與景氣波動影響的幅度相對較小。

二、政策差異的根源分析

美歐財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在表象上反映了二者景氣政策的差別，而從根源上分析，它透視出美國與歐盟在政策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

戰后美國歷屆政府的主要增長目標是減少失業和消除通脹。由于共和黨和的經濟哲學具有差異，美國的經濟政策因政黨更迭存在一定變數。布什政府的經濟哲學與里根經濟學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僅重視以增長和就業為目標的“短期刺激干預”，同時也更強調為大企業創造投資環境，以此促進投資，推動增長。

美國在20世紀整個90年代保持了無通脹的持續增長，這給上臺伊始就面對蕭條和通縮危險的布什政府“設置”了巨大的內部增長壓力。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意識到此次經濟危機可能是20世紀70年中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在戰后美國歷任總統中，布什上臺時的經濟增長率為最低水平，這種經濟形勢直接威脅到布什政府經濟政策的信譽。由于工業國家普遍出現生產能力過剩、通縮壓力增大，日本近十年刺激總需求徒勞無果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余地已近“枯竭”，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遲遲不見效用，這些因素促使美國傾向采取“預防性”措施刺激經濟，這成為政府的緊迫任務。布什政府在2003年1月7日公布抑制高失業、低增長的《就業與增長計劃》和巨額減稅措施，反映出布什總統為避免重蹈其父在1992年因忽略經濟而大選敗北之覆轍的內政壓力日益增大。

從美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分析，美國競爭地位的變化加大了其維持經濟增長、保持世界“火車頭”作用的外部壓力。美國的增長領先地位與美國的全球高科技和市場地位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冷戰時期，美國對歐洲和日本采取了支持它們經濟發展的“絕對獲益”政策，美國對世界經濟的領導作用也確立了其在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隨著歐、日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美國占世界產值的比重從1950年的50%左右下降到80年代中期約25%.特別是當8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球汽車工業、機器制造業和半導體等工業異軍突起，而另一個工業大國——德國的出口總量甚至超過美國時，美國警醒地意識到將面臨失去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和國際重要市場的危險。為此，美國采納了“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的主張，由包括五角大樓在內的國家機構牽頭推動高科技發展，以“重新奪回美國在世界技術和工業的領先權”。此間，財政部僅用于戰略防御計劃的為期十年、耗資300億美元的項目撥款就開發出2000多項新技術，這種國家投資對挽回美國在經濟與技術上的地位損失起到關鍵作用。自1992年起，美國高科技推動的經濟增長率重新超過日本和歐盟，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美國工業不僅在世界商品市場重新獲得優勢，而且還在服務業領域擴大了領先地位。隨著美國跨國公司在各地擴大經營，美國也推動了在國外的生產并擴大了進口（1993年跨國公司生產已達到美國進口的43%）。美國經濟的火車頭作用使其在增長率和世界市場份額上重新排在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前列，其GDP占世界產值比重又回升到1／3強，在人均產值、勞動生產率、信息技術普及等領域重新超過并拉開與歐、日的距離。

歐元啟動給美國增加了一個新的增長壓力——保障資本流人。當前美國整個經濟的投資有20%需要資本輸入彌補，這成為美國經濟的一個要害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最大的債務國后，美元的特殊地位還未被根本動搖，但歐元的啟動使這種地位受到挑戰。2001年當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時，國際投資者開始理智審視美國金融市場，美國股市和證券市場出現資本大量流出的現象，這對美國是一個嚴重警示。沒有資本輸人，美國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缺口就不能彌補，美國火車頭就失去動力。為保證資本流人，美國必須贏得一定的增長率和資本收益效果。而為贏得增長，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超常的財政刺激手段。

自2001年起，工業國家的通縮趨勢一直是妨礙美國經濟復蘇的重要障礙。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提醒，“通縮危險在美國沒有消除，在可預見的時期是央行最大的擔心”。關于世界性通縮的原因，美國著名戰略投資家A.加利。西林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戰后長期通脹過程中出現了投資與需求膨脹，部分行業中的過度投資埋下了通縮誘因。冷戰結束改變了全球供求結構、工業國家投資過剩和經濟泡沫造成生產能力過剩，而新技術開發沒有開拓出新的世界性的經濟增長點。當供應增長造成需求飽和，就會形成通貨緊縮的壓力。二是冷戰結束后全球軍費開支逐漸下降，資金流向民用消費和投資，加快了供應，造成通縮壓力。從歷史上看，世界近代的一些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證實了戰爭與需求變化之間的某種關系。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政府面對通縮可以選擇不同的對策：一是針對生產過剩進行市場結構調整，優化國際分工，抑制泡沫經濟出現，對產生通縮的根源進行“釜底抽薪”的治理；二是沿襲舊的理念，通過擴大國家支出，包括軍備開支人為創造需求，緩解通縮壓力。布什政府顯然采取的是后一種政策。工業國家普遍出現的通縮壓力對美國的“軍備凱恩斯主義”財政決策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從布什在2001年6月30日提交的美國2002財政年度國防預算修正案看，實際布什政府在“9.11”以前，即經濟下滑后就出現擴大軍備支出的傾向?！?.11事件”使原本不可行的巨額軍備開支變得更加“名正言順”，而實際有些以此名義擴大的軍備與反恐沒有多大關系。美國財政支出的強力擴張的作用是明顯的，隨著軍費上升，軍火工業股票指數在停滯多年后大幅上漲，一定程度帶動了股市。在收入方面，美國的減稅措施除了具有輔助擴大軍備開支的財政刺激作用外，還可一定程度改善投資環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經濟思想。

歐盟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追求中長期低通脹、低赤字和限制國債的穩定增長目標，逐漸放棄了反周期的經濟政策。1989年《德洛爾報告》提出建立經濟貨幣聯盟，1993年《馬約》將宏觀經濟發展列入統一發展框架，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制定《穩定與增長公約》，這些戰略決策都貫穿著一條經濟政策主線：形成成員國共同穩定、同步發展的財政政策，以此緩沖內外經濟沖擊，避免經濟過熱或衰退對宏觀經濟長期穩定造成干擾。歐盟確立這樣的經濟思想是由內外因素決定的。首先，經過戰后歷次經濟衰退，歐盟認識到財政赤字和國債居高會抬高資本市場利率，影響私人投資，損害長期增長的基礎。歐盟國家過去在經濟上分為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硬通貨”國家以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軟貨幣”國家，其宏觀政策各自為政。由于財政擴張加重了赤字和國債負擔，促使通貨膨脹率和利率上升，不僅抑制了經濟增長，也屢次造成歐洲國家間的匯率危機，加重了美元危機對歐洲金融的沖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中意大利和英國不得不退出歐洲貨幣體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因此，歐洲需要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實行統一穩定政策。其次，在國際對比中，歐洲的國家支出占GDP比重大于美國，總投資占GDP比重低于美國，經濟活力不足。盡管按照《馬約》規定，許多國家國債的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從2001年開始下降，但目前仍在3%以上。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過高限制了財政政策的調控余地，為此，歐盟不得不長期堅持《穩定與增長公約》，以創建良性的宏觀調控總體環境。

從客觀上講，在2001年出現景氣下滑后，歐盟限制赤字和國債的趨同政策對景氣回升是不利的，因此特別受到了德國和法國的激烈批評。歐盟委員會在2002年秋就此問題展開大討論，之后決定奉行中長期的穩定戰略，要求各國繼續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這進一步表明歐盟正為轉向“長期穩定干預模式”而做努力。歐盟意識到，如果半途放棄，歐盟長期穩定的三個目標將一損俱損。這三個目標是：避免大的周期性波動循環往復，擺脫刺激——高漲——衰退——再刺激的景氣政策；通過穩定財政為歐元建立穩定基礎；防微杜漸，不給即將人盟的新成員國打開違反趨同政策的缺口，導致《馬約》的標準名存實亡。

單純從經濟層面分析歐美財政政策，還不能全面認識其不同取向的本質差別。通過對比分析歐美的利益集團與政府決策之間的關系，可進一步從政治經濟角度揭示其不同取向的社會背景。美國的利益集團與政府財政政策決策的關系比歐盟更為直接和緊密，財團利益關系對不同黨派的經濟和政治理念有重要影響。經濟學家安東。齊施卡在其《美元》一書中分析五角大樓的作用時，形象地將國防部的巨大軍事采購比做“世界最大的雇主”，它的巨額訂單連接著權力決策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有其歷史淵源。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軍隊中許多重要的官員棲身于國防部、工業、金融等重要職位。國防部在國會擁有包括來自軍隊、政府以及經濟界的陣容強大的院外集團，影響著政策決策。這種關系雖然在共和黨和執政期有不同體現，但始終存在。冷戰后的1990年到1996年，美國軍事采購、科研費和軍隊開支出現下降趨勢，之后美國采取了一種“政府一工業聯合戰略”。自1999年，美國財政支出中的軍事科研和采購費用重新超比例增長，政府通過這種聯合戰略重新給工業帶來巨大支持。國際安全戰略學家陳皮爾在《世界政策的變革》一書中對當今美國權力一財富一決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析道，現布什政府的最高領導層是里根“大財團”政府的班底，是軍火和工業能源的利益代表。美國軍備工業與權力機構的關系非但未隨著冷戰結束和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趨勢而轉變，反而通過反恐和打伊得到鞏固。這種關系結構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的重要經濟基礎；而新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反過來又成為維持其影響與財富的政治基礎。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財政決策往往會不同程度偏離經濟規律。

在歐洲，能夠對歐盟趨同的財政政策框架產生影響的利益集團由于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因此影響力也更加多元化。自羅馬條約起，歐洲利益集團受利益驅動推動了歐洲內部市場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自身的結構、與權力機構的利益關系和影響方式也隨之發生了重要轉變：成員國利益集團被納入了經濟一體化的多國協調、多邊管理的機制。與“歐洲特色”的外交與安全理念相輔相成，歐盟整個軍火工業規模明顯小于美國，軍備工業的院外集團沒有形成超強“氣候”。這與歐洲利益集團出現的結構性“多極化”發展有密切關系。20世紀90年代《歐洲統一文件》和《馬約》等重大一體化決策為利益集團制定了方向性目標，即促進多方利益。受萊茵模式的影響，歐盟在《馬約》中專門強化了“社會伙伴”（包括勞動保護、消費者保護和福利等社會性利益集團）對權力機構實施影響力的運作機制。這些利益集團的“勢力”導致歐盟的福利負擔大于美國，經濟競爭力受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財政分配相對公正。目前，歐洲的利益集團出現聯合發展的趨勢，各種專業、行業、經濟的最高聯合會都在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在歐洲層面組織起跨國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渠道對歐盟委員會施加影響。但它們主要在歐盟立法、制定規則、政策協調以及資金調配額度等方面爭取利己的發展環境。更為重要的是，歐盟經濟權力機構已開始行使區域化的統一管理，因此其決策不“關照”某一國家、某一行業或某一集團的特殊利益?？傊?，歐洲國家利益集團對歐盟的權力機構和政策，包括財政政策的影響有專門渠道，但直接左右決策的能力受到明顯制約。

三、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冷戰結束后，市場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不均衡和不穩定等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因工業國家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加劇而進一步加深。當前，美國和歐盟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早已超出各自國民經濟的范疇，但由于兩者所奉行的是不同的經濟政策，美國的經濟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而歐盟的經濟政策對穩定世界經濟又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因此，雖然市場經濟制度在地域上不斷推廣，但世界經濟卻因缺乏有效協調的全球治理而十分脆弱。

首先是增長方面的脆弱性。美國急劇擴張型財政政策在近期可一定程度緩解通縮壓力，刺激經濟回升，中短期內美國可以起到支撐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但這種增長模式背后潛藏著較大的不確定因素。從長期看，世界經濟依靠美國增長的“牽引體系”越來越成問題。其一，美國通縮趨勢和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生產能力過剩以及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如投資泡沫、私人儲蓄率低以及股市大跌引起的私人高負債率等。如果不針對結構性原因對癥調整，僅靠赤字財政刺激、人為擴大需求，這對經濟長期發展有副作用，有可能為下一輪生產能力過剩、通貨膨脹和金融動蕩埋下伏筆。更棘手的問題是，赤字膨脹和國債激增將會導致實際利率上升，這對長期投資和增長有抑制作用。其二，就減稅效果而育；在通縮壓力下是刺激投資還是刺激消費其效果有明顯不同。美國當前采取的措施首先優惠了占全國人口1%的最高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可因此增加7%，而中產階層的收入最多只增加2%，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可能因此減少1%），這有助于刺激投資，但對擴大普遍消費需求的作用有限，因此對長期增長的促進效果要打折扣。其三，從長遠看，美國將在日本和歐洲之后步入老齡社會，由于就業人口所占比重趨于下降，社會負擔加重，整個社會消費需求減少，削弱了內需帶動增長的基礎。美國自身的這些問題將制約其增長潛力，從而弱化對世界經濟的帶動力。

歐盟的財政政策注重的是內部結構穩定，缺乏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政策動機和作用。歐盟之所以對世界經濟增長難有作為，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主觀上，歐盟的政策構想并非不惜一切代價追求高增長，而是著眼長遠穩定的“質增長”目標；客觀上，歐盟受結構問題制約，如內部市場相對狹小、社會負擔沉重等。此外，歐盟奉行趨同的經濟政策還是國際事務中的新事物，歐盟還沒有找到在保持穩定的同時有效治理衰退的理論創新，因此它在限制赤字、維持財政趨同目標時不得不承受增長乏力的代價。由于歐盟劃定3%的赤字比重限制瀕臨衰退的國家促進增長的政策空間，結果德、法、意、英等國在短期內不得不期待外部市場，包括美國的帶動。如果美國陷入不景氣，歐盟沒有一個國家能起拉動作用。世界經濟不得不在美國主導的、不穩定的條件下顛沛起伏。

其次，歐盟與美國財政的不同取向對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的波動影響是間接的，但風險性卻顯而易見：美國不斷上升的“孿生赤字”與歐盟有所控制的“單赤字”（2001年和2002年歐盟經常項目結算“扭虧為贏”）的對比成為國際資本市場衡量美元與歐元比價的重要參數，金融投機受到刺激，匯率風險明顯增大。從影響匯率穩定的重要因素看，美元當前的優勢是重新贏得了增長率，但在財政預算平衡、貿易結算以及國內資本構成等方面處于劣勢，基礎受到損蝕，美元趨向貶值。當前對美國究竟是執意轉向弱勢美元政策，還是對資本市場走勢順水推舟還不能下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由于“雙赤字”同時增大，債務負擔加重，美國經濟比任何時候都依賴國外資本。當前美國吸引的資本已占到全球資本輸出的80%.美國財力不足將直接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匯率穩定。2003年上半年美元匯率的大幅波動，如果不是日本投入9萬億日元（750億美元）進行超常干預，美元的跌勢還要兇猛一些。國際資本市場已出現的兩種結構性變化預示著未來資本流動和匯率加劇動蕩的可能性：一個是2001年到2002年，流入美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急劇縮減，特別是歐洲流向美國的資本，包括直接投資、證券和其它投資從4502億美元減少到2264億美元，幾乎減少一半；另一個是中東產油國與歐元區的投資關系更加密切，有些國家將部分美元儲備換成歐元，并提取出了大量在美存款。應該說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和高科技生產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場所，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建立從外部削弱了美國的“引力”優勢，美國的“孿生赤字”不斷攀升則從內部進一步削弱了這一優勢，美國能否長期保持所需的資本輸入已令投資者產生疑慮。所有這些因素將加重國際游資的投機性，為穩定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增添了難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對此提出了警告：國際資本市場利率升高和美國的財政赤字、經常項目赤字將加重匯率危機的風險。歐元的誕生使歐盟比以前增強了抵御美元動蕩的能力，而與美國貿易關系緊密并與美元掛鉤的東亞國家將深受匯率動蕩之害，其貿易條件、貨幣儲備和金融管理體系都會在金融動蕩中受到消極影響。

最后，歐盟與美國財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對日趨自由化的國際貿易的影響也是間接的，但“破壞力”不容忽視。世界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已使世界市場之爭尖銳化，美國為了把財政刺激的作用限制在國內，保證增長與就業目標，將本能地對國內市場采取日趨強硬的保護措施，從而使國際貿易關系變得更為緊張。這里應指出，簡單指責美國保護國內市場有欠公允，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長久承受巨額貿易赤字。美國已是世界“最開放”的市場，日本、歐洲和東亞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依賴這個市場。從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看，日本、歐洲以及一些東亞國家用從美國賺到的贏余，相當部分又以投資方式流向美國市場，這種貿易一金融的循環關系存在風險，并不正常，但只能通過發展互惠的全球相互依存關系循序逐步“解套”。如果美國強行轉向貿易保護，打破這種循環，脆弱的世界經濟就失去平衡?，F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感受到美國不再熱中“自由貿易”。美國除設置貿易障礙限制進口外，還試圖通過美元貶值限制國外商品輸入，并著重對與其有較多貿易順差的國家施加匯率壓力。歐洲方面，由于德、法、意等國的內需嚴重不足，在市場之爭中也日趨強硬。歐美都在利用多邊貿易制度的弱點，謀取對外市場更大的準入權和對內市場保護的合法性；歐盟與美國不僅相互間貿易爭端逐步升級，而且對東亞設置的貿易障礙也明顯增多，致使東亞國家日益成為貿易爭端中的打擊目標。在全球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情況下，如果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得不到有效抑制，不僅工業國家的貿易戰將進一步加劇，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環境也將受到損害，世界貿易組織的制度和法律權限將受到削弱，最終威脅國際自由貿易體系。

歐美財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及引發的問題只是冷戰后世界經濟問題的冰山一角。冷戰結束并不標志全球進入“市場經濟的繁榮階段”：市場經濟沒有克服其周期性衰退和結構性蕭條問題。雖然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度和一體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對全球經濟影響越來越大的兩大主要行為體——歐盟和美國卻仍以自身利益為目標調節經濟；全球化經濟缺乏世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協調發展的政治基礎。這些問題凸顯出建立致力于發展與穩定的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現實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