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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無論是最終消費率還是居民消費率，都明顯低于國際上相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消費率水平。消費率過低而儲蓄率過高將可能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受到國內市場需求的嚴重約束。因此，實行鼓勵消費政策，經過經濟運行中的政策效果磨損，達到適度消費的目標，應該是我國政府當前消費政策調整的基本取向。

一、消費需求對經濟長期發展影響的國際比較

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嚴重偏低的判斷，可以從歷史縱向比較和國際橫向比較兩方面來認識。

縱向比較，從我國1981年至1997年16年三大需求結構變化趨勢看，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占支出法GDP比重）基本上以平均每年0.6個百分點的幅度持續下降，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的58.8%，居民消費率由53.1%降至47.5%.

橫向比較，最終消費率的國際平均水平在70%左右，素以高儲蓄率聞名的東亞國家也在65%以上。居民消費率的國際平均水平為60%左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進行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H·錢納里等：《發展的型式，1950-1970》，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左右時，世界各國居民消費率一般為61%.1997年我國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卻僅為47.5%，比國際平均水平低14個百分點。我國居民消費率如此之低極不正常，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

從國際經驗比較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推論：

1、不能絕對地看待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存在儲蓄率越高越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絕對關系。高儲蓄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雙刃劍”，高儲蓄率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可能埋下消費不足的消極隱患。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的國際環境中，高儲蓄對經濟發展的正負面作用影響大小不同。

2、高儲蓄轉化為高投資是有條件的。投資需求從社會再生產看并非是最終需求，它不是為出口服務就是為消費服務。在出口主導增長型國家，只有投資需求與出口需求形成良性循環，高儲蓄才能轉化為高投資。在內需主導增長型國家中，只有投資需求與居民消費需求形成良性循環，高儲蓄率才能轉化為高投資率，高投資率才會有高效率。如果居民消費不足或出口需求不足，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將發生困難，高儲蓄將造成資金的閑置。

3、從長期看，經濟大國發展只有走內需主導型增長道路，才能掌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通過出口主導增長型發展起來的經濟大國必須及時轉換到內需主導增長型模式，轉換能否成功的關鍵是能否振興消費需求。

二、謹防中國落入消費內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

將中國目前的居民消費率、投資率、出口依存度等指標與日本由高速增長期（1965-1970年GNP實際增長10.3%）向平穩增長期（1970-1975年GNP實際增長5.6%）轉換點1970年時有關數據作一一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目前存在落入消費內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的危險。

1、出口依存度和進出口順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為9.48%，我國1997年的出口依存度達到20.3%.有人認為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因加工貿易比重大而高估，若將1997年GDP和出口總額同時扣除加工貿易額，出口依存度仍然高達9.8%，同樣高于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注意日本數據中未扣除加工貿易成份）。為了避免加工貿易的不可比性，我們再比較兩國進出口順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進出口順差占GDP比重為0.22%，而我國1997年進出口順差占GDP比重為4.5%，這已經達到日本歷史上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登峰造極時期的水平。事實上，我國自1994年以來，進出口順差占GDP比重在不斷提高，已在不知不覺中走上日本式道路。

2、儲蓄率和投資率。日本1970年的國內儲蓄率和固定資產投資率為40.3%和35.5%，而我國1997年的國內儲蓄率和投資率為41.2%和38.2%.90年代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率平均超過35%，國內儲蓄率高居世界首位。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內需不足并非在于投資內需不足。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也并非在于國內儲蓄不足。1994年開始我國改變了投資率高于國內儲蓄率的局面，國內資金出現剩余，銀行存差不斷擴大。

3、居民消費率。日本1970年的居民消費率為52.3%，從歷史數據比較看，這是70年代以來日本居民消費率的最低紀錄。我國1997年居民消費率僅為47.5%，消費內需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已經比日本近30年來歷史最低點還要低近5個百分點，我國消費內需不足問題的嚴重性比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

通過消費率的國際比較分析，我們認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GDP仍處于低收入水平的國家來說，目前58.8%的最終消費率水平和47.5%的居民消費率水平明顯偏低，不利于為我國工業化發展提供必要的內需條件。我國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不可能再有日、韓、東南亞國家當初的國際貿易條件，也不可能有支撐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龐大海外市場。中國決不可能走“低消費率、高外向度”的外需主導型發展之路，在長期經濟發展中只能是以內需為主。因此，消費率偏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只有實行鼓勵消費政策才能達到適度消費目標

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堅持適度消費政策，即在宏觀調控中努力保持消費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同步快速增長，消費增長率不超過經濟增長率，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速度不超過人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從長期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仍然必須堅持適度消費政策。但是，“九五”后兩年和“十五”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這一時期促使我國巨大的消費需求擴張潛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的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通過數量模型測算，如果影響消費的各項政策不作重大調整，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的自發走勢仍將繼續下行。根據近10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目前已經達到嚴重低水平的客觀現實，如果我們繼續實行目前的適度消費政策，政策作用經過經濟運行中各種不利因素的磨損，其實際效果將可能是消費不足。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繼續下降，這將影響整個擴大內需政策的效果，影響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后勁。

因此，我們認為，要擴大內需，將我國巨大的消費需求擴張潛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就必須實行鼓勵消費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費增長率在這幾年中略快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使政策作用雖經過經濟運行中各種不利因素的磨損，但最終將達到適度消費的目標。我們這里所說的“適度消費”目標是建立在對“適度消費”動態、辯證認識基礎上的，“適度消費”的本質應當是將不斷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文化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使消費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具體到“九五”后兩年和“十五”時期，適度消費的目標是促使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回升到與國民經濟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水平。第一步目標是使最終消費率由目前的59%逐步回升到接近東亞國家62%的較低水平，居民消費率由目前的47%逐步回升到接近東亞國家的50%的較低水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居民消費增長率在這幾年中應當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出1-2個百分點。

四、當前可供選擇的鼓勵消費政策措施

1、通過理順收入分配機制，努力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新制度，樹立消費者信心，引導消費者的支出預期。

3、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現金購買能力。

4、取消抑制消費的過時政策，拓展新的消費領域。

5、加大有利于促進消費的基礎設施投資，改善城鄉居民消費環境。

6、積極發展消費信貸，加快個人信用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