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稅負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在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趨于理性的同時，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卻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對此，國內外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的研究認為，必須加強稅收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及作用機制的探討，建立地區稅收負擔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框架，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審視稅制改革，完善現行稅制，制定合理的科收政策。

關鍵詞：稅收增長；稅收負擔；地區稅負；區域經濟

Abstract：Whilethesynchronismofthetaxrevenuegrowthandeconomicgrowthtendsrational，theinter-regioneconomicdevelopmentbeginstoexpandunceasingly.Regardingthis，researchesbasedontheoryandpracticeby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believethatdiscussiononthetheoryandfunctionalmechanismoftaxrevenue’sthrottling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ustbefurthercarriedon，anempiricalanalysisframeworkoftheareataxburden’sinfluenceup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eestablished，andthatthetaxreformbeexaminedandareasonabletaxpolicyformulatedbasedonth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heregionaleconomy.

Keywords：taxgrowth；taxburden；localtaxburden；regionaleconomy

一、問題的提出

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及地區差距的存在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出現過非均衡發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區差距問題，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差異問題顯得更為突出。尤其是1994年的市場化改革以來，在“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我國東部地區經濟實現了快速的騰飛。然而，就在東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區域之間的差距并沒有呈現出“最終共同富裕”的結果，相反，區域之間的經濟水平差異卻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這不僅影響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而且也影響共同富裕與和諧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

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稅收負擔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宏觀稅負方面來看，1995年東、中、西部地區宏觀稅負之比為9.8∶7.8∶11.4，1998年為11.5∶8.2∶11.6，2004年為18.5∶9.l∶12.6。若以東部地區稅負為1，1995年3大區域稅負的相對比是1∶0.79∶1.16，西部地區稅負最重，是東部的1.2倍，是中部的1.5倍。而到了2003年，3大區域稅負的相對比是1∶0.49∶0.68，東部地區稅負最重，分別為中部、西部的2.03倍和1.47倍。從稅收彈性上看，2001年以前，3大區域的稅收彈性最高為2.85(東部2001年)，最低為0.41(西部1999年)。此后，東、中、西部稅收彈性變化得較為一致，2002～2004年3大區域的平均稅收彈性分別為1.74、1.635和1.48，說明了3大區域的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趨于理性(注：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簡報》，2007年第8期。)。

“十一五”以來，我國各區域國稅收入、地稅收入與區域GDP總量都保持了快速協調增長，宏觀稅負水平穩步提高，大部分區域稅收增速高于GDP增速(僅河南省GDP的增長快于國稅收入的增長)。根據稅收收入和GDP的關系，目前，區域宏觀稅負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宏觀稅負基本一致的區域。其中又可分為3種情況：①宏觀稅負和經濟發展水平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如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浙江；②宏觀稅負和經濟發展水平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如安徽、江西、廣西、西藏；③宏觀稅負和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二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稅負不一致區域。又可分為兩種情況：①宏觀稅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如山東、福建；②宏觀稅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如貴州、云南(注：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簡報》。)。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稅制改革初期，地區稅負“西高東低”的錯位狀況有了根本性改變，宏觀稅負層面上的“馬太效應”已經消除，區域之間稅收負擔與經濟基礎的協調性增強。即使還存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稅負不一致的地區，但差距也在逐年縮小。與此同時，在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趨于理性的同時，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卻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在對東、中、西部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國家統計局2004年統計結果為：1980年3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之比為1.92∶1∶0.90，1990年的發展差距之比縮小為1.64∶1∶0.90，2002年區域發展差距又擴大到2.32∶1∶0.94，與1990年相比，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分別擴大了41.5%和35.7%。1994年不同地區間的人均產出水平差異程度擴大，最高的上海地區比最低的貴州地區高出9.79倍，至2002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了12.89倍[1]。

分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我們不禁要問，致力于降低稅收負擔的地區間稅收競爭能促進地區間經濟水平的趨同嗎?或者換一句話說，稅收負擔的地區間差異能否解釋地區間經濟水平的差異?如果能的話，那么致力于地區間平衡的稅收政策選擇就是降低落后地區的稅負水平；如果不能的話，那么利用稅收調節地區間差異的作用是微弱的，這樣導致的一個間接的問題就是：什么因素更重要?合理界定一定時期的稅收負擔水平，對保證政府履行其職能所需要的財力，促進經濟穩定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個幅員遼闊而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發展中國家，區域稅收負擔這一內生變量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此研究區域稅收負擔也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以此為背景，嘗試著對該領域內主要貢獻者的觀點進行歸納，并梳理其理論邏輯，力求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本質，進而理解稅收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文獻回顧

1.國內外有關稅收與經濟增長的文獻綜述

①理論研究方面。理論上，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從一般意義上講，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稅收收入應該與GDP同步增長。但眾多學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卻不盡然。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稅收對總產出的乘數效應是負的。供給學派認為較高的邊際稅率妨礙經濟活動的水平和增長率，因而主張大力削減邊際稅率。經濟增長理論也認為稅收至少會降低產出水平的路徑和向穩態轉型時的經濟增長率。

20世紀80年代后期興起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永久提高稅率(宏觀稅收負擔)會永久降低經濟增長率。例如，雷貝洛在兩部門內生模型中發現，提高所得稅稅率會降低經濟的長期增長率[1]；佩客里諾在利用內生模型分析稅收與經濟的增長關系時，指出所得稅的凈效應是降低經濟增長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長率水平[2]；德弗羅與洛夫的兩部門內生模型表明，增加資本所得稅、工資稅和消費稅都降低了經濟的平衡增長率[3]。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通過研究得出了稅收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Capolupo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慮政府投資公共教育從而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為了平衡預算政府需對產出征稅。他得出由于征稅是用于生產性的目的，所以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的結論。在稅率達到60%～70%之間，稅收促進經濟增長。此外，Uhlig和Yanagawa利用世代交疊內生增長模型的研究，Turnovsky和Capolupe的研究均表明稅收促進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是存在的[4]。

②實證研究方面。一些學者通過國別研究得出了稅收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的結論。Bibbee等利用歐洲經濟聯盟(OECD)國家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采用平均稅率、邊際稅率還是平均直接稅率，稅收都與經濟增長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5]。此外，Plosser對OECD國家的研究，Marsden對多國數據資料的研究，Karras對11個OECD國家的研究均表明較高的稅率對于降低產出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有著長期的影響[6-8]。

國內學者在稅收與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王書瑤運用數學分析方法證明了財政運用最大與國民生產不相容原理；安體富等則從宏觀稅負的定義入手，通過對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相關系數的分析得出我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也呈負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達-0.894。同時作者還利用了我國1979～1999年的統計數據對影響程度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影響。從數量上看，稅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約減少2300元[9]，另外，劉軍等通過對我國1995～2002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也得出結論：從全國整體看，邊際宏觀稅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將下降0.027個百分點，同時還得出稅收過快增長會嚴重降低稅后產出—資本比的結論[10]。

此外，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不顯著甚至稅收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Stokey和Reblelo對美國的數據研究表明，稅收改革對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而且這一結論在理論上是穩健的，實證上也是一致的[11]。類似的國別研究，如Myles對英國的研究，Mendoza等對18個OECD國家的研究，Wang和Yip對臺灣地區的研究，都表明稅收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還進一步指出，稅收對于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的原因，是由于消費稅對于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抵消了要素征稅對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12]。

賈康、劉尚希等提出，中國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觀總體稅負的理性回歸。2002我國稅收增長較快，促進稅收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強征管和許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一次性因素，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大體一致的[13]。楊崇春認為，2004年稅收增長結構與其對應的經濟稅源結構是基本一致的、協調的，稅收收入高幅增長是宏觀經濟良性運轉的反映[14]。

還有學者認為，稅收與經濟的增長關系不能一概而論，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以及不同的稅收結構都會影響稅收與經濟增長的結論。王維國、楊曉華在對格雷納模型修正的基礎上，運用面板數據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分析的結果表明東部經濟帶平均宏觀稅負較高，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比較顯著，而中部經濟帶和西部經濟帶宏觀稅負低于東部經濟帶，其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15]。

2.國內外有關的地區稅負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文獻綜述

為了解釋不同地區存在日益擴大的產出差距，自20世紀末，國內理論界和政府部門開展了各種研究，研究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從稅收負擔的角度展開，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區間稅收負擔水平的差異。馬栓友利用我國的跨省截面數據，通過簡單的回歸分析得出稅收負擔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應[16]的結論。張倫俊、陸建華研究認為，從平均意義上說，西部經濟每增長1%，承受的稅收負擔為0.73%；東、中部經濟每增長1%，承受的稅收負擔分別為0.40%和0.43%。這種研究結論表明，西部經濟所承受的稅收負擔率是東、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為明顯。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兩類指標的變動趨勢還體現出“高稅負低增長，低稅負高增長”的態勢。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稅負高低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確不能低估[17]。張陽、雷良海通過設置評價地區稅負程度的指標——地區稅收負擔率對不同地區的稅負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分析認為，區域經濟增長與宏觀稅負水平呈現出不均衡性：經濟增長東高西低，宏觀稅負西高東低。同時，他們的研究還認為，這種不均衡性在1994年稅改后表現得更加突出[18]。劉軍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區稅收負擔對經濟影響的個體差異，分析認為，稅收影響的地區差異明顯，東部地區的平均稅負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具有抑制作用[10]。另一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借助于鮑莫爾的計量經濟學實證方法對我國地區間經濟增長差距及原因展開研究。蔡日方、都陽利用泰勒指數的分解技術，通過把全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地區差異分解為東、中、西部3個地區內的各自差異和東、中、西部間的差異，發現在我國不同區域內部呈現出經濟增長的俱樂部收斂現象，但在不同區域之間這種收斂性卻沒有出現。在此基礎上，兩位學者還研究了政府消費對區域產出和收斂的影響[19]。劉強則從影響區域間經濟收斂的傳導機制入手，通過與新古典模型的比較得出，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有著與新古典模型不同的傳導機制。但他并沒有對這種傳導機制的作用方式做出說明，也沒有給出這種傳導機制在區域經濟收斂上所產生的影響[20]。沈坤榮、馬俊通過對區域間β收斂的考察，得出與蔡日方、都陽一樣的結論，即在不同區域間存在著所謂的俱樂部收斂現象。通過對這種收斂現象原因的分析，他們認為地區間工業化水平的差異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速度對區域經濟收斂性影響非常顯著[21]。周文興、楊開忠借助于Coopmans—Cass分析框架，通過構建一個區域動態增長模型，證明區域經濟增長收斂與否與人力資本性技術變遷和稅收制度變遷這兩種力量的對比有關。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在不同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和稅收政策。他認為政府在區域經濟增長中應發揮更大的作用[22]。戴廣則從另外一個角度，通過建立一個帶有不同地方政府(落后及發達地區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增長模型考察了政府規模對一國區域經濟收斂的影響。他認為政府規模和人均產出的收斂速度呈倒U型的關系。在實證檢驗的基礎上，他得出中國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支出的低效率[23]。

三、評述與啟示

總的來說，近30年來，國內外對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的研究給予了較多關注，對地區稅負與區域經濟發展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縱觀這些相關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多，研究得出的結論也不太一致。有的學者認為稅收增長促進經濟增長，有的學者認為稅收增長帶來稅負的增加，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之所以會出現分歧，一方面是因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些文獻采用回歸技術考察稅收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然而相關性并不等同于因果關系，并且一般的回歸處理會產生所謂“偽回歸”問題，不能捕捉到變量之間的真正關系。這說明適當選用計量方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選用樣本標準和時間跨度不同。稅收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政治經濟制度、文化法律傳統等因素。因此，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在不同的國家往往有所差異。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情況也會有很大不同。鑒于此，對不同的國家進行個案研究會豐富我們對稅收發展與經濟增長間關系的認識。

第二，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稅收政策的研究很多，但對兩者的研究大多處于分離狀態，有的雖有所涉及，但沒有充分展開。對現行稅制的完善，有的學者是從稅制本身進行研究的，有的學者是從與國外的比較角度分析的，缺乏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視角的研究。在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中，在提出政策建議和意見時，對稅收政策手段的考察和分析不足。而且，定性研究較多，定量分析不足。

第三，缺乏稅收負擔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用機制的分析。稅收調控區域經濟發展的依據主要包括外在依據和內在依據。外在依據主要在于稅收調控能夠有效消除區域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內在依據主要是：①國家稅收政策在具有全國統一性的同時，具有區域差別性；②稅收的分配屬性決定了稅收能夠影響區域生產、流通和消費；③相對財政支出、金融、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公債和規費等經濟調控手段，稅收調控具有比較優勢。稅收負擔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是運用稅收政策手段調控區域經濟運行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對稅收的經濟總量調節作用研究較為充分，對于稅收的結構調節作用特別是區域發展方面的結構調節作用研究不夠充分。

第四，地區稅收負擔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框架沒有建立起來。目前，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地區稅負的不同及產生原因的理論分析方面。從研究方法看，運用統計對比分析比較多，但計量經濟分析不足，比如可以嘗試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稅收政策影響進行定量分析。

第五，財政支出政策、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外貿政策等都是國家調控區域經濟發展可供運用的宏觀調控政策，目前，對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的單項研究較多，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研究不足。

基于這5點，筆者認為把區域經濟發展和稅收負擔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在當前國家統籌區域發展和不斷完善現行財稅體制的大背景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深入研究稅收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及作用機制；二是研究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更加全面、準確的宏觀稅收調控手段和途徑；三是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審視稅制改革，完善現行稅制和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

參考文獻：

[1]REBELOS.Long-runpolicyanalysisandlong-rungrowth[J].JournalofPublicEconomy，1991，99(3)：500-521.

[2]PECORINOP.Taxstructureandgrowthinamodelwithhumancapital[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3，52：251-257.

[3]DEVEREUXMB，LOVEDR.Theeffectsoftaxationinatwo-sectormodelofendogenousgrowth[J].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94(27)：509-536.

[4]CAPOLUPER.Outputtaxation，humancapitalandgrowth[J].TheManchesterSchool，2000，68：166-183.

[5]BIBBEEA，WILLIL，JOHNT.Taxationandeconomicperformance[R].OECDEconomiesDepartmentWorkingPaper，1997：176.

[6]PLOSSERCI.Thesearchforgrowth[C]//FederalreserveofKansasCitySymposiumSeries，PoliciesforLong-RunEconomicGrowth.1992：57-86.

[7]MARSDENK.Linksbetweentaxesandeconomicgrowth：someempiricalevidence[R].WorldBankWorkingPaper，1983：605.

[8]KARRASG.Taxesandgrowth：testingtheneoclassicalandendogenousgrowthmodels[J].ContemporaryEconomicPolicy，1999，17(2)：177-188.

[9]安體富，林魯寧.宏觀稅負實證分析與稅收政策取向[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5)：26-28.

[10]劉軍，郭慶旺.世界性稅制改革理論與實踐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85-86.

[11]STOKEYN，REBLELOS.Growtheffectsofflat-ratetax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5(103)：519-550.

[12]PINGW，CHONGKYIP.TaxationandeconomicgrowththecaseofTaiwan[J].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1992，51：317-332.

[13]賈康，劉尚希，吳曉娟，史興旺.怎樣看待稅收的增長和減稅的主張：從另一個角度的理論分析與思考[J].管理世界，2002(7)：24-30.

[14]楊崇春.稅收收入增長的原因及特點[J].稅務研究，2005(3)：5-6.

[15]王維國，楊曉華.中國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的計量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6(11)：74-81.

[16]馬栓友.稅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兼論我國的最優直接稅/間接稅結構[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7)：15-20.

[17]張倫俊，陸建華.地區稅收負擔與經濟發展的均衡分析[J].統計研究，2001(9)：15-19.

[18]張陽，雷良海.我國地區間稅收負擔差異分析[J].稅務研究，2002(12)：56-59.

[19]蔡日方，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J].經濟研究，2000(10)：35-42.

[20]劉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分析[J].經濟研究，2001(6)：48-56.

[21]沈坤榮，馬俊.中國經濟增長的“俱樂部收斂”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經濟研究，2002(1)：25-32.

[22]周文興，楊開忠.人力資本型技術進步、稅收制度變遷與區域經濟增長收斂[R].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3.

[23]戴廣.政府規模和經濟收斂[J].世界經濟，2004(4)：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