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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針對我國加入WTO后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出現的諸多新現象和新問題，實證評析貨幣政策效率及其影響因素，論證了目前制約基層央行貨幣政策效率的主因是貨幣政策傳導信號不強，操作手段乏力，微觀主、客體活力不足，以及居民對貨幣政策預期不足等基本因素；同時并抓住“入世”后，對微觀傳導機制形成沖擊的若干變量，提出可行的政策措施，構筑適應WTO要求的貨幣政策微觀傳導體系。

一、引言：微觀傳導機制的變化引發的微觀思考

所謂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就是貨幣當局運用一定的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使微觀實體經濟發生變化，最終實現預期政策目標的途徑和過程的機能。當前，微觀傳導渠道是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信號在基層金融、經濟的傳導效率和作用效果的關鍵因素。這里的“微觀”定義是：中央銀行、商業性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環境。

當前，在貨幣政策理論研究上，一直存在從微觀傳導機制研究貨幣政策的基本趨向。首先，體現在規則與相機抉擇的爭論層面上，其政策含義是：中央銀行在現實經濟面前的作為空間有多大。Friedman(1968)在強調政策規則的同時也認為從政策的靈活性出發，相機抉擇政策可以實現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其次，在政策效率上，Barro和Godon(1983)曾經從貨幣政策當局和公眾博弈的角度論證了同樣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多重均衡”的現象，如果當局不具備確保政策承諾的若干重要基礎性條件，則經濟將走向“壞”均衡。因此，所有理論探討的前提是中央銀行賴以進行貨幣政策決策的經濟背景如何；以及中央銀行是否有足夠的手段確保自己的承諾得以兌現。第三，在貨幣政策能否或者是否應該影響實際經濟變量上，同樣存在爭論，Fischer(1979)認為貨幣政策可以影響資本積累，由此導致對產出的實際影響；Rotemberg(1984)、Grossman和Weiss(1983)論證了貨幣政策所具有的社會分配職能。Lucas(1977)、Fischer(1979)和Taylor(1975)則指出，在理性預期背景下，名義貨幣政策對實際產出具有持久影響。這是中央銀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基礎。所有這些分析都立足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交易、交易的有效性如何、交易的最終效果如何，都取決于微觀交易環境與機制的靜態格局和動態變化。

從我國的情況看，研究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變化問題，疏通貨幣政策在微觀層面的傳導渠道，對于當前加入WTO后的新形勢下，有效實施央行穩定的貨幣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探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加入WTO后，我國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到底出現了哪些變化，特別是對地方產業部門的直接影響何在；第二，這些變化對貨幣政策效率的影響如何；第三，面對這些變化，中央銀行的反應靈敏度有多高，是否可能有所作為。

為此，本文通過對江西省上饒市近年來貫徹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效評析，以及“入世”后微觀傳導機制的變化特征，從中揭示影響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變化的深層次矛盾，掌握變化規律，采取可行性政策措施，以確保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

二、WTO框架下的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變化特征及利弊分析

就整體而言，加入WTO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作用的宏觀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其傳導機制也必然出現新的問題發生新的變化。從微觀層面看，雖然入世后，在短期內外資銀行的加入不會對基層金融機構產生直接沖擊，但由于影響貨幣政策的外在變數不斷增減，受貨幣政策作用的微觀實體經濟受到“入世”后的強勁沖擊，致使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出現新的變化特征，呈現出利弊交錯的變化趨勢。因此，在觀察貨幣政策效率之前，首先必須分析微觀傳導機制在后WTO時期發生了哪些實質性變動。

(一)傳導機制的微觀實體變化：產業調整后，資金需求與金融取向背離

為應對“入世”，提高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各地紛紛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如上饒市提出：重視主導產業扶植，加大產業調整力度，提升產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市場沖擊較大并無明顯優勢的產業、產品堅決退出或轉產、兼并，并對全市37個工業行業進行分析(除12個規模極小外)，確定10個興盛產業，10個為衰退產業，1個為發展產業，4個為成熟產業。要求對主導產業做大、做優、做強，加大主導產業的技改力度，提高產品質量，強化產品品牌優勢，今年初對我市江光等5戶主導骨干企業計劃安排固定資產投資及配套流動資金2．6億元，其中65％需要銀行信貸資金解決，貸款需求總量接近去年全市新增工業貸款的百分之二十，從而直接加大了銀行的資金壓力。

農業是上饒市的弱質產業，加入WTO后，對該市農業特別是農產品沖擊很大，目前該市糧、油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缺乏競爭力。因此，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和本地特色型，有較高附加值，在國際市場上有價格優勢的農產品生產作為上饒市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主攻點，走農業產業化發展之路，目前該市農村調整產業結構后，農業生產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村經濟由單一經營向多元經營轉變，即由過去單一種植水稻向種植經濟作物、養殖、加工、經商等轉變，經營規模由單門獨戶生產向規模化、集約化轉變，這樣農民對貸款的要求也由小額貸款逐漸向大額貸款轉變，特別是一些已形成規模經濟的農業主導產品，如：珍珠、有機茶、烤鰻、食品罐頭等農產品，今年預計投入3．8億元資金用來擴大規模和打造產品名牌優勢，目前實際已投入1．8億元，占46．2％。其中：金融機構1．1億元，占61．1％，資金缺口依然很大，而農村信用社面對巨額的資金需求，也有心無力，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入世后，我市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必然出現對資金的需求高峰，對當地金融機構形成了較大的資金壓力，然而，金融部門，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金融取向卻背離了當地經濟發展現狀，表現在資金高度集中，并流向大城市大企業，削弱了基層銀行的信貸自主權，基層營業網點不斷收縮，業務發展趨于萎縮(對欠發達地區尤甚)。據統計，上饒市國有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的市場占有份額已由1999年的78％和85％，下降到2001年的75％和80％。因此，資金需求趨旺與金融取向背離，造成資金投向“點面脫節”，信貸渠道受阻，產業調整難以到位，影響了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削弱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二)傳導機制的金融主體變化：中小金融機構將成為金融支撐重心

隨著國有商業銀行向大城市、大企業轉移，導致國有商業銀行基層信貸業務和機構網點萎縮加劇，中小金融機構卻出現了快速增長勢頭，在微觀層面，逐漸成為金融支撐重心。其一，國有商業銀行在基層的逐步退出，給中小金融機構的進入提供了便利。上饒市中小金融機構存、貸款市場份額已由1999年的22％和15％上升到2001年的25％和20％，與同期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經濟總量的增加，為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條件；其三，目前隨著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高度集中，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矛盾進一步加劇，中小金融機構的作用日顯重要，成為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如2001年新組建的上饒市城市信用社中心社，當年向230余戶中小及民營企業新增貸款支持1．5億元，有效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農村信用社支持農村經濟發展也功不可沒。特別是近年來人民銀行通過支農再貸款支持，壯大了農信社資金實力，加大了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力度。截止2001年末，人行上饒中支已對市轄農村信用社注入支農再貸款資金余額已達4．5億元，累計投放支農再貸款資金達13．6億元，農村信用社資金實力得到加強，投資范圍已經擴大，大部分農村信用社營業網點已向縣城滲入，并且對部分有一定發展前景的中小企業注入了信貸資金，取得了較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因此，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對貨幣政策的傳導起到了較好的補充作用，使得部分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融資便利性大大增加。目前，隨著我國非國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將成為微觀層面的金融支撐重心，在促進貨幣政策效力的發揮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目前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和抗風險能力還比較薄弱，特別是農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在過去信貸盲目擴張中積存下的大量不良資產沒有得到有效化解，資產負債率偏高制約其發展水平。因此，中小金融機構擔當金融支撐重心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

(三)貨幣政策實施主體變化：基層央行調控職能更趨理性

加強金融監管和實施貨幣政策是基層央行的兩大主要職能，然而，由于前幾年，商業銀行機制不健全，內控能力較弱，風險防范意識不強，金融風險不斷聚集等，使基層央行的工作重心發生偏位，在處理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的關系時，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現象，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認識不統一，工作不到位，效果不明顯。近年來，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金融機構自控、自律機制逐步健全，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力度不斷加強，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饒市為例，近年來，該市中心支行結合當地經濟發展實際，主動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性措施，如銀企座談會、重大投資項目通報會以及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議制度，從而密切了政企、銀企關系，促進了銀企雙蠃雙活。據統計，去年在市、縣二級人民銀行的組織協調下，召開了16次銀企座談會和重大投資項目通報會，在會上多家金融機構與企業簽訂貸款意向6．9億元，到年末到位資金達到5．1億元。為整治信用環境，防范金融風險，從去年開始，人民銀行組織開展了創建市轄金融信用優質區活動，在積極倡導誠實守信，制止信用缺失，優化信用環境，打造信用上饒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力打擊了企業逃廢債行為，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順利實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傳導機制的主體行為變化：金融機構間放款對象趨同加劇，信貸渠道狹窄

為應對“入世”，目前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加大了集約化經營力度，以壯大商業銀行資金實力，參與國際金融競爭。在實際運作中，存在忽視一般客戶信貸需求，競相向少數優質客戶放款的傾向，造成金融機構間客戶競爭日趨激烈，而信貸服務面卻十分狹窄。據統計，2001年，上饒市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共向128戶企業提供了貸款，中小金融機構共向428戶企業提供了貸款支持，在獲得貸款的企業中，有279個企業同時向兩類以上金融機構借款，占獲得貸款企業的50．1％，從貸款渠道看，少數優勢企業占有多數金融機構的大額貸款，上饒市五個優勢主導企業2001年共獲得工、農、中、建四家國有銀行貸款15．2億元，占全市工業貸款總額的42％，其中：廣豐月兔集團同時接受所轄的工、農、中、建，農信社、城信社等六家金融機構放款，總額已達4．1億元，占該縣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33．6％，因此，金融機構間放款對象趨向趨勢嚴重加劇，而大部分企業卻未能獲得貸款支持，據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資料顯示，2001年，全市獲得貸款的企事業單位共527戶，僅占已登錄實卡和配卡企業數的16．6％。這表明83％以上運行基本正常且可能有貸款意愿的企業未能獲得貸款。因此，貸款對象的嚴重趨同，一方面由于重新放貸款覆蓋面過于狹窄，使中央銀行貨幣信貸政策作用范圍受到限制，政策效應相應減弱；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貸款集中某一企業，雖然從單個機構看，這些客戶不致于發生流動性問題，有利于金融機構規避信貸風險。但從總體看，貸款的過度集中，金融機構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相應增加。由于目前少數企業效益看好，有很多是價格因素和政策因素，但是市場經濟變幻莫測，加上多數企業基礎還十分脆弱。一旦這些貸款大戶和行業經營狀況發生逆轉，則可能帶來整個金融體系的沖擊。對此，我們必須吸取日本、韓國對大企業過度貸款造成巨額不良資產的慘痛教訓。

三、政策效率：變動環境下的實證評析

在后WTO時期，上述微觀傳導渠道的變化構成了對宏觀政策環境的直接沖擊，評價政策的有效性必須看以下三個方面的后果：第一，貨幣政策對金融機構、企業和公眾的“信號”強度；第二，貨幣政策工具的充分性；第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實現程度。

(一)信號強度不足：微觀主體對貨幣政策反映不靈

首先，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金融主體對貨幣政策反映不靈。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承擔了中央銀行和企業、居民的中介，在存款貨幣擴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央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只有得到商業銀行的積極響應，并以信貸投放等形式加以貫徹，才能達到貨幣供給增加的效果。但是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商業化經營后，普遍強調經營效益和風險防范，致使基層商業銀行活力不足，對貨幣政策反映不靈。一是嚴格的風險管理制約了基層行的信貸擴張能力。近幾年來國有商業銀行逐步完善了信貸管理體制，信貸權限上收，貸款集中審批，提出以貸款終身責任和“零風險貸款”的風險控制目標。這對于商業銀行提高資產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資金過度向上集中，制約了基層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對沖了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的初衷，貸款風險責任約束過度，弱化了基層信貸人員的信貸拓張潛力，造成總行、省行權力過大，二級分行和基層行權力過小的局面。如上饒市部門商業銀行規定只對2A以上的授信企業可以新增貸款，而且限定了一定的貸款權限，但全市2A以上的企業僅占企業總數不到5％。對于中小企業貸款還嚴格了抵押擔保條件。據統計上饒市A級以上信用企業占總數的32％，由此可見，有近70％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也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二是管理體制滯后，削弱了基層行自主經營決策能力，導致基層商業銀行活力不足。作為實行一級法人高度集中管理的國有商業銀行總行，均制定了各自的信貸政策，將信貸重點投向資金流動性強、經營效益好、銀行收息率高的優勢重點企業，忽視了一大批有一定市場潛力且發展前景較好的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造成信貸投向集中，如上饒市被上級行確定的五大優勢企業即江光、江泥、鑫新實業、月兔集團、羽絨廠等，2001年新增貸款總額占全市工業新增貸款總額的55％，并且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均把這五家企業作為信貸投放的重點優勢戶。而基層行難以根據當地實際，自主確定信貸投放重點，特別是對一些前景看好的中小企業不能自行給予放貸支持。從對企業信用等級評定看，各商業銀行各自有一套嚴格的評定標準，卻相互封閉，造成經濟信息的不對稱性，出現一家企業在某家銀行評定為A級，而另一家銀行卻評為2A等，同時評定企業信用等級依據僅憑3年報表進行綜合測評，這在當前會計、審計機制尚不健全，企業財務報表虛假成份較多的情況，容易出現評定失誤或授信偏高的現象，以致釀成潛在的信用風險。

其次，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經濟主體，企業缺乏生機，相當一部分企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較差，經濟效益持續低迷，資金占用結構不合理，使用效果差，影響了金融機構的經營績效，同時也弱化了貨幣信貸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部分企業信用觀念淡薄，借改制之機逃廢懸空金融債務，損壞了正常的銀企關系，抑制了銀行投放信貸資金的積極性，金融機構為了自身效益和風險防范的考慮，規定信貸資金投放集中于少數優勢企業，部分商業銀行規定下屬二級分行信貸資金的70％以上要集中投放指定的優勢大戶企業、項目，致使少數優勢企業占據絕大部分資金，而眾多經營尚好的企業卻出現貸款難的現象；二是長期以來企業的經營行為缺乏理性，在經濟過熱時投資一哄而上。如1994年動工興建的上饒市上新鋼廠，總投資逾億元，銀行貸款1100余萬元，1996年一期完工開始試產，終因生產規蘑產品質量和市場變化原因，導致當年就宣布停產關閉，致使國家的巨額資金付諸東流，因而上新鋼廠的“短命”被上饒人戲為“傷心”鋼廠。而在經濟偏冷時，投資一味收縮，不是積極地開拓市場，調整產品結構，進行技術更新，出現了所謂的“惜借”現象。如上饒客車廠80年代在全國率先研制成發動機后置新型客車，市場十分看好，近幾年市場不景氣的狀況下，銀行為了促其上規蘑上檔次，先后核貸了900萬元技改貸款和600萬元用于創新項目——計算機輔助設計(CAD)的專項貸款，但企業對市場信心不足，900萬元的技改貸款用了3年還沒有用完，失去了發展良機，企業效益受到了影響。三是企業對國家實施的一系列貨幣信貸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圖缺乏正確的認識，對經濟前景預期不合理，悲觀情緒較重，認為整體經濟啟動尚需時日，因此不愿現在擴大投資，增加生產規模

第三是居民個人對貨幣政策反映不積極。據對上饒市百戶居民典型調查顯示，目前，居民個人對貨幣政策反映不積極，分析原因，主要有：受傳統消費觀念影響，居民超前消費意識不濃；受收入水平限制，居民消費難以擴大；受社會保障體制影響，居民儲蓄意愿仍然較強；受消費環境制約，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受個人信用制度建設滯后影響，消費信貸難以全面拓展；受改革不透明影響，居民的預期與貨幣政策意圖相悖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儲蓄存款近三年分流的主要去向是股市、國債和外匯資產等三方面，而增加消費的并不多。

(二)貨幣政策工具操作乏力

目前我國中央銀行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再貸款、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和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窗口業務指導、存款準備金以及有關的信貸政策等。而作為人民銀行中心支行一級能夠主動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貸款、再貼現和窗口業務指導，從實施情況看，這三大政策工具，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操作手段單一、功能不強，效果不顯。再貸款、再貼現受規模及各方面的條條框框限制，而窗口業務指導又缺乏相配套的措施、條件作保證，往往陷于“一廂情愿”的尷尬境地。

——再貸款操作工具。上饒市2001年全轄再貸款余額5．3億元，其中：短期融資再貸款0．5億元，支農再貸款4．5億元，1999年至2001年再貸款增幅依次是—45％、73％、103％，其中，支農再貸款增幅依次是0％、216％、136％，短期融資再貸款自1998年來保持0．5億元未變。通過基礎央行再貸款資金的支持，有效地增強了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緩解了資金緊張矛盾，支持了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央行投放力度較大的支農再貸款，為支持“三農”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尤其是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我市婺源縣率先實行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不僅成為擴大農業信貸投放的新亮點，而且其經驗作法，得到了人總行的肯定，并在全國推行(見表1)。

表1上饒市農業產值、農村信貸投放情況一覽表

單位：億元指標年份農業總產值(90年不變價)農業貸款支農再貸款農戶小額貸款總額增比％總額占各項貸款％與上年增比％總額增比％占農貸％總額占農貸％1999年68.9-0.320.312.610.20.603

2000年68.2-0.111911.9-0.561.921610

2001年67.2-0.1522.612.65.94.513619.91.56.6

表1可以看出，近幾年支農再貸款總額不斷擴大，占農業貸款比重逐年增加，1999年至2001年比重依次為3％、10％、19．9％，其中：2001年新增農戶小額貸款1．5億元，占農業貸款比重為6。6％。但由于支農再貸款發放的條件、范圍限定過死，束縛了農村信用社放貸熱情，作為基層央行掌握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支農再貸款的引導功效遠未得到充分發揮，出現了一方面支農再貸款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農業總投入長期低位徘徊的現象，致使該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難以到位，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較低，傳統農業依然占較大比重，農業總產值不增反降，1999年至2001年年降幅依次為0．3％、0．11％、0．15％。農業貸款對農業總產值貢獻率依次為29．5％、27．9％、33．6％；農業貸款總需求量不大，加上該市農業尚屬弱質產業，風險較大，農信社為防信貸風險，限制了支農貸款總量的擴張。

——再貼現操作工具：再貼現業務近年有一定的發展，截止2001年全市再貼現余額2694萬元，比上年增長99％，1999年至2001年再貼現增長比例依次是12％、—37％、99％(見表2)：

表2上饒市1999年至2001年貼現、再貼現辦理情況一覽表

單位：萬元指標年份現貼現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余額增長％余額增長％余額增長％1999年21911242481328689252000年1351-373207-2524678-142001年269499652210312409-50

通過再貼現辦理，有效地增強了金融機構資金供應能力，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金融經濟的協調發展，但是，從表2可以看出，銀行承兌匯票逐年下降，商業承兌匯票空白，致使再貼現業務總量不大，發展不快，與一些票據業務比較活躍的地區相比相差甚遠。據對上饒市2001年商業匯票結算情況調查，在票據市場上真正對市場發展起主導作用的是銀行承兌匯票，商業承兌匯票發展舉步維艱，加上目前商業銀行上級行對基層行限制過嚴，包括匯票承兌審批權過于集中，收取高額保證金，有的銀行只對本行開立基本賬戶的企業辦理銀行承兌匯票，這些限制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業匯票業務的推廣作用，這就對央行通過再貼現政策手段調節資金需求作用受到了限制。

——窗口業務指導，作為央行貨幣政策工具有力補充的窗口業務指導，自1997年開展以來，對擴大貸款增量，引導信貸合理投向，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見表3A、B)。

表3A人行上饒中支轉發的部分“窗口指導政策”年度內容1997年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1997年農村信用社改進和加強支農服務十條意見1998年關于加強個人信貸投入，強化信貸管理，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通知1998年關于進一步改善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1998年關于下發《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的通知1999年關于推動《封閉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1999年關于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1999年關于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規定(試行)1999年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暫行辦法1999年關于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的通知2000年在于助學貸款和管理的若干意見2001年關于印發《農村信用社農戶聯保貸款管理指導意見》的通知表3B1997年至2001年金融機構部分貸款數據一覽表

單位：萬元種類年度貸款總額消費貸款其中：住房貸款助學貸款汽車消費貸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金額占總額比％金額占總額比％金額占總額比％金額占總額比％金額占總額比％1997136700929550.229550.2

1998150450435350.2335350.23

1999159990517190.117190.1

20001588651138770.8778440.49

60330.38

20011791502745634.16496662.771460.00844390.25150896.6

由表3B可見，中央銀行窗口指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消費信貸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業務發展較快。據統計，截止2001年，上饒市金融機構共發放消費貸款74563萬元，占全部貸款比重4．2％，比1997年擴大4個百分點，小額農戶信用貸款作為農業信貸的一個新亮點，2001年貸款余額達15089萬元，占當年新增農業貸款的115％。但與此同時，基層央行窗口業務指導也時常失靈，一些指導性文件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比如人民銀行下發的《封閉貸款管理》在實際運作中很難操作，執行效果不佳，消費信貸業務雖有發展，但總量占比偏小，僅占貸款總額的4％，卻結構不合理，2001年汽車消費貸款增量出現下降，助學貸款投放量極少，其原因：一是央行的窗口業務指導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作保證；二是窗口業務指導在實際操作中出現偏差。作為企業化經營的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在接受央行窗口業務指導時，更多考慮的是銀行資金安全和經營效益的提高，優先執行的是其上級主管行的政策文件精神。因此，難免會產生實際貸款投向與貨幣政策引導方向不一致的現象，削弱了貨幣政策窗口的指導作用：三是央行出臺的窗口指導文件過多，卻存在短期目標多，系統規劃少，缺乏必要的系統性和前瞻性，致使金融機構無所適從，難以操作。

(三)貨幣政策的實際經濟效果不顯著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在穩定貨幣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增長。因此，衡量貨幣政策效率的最終尺度是貨幣政策的實際經濟效果如何。就整體而言，中國人民銀行針對經濟中呈現的通貨緊縮現象，自1997年開始，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措施，如連續8次下調利率，取消商業銀行貸款額度管理制度，調低準備金，增加再貸款等，對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宏觀上看，由于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很多體制性弊端直接給貨幣政策傳導產生障礙，從而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作用大打折扣；從微觀上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產權制度不明晰，金融體制改革滯后，基層國有銀行激勵機制不完善，貨幣傳導機制不健全等，導致了基層央行貨幣政策效果不佳。以上饒市為例，該市是擁有617萬人口的老區農業市，經濟欠發達，工業基礎比較薄弱。近幾年，該市實施深化改革，優化結構，強攻工業的戰略決策，促進了市轄生態、經濟、社會三個效益的提高，推進了市域經濟的快速、穩健發展，1999至200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12．4、6．1、11．2、1．5百分點(見表5)。

表5上饒市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表(1999—2001年)

單位：億元經濟指標年份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總產值農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農民人均純收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當年新增貸款199917015234．86968．976．7l2033元4364元120．67159．9914．49200013315．732．814968．281．292038元4891元131．76158．87-1．12200119117．14317867．287．052096元5471元151．72179．1520．28

從表5可以看出，該市經濟雖然有較快發展，但也暴露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即產業結構不夠合理，工業上揚乏力，支柱企業缺乏，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緩慢，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只有31％，物價持續走低，2001年居民消費品價格總指數下降0．3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繼續回落0．2個百分點，金融機構貸款總量偏少，城鎮居民儲蓄存款增勢走高，1999至2001年貸款增量比存款增量分別減少了3、12、5個百分點，居民持幣趨向明顯，制約了貨幣供應量的擴張。

由此可見，近幾年，中央銀行頻繁出臺的一系列擴大信貸投放，刺激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在微觀層面傳導效率不足，沒有達到預期的調控經濟的目的。

四、對策思考

(一)增強基層央行的改革導向功能，確保貨幣政策順利實施。首先，基層央行要充分利用所處的地理優勢和職能優勢，積極采取靈活卻實效性強的政策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其一；針對商業銀行信貸過度集中行為進行預警預報。一方面嚴格要求各家商業銀行按照資產負債管理要求，控制信貸集中的風險，對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過分集中提出道義勸告，另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人民銀行已經建立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的作用，定期對銀行貸款投向進行分析，對系統性或區域性的信貸集中進行預警預報，并采取措施對信貸集中進行控制。其二，發揮人民銀行的窗口指導使用，通過銀企座談會，重大投資項目懇談會和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等形式，密切銀企、政企關系，加強銀企合作，引導金融機構的合理信貸投放，促進經濟、金融雙贏雙活。其三，改進金融監管行為和方式，為貨幣政策的實施作保障。當前，要積化解以往偏重防范風險、限制銀行競爭、壓制金融創新的消極監管方式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強金融監管的彈性，鼓勵商業銀行業務創新，開展同業競爭，提高金融業的效率。其次，配合當地政府，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分擔機制，為銀行對小企業融資降低風險。目前，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制的建立有效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目前，擔保機制還存在很多問題必須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政府資金要進行市場化運作，避免政府部門的行政干預，同時要通過嚴格違約成本和違約代價，防范中小企業的道德風險。二是要多鼓勵行業內企業相互擔保的做法和民營擔保基金的建立，并促進其規范運作，三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逐步建立擔保的再擔保制度，如日本的中小企業貸款保險公司；四是銀行應積極與風險分擔機構就中小企業貸款的擔保程序，貸款逾期后的處理程序和貸款損失后的補償程序等關鍵環節進行協商，探索出一套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第三，加大基層央行對再貸款、再貼現的操作力度，刺激基層金融機構擴大投放。首先要必須擴大再貸款、再貼現規模，給基層央行更多的操作權限，對再貸款資金使用的政策限定要有彈性；其次要大力發展票據市場，鼓勵商業銀行擴大票據貼現業務，以此推動央行再貼現業務的開展。

(二)健全商業銀行微觀機制，疏通微觀傳導渠道。首先，適當放權給基層商業銀行，保證他們擁有一定的信貸權限，能夠自主地結合各地經濟發展現狀和產業結構調整對資金的合理需求，及時發放貸款，以解決資金困難，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其次，明確職責，科學合理地劃分信貸管理權限，完善信貸責任制，盡量避免權限集中和權責不對稱，影響基層行工作積極性的負面反映，同時要規范基層銀行的信貸經營行為，建立新增存、貸款比例考核獎懲制度，督促各級行將新增存款按規定比例發放貸款，調動基層行組織資金的積極性。

(三)審時度勢，及時調整信貸投放。第一，要規避行業風險，調整載體。加入WTO后，隨著電信、計算機、汽車等科技含量高的市場的開放，這些在原有市場的保護下優勢明顯的行業會受到沖擊，而原先處于弱勢的紡織、手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卻可能因出口需求增加而發展壯大起來，由“夕陽產業”變為“朝陽產業”。因此，金融機構必須仔細分析我國加入WTO后貸款客戶受到的影響，重新評估客戶的資信狀況和行業風險，適時作出正確抉擇。第二，要預防“脫媒”，調整貸款資金的分布領域，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資金主要分布大中型骨干企業，而小型企業以及城鎮集體企業、私營企業所占比例極小。在加入WTO兩年后，我國將取消外資銀行從事批發業務的限制，外資銀行進入初期主要側重于批發業務，大量優勢客戶(主要是大中型骨干企業)有可能被吸引過去；同時，我國資本市場將以更快速發展，許多大中型企業通過金融市場融資會不斷增多，這樣，就會使得我國金融業極有可能面臨西方國家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脫媒”現象，即優質客戶進一步減少。因此，從發展眼光看，大力發展非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非國有企業貸款在貸款總量中的比重已是金融業信貸投向的首選。第三，搶灘中間業務，主動調．整經營方向。在我國各商業銀行目前的總收人中，利息收入所占比例大部分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過99％。入世后，隨著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利率的最終市場化，將會使存、貸款方面的競爭變更更加劇烈，存貸款利差會不斷下降，利息收入的增長將受到極大的制約。因此，搶灘中間業務，主動調整經營方向已是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益的最佳選擇。

(四)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填補空白與體制匹配。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工、中、建行從農村尤其是縣及縣以下撤退，向大城市大企業集中已是大勢所趨，從短期來看，商業銀行這一傾斜是可以兼顧安全性與盈利性的理想選擇。目前對于一些欠發達地區，已具備條件的縣和縣級市，可以視具體情況，利用國有商業銀行遺留的機構、優質人員和金融業務許可證組建地方性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以提高當地銀行業競爭程度，促進地方金融體系的完善，為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建立更多的“毛細血管”，以實現在微觀層面非銀行金融機構擔當金融支撐重心的艱巨任務。

(五)加強金融體系外的改革，重塑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善還需要企業與居民的投資、消費行為對貨幣政策與金融變量變得有彈性。有關研究表明，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是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和儲蓄行為的重要因素，為提高居民消費行為對貨幣政策以及金融變量的彈性，應該降低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預期。為此，一方面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要力爭住房、養老、醫療、就業和教育等方面改革的盡快到位。“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