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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客觀脫離本質客觀，新聞策略演變成儀式

當保持新聞客觀的策略融入上述思維的時候，新聞策略性儀式就產生了。新聞策略性儀式也被稱作客觀性慣例，是指保證客觀性的新聞專業實踐實際上內含支持現狀的偏向性。蓋伊•塔奇曼第一個提出該術語，是在觀察報道社會運動的記者們發現的。她發現記者們奉行客觀性慣例———他們設定了制造不含偏見的新聞報道的程序，但程序在事實上卻包含偏見。例如當采訪一個有爭議的社會運動的領袖時，記者絕不會孤立他的觀點，他們通常通過報道對這些運動持反對意見的權威的看法來讓觀點達到均衡。記者幾乎不試圖理解運動的整體哲學，正因為此，記者不可避免地將觀點抽離出語境，錯誤地表現運動的理念。這樣一來，盡管記者從未對這些團體明確表達反對的意見，但他們對運動的一知半解、對待引言的隨意性以及對精英言論的使用都導致他們對社會運動的報道在實際上損害了這些運動。提到新聞策略性儀式，必須追溯到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這個概念。新聞專業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后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一種信念，它是改良時代行政理性主義和專業中立主義總趨勢的一部分。美國建國以來，大眾媒介逐步贏得了新聞自由———報業自由、言論批評自由和信息獲取自由。然而，將新聞自由理解為我行我素顯然有?，F實，報業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達自由。而新聞策略性儀式概念雖然在19世紀才提出來，但其在新聞客觀性上的運用從專業主義萌芽時就開始了漫長的探索。這段時間，媒介和學術界都在探索運用什么樣的可操作技術能夠使新聞達到最本質的客觀。之后許多技巧被逐漸用于新聞寫作實踐。到今天，這些技巧已經成為記者們保持日常寫作客觀性的必須技巧之一，例如平衡報道和客觀第三人敘述等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為新聞客觀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至今仍是新聞界保持客觀性主要借助的手段。在新聞策略能夠為客觀性服務的時候，我們稱其為新聞策略，但是當新聞策略僅僅成為一種儀式，只是為了策略而策略的時候，就變成了塔奇曼所謂的策略儀式即客觀性慣例了。隨著新聞逐漸變成一種商品，記者逐漸內化成為新聞生產線上進行流水作業的員工時，新聞策略已經不能適應這個高速發展的社會，其缺陷變得越來越明顯。

世界環境變化下新聞客觀策略的局限性

全球化語境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世界逐漸在我們眼前展現，而這個世界可能并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李普曼所謂的媒介構筑的世界。我們強烈依賴媒體提供的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實的，但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意識形態的滲透讓媒體很難保持自身的客觀，或者說，原來保持客觀的策略在全球化形勢下，在意識形態的沖擊下變得脆弱。目前采用的客觀主義基本都是以西方的專業主義作為邏輯起點，但西方所謂的客觀主義在意識形態面前卻并非那么站得住腳。政治上的霸權主義在這個被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傳媒世界找到了肆虐的痕跡，民族主義以及意識形態的歧視讓新聞的客觀性變得難以把握。保持新聞客觀的策略，在媒介為了保持自身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時起不到原初的作用，反而被媒介有意無意地利用，成為媒介堂而皇之傳播偏見的借口。這種儀式性缺陷集中體現在西方媒體近年來的對華報道上，主要為中國人權、中國威脅論、環保問題、貿易爭端、臺獨、藏獨等議題。以西藏打砸搶燒事件為例。西方媒體將西藏事件稱為西藏起義，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稱中國“入侵”西藏，中國軍隊“鎮壓”，西藏人民“反抗”等，將達賴喇嘛塑造為熱愛和平的流亡宗教領袖形象，宣傳西藏被“武力占領”并動輒發生“起義”，竭力勾勒“侵犯人權”的共產黨形象。除了這些富有隱喻意義的價值判斷，西方媒體還不惜犧牲新聞真實這一倫理底線，移花接木，公然作假。柏林晨報網站曾刊登一張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襲漢族人的照片，說明卻為“警察在抓捕藏人”；BBC在其網站上刊載實為西藏當地公安協助醫護人員將傷者送進救護車的場景圖片，卻標注“藏人持續騷亂”。兩則報道故意加注顛倒是非黑白，以達到引導受眾誤讀的目的。還有媒體編輯將報道所配發的圖片進行裁剪，以突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部分。如一張救護車救人的圖片將警察救人置于視覺中心，救護車上“急救”二字置于圖片邊角，說明是“拉薩目前有大量軍隊”。（丁陸愛，2009）經過這樣的處理，事實被掩蓋，虛假的“軍事存在”則被烘托出來。美國學者范漢姆認為，全球化媒體戰略的一個新趨勢，就是“媒體形象塑造必須遵循后現代政治戰略。媒體根據不同國家對‘自由’‘人權’‘民主’價值觀的態度，對‘恐怖主義’‘專制’‘極權’政治的立場，予以命名，貼上標簽，并由此進行形象塑造，這樣可以有效地打破現代國際政治中的‘民族－國家’疆界，打碎國家主權的概念、民族主義觀念，進行后現代的全球政治重新定位。”蘇•卡利•詹森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新聞事業客觀性的策略儀式不僅是商業媒介的產品之一，而且部分是為了安撫廣告商以彌補黃色新聞對媒介信譽造成的損害，新聞事業客觀性的策略性儀式也是一種民主成就，盡管是一種缺陷深重的成就?！保ㄌK•卡利•詹森：244）這里的缺陷深重即指成就是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西方新聞所謂的專業主義，如果只是儀式客觀掩蓋下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在作祟，那技術客觀此時就是違背了客觀的最本質的意義，把人引入歧途。技術客觀此時已經不是單純的為了客觀而客觀的工具，而是變成了與客觀背道而馳的用來扭曲事實的幫兇。

本國化語境

新聞、政府、人民三者看似和諧，卻始終不斷在平衡－失衡－平衡中慢慢探索取得平衡的途徑。在一些國家的語境下，新聞是政黨和人民的喉舌，自然是為政府服務的。但在另一些國家里，新聞則與政府呈對立態勢，以深度報道和調查報道著稱。這些媒體不屑成為政府的幫手。但在技術客觀的掩飾下，這些媒體似乎也沒有那么客觀公正。我們總是能在美國的一些網站上看到關于全球變暖的報道，在技術應用高度發展的今天，環境是我們不能逃避的話題，全球變暖早已舉世矚目。哥本哈根會議上，幾乎所有人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中美對于氣體排放博弈上。政治家將其看作中美兩國的博弈，與此同時，這也是媒體的博弈。盡管幾乎全世界的科學組織都認為存在全球變暖問題，且天文學和氣象學領域科學家普遍接受該現象是科學事實的說法，然而當這個問題出現在大眾媒介的新聞暴動中時，卻變成了眾說紛紜的場面：記者們試圖秉承公正和客觀的原則，從正反兩方找出發言人，可對于一則出現正反兩方專家的簡短新聞，受眾從邏輯上會認定該論題仍存爭議。但真的是這樣嗎？在全球變暖已經對氣候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今天，我們還能說這種平衡報道是真正的客觀嗎？恐怕只能將其歸為，這是個別國家在利用純粹技術客觀手段掩蓋自身爭取利益的伎倆。

精英化語境

在傳播理論中，針對精英論的探討經久不息。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所有媒體的操作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系統的運轉，無論媒體的行為是消極還是積極，都旨在讓系統更好地運轉或者至少在不對系統構成威脅的前提下被允許存在的。精英論恰好站在這一論點的中心位置，支持了媒介在維持社會運轉中的作用的看法。然而，精英控制社會運轉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媒介的運轉。媒體運用所謂的技術客觀來抗衡，但在精英化的語境中，新聞客觀策略原來的局限性卻恰好可以為精英論利用，成為精英控制媒介最好的手段。而記者群體本身對于社會缺乏如精英那樣的宏觀性和深刻性特質也成為了媒介報道最難克服的局限性之一。如果媒介從業人員看到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客觀的，那么由此產生的忠于這種不客觀的策略終將成為偏見的源頭。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客觀策略非但不能保護新聞的客觀性，反而成了精英制造輿論和假象的工具，成為了精英語境的合理推動者。蓋伊•塔奇曼追溯了西方媒體報道女性運動的歷史，把報道的歷史分割成三個階段。排斥和奚落；引起關注；常規報道。她發現無論在哪個時期，精英化思維模式和語境都影響記者的報道客觀性。記者報道女權運動的時候從來不采用很嚴肅的態度，他們盡量用詼諧幽默明快的筆調來描寫這些女權主義者的運動，使其變成娛樂大眾的新聞而不是影響世界的嚴肅新聞，因為在傳統世界里，女權主義運動是非精英導向的。在西方的諸多關于少數團體的報道中也會發現該類端倪。盡管記者們一再使用不發表看法或平衡報道等各種保持客觀的策略，只要平衡報道的雙方在地位上本身存在不平衡，那么平衡報道的作用就收效甚微。即使相互對立的觀點都呈現在報道中，但是偏向總是非常明顯的，身份與地位對于其話語的影響力是不能忽視的。所以技術客觀在精英化的語境下顯然不能再承擔保持客觀的作用，而偏見在客觀技術失效之后隨之而來。在三個語境中，所謂的新聞策略，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維護在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的時候根本不堪一擊，相反地，這些策略被媒介、被政治人物利用成為制造輿論和偏見的起點。在這個媒介成為人們理解外界最重要渠道的世界，聰明的政治家們看到了媒介對于自己宣傳觀點的價值，于是變本加厲地對媒介施以控制和利用，而原來那些為了保持新聞客觀的策略在面對這個新環境的時候顯得無能為力。一旦新聞策略不能保護新聞的客觀性，反而容易淪為掩蓋偏見最好的手段，那么新聞策略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義，成為儀式。

克服新聞策略局限性的建議

正如前述的三個語境下新聞策略性儀式的作用展現出來的那樣，如果我們試圖從新聞常規出發尋求徹底根除新聞偏見的方法，就不能不反思新聞常規形成的歷史背景和過程，運用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從本質上消滅偏見。這無疑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但若從細微處著眼不難發現，記者從生手到資深者的轉變過程實質上也可以理解為是一個新聞常規逐步內化的過程。媒介內容自身的風格、編輯對稿件的修改意見、內部會議討論的結果以及媒介組織對于記者工作的獎懲標準等都是具體化和可操作化的內容。既然新聞業已成為一個盈利的行業，新聞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商品，那么我們暫且承認這一現狀，從這個商品生產的各個階段來加以控制和調整，盡可能在末尾靠近客觀的效果，或許是一種折衷的途徑。最后，當我們思考新聞偏見時不能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盡管對于新聞偏見的批評一直存在，但新聞報道應該客觀反映現實卻是未經驗證的。事實上，無論是從新聞媒介自身特性來看，還是從記者的職業特性來看，要求新聞報道不存在任何偏見都是偏離現實實現的可能性的。這些批評在提出的同時也忽略了受眾自身的能動性。而自霍爾以后，受眾研究逐漸受到關注，也為我們理解媒介內容提供了另一種思維方式。但無論如何，縱然媒體的報道很難拋開權力、利益以及從業者個人能力的有限性等的影響而做到完全客觀，將客觀報道作為一種新聞從業者的一種追求永遠是有必要的。

本文作者：蘇抒揚作者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