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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1日，滇越鐵路正式通車，云南與北部灣有了快速軌道聯系，經越南海防可乘船直抵香港、廣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云南與內地之間高山深壑的阻隔，縮短了云南與外界的距離，方便了商品和人員的流通。滇越鐵路推動了云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觸發了云南的工業化、近代化進程，尤其對沿線城市的對外貿易、縣際貿易、地方貿易的發展有顯著作用，推動了當地農產品的商品化、規模化進程，使沿線各站成為新興的農副土特產品集散地和商業街場。對此，后人總結道:“云南處萬山中，與中原交往，只有陸路可通。自滇越鐵路筑成之后，乃間接得以利用海防港口，經海運到香港、滬、津等埠。至此云南與中原交通，為之改觀。”［1］

一、滇越鐵路通車促進了沿線城市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

由于蒙自關進出口貨物均賴滇越鐵路運輸，因此，在云南對外貿易中有一個明顯的變化:蒙自關進出口總值和關稅在鐵路通車后有顯著增加。1913年《云南實業雜志》第1卷第4號發表文章稱:“蒙自一口，因火車往來利便，貿易較有起色。由一千一百四十萬兩增至一千九百五十萬兩，約占總數十分之八。”關稅方面，據1913年9月8日《共和滇報》第4版報道:“云南蒙自縣因為越南入滇要口，商務繁盛，人煙稠密，故于二十年前已辟作商埠，設立海關抽收稅款，常年豐歉，固自不同，然未有民國元年收入之多者。特調查如下:民國元年蒙自海關所收稅銀三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四兩三錢八分正，與前宣統四年比較實多征收現銀十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兩零四錢六分八厘，商務之發達已見一斑”。這項統計顯示，滇越鐵路通車后，蒙自關關稅增加了近30%．為此，《續云南通志長編》概括為:“云南山岳盤結，交通梗阻，故在滇越鐵路未通以前，進出口貨物量與值均甚微小。迨滇越路成，交通稱便，于是對外貿易，乃得順利發展。”［2］除蒙自關的進出口統計外，滇越鐵路沿線城市的縣志記載也證明了鐵路對進出口貿易的顯著影響。

(一)河口馬關縣屬之河口，經靖邊蒙自蜿蜒直至省城。在河口經商的多為粵人。1916年8月9日《滇聲新報》第6版就曾報道:“粵桂人之客河口蒙自等處亦有如山陰路上接踵而至者，不可勝計”。據20世紀20年代調查，河口“街市在南溪河與紅河合流的交點，住戶約一千，人口約五千余(多系粵人)”，因“粵人獨樂此為經商的地區”［3］。1924年陸錦先等所輯之《云南河口對汛督辦公署造報地志資料細目清冊》記載:“各商號所賣者進口以水火油、洋貨、洋紗為大宗，布匹雜貨次之，出口以薯莨、三七、紫梗為大宗”，“出入大宗貨物只由河口車站經過”。因火車便利，河口“民國以來商務愈益發達”①。進入20世紀30年代，該地市面亦因對外貿易發達逐漸繁昌。據1932年張自明所修《馬關縣志》記載，其時，河口“商店資本有達國幣數十萬者”②。同時，設置了河口副督辦署、河口大營盤一所、河口警察局、河口郵政局、河口電報局，碼頭日趨繁榮。河口已演變為“滇省商貨出入之總口”。20世紀30～40年代，據李翠珍、廖偉堂回憶，河口“大商號通記棧、吉興隆、正昌號、芳盛號、裕興號、兆豐隆、華安號等，其經營進口的，是棉紗百貨，出口的是土雜藥材。單以進口棉紗一項，每天有數車皮之多。通記棧、吉興隆還分別外國‘亞細亞公司’和‘美孚公司’銷售水火油，并建有水火油倉庫，由火車直接運油入庫”［4］。綜觀上述史實，在1940年滇越鐵路因日軍在海防登陸中斷以前，河口一直保持著較為旺盛的外向型經濟形態。

(二)開遠(舊稱“阿迷”)開遠的進出口貿易和滇越鐵路有密切的關系。據1920年李朝紀所修《阿迷勸學所造報征集地志編輯書》記載，開遠“水利稱便，民多務農，在昔鐵路未興，工商業均不發達。自滇越鐵道交通后，路當沖要，一切舶來品物日新月異，工乃漸知改良，商則漸事遠販”③。該地“入口大宗貨物，大鹽產磨黑，棉布產河西，絲織物產川杭外洋，緞帽緞鞋產昆明，水火油產外洋，菜油及雜油產彌勒。以上各貨除大鹽與菜油用馬馱外，余均系由火車輸入”②。除洋火油、洋紗、洋布外，開遠經滇越鐵路“由越南輸入棉花全年六千余斤，每斤四角伍仙(1角為10仙)”②。

(三)路南路南縣的商品貨物轉運亦以滇越鐵路為主要運載工具。據1920年修纂之《路南縣勸學所造報縣屬地志資料》記載，路南每年進口煙“十五萬二千斤，每斤五角”;水火油“一千二百馱，每馱十八元”;紗“一百馱，每馱一百二十元”④。其運輸方式和來源地:“煙類，產地廣東四川兩省及河陽縣，廣煙川煙紙煙均自滇垣由火車轉入，河陽煙用人工擔入;水火油，產地美國，自本省城由鐵道轉入;棉紗，產地外國或江蘇，自滇垣由鐵道轉入。”④路南外商行方面，“三達美孚火油公司店天香齋，亞細亞火油公司店田豐隆”④。由是觀之，路南的大宗貨物入口，無論煙、紗、油均賴滇越鐵路運輸。

(四)宜良宜良是滇中糧倉，農業發達，人口稠密，洋貨輸入、農副土特產品輸出均賴滇越鐵路。據1920年陳道常等編輯之《云南宜良縣地志稿》記載，“宜良一邑，素非水陸交通之地，自滇越鐵道修通以來，商務日漸發達，較之昔年，似覺繁盛”⑤。該書還記載:宜良“入口出口大宗往來均由火車”;“宜良近三年入口之貨，自外洋來者以洋紗為大宗，每年約計價值在十萬元以上，其次則水火油火柴亦在十五萬元以上，紙煙在五萬元以上”⑤。可見，其進口規模不小，原因很簡單，鐵路經過則洋貨輸入較易。

(五)呈貢呈貢縣因緊鄰昆明，故“城鄉各鋪戶所售各種紙煙洋油火柴川煙絲煙茶葉等類多系由省購買銷售本地”，而“入口過境出口大宗貨物多系由鐵道火車搬運”⑥。據1923年蔡榮謙等輯之《呈貢縣地志資料》記載，呈貢每年進口“洋油三千二百桶，每桶價銀四元六角”;“火柴一千一百包，每包價銀七元”;“川煙五千五百斤，每斤價銀八角”;“絲煙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八角”⑥。呈貢進口規模雖不如宜良大，大宗貨物經滇越鐵路運入卻是事實。綜上所述，沿鐵路各縣進口大宗貨物多經滇越鐵路輸入，鐵路的快速、重載、直達、準時、安全之運輸特點是傳統馬幫運輸無法比擬的，選擇鐵路運輸有利于商家進行商業競爭、鞏固商業地位和擴大商業規模，客觀上為外貨大舉進入云南搶占市場提供了便利。除進口貿易外，自滇越鐵路通車后，因運輸便利，云南土貨得以大量出口。例如，云南出口大宗鴉片，1914年以后不再見諸海關表冊，但仍有相當部分由滇越鐵路輸出，除一小部分運往安南、香港等地外，大部分轉口至兩廣。(出于財政的考慮，云南省政府對鴉片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表面上禁止，實際上鼓勵。為掩人耳目，鴉片出口不在海關表冊中反映，但卻為土貨輸出第一大宗)其他土貨的出口，在海關則有記錄。據1926年蒙自海關統計，云南出口之貨，“豆類豬鬃火腿牛羊皮等均為大宗”［5］。

二、滇越鐵路通車促進了沿線城市地方貿易和縣際貿易的發展

滇越鐵路沿線城市主要包括馬關(河口)、蒙自(碧色寨)、開遠、曲溪、彌勒(巡檢司)、宜良、路南、澄江、呈貢、昆明十個城市。鐵路通車后，沿線各城市之間的距離大為縮短，火車高速、重載、安全的特點為各城市之間米糧、山貨、牲畜、手工藝品、礦產品的交換提供了便利條件，有利于各地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地理條件和資源稟賦發展生產。如大米一項，據1913年2月15日《共和滇報》第3版報道，“嵩尋宜路河等屬自鐵道交通概運個蒙”。事實上，民國時期滇越鐵路運送云南省內貿易貨運量占全線(含越境)貨運總量的48%．［6］這說明滇越鐵路通車的確促進了沿線城市地方貿易和縣際貿易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滇越鐵路對云南省內貿易的貢獻要大于對外貿易。對此，沿鐵路各縣地方志對地方貿易和縣際貿易均有詳細記載。

(一)路南據1920年《路南縣勸學所造報縣屬地志資料》記載，路南“市面較小，商業不甚發達，滇越鐵道未通以前，交通不便，商務殊覺黯淡。既通以后，所有入出口及過境商品較前似覺繁茂”。輸出方面，該書還記載:路南每年輸出米“一千余石，每石七十元”;豬“二千余口，每口二十元”;菜油“四五百馱，每馱五十余元”。其運輸方式和銷場:“一，米。路南五區皆產，由鐵道運往蒙自個舊兩縣銷售，但亦嘗有運至省城銷售者。二，豬。境內五區皆產，亦由鐵道運往省城臨安蒙自等處銷售。三，菜油。產于東區，由火車輸入個舊縣銷售。”輸入方面，該書亦有記載:“鹽，產地鹽豐鹽興兩縣，用馬運入省城，又由火車運至路南;糖類，產地黎縣彌勒兩屬，黎縣糖多由鐵道運入，彌勒糖雇工擔入;布匹，產地昆明玉溪河西三縣，昆明布由鐵道輸入，玉溪布河西布均用馬運入。”價格方面，路南每年輸入鹽“七十五萬斤，每斤二角上下”;糖“七萬二千斤，每斤一角四五仙(1角為10仙)”①。從記載可以看出，路南的大宗土貨輸出，如米、豬、油，大宗土貨輸入，如鹽、糖、布，幾乎都靠火車承運，其商業與滇越鐵路關系甚為密切。由于地理位置優越，路南還是過境貿易大縣。對此，《路南縣勸學所造報縣屬地志資料》亦有詳細記載，路南“過境大宗貨物四種:一，鹽。產地鹽豐鹽興兩縣，省城鹽號由鐵道轉入路南，又由路南雇馬運往瀘西等縣。二，火腿。產地宣威縣，用人工負入路南，由路南負往個舊等縣。三，棉紗。由外國運入省城，又由車載至路南，由路南雇馬轉入瀘西等縣。四，水火油。產地美國，自本省城由鐵道輸入路南，再由路南雇馬運往瀘西等縣”。過境數量，鹽“二百一十萬斤”，水火油“三千五百馱”，紗“五百余馱”①。記載十分清楚，除火腿外，其余三種:鹽、棉紗、水火油，均須通過滇越鐵路轉運。史料記載:“滇越鐵路經過路南極西邊之地徐家渡、祿豐村兩村落，約長五十余里。邑中自有此路通過以后，交通較便，每年輸出之大宗豬米較前超過數十倍，商業亦因之稍盛焉。”而且，路南是“生產森林極茂極盛之區。自鐵路通后，旦旦而伐，上運云南省會，下運個蒙兩縣”②。這進一步明確，路南商業主要通過徐家渡、祿豐村兩車站作為轉運地，除豬、米輸出甚巨外，木材也有大量輸出。由上述史料可見，路南的出入境和過境貿易與滇越鐵路關系甚為密切，大宗貨物基本靠鐵路運載。一方面擴大了豬、米、油等農副產品的輸出，發展了商品性農業的生產，使民眾增收;另一方面因銷售農副產品換來的現金又支持了鹽、糖、布紗及洋火油的輸入，擴大了商品經濟的規模。

(二)宜良宜良和鄰近其它城市的縣際貿易亦和滇越鐵路有直接關系。1920年陳道常有記載言，宜良“從前原有荒地荒田，自火車通后，五谷價值騰涌，荒田荒地概行開墾”。稻谷運銷“個舊蒙自省垣”，年出口額“六萬四千二百石”;蠶豆運銷“個舊蒙自省垣”，年出口額“一萬五千三百石”;麥子運銷“蒙自省垣”，年出口額“九千六百石”;黃豆運銷“個舊省垣外省”，年出口額“一千二百石”。他還預計說:“將來之商業最有希望者，以米與豆二種為大宗，因火車便利故也”。而且宜良“附近省垣，遇需特別品物則晉省購買，因鐵路交通便利，朝發夕至故也”③。至20世紀30年代，宜良產的米及包谷，每年均可有余外運，其中相當大部分運往昆明銷售。據《僑光報》1940年4月17日第3版報道，20世紀40年代，“昆市之食米，該縣亦占各縣供給總數約十分之四”。同時，宜良縣境內可保村車站附近有云南最著名的明良煤礦區，其為當時省內最大的煤炭產地，而滇越鐵路則是明良煤礦區的最大用戶。有檔案記載:“滇越鐵路公司所需之煤，悉在可保村購買，價值年在八萬至十萬元，其利益與該廠之關系頗為不小。”①除大宗農產品沿滇越鐵路運銷，宜良因煤礦資源富饒，還是滇越鐵路燃料用煤的主要供應地。

(三)曲溪曲溪縣情況有所不同，其受滇越鐵路影響較大的產業主要是木炭業。曲溪森林廣袤，1924年王尚爵等輯之《曲溪縣地志資料》記載，曲溪“全屬天然林東北隅山間所在皆是”，“統計面積約十萬零一千六百一十四萬方”，價格“平均每棵二元，薪每百斤六角，炭每百斤一元五角”。因為“曲彌交界之彌屬河岸，有滇越鐵道通過”，于是“個舊商人在車站坐地收買”木炭，車站遂成為木炭集散地。②木炭的運銷方式，史料也有記載，木材“可借以燒炭，辦料運至熱水塘、西扯邑、拉里黑、巡檢司四車站轉運個舊”③。木炭為曲溪主要輸出品，通過鐵路車站轉運，大部分運往個舊煉錫。

(四)澄江澄江縣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農業大縣，其農產品及煤的輸出與滇越鐵路密切相關。1919年吳崇基等輯之《澄江縣地志資料清冊》記載，澄江輸出大宗為“谷、麥、黃煙、豆”，“運銷個舊阿迷蒙自等處”④。路南的徐家渡車站則成為澄江輸出米糧的主要車站。《澄江縣地志資料清冊》又記，澄江“境內馱獸有騾馬二種，馬約三百二十余匹，騾約二十余匹，馱戶共一百余十家，多聚集于徐家渡”④，依靠該車站轉運上下鐵路之貨物。關于運輸方式，史料亦有記載，澄江“自通車以來，本屬農產藉有銷路，如米糧一項每年出境者有十分之七八，均由路南縣屬之徐家渡搭車運銷個蒙一帶”⑤。記錄至為詳細，澄江縣的農產品輸出主要通過徐家渡車站，用火車運往個舊、蒙自一帶。另外，澄江縣境內產煤。20世紀40年代，葉辛恭在陽宗海等處所辦煤礦較為興旺，開有4個井口，工人30余人，每日出煤3萬多斤。公司造有運煤船2艘，煤自礦廠用牛車運至湯池可保村車站，裝滇越鐵路火車運往省城及各地銷售，每千斤煤值洋十三元。［7］

(五)呈貢呈貢地接省垣，處滇池之畔，農田肥沃，水利發達，自古即為云南府城主要糧食、蔬菜、禽蛋、果品、肉類、薪柴供應基地。火車開通后，方便了呈貢土產的輸出。據1923年蔡榮謙等編輯之《呈貢縣地志資料》記載，呈貢特產蘋果、花紅、寶珠梨與大烏梨“均運往省城附近各縣及由火車運至個舊銷售”⑥。此外，史料還記載，過去呈貢的“木材及煤炭，因運輸不便之故，每多貨棄于地。及至火車通，水塘、三家村等處之木材及煤炭，盡量采伐輸至省城”⑦。至1948年，《川滇滇越鐵路旬刊》第1卷第8期仍有記載:“呈貢昆明之間，鮮果蔬菜運輸，至為發達”。這些史料反映出，火車開通后，呈貢的農林產品有了更為便捷的運輸工具，瓜果、蔬菜、木炭均可通過火車沿鐵路線運銷。總之，上述沿鐵路線各城市，在火車通后，充分發揮各自的產業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條件，擴大商品化種植業、養殖業、手工業的生產，商品經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三、滇越鐵路沿線各站成為新興農副土特產品的集散地和商業街場

滇越鐵路開通初期，全線有34個站，其中河口、碧色寨為特等站，除直接在縣城停留的開遠、宜良、昆明3個站外，其余各站均不經過縣城。但是，許多村落、渡口由于車站設立，成為新興的交通要道，有的進一步發展成為農副土特產品的集散地和商業街場。

(一)碧色寨鐵路通車后，碧色寨取代蠻耗成為貨物進出蒙自的轉運站，鐵路取代船舶成為主要運輸工具，蠻耗由海關分關降為分卡，碧色寨由海關辦事處升格為分關。碧色寨在火車開通前后的變化，《云南經濟》一書中有一段1910年的調查材料，該材料記載，1909年以前，“碧色寨原為一荒地，現在車站附近之地點，原名坡心，碧色寨之名字，系借用坡心與蒙自間之一小村落名。自鐵路通過之后，碧色寨已忽變為一小村鎮，本地人人數，增加至二百，外國人數八。新筑之房屋，除鐵路、海關、海關銀行、警察署、郵電局等所外，共有五十所”［7］。1911年蒙自關(包括各分關)的稅收分布為:碧色寨占64%，蒙自占22%，昆明占6%，河口占7%．⑧上述史料和統計數字有助于我們做出明確的判斷:碧色寨的興起是緣于滇越鐵路在此設站，使一塊荒地變為一個村鎮，人口隨之增加，近代機構相繼設立，使之成為滇越鐵路線上的一個重要的報關轉運地，并逐漸演變成滇南的交通樞紐(個碧石鐵路與滇越鐵路在此交匯)。

(二)狗街宜良的狗街車站也是一個人流、物流量較大的車站。除宜良本縣人在此搭火車之外，還吸引了路南、彌勒、瀘西等地客商前來搭車。如路南“距省約一百八十里，滇越鐵道未通時約三日抵省，近年由宜良狗街登車朝發而夕至”①。由于滇越鐵路在路南境內車站不多，且位置較偏，故路南本地人乘火車是在宜良的狗街車站。由于靠近車站，路南還成為周邊各縣客商搭火車的必經之地，故客商們均選擇在狗街車站上車。史料記載，“來往瀘西之客商多聚會于此(路南)，而彌勒縣人之往者亦多從此(路南)赴狗街”乘火車。①由于瀘西、彌勒縣人多從路南經過，赴狗街搭車，宜良的狗街車站成為周邊各縣的客運樞紐。時人描述，“由城西上大山坡過狗街車站搭車者每日絡繹不絕，較之各道頗為熱鬧”①。因此，路南的馱馬約30余家“均聚集于城內外及狗街車站，每里平均馱價二仙”①。狗街車站的繁盛可見一斑。

(三)巡檢司彌勒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鐵道開通，一方面使傳統商路蕭條，另一方面卻使鐵路車站所在地成為新的交通孔道。據1921年胡道文等輯之《云南學會征集彌勒縣地志資料》記載，彌勒“自鐵軌開后，臨蒙開廣晉省概由車站”②。彌勒所屬之巡檢司地方，因滇越鐵路在此設站而繁榮起來。1923年《金碧日刊》1月23和24日第4版報道，巡檢司“雖系一偏僻鄉場，然扼南盤江之中流，物產豐富。自滇越鐵道開通，設有巡檢司車站，于是迤南之臨安瀘西，迤東之曲靖陸良所產商品，類皆聚集于此，以為運輸之分銷之起點。該站運輸貨物以栗炭及米糧農產物為最。二三年前該站貨兜平均每月需用三四百兜之多。致此偏僻之區已骎骎日趨于繁盛，鄰近各縣商人來此設號營業者亦增至七八十家。”其中，新裕和、天順祥商號“素營炭業，由彌勒建水一帶運入個舊，系由巡檢司車站上貨”。這二則報道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巡檢司車站的日常商業貨運的圖景。占據交通孔道，巡檢司車站對周邊各縣均有一定的輻射能力，不僅能吸引附近的商家到此設棧經營，而且使一偏僻山村逐漸演變成一繁盛鄉場。與此同時，彌勒的傳統商路漸趨蕭條。據1937年冼瑛所修《彌勒縣志綱目小序單行稿》記載，彌勒本來“地據兩廣來滇交通孔道……冠蓋云集，商賈輻輳，儼然繁盛區域”，自鐵路開通，傳統商路“復偏于畸零，遂歸冷淡”③。

(四)望朔村、水塘滇越鐵路對呈貢交通和商務變遷也有較大影響。鐵路經過呈貢境內約20km，有望朔村、水塘2個車站。史料記載，過去因呈貢大路“由七甸、頭甸、廣文村、水海等鄉經過”，這些地方原本十分繁榮，“棧房林立，實為交通孔道”。但“鐵道通”后，“客商多乘火車至七甸，不過暫停片刻，該鄉等遂一變而為冷靜之場矣。至如梗阻之望朔、羊洛等鄉又一躍而為交通之孔道”④。呈貢龍街市場亦發生了類似變化，過去，此地“貨物率多土產，貿易者亦不甚擁擠。及至火車開通，昆宜客商便于往還，因之繁盛倍昔”。(見《金碧日刊》1923年1月24日第4版)

(五)開遠由于鐵路直接經過開遠縣城，加之滇越鐵路公司在此設有機務段、工務段、車務段，況且車站還是鐵路公司云南段總部所在地，因此鐵路對開遠車站的影響從深度和廣度上均超越上述各站(注:昆明站有專章論述)。據《共和滇報》1913年8月13日第1版報道，滇越鐵路剛通車時，華豐棧即在“(開遠)車站厚集資本，仿造洋式樓房招待中外客旅，轉運往來貨物”。該棧的廣告宣稱:“上至昭通敘府，下至海防香港，西至大理永昌思茅，南至臨安蒙自個舊，莫不消息便捷，呼應靈通。凡有轉運出入口各處貨物報關上車，均照車站定章，海關規則完納，絕無弊混。”這則廣告表達的內容淺白易懂，華豐棧的經營方式是集倉儲、轉運、報關、住宿為一體，為往來客商提供一條龍的服務。除華商外，西商也看中了開遠潛在的貿易地位和商業優勢。又據《振華日報》1913年9月11日第4版報道:“自滇越鐵路告成，火車通后，以阿迷(開遠舊稱)為適中地點。于是有西商到彼創造屋宇，經營酒店”，后因“該處非通商口岸，有礙約章”，于是由蒙自順成號“維持聯絡，官商集股贖回開辦，更名曰大同酒店”。火車開通、商務繁盛使開遠人口增加、文化進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商業進步。時人謂:“阿迷(開遠舊稱)素稱繁盛之地，邇來火車經過，市場逾繁華，即城內住居人口亦有省垣十分之一。”(見《覺報》1915年10月21日第6版)“阿迷本文化閉塞之區，因車路暢通，漸進文明之域。”(見《中華民報》1916年8月12日第5版)據1920年李朝紀記載言，開遠“車站洋房建筑一新”，“殷實之家亦有仿照西式建屋”。他還記錄，1920年前后，“三達公司、天德貨倉、源豐號、悅來棧、元盛祥、于泰祥，均住東城外。城外華豐棧、第一樓、大觀樓、悅來棧、大安旅館、第一棧、同義公、太華春、番菜旅館、同心利，均住東城外車站”①。可以說，車站附近商業聚集，人煙繁盛，客棧、貨棧、商行林立。對此，李朝紀感慨道，開遠“自鐵路交通而后，商業漸增繁盛，治城東北隅車站，外僑聚居，商旅盈集，貨物充斥，儼然成一商埠。”(見《覺報》1915年10月21日第6版)至20世紀30年代，開遠車站附近依舊繁華，大公司、大商號、大客棧云集。史料云:“阿迷自清宣統元年滇越鐵道通車后交通為之大便，上達省垣，下往京滬，胥由此經過，商旅稱便焉。文化輸入亦與昔日大異。”②至20世紀40年代，據《云南日報》1945年9月5日第3版報道，開遠“一條車站大街擠滿了旅館客棧，安南人的咖啡店、小餐館，一應俱全的洋雜土雜百貨行，為調劑金融而開設的三家銀行，據說匯兌經營還不算壞”。同期，開遠城區共有大小商業店鋪300多個。此外，滇越鐵路開通促使商品交易頻率加快，貿易場地增加。如三家寨因緊靠鐵路線，迅速發展成一個新興的交易街場，各種洋廣貨鋪、綢緞布匹鋪、藥材室、雜貨鋪、洋酒店應運而生。專業店鋪的出現，形成了新的商業街道，自古以來沿街順地擺賣的現象開始改變。

綜上所述，滇越鐵路對沿線站場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因車站等級和位置、城市大小和職能、自然資源稟賦等條件的不同而有影響程度、層次、范圍的區別。有些一躍而為交通要道，如宜良狗街站、呈貢望朔村站;有些只影響到其農林產品輸出和洋貨輸入，如彌勒巡檢司站、路南徐家渡站;有些還涉及到礦產資源的開發，如開遠小龍潭站、宜良可保村站;有些主要是進出口商品的過境口岸，如河口、碧色寨;有些則是影響程度較深、范圍較廣的城市中心站，如開遠、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