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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主的密切關系是大多數人擁有的信仰。現在這種信仰在中國找到了新的實驗場。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化改革會最終導致民主化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連接二者的變量是什么？前者導致后者的機制又是什么？新產生的企業家階層會像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推動民主化的中堅力量嗎？政府又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雖然現在對中國的政治前景給出肯定的回答還為時太早，但通過觀察、分析改革在不同地區由于發展道路所導致的不同的社會政治后果，比較這些地區目前的具有指標性的政治實踐，我們還是能夠做出基本的預測。我國各地區之間巨大的差異和豐富多樣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機會去從事這項研究。眾所周知，從八十年代早期開始的市場化和權力下放的改革給各地區根據自己不同的情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機會，從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地方發展模式。我們可以通過觀察比較這些不同的模式和他們的社會政治結果而做出基本的結論。本研究的目的正是根據各地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后果，分析梳理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為此，這項研究選擇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區發展模式作為比較案例。一個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蘇南地區）。這種模式的典型特點是政府在這個地區早期農村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企業家角色，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是它的主要所有權形式；而在第二階段，則經歷了政府主導下的不公平的私有化。另一個模式是企業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人民或者說企業家是發展的主要動力，私有的企業產權和相對完全的市場化導向是它的主要特點。

讓我首先簡單地概述一下我的調查發現。在參考大量關于這兩個地區的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我的研究簡要地探討了兩地不同的資源稟賦和這兩個地區政府不同的政府能力如何決定了兩地的發展道路。而不同的發展道路直接導致了兩地人民同政府之間權力關系的變化，和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導致權力的集中（或至少維持原來的權力關系），而溫州地區民影企業的發展則迅速導致權力的分散。這種不同的權力關系決定了兩個地區在鄉鎮企業轉制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蘇南地區采取了精英操控的、暗箱操作的私有化，而溫州地區則采取了以相對透明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鄉鎮企業。

接下來我的研究分析了兩種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經濟平等和階級結構。同傳統理論預測相反的是，在溫州由企業家和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中，由于機會大致均等，結果造就了更多的經濟平等和相對均衡的階級結構；而政府主導型的蘇南模式則由于前期政府對機會的控制和后來不公平的私有化，反而產生了更多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

然后，我的研究用村級選舉和地方商會、行業協會的實踐作為例子，比較了兩個地區的政治現實，并分析了階級結構與政治實踐的內在聯系。意料之中的是，溫州的相對均衡的階級結構助長了精英競爭，從而產生了有利于基層民主的社會條件。這可以從競爭激烈的基層選舉和富于生機的草根協會得到證實。而在蘇南，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全能型的政府，和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聯盟面對大眾的局面。政府和地方精英操控基層選舉和了無生機的官辦協會就是證明。

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是關于市場化、階級結構和民主之間的關系。階級結構是市場化和民主化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的中介變量，它影響著階級利益和階級行為。雖然新生的企業家階級有動機和一定的能力去推動政府改革，從而使這個階級成為現階段中國推動民主的潛在力量，但企業家在不同的階級結構中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他們的利益。在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中（蘇南），企業家們認識到他們同政府官員之間的共同利益，從而導致了精英聯合（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比較平等的階級結構中（溫州），企業家（經濟精英）之間的競爭導致了當地政治上競爭的出現。同時，認識到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和群體利益，企業家們漸漸地開始組成各種各樣的協會，這些協會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政府改革。簡而言之，這個研究對假設的企業家在民主中所扮演的整齊劃一(universal)的角色提出質疑。相反，它給出了權變的結論：市場化與民主的關系取決于市場化產生了什么樣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

這個研究同時也發現政府能力對民主化的影響。政府的能力不僅直接影響民主化本身，而且，它還通過影響對地區發展模式的選擇和階級結構而對民主化產生間接影響。我的基本結論是：強政府不利于民主化。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權力和別的社會力量制約它，強政府將有控制和滲透(penetrate)社會的傾向。

以下是本文的順序。首先，我簡單討論市場化和民主的概念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然后，我將重點討論不同的發展模式和它所帶來的階級結構，以及階級結構如何影響政治狀況。

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工作定義

市場化和市場建構不是簡單的現象（例如：Fligstein2001），它包含豐富的制度建構。這里，我所用的市場化的概念是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程。眾所周知，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為后來的巨大變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漸漸地從原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而發展市場經濟。

正如我們后來將要看到的，市場化改革只是提供了一個最初的刺激。由于各地不同的資源條件和經濟遺產，在同樣的國家政策下，卻出現了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模式和后果。在蘇南，地方和社區政府利用了發展機會；而在溫州，人民/企業家則走到了經濟發展舞臺的中央。

同市場經濟相比，對民主的定義則紛繁眾多。如肯尼斯伯倫所寫：為民主下一個人人都能接受的定義是不可能的（Bollen，1990：7）。因此他建議，可行的策略是給出一個工作定義。很明顯，中國仍是一個威權體制。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它不是民主。我們既沒有分權體制，也沒有多黨派體制，沒有由普選產生的政府。可是，不可否認，在過去的20年中，市場經濟改革確實產生了可能影響中國政治前景的社會條件。這也正是為什么出現了大量的關于市民社會(CivilSociety)的研究。海外的許多學者都把各種協會、商會等作為市民社會的載體（例如：Whiteet.al,1996）。同時，在政治領域也出現了一些進步，其中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就是已存在十年以上的村級選舉。在這項研究中，我以協會商會等經濟社團和村級選舉作為指標，來考察兩個地方在政治實踐上的差異。

我對民主的工作定義包括兩個基本部分：有意義的參與和政治競爭。[1]正是通過有意義的參與——讓個人的意志得到體現和讓人民的參與影響政府的產生——民主才得以實現。參與可以由投票率來衡量，或只是簡單的用參與的性質來決定——比如區別積極主動的、有意義的參與和被動的、冷漠的參與。

競爭和它的副產品——政治選擇，是構成民主的第二關鍵要素。競爭在市場和政治領域有一定的共通性。正如熊彼特（Shumpter，1942）所說，一個市場上如果有很多買主和賣主，那么我們就認為它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在政治領域，“競爭人民的選票”是競爭的主要特色。就選舉來說，競爭意味著在選民對兩個（或以上）候選人之間的真正選擇，和候選人之間爭取選民的競選活動。

評價一個定義有效性的重要的標準是看它是否能捕捉和區分社會實踐。在這方面，我的工作定義完美地區分了兩地企業協會和村級選舉的實踐。就企業協會來說，溫州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由企業家組織和運做的、生機勃勃的草根組織（參看史晉川等編，2002），企業家之間為爭取協會的領導權而展開競爭；而在蘇南，絕大多數協會是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官方協會，而這些官方協會因為受政府控制、不能為企業家服務而被企業家們所冷落。而且，溫州的各種協會漸漸地、直接或間接地推動政府改革，而在蘇南，他們只是擺設。

我對民主的定義也能有效地區分這兩個地區的村級選舉。在溫州，選舉競爭異常激烈，村民們被動員起來積極地參與；而在蘇南，村級選舉仍然被政府和地方精英控制著，村民們只是被動地參與。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冷漠，而不是熱情。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不同的政治實踐呢？我的研究發現兩地不同的社會條件是根本的原因。具體地說，不同的階級結構（力量對比）、企業家不同的起源、和不同的政府能力導致了不同的政治后果。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和民主的關系的文獻。

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和民主

雖然許多理論家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能導致民主，但他們的邏輯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幾乎所有的社會階級在現存的文獻中都被認定為民主的推動階級。現代化理論家把中產階級看作推動民主的動力；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是民主的推動者；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工人階級是推動民主的階級力量（比如，Rueschemeyer等人的著作,1992）.

作為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Lipset(1959)運用定量方法，發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同民主有積極的關聯，而中產階級是民主的推動階級。他的解釋是經濟發展帶來信息和教育的擴張，都市化和中產階級的壯大。這些發展理應帶來民眾對政治的興趣和更多的寬容，而這也正是民主治理的行為基礎。顯而易見，這種解釋受到了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在現代化理論中，社會、經濟和政治是相互關聯的系統，各個子系統靠共同的價值觀來整合。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職業分化和社會結構的分化也越來越大，價值觀成為維系社會的關鍵因素。

但是，如許多理論學家所批評的(e.g.,Rueschemeyeretal.,1992)，重要的并不是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上升，而關鍵是發展帶來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化，而這些變化才是影響民主的因素。我研究的經驗證據也駁斥了Lipset的結論。我研究的兩個地區都是當今中國的富裕地區，都見證了這二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這兩個地區的政治狀況截然不同。而且，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蘇南比溫州還要高一些。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并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導致民主，而是什么樣的經濟發展。如果經濟發展把少數人的收益建立在大多數人付出代價的基礎上，這樣的發展只會對民主產生不利。.

同現代化理論不同，有些學者用歷史比較方法來分辨出導致民主的階級力量、社會條件和機制。摩爾（Moore,1967）影響廣泛的著作《專制和民主的社會起源》是這一傳統的開山之作。他的研究是根據對幾個樣本（國家）的深入透徹的分析，基于一個沖突的政治經濟視角。在他的分析中，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關系被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認為社會中各社會群體（階級）之間的沖突是導致社會變化的根本原因。他強調社會條件、權力平衡、階級和階級的聯盟等等因素如何使一個國家走向獨特的道路。雖然他的結論復雜、精細，但簡單的“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表達了他的基本結論。也就是說，根據摩爾的研究，資產階級的強弱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選擇近代民主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因襲歷史比較研究的傳統來分析對民主有利的社會條件和階級力量。我認為，利益碰撞和社會沖突，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是推動民主的主要動力。在中國目前的主要階級中，傳統的工人階級和新生的中產階級由于以下的原因，可以首先從可能的名單中排除。中國的政治現實、它以經濟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的導向和它的壓制性的勞工政策決定了工人階級在我們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組成獨立工會，從而扮演它的政治角色。中國的其他的一些現實條件也使成立獨立工會的組織難上加難，如極度過剩的勞動力供應、各地區巨大的差異，等等。就中產階級來說，在當前中國70%的人口仍然是農民時，中產階級的力量仍然很小而不成熟。

相比之下，業以出現并逐漸壯大的企業家階級則有一定的動機，同時也具備一定的能力來推動政府的改革和最終的民主化。從動機來說，這個階級希望一個更有效率和理性運行的政府、法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防止政府的掠奪，等等。所有這些都有可能最終導致民主化的改革，雖然民主化可能只是無意識和間接的結果。說到能力，這個階級在中國經濟增長方面的影響在不斷加強，這樣使得他們同政府的對話能力和討價還價的能力也越來越高。在二十多年前中國政府將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當成首要任務之后，這個階級就逐漸成為了當權者的寵兒，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壯大。他們有他們得到官方允許（有很多是官方組織的）協會和其他組織等作為平臺來相互交流、聯結，培育并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團結。所有這些都提高了他們作為“造王者”的潛力。.

但是，正如我的研究所發現的，并沒有一成不變、普遍而同一的階級利益和階級行為。而歷史和階級結構則是影響和決定階級利益和階級行為的關鍵因素。由于新興的企業家階級的起源、本質和力量在不同的歷史路徑和階級結構中存在區別，他們的利益和階級行為也出現了不同，從而影響到政治實踐。在蘇南，維持現有地位、同政府保持密切聯系是新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所在和行為特征，這樣致使威權政治持續不朽。但在溫州，新生的企業家階級則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積極地推動政府改革，同時在基層政治中互相競爭，結果孕育了民主。

把歷史和階級結構帶入分析框架

根據C.WrightMills（1959），只有當我們把事件置于社會結構和歷史的結合點上，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它。對階級來說也是如此。只有當我們考察企業家階級的歷史，并把它置于整個社會中，置于它與其他階級的關系框架中，我們才能捕捉到它的利益和行為。也就是說，只有把企業家階級具體化和情景化，才能理解它的政治利益和行為。.

雖然許多學者在討論不同階級和階級聯盟的力量對比時，或多或少地提到過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對比影響民主的可能性，但很少有人明確地討論階級結構的影響。Lipset(1959)曾經指出社會分層結構影響民主的發展：擁有一個不斷壯大的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鉆石型的分層結構是同民主發展相協調的；而擁有龐大的底部、拉長的金字塔結構則不利于民主的發展。但他并沒有提出細節和令人折服的解釋，我的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

階級結構提供了不同的階級相互互動的基本框架。每個階級在這個結構中處于一定的位置，有自己的資源和籌碼。當他們同其他階級互相互動時，尤其是與同它利益相敵對的階級互動時，它的階級特征和階級意識就慢慢形成了。同時，由于階級結構本身是個歷史產物，階級利益和階級行為都不可避免的加上了歷史烙印。簡而言之，階級利益和階級行為是由結構和歷史所決定的。

總的來說，階級結構決定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在一個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中，精英們有強烈的利益訴求讓從屬階級保留在原位。經濟精英們會尋找政治幫助來保持社會的穩定、工人階級的順從并有效保護他們的財產。政治精英們也需要經濟精英來幫助他們發展經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聯盟就成了現實的選項。從可行性來說，兩級分化的結構也為精英聯盟提供了條件，因為少數幾個精英更容易結合。.在一個相對平等的階級結構中（鉆石），精英們面對的是不同的可能性。即使他們也企圖保留他們的地位，但現實或來自其他階級的挑戰也讓維持現狀變得困難。由于有更多的資本家，因而要形成對付下層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很困難的。相反，精英們因為不同的原因而互相競爭倒可能更容易些。簡而言之，我們假設在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中會出現精英聯盟，而在相對均衡的階級結構中則會出現精英競爭。這些假設在我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

資源稟賦、政府能力和發展模式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和財政分權體制為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機會，這樣在中國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發展模式。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是其中兩個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突出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蘇南走了一條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實現農村工業化的道路，而溫州模式則代表了另一個極端，即通過發展民營經濟而實現發展的道路。

Oi(1992)把蘇南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注重地方政府像控股公司運作的特色。其它一些學者則用“企業家型的政府”來描繪在蘇南等地發生的現實(Blecher,1991)。我則用政府主導型發展來指這一模式，強調當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

盡管文獻中有大量的關于溫州模式的研究（例如：袁恩楨,1987;張仁壽和李紅,1990;NolanandDong,1990;Liu,1992;Liu,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但并沒有人提出一個廣泛接受的術語來總結它的實踐。實際上，在中國的轉型經濟中，它是一條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我用術語“企業家推動的發展”來表述這一模式，因為這一術語強調了它的驅動力：在溫州的發展中，企業家（或人民）才是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量，而當地政府的貢獻只是輔助或支持角色。許多中國學者甚至用“無為而治”來總結溫州模式中政府的作用。

為什么在同樣的國家政策下，這兩個地區會采取如此不同的發展道路呢？據SusanWhiting(2001)和一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論，導致兩地差異的根本因素是資源條件和改革前經濟條件的差異。蘇南歷史上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地區，發達的農業為發展非農經濟提供了剩余。再加上蘇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上海等工業中心的輻射和支持，社隊工業在時期就得到了發展。70年代，蘇南擁有全國最發達的社隊企業。這些集體經濟的積累就成為了蘇南后來發展鄉鎮企業的基礎。相比之下，溫州在改革開放前是一個貧窮地區，地處偏僻，遠離工業中心，解放后國家投資少（因為是對臺前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薄弱，因而不具備發展集體經濟的基礎，只能轉而發展民營經濟。我的研究發現，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當地政府的能力在決定最初的發展道路，影響后來的階級結構和兩個地區的政治結構時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雖然政府能力同上述的資源條件和經濟條件有密切關系，但二者還是有根本區別的。除了從社會汲取資源和控制資源的能力外，還有其它許多影響政府能力的因素。例如戰爭、革命和政治運動等。許多學者已經發現了影響政府能力的其他因素(例如,Migdal,1988)。蘇南和溫州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地理位置（離政治中心的距離和對政治中心的重要性）、歷史遺產、和當地經濟基礎的不同，他們的能力也不同。蘇南由于離政治中心近，并且對政治中心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因而從明清以來就受到政治中心的關注。另一方面，由于蘇南（如無錫等）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搖籃，因而在解放后成為一個在政治上需要特殊處理的地區。以前的工業資本家和商人成了歷次政治斗爭的對象。從鎮壓反革命到“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等，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蘇南都受到“特殊”的待遇，強大的政府因此建立起來了。正是因為蘇南地方政府的強勢，該地區成為全國最晚實行農村分田到戶改革的地區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實行，比大多數地區晚了3-4年。[2]這種狀況實際上也影響到改革開放后蘇南發展道路的選擇。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蘇南有個強大的地方政府，他們既有資源又有能力來發展集體經濟。而發展集體經濟又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能力。相反，溫州在改革開放開始時恰好有一個薄弱的地方政府，他們既沒有能力象蘇南那樣發展集體經濟，同時又沒有能力有效地阻擋當地人民自發的“資本主義”沖動。這些條件促使溫州走上明顯不同的發展道路，那就是發揮人民的力量來興辦企業、發展地方經濟。

發展模式和階級結構

由于在發展的關鍵時期兩個地區走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最初的原始資本積累時期),而不同的發展道路決定了機會結構的不同，在九十年代后期，他們的階級結構開始出現差異。我的研究不僅僅捕捉了兩個地區不同的階級結構形態，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產生不同階級結構的機制。在我的研究中，階級結構是由職業分布和每個職業相應的收入來衡量的。首先，我根據私有企業主和個體勞動者在不同地區總人口中的比例（這兩種人，特別是第一種人，基本上代表了一個地區的富人）來描畫該地區全面的階級結構分布，然后，我在每一個地區用一個村子為例，根據職業和所入的不同分布來詳細地證明該地區的階級階層分布。結果表明，溫州的富裕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要比蘇南高得多。2000年，溫州各種民營企業的總數達到了約4.7萬家，個體工商戶達到了約20萬戶（胡宏偉和吳曉波，2002）。再加上散布于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業者，擁有自己的資產并且靠利潤生活的富裕人群在溫州總人口中的比例相當可觀。一個對溫州非常了解的經濟學家估計，溫州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擁有自己的事業。也就是說，溫州出現了一個由比例很高的富人組成的、相對均衡的階級結構。在蘇南我們看到的則是兩極分化，只有少數人屬于處于社會頂層（精英），主要是那些由原來鄉村企業的經營者轉變而來的管理型資本家。大多數人，包括社區居民和原來鄉鎮企業的工人則處于職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底層（群眾）。兩地群眾的富裕程度和貧富分布可以從村民住房的狀況看得一目了然。蘇南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兩到三層，每個村子里差別明顯；而在溫州的一些村子，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五到六層，且大多數家庭看上去都差不多。

導致蘇南出現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主要有兩個機制：早期政府對機會的壟斷和后期不公平的私有化。在蘇南發展的第一階段（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當地政府壟斷了建立工業企業的機會，不鼓勵甚至禁止私營企業的發展。有些地方甚至強行把機器從從事私營經濟的干部或黨員家中搬走（新望，2002）。這樣的政策妨礙了很多人在關鍵時期充分利用寶貴的發展機遇。客觀地講，這時期蘇南的收入差別不大(像社會主義時期)。也正因為如此，蘇南才可以自豪地說“社會主義在蘇南”。但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蓋背后權力分配的傾斜。正如社會主義經濟加強了國家極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術官僚(Technocrat)(Djilas叫他們為新階級。參看Djilas,1957)的權力一樣（Moore,1987），蘇南的集體經濟和政府主導型的發展加強了干部和鄉鎮企業經營者的權力。這種傾斜的權力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90年代中期開始和不公平的和由少數精英操縱的企業改制。改制迅速地將原先不公平的機遇轉變成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從而迅速導致了兩極分化。在蘇南的轉制（私有化）中，幾乎所有（或大多數）的原來鄉鎮企業的廠長（經理）變成了新的企業所有人，而原來的鄉鎮企業的工人則變成了打工仔。在這一改制過程中，集體資產流失、逃避銀行貸款普遍存在。在原來集體經濟積累的基礎上，資本家們一夜之間就產生了。這里需要解釋的關鍵問題是私有化能否用另外一種方式進行。我的論點是這個地區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改制，絕對不是偶然的。相反，它是當地政治狀況的產物。強大的政府和精英政治決定了這種不可避免的不公平和少數精英操控的改制，改制只不過把原來不平等的權利分配轉變成了不公平的財富分配而已。

相反，溫州平等的階級結構來源于它初期平等的機會結構。在溫州發展的初期，市場導向使得人們有相對平等的致富機會，只要有經營才能和努力工作就有機會發財致富。而且，廣泛的模仿和傳代效應使為數眾多的人進入創業者行列。較低的進入障礙、財產權的廣泛分布、和相互模仿使溫州出現了一個相對平等的階級結構。而且，平等的機會和廣泛的市場競爭塑造了溫州人民平等和公平競爭的理念。這樣，對民主有利的社會條件就破土而出。同蘇南相比，溫州相對較弱的政府反而幫助造就了一個平等的階級結構，因為它沒有廣泛出現政府利用權力控制發展機會而最后少數人獲益的狀況。

歷史和階級結構的政治影響

兩個地區不同的發展模式決定了該地區企業家階級成長的速度和本質，以及企業家階級的力量，這些都塑造了他們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行為。在不同的階級結構的框架中，企業家階級發展出它不同的政治傾向。

在蘇南，新的企業家階級較弱，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歷史較短，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它在過去依賴于政府。蘇南企業家群體的主要組成成分是管理型企業家，即由原來鄉鎮企業的廠長經理演變而來的企業家階級。這個群體在過去是從屬和依賴于政府的。作為以前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這些人和政府官員原屬一個陣營，他們和干部之間存在流動。雖然鄉鎮企業的改制使得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分成兩個群體，政府宣稱要從“墻內”退到“墻外”（即由原來的對鄉鎮企業的直接管理轉變為服務），兩個群體之間傳統的關系并不可能在短暫的未來迅速消失，特別是當兩個群體還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時。

相比之下，溫州快速成長的私營企業催生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強大的企業家階級。溫州的私營企業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長起來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沒有能力發展當地經濟，特別是發展集體企業，才給私營企業留下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數量迅速增多，企業規模發展壯大，因而企業家階級也隨之成長壯大。這個階級的經濟勢力幫助他們逐漸獲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影響力。這樣一個獨立和強大的企業家階級有著巨大的潛力成為一種制約力量。事實上，近年來大量出現的，由企業家組織的商會和協會就說明這種潛力是完全可能變成現實的。平陽縣和（蒼南縣）龍港鎮企業家協會因為其巨大的影響力而被當地稱為“第五套班子”（在黨委、政府、人大、政協之后），在與政府溝通和保護會員利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兩地新生的企業家階級獲得財富的途徑也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蘇南，轉制資本家的個人財富建立于原來的集體積累的基礎上。以社區居民和鄉鎮企業工人的利益為代價，再加之普遍的逃避銀行債務，這些人迅速變成該地區的大資本家。這種極不公平的獲得財富的手段成為這些轉制資本家的原罪。轉制資本家因此成為仇恨和嫉妒的對象，而不是羨慕的對象。在蘇南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由此而帶來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轉制資本家有強烈的愿望保持他們的即得地位和利益，而同政治精英結成聯盟（同官員保持密切的關系），維持現有的威權政府就成了實現他們利益的最佳手段。

相反，溫州自我致富的私營企業家們就沒有這樣的歷史負擔。他們靠抓住市場機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在溫州，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如南存輝等）往往成為人們羨慕和追求的對象，整個社會對富人和財富的容忍程度也相對較高。這一事實使得企業家階級更為自信。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恰恰相反，他們可以民主化中獲利。事實上，村級選舉給企業家階級贏得政治權力和社會承認創造了機會。溫州的村級選舉正是因為有大量富人的參與才變得非常激烈，在絕大多數村子，參選的候選人都是二十年來富裕起來的企業家。自我依賴的發展同樣改變了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權力關系，由于人民和企業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政府的手里，他們不依靠政府來生活和致富，所以他們才敢于挑戰政府，而政府也不得不相應地改變自己的觀念和行為，在與人民的博弈中達到一種平衡。在過去的20多年里，溫州出現的許多新的現象正好反映了這種新的權力關系：第一例農民狀告縣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罷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農民狀告政府“不作為”的案子；等等（胡宏偉和吳曉波，2002）。一位鎮干部曾經深有體會地說：“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同理，有什么樣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樣的人民”。

除了由歷史決定的兩地企業家的階級力量、本質、致富途徑等不同而影響到這個階級的利益和行為外，兩地的階級結構在影響企業家利益和行為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兩個地區階級結構與政治狀況的實證的相關關系是：溫州相對均衡的階級結構帶來了基層民主的實踐，而蘇南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則與威權政治共存。這不僅僅得到了經典理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揭示了兩個變量之間的機制聯系。

經典理論家們基本有一個共識，即平等是實現民主的關鍵條件，民主和階級的極端不平等水火不容（如密爾）。民主只有在權力分配發生重大變化后才能真正扎根。平等對民主的重要性在這兩個地區也同樣顯而易見，溫州出現的草根民主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權利的分散和平等，而蘇南持續的威權主義和精英政治則與權力的集中和社會的不平等如影隨形。

階級結構影響政治狀況的實際機制是通過它對精英行為的影響和民眾的態度來實現的。位于不同階級結構中的精英，其利益和行為也表現出不同。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精英的競爭。少數大玩家可以坐下來協商，從而形成精英聯盟。最極端的情況是寡頭政治，雖然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森嚴的等級制。正如奧爾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體，或者說“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組織起來采取行動支持其共同利益，而大群體通常做不到這一點（曼瑟爾•奧爾森，1996：30，151）。蘇南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營造了這樣的可能性，那就是少數大資本家同政府主要官員的精英聯合，因為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有共同的利益來保持現狀。經濟精英需要保持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支配地位，而政治精英則希望保持他們的權威。為達到這一目的，雙方都需要將民眾保留在原來的位置上，防止更多的人參與到當地政治中。這一特點使得蘇南精英成為一種保守力量。這樣可能的后果就是兩個精英群體的保守聯合。一些非常現實的需要也鞏固了雙方的聯系。經濟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幫助他們提供好的經營環境、穩定社會秩序、對付外在和上邊的掠奪等，而政治精英則需要經濟精英幫助他們完成經濟發展目標等(Wank叫這種關系為共生的主義,1995)。蘇南在歷史上形成的強大的干部考核機制仍然廣泛存在并起重要作用，[3]這是政治精英需要同經濟精英結盟的重要制度基礎。在改制以后，蘇南地方政府提出了“為企業服務”的口號，把服務企業作為工作的重要目標。精英聯盟和持續的威權政治解釋了為什么蘇南會出現政府和精英操控的村級選舉和官辦的、沒有生機與活力的商會和協會。

蘇南當地一般民眾的態度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們非常不滿意不平等的機會結構，尤其是極其不公正的鄉鎮企業的改制，他們不滿意目前蘇南的政治現狀。在目前的現狀下，他們對事關自身利益的事情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定權。另一方面，他們的不滿很難演變成為影響當前格局的實實在在的挑戰。因此，我們看到的只是冷漠的大眾。他們無動于衷的冷漠態度是有歷史根源的。在長時期的強大的威權政府和精英政治支配下，他們不得不接受現實。同時也應看到，蘇南一直是中國的富裕地區，當地人們的生活，即使是一般民眾的生活和其他地區相比相對富裕。社區政府也提供各種福利，這些福利即使在鄉鎮企業改制以后仍在繼續，比如修路和修建其他基礎設施、對農業進行補助，等等。這些基本事實解釋了為什么蘇南人民不會像其他內地人民那樣出現抗爭。

相反，溫州相對均等的階級結構帶來不同的可能性和實踐。為數眾多而又地位相似的企業家們之間出現了聯合和競爭的雙重動力。面對強烈（有時是無序的）的市場競爭和不令人滿意的政府環境（低效率和掠奪行為），企業家們有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聯合起來一方面規范市場競爭，另一方面推動政府改革。這也正是溫州出現各種不同協會、商會、企業家聯合會等的實質背景。同時，著名企業家圍繞協會領導權的競爭使得協會成為“民主的學校”。在此，企業家們通過競選練習各種民主的本領如演講、競選等。在中國眾多的各種協會中，溫州商業協會的功能同理論中所說的市民社會最為接近。企業家之間的競爭也卓有成效地塑造了當地政治。不論它是市場競爭的延伸還是本身具有利益的競爭，政治競爭已經出現在溫州基層的政治舞臺上。事實上，正是企業家之間的激烈競爭才導致了競爭異常激烈的村級選舉。

一般民眾在溫州基本有兩部分組成：當地居民和外來雇工。當超過百萬溫州人（約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外出經商或務工的同時，大約也有同等數量的外來人口到溫州來打工。這兩個社會群體社會地位不同，表現也不同。由于相對開放的階級結構，當地居民中精英同非精英的矛盾并不像蘇南那樣激烈。經濟方面，大多數人有相對均等的機會致富；政治方面，當地居民是包含在政治過程中的，他們擁有選舉權。他們成為當地精英在村莊選舉時積極爭取的對象，至少有被人關注的感覺。精英們以各種方式動員和拉攏他們，一般民眾也以極高的熱情參與當地的選舉。

至于溫州的外來打工者，他們在經濟上被剝削，在政治上沒有選舉權（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家鄉有選舉權）。因為中國特有的戶口政策，他們仍不是當地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他們也不會成為當地社會結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這并不改變我的結論，那就是：精英之間的競爭和對民眾的動員導致溫州基層政治的競爭。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排除雇主和雇工（多數是外來打工仔）的矛盾沖突會影響溫州未來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事實上，雇主和雇工之間的斗爭已經成為溫州當前的主要社會矛盾。

總而言之，在歷史和結構的雙重影響下，蘇南的轉制資本家和溫州的私營企業家發展出了不同的利益和行為。這種不同的精英群體塑造了當地的政治走向。蘇南的精英聯盟趨向保持既得地位，這些可以從被操控的村級選舉和政府組織的社團和協會中反映出來。被剝奪和支配的民眾表現出被動和漠然。相反，精英競爭是溫州出現基層民主實踐的動力機制，這從村級選舉和自發的商業協會可得到充分證明。當地民眾也因為候選人之間的競爭而積極地參與政治。一句話，蘇南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和精英聯盟維持了威權主義，而溫州相對均等的階級結構和精英競爭催生了民主的萌芽。

政府能力和民主

Moore和Rueschemeyer等人的研究都發現了政府能力和民主的關系。Moore曾指出，在西方，絕對皇權主義的存在是阻礙民主和多樣化出現的條件。Rueschemeyer等人的研究發現政府能力同民主有著很復雜的關系。對民主來說，一個太強或太弱的政府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政府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自主性來確保法治的實施，避免成為利益集團控制的對象。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太強和過于自主，以致壓制社會力量和無法被監督和制約。

我的研究發現，政府能力對發展模式的選擇、階級結構和民主化有著持久的影響。也就是說，政府能力不僅僅對民主化有直接的影響，它同樣對發展模式和階級結構又有間接的影響。

從我國的情況來說，一般情況是我們通常有一個極強的列寧主義的政黨和強大的政府，而強大的政府阻礙了民主的發展。這一結論可以從我的實證研究中得到證實。在蘇南，強政府變成基層民主的障礙，而在溫州，相對較弱的政府給基層的民主實踐和實現民眾的民主意識和主動性創造了有利的機會。以村級選舉來說，蘇南地方政府仍控制和主導選舉過程，而在溫州，當地政府正在賦予村民們（他們不得不這么做）更多的自主權。

邏輯非常簡單。在法治不完善的情況下，只要條件允許，強政府就會傾向于干涉經濟和社會。官員們出于自己和部門的利益會盡可能地鞏固和擴張權利。對于新生的社會力量，政府趨向于將它們納入現有體制中，而不愿他們成為獨立的力量。這樣，威權合作主義的實踐就出現了。一個相對較弱的政府更愿意為市民社會的發展留下空間，容許社會力量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樣導致一個受到制約和均衡的權力結構出現，這樣的條件無疑有利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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