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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父權性質

1.由此，在資本主義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婦女無論是作為交換主體的平等抑或作為交換客體的自由必將得到確認與尊重。并且，由于資本的運動具有克服和摧毀一切阻礙生產力釋放、阻礙生產多樣化擴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也必然并確實地克服與摧毀著排除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父權制自然經濟格局。而為了確保“平等、自由”的市場交換能夠順利進行，資本主義需要以一種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關系代替專制政治中的權威主義和人對人的直接依賴、臣服關系。婦女在這種新的政治關系中盡管因為生產資料占有權的劣勢無法與男性平等地劈分權力，兩性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異及由此帶來的自由、民主權利的差異由來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等“物治”面紗的資本主義政治畢竟瓦解了專制父權政治中性別之間的直接依賴與臣服，使公共事務成了包括婦女在內的每個人的普遍事務，使政治職能成為包括婦女在內的每個人的普遍職能，使兩性之間的生活差別僅僅是社會差別而不是政治差別，從而也使得婦女在父權制的國家中首次獲得了解放，即婦女的政治解放。與此同時，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資本邏輯在經濟上所確立起來的“平等、自由”不僅通過政治得到了社會領域內的放大與擴展，同時這種放大與擴展伴隨著資本的擴張與發展又進一步地影響著包括婦女在內的人類整體精神生活，促使著她們產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社會參與意識乃至女權意識等等。她們作為人所擁有的自由、民主、價值與尊嚴牢牢地建立在了資本的世俗生活基礎之上，她們在傳統父權社會中長期被輕視、壓抑的主體性得到了一場以“平等、自由”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對于破除那種導致了性別之間直接壓迫與對抗的傳統父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發揮的歷史進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現代西方社會中表現出的對抗父權制的物質與意識形態壓力也是十分強大的。它們迫使或促進男人變得更多地參與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領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們不斷瓦解著關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與女人適合于做什么的傳統觀念。生產關系不斷革命的力量與邁向理性化的進程吹響了反對性別差異的號角；性別的堅冰隨著‘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見而來的冷硬關系’一起融化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女人獲得了平等或類似的東西，也不意味著這些過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轉的”，因此同樣也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反父權的本質。事實上，父權制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表面上削弱了傳統父權的統治，但卻從未真正挑戰過作為父權制之核心內容的等級制勞動性別分工。相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常需要維系這種分工，因為它非常需要通過婦女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為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創造基礎。并且，家務勞動以無償的形式由婦女承擔，這意味著資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資可以購買到雙份的勞動力一個為他勞動的工人和一個為工人勞動的妻子，意味著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降低工資的價值而增加剩余價值的占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具有鞏固傳統性別分工，即鞏固家庭父權制的利益與動機。而從這一利益與動機出發，通過公私領域的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婦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專事家務勞動，并在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產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徹底喪失的條件下將她們置于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屬地位之上；

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奉行著“自有其明言的和不言自明的雙重標準，這里的雙重標準決定著誰應成為首要的、受雇傭的勞動力，誰將充當次要的、失業的勞動力。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會性別勞動分工，資本主義就派定男人為‘主要’的勞動力資源，而派定女人為‘次要’的勞動力資源。因為需要女人呆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說父權制認為不需要男人如此”，從而將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模式成功推廣至社會生產領域。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中，婦女就業的邊緣化、底層化連同性別之間的同工不同酬導致了婦女在經濟上廣泛依賴于男子的現實。男人占據著那些相對重要的行業部門，并明顯地影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和形式；婦女則被視作流動工、季節工與勞動后備軍的最佳人選，更多地從事著那些技術相對落后、薪酬福利相對較差的從屬性工作。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在社會的公共領域，性別之間直接而公開的壓迫雖然已經較為少見，可取而代之的卻是隱性的間接歧視無處不在。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結果并不是消滅了父權制，而只是推動了它由家庭私人領域向社會公共領域的擴展與升級。而面對著這種被擴展與升級了的父權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解放，同時還承受著雙重負擔、遭遇著雙重剝削她們既是家庭內無償使用價值的生產者，同時又是社會經濟中交換價值的低報酬生產者。這樣，在所謂“理性”的權衡與“效率”的謀算下，許多雖然擁有了參與社會生產形式權利與現實機會的婦女最終卻選擇了退居家庭。據此，由于“按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機制，它維護男人對婦女的優勢，因為它堅持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婦女實行較低的工資。低工資使婦女依賴男人，因為它鼓勵婦女結婚。已婚婦女要為丈夫料理家務。于是，男人從較高工資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處。這種家庭分工反過來又為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起作用。這么一來，等級制家庭分工被勞動力市場永久化，反之也一樣。這一過程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兩種連鎖制度長期影響的結果。父權制遠沒有被資本主義征服，它仍然是強有力的；它具備了現代資本主義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父權制一樣。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互相適應，給婦女造成惡性循環。”［8］這就是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不是有著明顯區分的、相對獨立的兩個系統。它們之間已經超越了那種密切聯系的互補關系而彼此滲透、扭結交織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給婦女帶來的是一種混沌難分的階級—性別連鎖壓迫，從而也就構成了促使婦女超越內部階級差異實現“階級式”聯合反抗行動的外部壓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確實改變了傳統父權制的具體統治形式，但又使父權制實現了從家庭向社會的擴展與升級。父權制歷來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婦女所受到的性別壓迫也歷來就是階級壓迫在性別之間的特殊表現。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婦女特殊的異化體驗

1.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曾對法國小農階級的存在狀態展開評述：“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之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9］在此，馬克思實際指明的是，經濟條件只是階級“自在”存在的客觀前提，社會階級只有當它具有自我意識，即具有屬于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時才會真正成為“自為”的存在。因此，“階級”是一個歷史的、動態形成的范疇，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經濟因素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但與此同時，構成階級的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特別是個人建構于特殊階級身份上的共同“經歷”是他們在行動過程中形成為階級的關鍵。同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階級形成的標志，是階級由“自在”轉為“自為”狀態存在的關鍵環節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對于婦女來說，歷史中的她們長期各自被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單位的父權制家庭牢固鉚定，彼此之間難以發生多種多樣的聯系。與社會生產基本隔絕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權意識操控下經常產生的“虛假意識”使她們就像一個一個甚至都沒有被裝進袋中的土豆，很難形成為實現自身利益而組織和行動起來的整體自覺意識，即很難突破“自在”的狀態而上升為真正“自為”的階級。這就是說，基于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的互通本質，婦女雖然作為認識論的對象可以確定地被整體視為一個階級，但要在本體論的實踐層面推動她們以階級聯合的形式展開反抗性別壓迫的統一行動，則必須以她們形成真正屬于她們的“婦女階級意識”為前提。這種“婦女階級意識”在內容上不僅包括對婦女利益的理性認識，也包括對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認識與有意識的反對，同時還包括對運用集體政治的手段以達到推翻性別壓迫、實現婦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認識和隨時行動的準備。而在結構上，“婦女階級意識”則是由以“認識壓迫”為特點的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與以“實現解放”為特點的較高層次的政治意識共同組成。其中，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作為主觀與客觀雙向互動的結果，產生于婦女獨特的受壓迫經歷，特別是她們對于這種經歷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這種經歷集中表現為婦女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異化”體驗。“異化”作為一個古老的哲學概念，是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生產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又變成外在的異己力量與人對立，即進一步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馬克思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勞動異化的理論，將“異化”概念改造成為對資本主義現實生活進行徹底批判的重要范疇。他指出，私有制的產生使原本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勞動逐漸喪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覺性質而不斷發生著異化，即“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這種異化勞動發展到了極端，使“異化不僅表現在生產的結果上，而且也表現在生產行為本身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由于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工人徹底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而僅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即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機器，他們不僅與他們的勞動產品發生著異化，同勞動本身發生著異化，同時也與其作為人的類本質發生著異化，與周圍其他一切人發生著異化。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系，包括兩性關系，在異化勞動的基礎上也必然呈現出異化的本質，即“當個體與他人彼此分離時，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2.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了的人際關系給婦女帶來了更為不利的處境。因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樣能在工商業的社會生活領域生存，因此他能夠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中表達自己。但是對女人來說，她的活動余地僅限于家庭內部。在工業生產內，男人的勞動產品被剝奪，由此產生的把男人對象化，它表現為異化形式。男人通過對女人的關系來緩解異化，女人的異化卻無法緩解。因為這些親密關系正是壓迫她的制度結構中最重要的關系。”與此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整體上的父權本質，異化對于婦女來說還是一種居于性別之間的體驗，“不僅不賺工資的婦女同樣經歷異化，而且掙工資的女人所體驗的異化也不同于掙工資的男人。”勞動的異化性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甚至已經深刻滲透到了那些原本能由婦女完全掌控的勞動／活動，如身體修飾、履行母職以及個人精神智力活動之中：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加以修飾，就像工人生產那樣，最后的結果都是勞動產品（對于婦女來說是她的身體）與他／她本人相疏離。也許“一個女人會強調，她節食、鍛煉和裝扮的目的是愉悅自己，但事實上她可能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塑型和修飾自己的肉體”，以至于“最后她的身體也都變成了男人與她的對象”。作為擁有特殊生理機能的女性，生育對于婦女來說已經變成不可控制的人類自身再生產勞動。婦女個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決定最終的生育結果，“在對童工勞力的需求和對成人勞力的需求同樣多的社會，婦女被迫在身體限度內盡可能多生育。在視兒童為經濟負擔的社會，婦女想要多生孩子則得不到鼓勵；許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墮胎或絕育。”［與此同時，各種使用泛濫的現代精密生育技術操縱著婦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過程，使許多婦女與她們的生育過程也產生了疏離。更為糟糕的是，如出一轍的異化同樣發生在婦女履行母職的過程中。“育幼”不再是母親的自然本能，而是她們異化的體驗。而這種異化了的育兒方式，最終又導致了母子關系的疏離：“母親和孩子間極度的相互依賴，鼓勵母親在界定孩子的意義時首先考慮到她自己對生活意義、愛和社會認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視為她的作品，以為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結果常常事與愿違；孩子是她的無價之寶，社會卻對之不屑一顧。當代母職的社會關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做一個完整的人，看做母子雙方所屬的更大社區的一部分。”這樣，不僅母親“沒有能力把孩子當作人來看待，同樣的情況是，孩子們也沒有能力把她當作人來看待。”更為可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普遍發生著的異化還侵蝕著許多婦女的精神智力活動。她們通常被培養得很不自信，以至于“根本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達，即使已經躋身于神圣的學術殿堂，她都會經常害怕被人指責為學術騙子，而不是專家教

三、結語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異化勞動使得婦女的生活總是處于一種深刻的破碎體驗與生命的無意義感中，使得人類原本應以某種重要而自然的方式和諧聯系的兩性關系發生了背離“屬人”方向的疏遠與分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婦女受壓迫狀態的最為突出的特點。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婦女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中所普遍體驗到的特殊異化經驗恰恰構成了“婦女階級意識”結構中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從而也恰恰構成了婦女創造與維護真正屬于她們的“階級聯合”整體意識的基礎。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父權制的緊密結合以外力的形式促使著面臨共同壓迫的婦女集結而成“袋裝的土豆”，那么婦女基于特殊異化經驗而建立的有關受壓迫的經驗意識則是進一步推動她們超越內部階級差異、形成階級式緊密聯動的心理內源。當然，這種心理內源在“婦女階級意識”的結構中仍然是低層次的，它必須進一步上升為較高層次的有關“婦女解放”的“政治意識”。否則，“婦女階級意識”仍然會是不完全甚至不存在的。而不同于經驗意識產生的自發性，政治意識的形成無法通過婦女個體分散的碎片化式的社會經歷獲得，而必須依靠外部的有意灌輸與特別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