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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子恢的農業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它為農業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聲；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鄧子恢；農業思想；歷史地位

鄧子恢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農村工作專家，曾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他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不顧頑疾纏身，忍辱負重，傾注了畢生的精力。鄧子恢的農業思想是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義農業規律的結果，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為農業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農業思想一直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史上居于主導地位，但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的領導人對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子恢對農業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的貢獻是尤為突出的。

第一，為作出科學判斷提供依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業發展的許多重要思想、指導原則，主要是由在總結我國農業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吸取其他重要領導人及專家的正確意見和理論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鄧子恢的農業思想是作出新判斷的一個重要來源。鄧子恢對農業的重要地位認識是非常深刻的。他明確提出了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農業和工業必須協調發展。他說：“人是要有飯吃、有衣穿、有副食品和許多日用品才能生活下去，這些東西絕大部分是從農業生產出來。如果農業歉收，人民吃不飽飯、穿不上衣服，而還談得上什么社會主義建設呢?”“只有農業生產發展了，才能為國家工業化開辟道路，因為，工業化要解決幾個問題：要開辟市場，沒有銷路，工業化不成；要供給原料，沒有經濟作物，沒有原料，不能生產；要糧食供給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飯，沒有糧食不行。”“工業發展需要農業發展與之相適應，如果農業生產趕不上工業發展的需求，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于糧食、原料、資金積累和市場的需要，結果就只有使工業化的速度被迫降低。”“農業必須配合國家的工業化，逐步加以改變。現代化的工業，必須有現代化的農業，同時并進。”曾多次聽取鄧子恢的工作匯報，鄧子恢的這些論述，使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吸收鄧子恢等同志正確意見和理論觀點的基礎上，1959年廬山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國民經濟必須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他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第二，深化了有關農業發展問題的論述。縱觀農業思想體系中許多內容，首先是由針對農業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正確的理論原則或方針，但由于日理萬機或其它種種原因而未能再作深入的研究和論述。鄧子恢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則在貫徹這些原則和方針的過程中，又作了重要補充。如1958年，在黨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提出了農業增產的“八字”措施、即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這八個字概括了農業增產的主要措施，因而被人們形象地奉之為“八字憲法”。鄧子恢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對同志的“八字憲法”，特別是對其中的合理密植作了詳細的闡述。他說：“八字憲法中的合理密植又是構成單位面積產量提高的中心關鍵。”農作物實行合理密植，在同一耕地面積上之保持較多植株就能夠增產呢，“這是因為農作物在生長過程中需要通過根部從土壤中吸取肥分和水分，通過葉部從空氣中吸收其他養分，并在陽光照射下進行‘光合作用’，制成植性有機物質，才能促進作物的生長。空氣和陽光是大地上到處都有的，在土壤里又蘊藏著許多肥分和水分，我們實行合理密植，在同一面積上種上較多的植株，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土壤的肥力、水分和空中無盡的空氣、陽光，來促進農作物的生長。如果種植過稀，植株過少，就等于浪費可能利用的肥分、水分、空氣和陽光。”“但是如果過度密植，株行距過小，以致枝葉不通風、不透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互相打架，反而使農作物不能正常生長，……結果也是不能增產，甚至反而減產失敗，所以密植必須力求合理，必須保持一定的株行距，使農作物能夠通風、透光，根系有伸展的余地，做到‘苗不欺苗’，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農作物播種前還得選用優良品種，在生長期間，還需要注意田間管理和植物保護工作，使農作物安全生長。”“實行密植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則。密植程度必須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土壤水源，不同的氣候條件，不同的耕作水平，不同的作物品種和作物特性等來分別規定，決不能機械地用一個規格到處亂套，凡是合乎這個原則的就叫合理密植，就能達到高產，反之，就叫做不合理，就不能達到高產，反而要減產甚至失敗。”他還特別指出：“密植中較普遍的缺點，則是只注意株多、穗數多，而注意提高單株產量則較少。”“在實行密植時除了保持適當的植株密度以外，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單株產量的提高，做到結穗又多、又大，子粒又多又飽。”經過鄧子恢等人對“八字憲法”的深刻理解和理論闡述，就使農業“八字憲法”更加完善、具體，使之廣為傳播，深入民心。

第三，一些思想直接被吸收，使農業思想更加豐富。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貢獻舉世公認，但是由于“八大”以后，“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一段時期內鑄成了農業思想的不夠嚴密，不夠完整。鄧子恢作為農村工作的直接領導者，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一些直接為所采納。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主持制定的《農村六十條(草案)》，這是對前期“左”的錯誤一個重大修正，但仍然不完善、不徹底。會上，鄧子恢一方面對它予以高度評價，一方面則獨立深思，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把基礎放在大隊一級是不可以的。既名為基礎，就意味著它是一個經營的實體和居于最底的層次。因此把基礎放在生產隊最為恰當。它是最基層，生產、生活都直接聯系群眾，又是生產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同時，生產隊規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戶，以它為基礎和變成經營實體，很適應目前基層干部的經營管理水平。”后來，鄧子恢經過調查，又提出了《草案》沒有涉及到的林權問題、停辦食堂等問題，這些意見大部分被5、6月間，中央北京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六十條(修正草案)》所吸收。關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意見，在多次聽取鄧子恢等人的看法后，于1961年9月表示：“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11月，鄧子恢經過調查和試點，寫了《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試點情況的調查報告》，就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以后的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看了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轉發全國。批示說：“鄧子恢同志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聲

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思想史上，農業思想新的發展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理論是極其光彩奪目的部分。鄧子恢作為社會主義農業改革的先驅，為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經濟體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主張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多層次占有的體制。農業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達到什么程度，是確立和完善農業合作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第一個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經濟形式是高級社，實行土地、耕畜、大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為集體所有，零星林木、家禽、家畜等歸社員所有。在合作化后期，一些高級社把小農具甚至雞、鴨、鵝等家禽也收歸集體所有，使高級社公有化程度過高的問題更加突出。對此，鄧子恢在黨的八大上提出：“在生產資料的處理方面，應該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辦法。”他以此作為社會主義合作經濟處理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的準則，防止人們不斷擴大公有化程度的偏向。1957年，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指出：“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歸集體所有，其余生產資料看情況，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集體所有。”他主張耕畜可以歸社員私有，合作社有償使用，魚塘也可以歸社員所有，但須繳納的一定費用作為社的公積金和公益金。鄧子恢把上述主張概括為“集體所有中有個體所有，高級中有初級”。化后，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更高，給農業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鄧子恢對此深表憂慮。1961年8月12日，他在東北、內蒙古林業工作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多種多樣，這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在全民所有制領導下，搞些小集體、小私有，對社會主義經濟，只會起鞏固作用，不會起破壞作用。”19日，鄧子恢在牡丹江墾區聽匯報談到所有制問題時又說：“過渡時期不要清一色，要混一色，這樣好。全民所有制肚子里還有小私有、小集體。這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里的集體所有制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中有小私有、小集體，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補充，有了就活了。”為了消除人們的顧慮，他反復強調：“在農業生產力還處于以人畜力經營為主的當前階段，這種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和責任心的。個體生產的危險性在于以個體經濟作為主要社會制度，從而產生剝削，產生階級分化，而最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我們能保持集體經濟作為農村社會制度的主體，加上政權在我們手里，國民經濟的骨干，如工業、交通運輸、金融貿易企業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這種條件下允許社員在一定范圍內經營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顯然，鄧子恢的這些主張實際上是堅持公有制為主、生產資料多層次占有的體制，把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降到與我國農業生產力狀況比較合適的水平。鄧子恢的這一思想，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開拓性意義。

第二，在經營管理方面，關于責任制是合作社經營管理新體制的論斷，為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經濟建立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體制奠定了基礎。盡管50-60年代，中央一些領導同志不同程度地對責任制予以肯定，但當時從全黨的認識來看，只把它看作是經營管理的一個具體方法，沒有提高到新的體制的高度去認識。把生產責任制提高到合作社新的體制來認識，在黨內，鄧子恢是第一個。他認為，責任制使各級在生產過程中責任更加明確，在經營管理上允許合作社實行一定程度的分散經營和分散勞動，使生產隊有了一定的經營管理權，社員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權。他明確指出：“這是搞好集體經濟的重要制度”“是合作社管理上的新體制”，也可以說是“合作社的新體制。”盡管鄧子恢的責任制思想在“分”的方面還不夠，因為農戶還不能進行相對獨立的分散經營，但他的這一論斷是對高度集中的原有體制的一個巨大的沖擊，使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鼓舞著人們沿著生產責任制的道路，進一步探索符合生產力水平的新體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中央從農村的生產實際出發，對中國農業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象一顆希望的種子，散進了中國廣大農村的土地，并且顯示出了無限的生命力，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序幕。誠然，這種責任制不是對50-60年代生產承包責任制的簡單恢復，而是把原有的承包責任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確立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我們不能否認，這一成果的取得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對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體制在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的逐步完善和突破，是沿著鄧子恢開辟的責任制道路不斷實踐、摸索的結果。鄧子恢功不可沒!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意義。”

鄧子恢作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的先驅者，毫無疑問，他關于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主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改革的先聲。

三、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了發展農業，做好農村工作，鄧子恢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見解：(1)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一切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他指出：“在農村中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組織，一切的制度等等，都應該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如果對生產不利，甚至相反還要使生產減少，就值得考慮，要研究毛病在哪里。”以糧為主，因地制宜，實行多種經營。“糧食是人人每天都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如果我們放松了糧食重點這個方針，如果糧食戰線上發生問題，事情就要困難得多。”“要有計劃地發展多種經濟，要根據各社的具體條件增產棉花和其他經濟作物，并發展林業、漁業、畜牧業、副業等生產，這些產品是國家社會所必需的，一般價值也比較高，實行這種多種經營，既能夠保證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又能夠使社員增加收入。同時實行多種經營，由于生活門路多，也才可以充分利用全勞力和半勞力，便于合理安排出工數，使勞動弱的社員可以得到一定的收入。”農業合作化必須堅持自愿原則，循序而進。“要使農民自愿參加，必須進行教育，沒有別的方法。”“假如對農民采取強迫手段，拿對付剝削階級的手段對付他們，那完全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是不應該的。”“開始是臨時互助，以后是季節互助，長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這是很自然的。”科技興農。鄧子恢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推動作用。他說：“我們是靠農民的積極性吃飯，但單有這一條還不夠，還必須靠科學技術吃飯。勞動加科學，增產才有保證。”向山區進軍，發展山區農業。鄧子恢指出：“我國山區生產是：地區遼闊；資源豐富；潛力無窮，前途無限。”“山區生產搞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森林資源破壞和水土流失的嚴重現象，不僅影響山區本身的生產，還會影響各河流域平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山區有許多地方是革命老根據地，對于我國革命事業有過巨大的貢獻。全面地發展山區生產不僅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同時也有重大的政治意義。”(6)用社會主義精神處理農村人民內部矛盾。鄧子恢認為，在合作化中，社內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內新社員，老社員的矛盾，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矛盾，出力多與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與小社的矛盾，這個社與那個社的矛盾，合作社與互助組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怎樣處理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會主義精神處理。”為什么呢?“我們同資本主義有本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原則是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來剝奪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擠與剝奪得越艱苦、越落后，他就越發財。社會主義則不是這樣，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先進的幫助落后的，大的幫助小的，強的幫助弱的。”“要統籌兼顧，逐戶安排，用其所長，使所有社員都有工作，都有收入，盡可能做到不至減少收入以至增加收入，使這些人生活過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