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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基本經濟制度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論文摘要]有著深遠歷史淵源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建立之初就表現出了低效率。為此,從1957年起,我國就曾先后多次對這一制度進行了修補式的“改良”,但無一例外沒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我國的現實國情,因此,企圖不通過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僅僅依靠修補式的“改良”是無濟于事的。

以單一公有制為特點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黨在革命根據地時期發展起來的公營經濟的基礎上,經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建立起來的。目前,這一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轉型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但轉型的成就主要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傳統公有制自身的改革。究其原因,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不到位、不統一,導致所有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走走停停、舉步維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鑒此,筆者認為,當前,在全國掀起一場針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大討論是十分有益的。本文僅僅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起源、變遷與績效談一些淺見,以拋磚引玉。

一、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起源

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有著悠久而深遠的歷史淵源。其中,中國歷史上的“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預見、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等是主要的方面。

1.中國歷史上的“大同”思想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有了“大同”思想的萌芽。進入西漢時期,“大同”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在《禮記·禮運》一書中,作者寫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到了近代,洪秀全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明確提出了要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的政治主張。1902年,康有為出版了《大同書》,進一步提出了要建立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思想主張。

我國古代、近代的“大同”思想,對后人特別是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淵源。[1](P772-776)

2.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

在西方,雖然“社會主義”一詞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流行起來,但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在16世紀初就已經應運而生了[2](P2)。如早在1516年,英國的國會議員托馬斯·莫爾就出版了一部名為《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簡稱《烏托邦》)的著作。在書中,莫爾痛斥了英國社會的黑暗與罪惡,提出了要建立一個一切財產歸公共所有,共同勞動,全體公民都可以享有平等、富足生活的理想社會的主張。

以后的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無不是主張公有制的。正如我國著名思想家胡繩所說:“一切形式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主張公有制。應該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從來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聯系的。”[3]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而且是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例如,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前后,、劉少奇都曾指出:“從前烏托邦的思想,我們要實現”,“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775頁)。

3.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預見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1)所有制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4](P86)(2)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5](P443),共產主義的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財產公有”。[6](P318-319)(3)未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即全部生產資料歸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說,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不僅不存在任何非公有制形式,而且不存在多種公有制形式[5](P443)。(4)在國家消亡之前,社會所有制將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5)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馬克思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臺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7](P33)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就把私有制廢除”的問題時也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現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并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后才能廢除私有制。”[4](P239)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成功的,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因此,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預見,就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淵源。

4.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

列寧和斯大林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而且通過他們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把這些思想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創立了兩種公有制形式同時并存的理論。首先,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在國家消亡前,社會所有制將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思想,提出了土地國有化、銀行國有化、交通運輸國有化、郵電國有化、工業國有化的思想主張;其次,列寧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團結中農,限制富農,根據自愿原則,通過合作化道路把廣大小農逐步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的思想。列寧指出:當全國居民都組織到合作社中來時,這將是一種文明的合作社社員的制度。而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這種“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8](P426)(2)提出了在過渡時期必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鑒于企圖“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戰時共產主義”在實踐中遭受到的巨大失敗,1922年3月召開的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從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該決議在所有制上,允許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包括租讓制、租賃制、合作制、代銷代購制等在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把列寧的一些思想變成了現實。但在關于社會主義究竟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斯大林也有自己的創建:(1)社會主義存在著兩種公有制形式。斯大林指出:“現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全民形式的集體農莊形式。”[9](P550)(2)“國家所有制是高級的最發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集體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由國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情況決定的(參見由斯大林親自指導、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增訂本)(下冊),三聯書店1959年中文版,第111-117頁)。(3)國家所有制優越于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國家所有制。這樣才能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過渡。[9](P58)

由于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偉大勝利,并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的思想,尤其是斯大林的思想,一度被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奉為圭臬;他們創立的革命模式,尤其是斯大林創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一度被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當作唯一標準的革命模式或社會主義模式。我國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由于受到了來自西方列強的封鎖禁運,在政治上實行了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加之由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缺乏必要的經驗,所以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時,仿效甚至照搬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這樣,列寧和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自然就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淵源。

二、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從1956年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至今,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先后經歷了“”時期、“調整”時期、“”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四次較大的變遷。本文僅就改革開放前的幾次變遷作一分析。

1.“”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從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季,我國出動了幾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力,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揭開了“”的序幕。由于農田水利建設要求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幾公里、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所以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規模太小,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通過了小社并大社的政策建議。隨后,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8年8月上旬,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三省,發表了“還是辦好”的談話,掀起了各地興辦的熱潮。同年8月,中央召開了北戴河會議,作出了《關于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從此,一個大辦的全民運動迅速在全國農村開展起來。據統計,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共建立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9.1%,表明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化。[1](P727-779)

化運動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將過去那種由一二百戶農民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為兩千戶左右甚至兩萬戶左右的大社,即一鄉一社甚至一縣一社的。(2)鏟除了私有制的殘余,即包括自留地、自養牲口、自有房屋、自有雞鴨、自有樹木等在內的個體所有制一律轉變為公有制。(3)實行了政社合一,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相結合等。

2.“調整”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鑒于“”和化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嚴重困難,中央于1960年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一方針提出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制定了《農村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六十條》),于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通過實施。《六十條》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和規范農村的生產關系,將原來的制度改變為“三級所有(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制度,認為這不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一種權宜之計,而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至少30年實行的一項根本制度。此外還規定,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補充,它從屬于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它們的助手;社員可以經營自留地,零星開墾荒地,飼養自留畜、自留禽,進行集市貿易等。

《六十條》的通過和實施,是對化錯誤的一個重大修正,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社合一的制度本身不僅沒有觸動,反而被固定下來了。

3.“”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時期,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重蹈“”和化運動的覆轍,許多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農村,大搞“窮過渡”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強迫社員實行“三獻一并”,即獻自留地、獻宅旁地、獻自有果樹,并隊升級;把生產隊核算改為大隊核算,甚至公社核算;把農民從事家庭副業(包括養豬、養雞和經營自留地等)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一割再割;集市貿易幾乎全部被關掉;供銷社也于1975年正式改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業。

在城市,對僅留的少量個體經濟也作為“刮單干風”,縮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不少地方把獨立核算的小集體工商企業也說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升級為統一核算的大集體,有的甚至被升級為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

“”時期的基本經濟制度變動,是在極不正常的狀態中進行的,不僅沒有克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弊端,反而使這一制度的弊端變得更為嚴重了。

三、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績效

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無效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我國自1956年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差不多20年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整個社會處于停滯狀態。按照世界銀行《1981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1955-80年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份額、比例關系和增長”的數字,1980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低于1955年的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時價對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955年我國占3.2%,1980年降為2.5%。從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看,由于國民經濟連續20年處于停滯狀態,直到1976年,人民群眾的生活基本上沒有超過1956年、1957年的水平。[10](P2)

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所以無效率,歸根結底是由于其超越了我國的現實國情:

1.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大多數人的行為動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人的行為特性作出具體的論述,但從他們比任何時代的政治家都更加重視和提倡集體主義、大公無私、奉獻精神等不難看出,他們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設想,是以人的行為的利他性為假設前提的。這就是說,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能正常運行,要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應具備這樣一個基本前提,即:人人都是大公無私的,誰也沒有私欲,誰也不計較個人的利益。但在現實中,至少在人類能夠達到財富極大涌流之前,在人的欲望無限與資源有限的矛盾能夠徹底解決之前,大多數人的行為動機還不是這樣的。現實中,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大多數人都比較計較個人的利益,并且為了自己的利益,大多數人都有機會主義的行為動機,即通過采取不正當手段如偷懶、欺騙、合謀等謀取自身利益的動機。這不僅是一個可以不斷得到驗證的的經驗的事實,而且是經濟學家對人的行為特性作出的基本假設。在此情況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能正常運行,要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是難乎其難的。

2.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前已述及,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而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然而,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時,整個經濟還處于小生產的大海之中,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占到國民經濟的90%,而現代工業經濟只占10%[11](P26-27)。在生產力如此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理應經歷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并在過渡時期結束之后,再經歷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經驗,特別是由于受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我們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并且建立起了以“一大二公三純”為基本特點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沒有考慮到由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具體特點決定,我國即使進入社會主義,也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由于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以整個經濟的運行出現無效率,是不足為奇的。

3.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因為只有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商品交換為特點的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才能促進生產社會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賴以存在和運行的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時,整個經濟尚處于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的狀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導致社會主義賴以存在和運行的物質技術基礎十分薄弱。這就要求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生產社會化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只能存在公有制一種所有制形式以及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經濟的觀點采取了教條主義的態度等原因,我們建立了一個以單一公有制為主要特點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不僅不利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反而排斥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就導致我國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因缺乏必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難以有效運行下去。

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上述缺陷和改革開放前我國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次變革表明,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我國的現實國情是不相符的,企圖不通過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僅僅依靠修補式的“改良”是無濟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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