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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歐經貿關系進入“歷史最好時期”。這不僅表現為中歐經貿往來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質量的日益提高，而且還得到了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2003～2004年之交，隨著“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確立，中歐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期，意義深遠重大。與此同時，我們對此也須有清醒認識。在中國-歐盟關系中，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領域，都還存在著一些分歧和矛盾。如何使中歐關系具有更多、更強、更高的對稱性與互補性，乃是雙方應共同致力善處的課題。

「關鍵詞」中歐關系；經貿關系

1994年至2002年為中歐關系發展的戰略轉折階段。歐盟出于自身戰略的需要和重大實際利益的考慮，開始改變它在此之前一直相對輕視亞洲與中國的政策。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這是中歐關系開始發生具有戰略意義轉變的啟動階段，中歐雙方都為此做出了貢獻，但是歐盟方面的努力似乎顯得更為積極主動一些。為此，歐盟在此期間相繼公布了一系列涉及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重要政策文件；在政治方面，構筑重要的溝通渠道，包括始于1996年的亞歐會議，始于1998年的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經濟領域，2000年5月，中國與歐盟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達成雙邊協議，中國“入世”進入最后成功階段，2001年11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在科技、文教、環保、職業培訓、支持中國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WTO項目等方面，中歐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2003～2004年之交，中歐關系發展進入新時期。這期間，中歐雙方各自發表的重要政策文件和高層領導人的頻繁互訪，明確建立了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在中國、歐盟（歐洲）和世界局勢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動的背景下，中歐在雙邊關系和國際問題上出現愈來愈多的共識與共同利益，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為此，在中歐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時確定建立完全自主性的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利于中國、歐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中國在這一進程中采取了前所未見的積極主動行動，2004年幾乎成為中國的“歐洲年”，并為發展對歐關系成立了新的相應機構，表明雙方都在重新認識對方，并已從中得出重要結論。

循著上述觀點思路，本文重點研究中歐關系現狀以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側重貿易投資方面；探討促進未來中歐關系發展的兩個關鍵問題，重點考量中歐關系政治、經濟領域中存在的不對稱性以及如何尋求更多的對稱性與互補性。

中歐關系發展的現狀及主要問題

中國-歐洲聯盟關系，特別是在經貿領域，近年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但是中歐雙方仍需進一步努力，包括拓展經貿合作、妥善解決分歧摩擦等。

（一）歷史最好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歐經貿關系進入“歷史最好時期”（歐盟駐華使團團長安高勝語）。這不僅表現在中歐經貿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質量的日益提高，而且還得到了強有力的政治支持與法律保障。

1.2003年，歐盟已經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不久有望成為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也已經升為僅次于美國的歐盟第二大區外貿易伙伴。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中歐雙邊貿易額為1252億美元，比上年增加44.4%*，進出口總值已接近于日本（1336億美元）和美國（1263億美元），增長速度則超過日本（31.1%）和美國（30.0%）。同中國與歐共體（歐盟前身）1975年正式建交時雙邊貿易額24億美元相比，2003年已為當年的52倍。截至2003年底，歐盟對華直接投資項目16158個，實際投資377億美元；其中，2003年歐盟投資項目2074個，實際投資38億美元。歐盟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2003年當年列第6位。截至2003年底，在歐盟對華直接投資的16158個項目總數中，45%（即7318個）發生在1979～1996年18年間，在實際投資總額377億美元中，則只有24%（即89億美元）發生在上述時間段；相應地，有55%的項目和76%的實際投資發生在1997年至今的7年時間內。歐盟對華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國都相對集中在歐盟的5個成員國身上：截至2001年底，歐盟15個成員國對華直接投資占中國累計吸引外資總額的7.65%，其中7.00%集中在英國（2.48%）、德國（1.79%）、法國（1.26%*）、荷蘭（0.95%）和意大利（0.52%）5國，占歐盟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的92%；在2003年中歐雙邊貿易額1252億美元中，德國（419億美元）、荷蘭（154億美元）、英國（144億美元）、法國（134億美元）和意大利（117億美元）5國合占了歐盟對華貿易的77%，即歐盟在中國外貿中所占14.7%的比重中有11.4%來自上述5國。

除了貿易投資領域之外，中歐關系的良好現狀還體現在其他許多方面。這里僅以最近二三年達成并執行的若干重要的協議項目為例。2003年10月，在北京舉行第六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時，雙方正式簽署了《伽利略衛星導航合作協議》，該協議規定了衛星導航在諸多領域，特別是科技、工業制造、服務、市場開發、標準化、頻率和認證方面的合作和日程。中國將為“伽利略計劃”投資2億歐元。協議達成后不久，中歐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技術培訓和合作中心在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落成。該中心將成為“伽利略計劃”在中國進行所有活動的重要場所，它的落成是中國加入《伽利略衛星導航合作協議》的關鍵一步。在中歐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時還草簽了《旅游目的地國地位諒解備忘錄》。2004年2月12日，歐盟與中國國家旅游局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旅游協議，該協議賦予了歐盟大多數國家“旅游目的地國地位”，將為歐洲帶去數量可觀的中國游客，促進中歐雙方人民的交往。在中歐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時雙方還提出要加強環保對話，2周之后，中歐雙方就在北京達成了一個建立環保對話機制的政治性協議，旨在重點加強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水資源等方面的合作。2004年2月1日，歐盟和中國啟動新的WTO項目，其目標是支持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幫助中國政府履行和實現WTO的職責、義務和權益，促進中國在更廣泛的經濟、調控、法律和行政領域的改革過程中增強自己的能力，并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中國目前還參與了大約4%的“歐盟框架項目”，該項目是世界最大的研究合作平臺之一，歐盟每年為此撥款40億歐元。根據2000年生效的中歐科技協議，歐盟第六個框架項目（FP6）內的所有項目都對中國的研究人員開放，預計中國的參與率將最終增加到20%.在歐洲空間局的支持下，中國國家航天局于2003年12月29日成功發射了“地球空間雙星探測計劃”的第一顆科學探測衛星。“雙星”將緊隨歐洲空間局“星簇計劃”的腳步，密切注視太陽風暴和地球磁層空間的相互作用。中歐科學家將從“雙星計劃”中同等獲益。中國-歐盟工業職業教育培訓項目是中國與歐盟簽訂的政府合作項目，目的是通過在中國實施工業培訓項目來增強在華的中歐合資企業員工的技能和強化中國培訓中心的人力資源。該項目正在執行中，如此等等。

2.政治支持是經貿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中歐經貿關系長期相對穩定而又迅速地發展，本身就是這種關系“質量優良”的一個標志，它同商品、服務貿易結構改善及其產品質量提高一樣重要。然而，更值得強調的是，中歐經貿關系之所以能夠得到相對順利的發展，除了建基于各自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雙方彼此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需求之外，強有力的政治支持是推動中歐經貿關系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里僅以建立中歐雙邊高層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和政治與人權對話為例。中歐新的雙邊政治對話機制建立于1994年，1997年恢復了1996年中斷的人權對話。1998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歐盟-中國政治對話升級為首次歐中領導人會晤。從1998年至今，中歐會晤已經舉行了6次。2003～2004年之交中歐之間一連串的政要互訪尤其重要。這些高層領導人會晤的積極成果給中歐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動力。上述內容已經足以表明這一點。

3.中歐經貿關系近些年來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不僅得到了強有力的政治支持，而且還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文件做保障。1978年，中國和歐共體簽署了第一個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同時成立了歐中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1985年，在該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歐中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雙方同意在工業、農業、科技、能源、交通運輸、環保、發展援助等領域開展合作。1989年之后的幾年，歐共體與美國等一起對中國實行制裁，使中歐經貿關系受到嚴重損害。但自1992年起大體恢復的中歐政治關系又為中歐經貿關系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1995年，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歐中關系長期政策》，強調要同中國全面發展政治、經濟和貿易關系，這是歐盟制定的第一個對華長期發展戰略，初步形成了歐盟對華戰略性政策框架。1996年，歐盟委員會又公布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將歐盟對華長期政策進一步具體化，再次強調歐盟對華政策的全面性、獨立性和長期性，表示要進一步促進雙方在經貿、科技、發展援助等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1998年，歐委會公布了《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文件，要把歐中雙邊政治關系提高到與歐美、歐日關系同等的水平上，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等。2001年，歐委會在2000年報告的基礎上提出了《歐盟對華戰略：1998年文件執行情況和促進歐盟政策更為有效的未來步驟》文件，制定了具體務實的中短期目標及行動要點。2002年，歐盟發表了《國家戰略報告：中國》文件，繼續強調1998年和2001年歐盟對華文件所確定的對華政策目標，并進一步明確了對華合作的三個重點領域，即支持中國改革，協助中國可持續發展，鼓勵中國良治、法治、民權。2003年9月，歐委會又推出新的對華關系戰略文件：《一個成熟的伙伴關系——歐中的共同利益與挑戰》，主要內容包括：提高雙方政治對話的效果，尤其是就全球和區域安全問題的領導人定期會晤，深化人權對話，認同和支持中國向更開放社會的轉變；把幫助中國實現對世貿組織的承諾和完成多哈回合談判作為優先目標；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進程；在建設信息社會、環保、能源等領域加強對話和合作；在競爭政策和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開展新的對話與合作；推動民間接觸，盡快完成簽署《旅游目的地國協定》的談判；提升歐盟在中國的認知程度等。

上述一系列文件對歐盟來說實際上相當于法律。從這些法律文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歐盟對華政策在廣度、深度、具體化、戰略性、嚴肅性、明確性以及認真程度等諸方面都有明顯進展。自1998年歐委會公布《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文件以來，歐盟幾乎每年都在對自己的對華政策做出評估并提出新的具體的政策落實措施。與此相對應，中國也在為發展良好的中歐經貿關系做出自己的政策努力。2003年10月，中國首次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一個對中歐經貿關系的促進與服務體系正在由制度支持、法律支持與信息支持構成一個系統。可以預期，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雙方利益的需要，中國和歐盟對發展雙邊關系的政策主流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是積極的，這對拓展經貿合作有利。

（二）拓展經貿合作

拓展經貿合作不只是指做多做大中歐之間“生意”本身的問題。為此，還需要進一步提高中歐雙方對對方重要性的認識，繼續致力于強固和開辟有效的經貿渠道以及及時準確地把握對方對一些有關重要問題的觀點認識與政策主張。

1.進一步提高中歐雙方對對方重要性的認識。根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歐盟在人口、對外貿易、資本輸出等方面均超過美國，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大體與美國相當。歐盟努力要在世界經濟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它的目標不僅是要發揮日常影響，而且要爭取主導制定世界貿易規則，還要爭取主導參與制定國際貨幣規則，歐元是謀求這個權力的起點。在國際政治領域，歐盟正在謀求并且逐步成為與美國追求世界霸權明顯不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歐盟不僅要在歐洲成為主導力量，而且要在全世界樹立自己的風范，它的國際權力需求采取了不同于美國強權政治與單邊主義的“溫和模式”，主張在國與國之間通過接觸、對話和合作來擴大共識和解決分歧，不搞硬性對抗，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重視并寄望于多邊主義，強調共同利益、權利分享和遵守有約束力的共同游戲規則。九一一事件不僅更加強化了歐盟的上述信念，也更加增進了國際社會對歐洲模式的某些認同。不僅如此，歐洲還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美國的、可供參考的社會-經濟模式，即重視市場經濟，但不聽任市場社會，而不奉行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加市場社會。隨著歐盟成員國擴大為25國，歐盟的經濟政治力量與影響將趨向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的迅速加強，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日益提高，而且前景樂觀。中歐雙方各自認識到對方的重要性，是中歐關系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

值得強調的是，中歐雙方對對方重要性的認識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是因為：首先，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在外交排位中都長期突出地把對美關系放在首位（在歐洲，當然是歐洲內部事務第一）；有的歐洲人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因為歷史和文化原因，人們很難想像歐中關系會比歐美關系更近。其實，這里不存在簡單的“遠近”類比問題。歐-美-中相互間關系各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其次，在歐洲內外和中國都有人認為，歐洲聯合的政治前途不容樂觀，特別在東擴之后。誠然，隨著2004年10個新成員國入盟以及在接著的二三年后可能還有幾個國家加入歐盟，歐洲聯盟的政治氣氛會發生一些改變。例如有人認為，在今后幾年里，歐洲人的注意力將首先放在內部：“大歐洲”也許暫時比今天的歐洲“脆弱”；歐盟將需要對其新的邊界鄰國實施一項新的“東方政策”；歐盟成員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復雜；表決機制問題尚有待解決；歐盟內部的資金分配沖突將變得更加尖銳等。但這些都決不意味著歐盟會讓外部世界聽不見它的聲音，一種變動的外部局勢本身也屬于“大歐洲”面貌；同時，歐洲在世界經濟與世界貿易中的分量會變得更大，這將喚起歐洲內外對歐盟在世界政治中所起作用有新的期待。①「①［德］約瑟夫·揚寧：《新的歐洲面貌》，載《Deutschland》，2002年12月/2003年1月第1期。」最后，在歐洲內外和中國還都有人對歐洲經濟增長和競爭力提高的前景缺乏信心。誠然，在世界經濟論壇《2002～200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所列的80個國家2002年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序中，美國位居第一，而歐洲主要國家英國排在第11位，德國第14位，法國第30位，意大利第39位。②「②［德］彼得·K.康納利斯、［美］邁克·E.波特、［瑞士］克勞斯·施瓦布編，方麗英、羅志先等譯：《世界經濟論壇：2002～200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摘要》部分XV頁，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人們完全沒有理由因此而對歐洲經濟失去信心。

歐洲前途取決于它對全球化的全面適應能力，取決于它對一體化的創新吸納程度，取決于它在新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的實際成就。而歐洲聯合和歐洲改革正是它達到這些目標的可靠途徑。歐洲的聯合與改革都在步步前行，盡管困難不少。從屢屢挫折中不斷取得成功，這本身就是“歐洲建設”事業的邏輯。同時，對美國經濟前途也未必有理由過于樂觀。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既起牽引作用，又起破壞作用；而歐盟則主要是起穩定與平衡作用。

2.強固和開辟有效的經貿合作渠道。首先，要恰當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地位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必須認真履行義務，放棄原來那些準予我國一些企事業單位的特權以及違規保護；同時，我們應該充分享有權利，其他世貿成員現在有義務來依照世貿法規重新審查其以往對待中國進口產品的政策和做法，那些曾經適用于中國進口產品上的武斷的和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應依照世貿組織的規定而進行改變。在實施反傾銷措施時，世貿組織成員理論上仍可能在今后十來年將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將可以利用世貿組織的公平和透明度原則來監督并干涉其他成員在實施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待遇時的不合理行為。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中國從此可以參與世貿組織新規則的制定。這些規則實際上是世貿組織成員政府間達成的協議，但受這些規則影響的真正利害關系方是它們那里的工商企業。因此，我國有關工商企業應當學會如何利用世貿組織規則，主要通過自身的努力，同時也可合理地借助政府和行業組織等來為自身合法利益服務。

中國“入世”后，世貿組織反傾銷協定第15條（優惠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制）仍適用于中國。

盡管中國沒有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也沒有自動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個案待遇，我們仍應充分利用普惠制中尚存的部分。最后，中國自己也可以發起合理的反傾銷行動。為此，國務院已于2001年12月16日公布了新的反傾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新條例》。

其次，我們對歐盟的經貿工作還需要進一步細化。為此，我們應當進一步重視歐盟一級，它的法律文件、政策決定甚至具體的合作項目都具有定向意義。可以預期，歐盟今后的技術壁壘之類的法規將會變得更加嚴格、更加復雜。歐盟未來的“共同外交政策”可能也會體現在對外經貿、對外援助等領域。歐盟的官方合作項目與私人企業貿易、投資相比，雖然金額不大（2002～2006年歐盟對華合作項目資金總額僅為2.5億歐元），但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根據歐委會通過的一系列對華關系“戰略文件”安排的這些資金，使用重點突出，50%用來支持中國改革，30%用來幫助中國可持續發展，強調歐中合作的新思路，不只是資金問題，更注重提升“軟性”援助的重要性；資金與合作項目今后主要由歐盟駐北京使團就地管理，不再事事、時時、處處請示布魯塞爾總部。同時，我們要繼續重視對歐盟成員國的工作，這是中歐經貿關系的主要實際內容所在。在這里，我們只想強調指出，除了重視歐盟上述5個最重要的對華貿易投資伙伴國之外，我們還必須從不同角度重視歐洲其他國家地區，例如環波羅的海地區、巴爾干地區等。

最后，在“微觀”領域，為拓展中歐經貿合作，我們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包括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和出口商品本身（品質、檔次、品牌、服務等），大力培養一批真正的中國“歐洲通”人才，積極扶持有競爭力的企業（不分“公”、“私”，不管大、中、小），重視貿易與投資的復合運用，而且應該是雙向的。

3.及時、準確地了解、把握對方對一些有關重要問題的觀點認識與政策主張，并恰當予以應對，是拓展中歐經貿合作的關節點。例如，如何評估中國“入世”后中歐雙方的行為表現、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問題、反傾銷與技術壁壘問題、普惠制“畢業”制度、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某個政治問題等。在上述列舉的問題中，內含著一些分歧與摩擦。妥善解決這些分歧摩擦是推動未來中歐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歐經貿關系中經常遇到的一些分歧摩擦大多是相互關聯的。目前，歐美緊盯著中國“入世”后的履約行為表現（反之，中國也十分關注歐美的相應實際行為），其實質是中歐雙方是否真正如約按市場經濟原則要求辦事，這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問題。

而正因為至今中國尚未取得這種地位，給歐盟增添了一個“方便”，屢屢對中國實行反傾銷。

加緊對中國實行普惠制“畢業”制度和歐盟對華的貿易逆差，則又給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新的動機。一旦出現個別政治問題，還會加劇上述某些分歧和摩擦。因此，妥善解決分歧摩擦應當始終排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上。

1.目前歐盟擔心中國什么？要求中國什么？歐盟的主要擔心是：中國“入世”后，出口將進一步加快增長，而且出口商品將從傳統部類日益提升到高科技領域，包括機械、汽車、家具、有機化學制品等；歐洲生產基地可能會進一步遷往中國，影響歐洲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歐盟貿易逆差日益增長，據歐方統計，其對華貿易逆差已達500多億歐元。歐盟的主要要求是：中國遵守世貿組織規則，特別是在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中國公司管理中遵守會計法、充分保護財產權和知識產權、公平執行企業破產機制程序、金融機構按市場規則運作、提高透明度、地方當局也必須執行貿易法規等方面；歐盟實際上也贊同美國的主張，讓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來決定并開放中國金融市場，但歐盟所持態度比美國更謹慎；要求中國不提供扭曲貿易流量的直接或間接補貼。歐盟的上述擔心與要求，日后究竟如何付諸行動，十分值得關注。

2.關于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問題。1998年，歐盟把中國和俄羅斯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剔除。兩年后，俄獲得了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而中國還須等待。歐盟從經濟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說俄公司的法律框架已不受政府的影響，它們在其他方面的法律框架，如會計法、貿易法、破產法、外幣兌換條例等，已與西歐十分相似。歐洲人往往把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說成是“技術問題”。而中國人常常把它視為政治問題。筆者以為，二者都不盡然。誠然，任何一位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待現實的人都會承認，中國經濟在過去25年、特別在最近10年中，無論在商品市場化、生產要素市場化、國有企業市場化，還是在非國有經濟的迅猛發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宏觀經濟“自由度”位次迅速上升。

從微觀領域來看，中國能將自己產品打入國際市場的行業和企業，一般都是市場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勇于并致力于與國際接軌的“排頭兵”。但是與此同時，作為還在深入“轉軌”

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歐盟有人提出的中國國家及其企業有的尚不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待遇的標準，也并非全然無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歐盟2004年6月底做出的評估，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暫時說“不”，似應可以理解。自然，歐盟迄今尚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確實還有政治原因，包括歐盟成員國之間意見不一，有人還想借此對中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和政府施壓以及觀察等待2004～2006年中國履行“入世”協議關鍵性條款表現，此外還有美國因素。如果再考慮到歐盟已把判定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從過去的行政行為“升格”為正式立法，可以預期，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在近期內未必能完全解決。但是，力爭盡早取得“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是妥善解決中歐經貿關系中的分歧摩擦的核心所在。因此，我們必須極大努力，一方面固然不宜顯得急不可耐，但另一方面爭取一二年內解決問題，似應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不僅僅涉及局部的商業利益，更關系到整體的國家待遇。

3.反傾銷與技術壁壘問題。考慮到歐盟近來的動向以及越來越高的技術壁壘，歐盟貿易保護主義值得我們重視。特別是歐盟15個成員國2004年3月一致通過了一項關于重新修訂反傾銷貿易提案的條件和標準的決定，引人關注。有人認為，這項決定意味著歐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因為今后歐盟若需要動用反傾銷措施的話，程序簡化了，時間縮短了，總之是“方便了許多”。不過對此也不宜過于渲染，于事無補。為妥善解決此類問題，我們要努力早日取得“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尋求世貿組織有關法律條款的保護；出口商可據理逐例申請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即個案待遇；弄懂對方游戲規則和技術路線，對此國人尚需學習；在反傾銷問題上，我國企業不應再不戰而潰，政府和行會組織等有關方面應提供合法幫助；中國自己也可以反傾銷立法并據此采取必要行動，事實上我們也已經這樣在做；此外，中國企業也實在需要自律自強和進行必要的重組。

歐盟的技術壁壘對我國出口產品和企業的危害并不比反傾銷小。這些壁壘主要來自四個方面：技術法規、標準繁多，要求高，修訂頻繁；對包裝、標簽以及勞工保護要求嚴格：“綠色壁壘”；竭力控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歐盟的技術壁壘并不是刻意針對中國的，它們反映了歐盟追求成為國際規則制定者的權力欲望，與美國爭奪國際影響的利益需求；體現了歐盟所達到的生產與生活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某些要求；同時，也確實隱含了貿易保護主義的不少因子。對此，我們首先要致力于保護包括自己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權益，不贊成歐盟有時采取的貌似公正、其實很不公正的把發展水平相去甚遠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律平等對待”的做法；同時，更要著力提高自己的技術標準，目前我國標準化的現狀是：采標率不高，只有44%，而且水平低。我們還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并努力創建自己的技術標準。中國通過創建本國的技術標準，可增加中國的創新技術在世界范圍的使用。我們應當利用自己龐大的國內市場來加速本國技術的采用。由于在中國銷售的科技產品被要求采用中國的技術標準，希望打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將不得不使用這些技術標準來生產產品。這方面，我們也已經開始在行動，但尚需大大加強、加快，并取得明顯實效。

4.關于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問題。目前，歐美都有人在利用它們的對華貿易逆差問題做文章，這引起了雙方的關注。在歐盟，逆差之所以惹人注目，直接原因是歐洲人計算出它的數據已由1993年的88億埃居（歐元前身）增加到了2003年的500多億歐元。在中國，有關方面之所以重視，是因為它們已經了解了歐洲人對此所做的分析以及據此所采取的行動。

歐洲人認為，歐中貿易逆差首先同中國充分利用了歐洲人提供的普惠制有關。于是，在已經取消了歐盟對中國生產的化學品、皮革與毛皮制品、服裝、鞋、玻璃及陶瓷制品、賤金屬、家具、玩具游戲及運動用品等的“普惠”待遇之后，歐委會于2003年6月又做出決定：從2004年上半年開始正式取消對華另外6類產品的普惠制，即乳制品、蛋制品和天然蜂蜜等；塑料及橡膠產品；紙制品；機電產品與光學、照相和電影器材；計量、檢驗和精密儀器、醫療和手術器械及設備；鐘表、樂器及其零件和附件。今后尚能享受歐盟“普惠”待遇的中國產品是活動物；植物產品（油籽、工業及醫用植物除外）；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農產品；紡織品（服裝制品除外）；貴金屬及首飾；交通工具及其設備。但中國出口紡織品等正面臨巨大挑戰。歐洲人分析逆差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市場不夠開放，對此，他們想同美國人一樣，利用中國“入世”談判加以“糾正”。歐洲人認為，就中國“入世”問題所達成的中美協議至多只能滿足歐洲人80%的要求，于是在歐中另開的談判中，最終簽署的中歐協議包含了幾個實質性的“改進”條款，滿足了歐盟的大部分特殊利益。盡管如此，歐洲人還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未必能足以自動達到貿易平衡，因為歐盟貿易逆差的第三個原因“大多是來自持續的結構因素，根本的一點是中國在加工工業中所具有的巨大優勢：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其結果是在中國的外國投資會提高中國的出口能力，擴大歐美未來的進口。惟有中國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才能為遠期創造出一個真正再平衡的所有條件……”。①「①［法］HervéDejeandelaBatie：《中歐貿易：歐盟注定要有逆差嗎？》，轉引自《歐洲一體化研究》，2002年第2期。」基于這種判斷和經驗表明，貿易糾紛今后可能還會不時損害中歐關系，特別是在觸及失業率很高的歐洲地區。

中歐關系未來發展的兩項關鍵因素

中歐關系的未來發展，受諸多因素影響。這里只提出兩點來進行簡短討論：一是關于中歐關系中的不對稱性、對稱性與互補性問題，二是關于如何理性對待國際經濟貿易摩擦問題。

（一）減輕中歐關系中的不對稱性，擴增和加深雙方之間的對稱性和互補性

1.中歐關系中的不對稱性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和社會制度以及歷史文化三個方面。

中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對稱，首先表現在雙方各處的發展階段高低懸殊這一點上。

歐洲特別是歐盟主要國家是當今世界經濟最發達、最先進的地區之一，而中國尚屬于發展中國家，其發展階段相對還比較低。其次表現在雙方經濟規模的巨大差距上。2003年，歐盟15國的GDP為103750億美元，①「①WorldEconomicOutlook2003年9月18日數據庫，.」中國約為14000億美元，分別占世界GDP總量355990億美元的29%和4%（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世界普遍認為中國已占全球第二位，按國別計僅次于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目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包括區內外貿易）約占世界的40%，②「②EuropeanCommission：ExternalandIntra—EuropeanUnionTrade（MonthlyStatistics），12/2003，p.17.」而中國為5%左右。最后表現在雙方發展水平，即經濟“質量”明顯屬于不同檔次。2003年，歐盟15國人均GDP超過27000美元，中國則剛剛達到1000多美元；中國的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60%，歐盟為2%～3%；在2003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收到的110114件專利申請中，德國占13979件，中國僅1205件，③「③埃菲社日內瓦2004年2月23日電。」德國為中國的11.6倍，而中國的人口為德國的大約15倍；至于在社會保障水平方面，顯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此等等。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對稱使中歐優先發展和保護的產業有所不同，發展的方式和策略也有所不同。在中歐經貿關系中，歐洲的很多產業和產品都占據優勢地位。這些差別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提供某些合作機會，另一方面也不時在引起種種利益分歧。這些分歧反映在知識產權、產業保護、農業政策、社會標準等諸多方面。WTO坎昆會議無果而終，就是以歐美為一方的農業保護主義等“單邊強迫性”損害了巴西、印度、中國等眾多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結果。歐洲人還在WTO和亞歐會議等場合竭力主張把包括最低工資標準、人權問題、環保措施、競爭法等內容在內的“社會條款”寫入WTO規則，這將使很多發展中國家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使它們僅存的一點優勢——比較廉價的勞動力價格也喪失殆盡，其后果將是剝奪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平等機會。

中歐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對稱，集中體現在中歐雙方都一再承認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理念的不同上。盡管中歐雙方領導人都每每聲稱這不會影響合作關系，但事實上，這些差異和不對稱還是可能會不時地對中歐關系的良好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在歐盟近些年的歷次對華政策文件中，依然一直十分“關切”中國的民主自由。歐盟至今并不承認中國屬于民主世界和市場經濟，除了實際的物質利益，可以從這里找到政治思想根源。

考慮到中國、歐洲都有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中歐歷史文化方面存在差異本不為奇。在這些差異中，重要的不是五千年、三千年或者一千年以前誰領先、誰輝煌的問題，而是近、現、當代大約三五百年來中國和歐洲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積淀下來的文化不對稱性。

“歐洲文化經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一直是以一種自我認定的強勢文化態勢向世界各地擴張，歐洲人更是將他們對于社會和事務的理解帶到世界各地。直至二戰之后，這種文化強勢地位才部分地隨著商業文化的興起而轉移到了美國。不過，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和歐洲認同感的增強，歐洲文化重新樹起了自己的旗幟，表現出和美國文化的差別和相對于美國商業文化的優越感。”“比較而言，中國文化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處于自我批判的弱勢地位，無論是‘西學東漸’還是‘西學為用’，總是中國向西方學得多，張揚或揚棄自己的文化少，從而形成了中歐之間歷史文化的不對稱性。”①「①周弘：《論中歐伙伴關系中的不對稱性與對稱性》，載《歐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6頁。」歐洲人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思維模式來觀察、評論中國的事務，中國人也從中國的角度來評論歐洲。但是由于文化力量的不對稱，中國人很少會像歐洲人評論臺灣、人權、西藏問題那樣去評論北愛爾蘭問題、極右翼問題和反猶問題。

2.探尋更多更大的對稱性與互補性。為了推進中歐關系更好地發展，中歐雙方都應從上述諸多的不對稱性中探尋更多更大的根本利益的對稱性和局部利益的互補性。對此，就中國方面而言，筆者提出下列7點思考：

（1）使中國對歐的戰略外交取得實質進展。在這方面，通過2003～2004年中歐領導人的頻繁互訪以及中國和歐盟各自和共同發表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建立起來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已經做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開端，但還需從認識與途徑兩方面著力予以鞏固與發展。

在思想認識上，中國和歐盟都應該真正認識到雙方之間存在著一種突出的對稱性，即中歐雙方都把對方視做現存世界格局中不容忽視的力量，而且都是對國際事務發揮重要影響的積極力量，認定在中歐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對于世界和平與繁榮有共同的責任，同時在一種合力的國際秩序下，通過合作維護各自的利益訴求。在達標途徑上，中歐雙方須繼續強化高層戰略共識，建立并有效運轉雙方對話、合作機制，把“擴大范圍”的思路實際體現到外交行動中，使中歐戰略伙伴關系延伸到各個具體的領域和項目之中。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和多國家的合作結構可以有效地抵消中歐之間在社會和政治制度等單個領域中所存在的不對稱性。

（2）重視開拓歐洲市場，同時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讓中國力量在歐洲人心中的分量加重。在這方面，長年來人們總是習慣于認為，歐洲擁有資本和技術優勢，中國擁有人力和市場優勢，這些要素根據市場的規律在中國和歐洲之間流動，使雙方取長補短、互利互惠、共同發展。而迄今基本上由西方制定的市場規則是保障這種交流的條件。在這些認識下，中歐經貿關系一般都被看成是高中端與中低端之間的交流。這種看法應該開始改變。中歐經貿關系將日益走向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為此，中國積極主動地開拓歐洲市場和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這具有非同一般的戰略意義。

（3）在制度觀念問題上的溝通點要逐漸增多。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建設進程，中國與歐洲在不少思想觀念問題上的共同語言在增加，這將為減輕中歐政治文化不對稱提供一個新的動機。加之相對于美國文化來說，中國和歐盟都強調文化多樣性，這就使本不對稱的中歐文化有了另一個對稱的基礎。中歐通過對話與合作，在人權、民主、法治等問題上正在日益增進了解與理解。這種了解與理解，相比政治層面上的進一步交往，其根基更為深刻。

（4）中國應抓緊時機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這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依然是中國不斷擴大發揮其影響力的主要源泉。目前，中國按現行外匯匯率計算的GDP和進出口貿易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雖然僅及4％、5％、6％，但它對全球經濟的實際影響卻要大得多。例如，從經濟增長總量看，過去10年間中國的增長額約占世界的1/4.①「①［法］《回聲報》經濟月刊，2004年第2期。」加速提高自己的經濟實力，也是中國在同歐盟的關系中追求可靠對稱性和平等互補性的真正關鍵所在。同時，我們還應認真關注不少歐洲人對中國迅速崛起、經濟可能出現波動、“世界工廠”、出口激增、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缺乏或執法不力、政策“暗箱”、“入世”履約等問題的擔憂，其中有的并非全然無理。

（5）中國應積極致力于使自己也擁有一定的地區力量依托，首先是成為東亞的一個重要角色。歐盟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是它有強大的集團依托，而中國迄今為止基本上還沒有這類可靠的借助力量。為此，我們要重視朝鮮核問題多方會談、亞歐會議、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還要沖破“歷史牢籠”、推進加強亞洲團結、在東南亞國家投資、在亞洲及其次級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實施貨幣合作等工作。

（6）善于積累和利用不對稱力量的工具。例如，在2003年的特定形勢下，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為購買流入國內的外幣而投放市場的人民幣總額高達1459億元，相當于中國GDP的9.8%，②「②《日本經濟新聞》，2004年3月16～18日。」由此而使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4000億美元。這是一筆可資利用的財富。例如，在中美經濟貨幣力量極不對稱的大背景下，美國卻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來自日本和中國的資本。2003年美國對日、中兩國的貿易逆差總計約1900億美元。通過日、中等國的資本回流，目前有近一半的美國長期國庫券掌握在亞洲人手里。③「③［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2004年2月9日第1期。」在截至2004年1月的最近7個月里，中國央行和香港“央行”購買了總額達960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④「④［美］《今日世界》月刊，2004年第1期。」其結果是，在美國目前的15000億美元國債中，中國購買了約1500億美元，占美國國債總額的10％。①「①［法］《回聲報》，2004年5月25日。」可以設想，如果時機相宜，中國也可在歐盟和歐元需要時，適當運用自己的貨幣力量和其他政策等工具。

（7）逐漸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無意無形之中成為歐美之外的另一種可供參考的社會經濟模式，特別是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鑒于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許多發展中國家也許不會接受“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中國經濟的實際巨大成就，認真實施“五個統籌”的可持續發展，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重視政府有效調節作用，在強調提高經濟效率的同時，保護弱者的利益……所有這一切，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公眾來說，中國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建設成功，這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一項極其偉大的貢獻。同時也將有利于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二）在世界經濟更加需要合作，又有更多矛盾沖突的背景下，中國應如何理性對待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經濟貿易摩擦問題

首先，我們應對當今國際經濟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有一個恰當的認識。它們首先來自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動。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發展的背景下，它一方面固然給國際貿易投資帶來了新動力，但另一方面又使各國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與利益不一致日益顯得更加突出，其結果是從產品、領域到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摩擦也日趨激烈。我國所遇到的經濟貿易摩擦可以說是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難免的伴生物。歷史一再表明，一個大國的興衰，往往會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中國的崛起必然會面對各種阻撓和挑戰。我國經濟貿易摩擦的增多與我國經濟貿易的迅速增長發展、對外交流的急劇擴大加深不無關系。

這同樣適用于中歐經濟關系。

其次，我國遇到的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為我國的國內經濟發展戰略反思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包括企業和政府。

最后，針對中歐關系中存在的各種經濟貿易摩擦，中國特別需要加緊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并且參與制訂相關的國際規則。中歐經濟貿易摩擦大致可分五類，即微觀經濟摩擦、宏觀經濟摩擦、投資摩擦、制度摩擦和技術性貿易摩擦。它們的生成原因和解決方式各不相同。

微觀經濟摩擦的解決方式主要是自愿限制出口、自愿擴大進口和提高競爭力擴大出口等；宏觀經濟摩擦的解決方式往往通過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主要旨在減少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解決雙方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而制度摩擦的解決主要是通過規制緩和和規制改革，建立一套適應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國內外協調的制度和機制；技術性貿易摩擦的解決不僅需要各國標準的相互認證，而且更要依靠提高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努力使其逐步達到先進的國際標準。按照各方都能接受的國際規則，首先是WTO的規則，妥善處理以上各類不同的問題，將有助于促進未來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這也要求中國不僅要了解、掌握，而且還要積極參與制定WTO等國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