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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戰結束以來,隨著多邊主義的興起,出現眾多涉及多邊主義的理論。在本文中,作者對這些理論進行了梳理,對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如一體化理論、相互依賴理論、合作理論、建構主義、結構自由主義和全球治理進行概括和介紹,以求對多邊主義理論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

[關鍵詞]多邊主義;一體化;相互依賴;合作理論;建構主義;結構自由主義;全球治理

多邊主義是一個直到最近20年才廣泛流行起來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閱較早以前出版的辭書,甚至找不到這個詞匯。關于多邊主義,存在著許多定義,按照羅伯特·考克斯的說法:“要確定多邊主義的含義,必須首先評估世界體系現在和未來所處的環境,其所具有的權力關系賦予多邊主義以具體的意義。”〔1〕盡管人們對多邊主義有多種定義,但是從總體來說,多邊主義有兩個層面的基本含義,〔2〕并獲得了多數人的認同。從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主權國家———的層面來說,它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一種理念、指導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個國家更傾向于在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或國際組織中進行磋商、協調,以解決彼此關心的問題,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它通常是與單邊主義、孤立主義等理念相對立的。在這個層面,人們往往把多邊主義與多邊外交畫上等號。從國際體系的層面來說,多邊主義意味著一種有關國際秩序的組織原則,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為準則之上用來協調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國家之間關系的制度形式。”〔3〕是一種“概念化了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結構,它決定著各種人群之間(國家間)的行為方式和權力關系。”〔4〕隨著與多邊主義有關的各種現象的興起和日益普遍,國際關系學界開始將這種使國際關系的性質出現了新的變動的現象納入了研究視野,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與此有關的現象進行了闡釋,形成了各種與多邊主義有關的理論。〔5〕

一體化理論

最早涉及多邊主義研究的是一體化理論。它是一種研究國際社會協作與聚合過程的理論。有關一體化的定義,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主體結合為一個新的行為主體的過程。當這個過程完成時,可以說它們被一體化了。盡管一體化追求一種比多邊主義更高層次的制度目標,但是,它在尋求一體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方面可以說是與多邊主義基本重合的,因此在這里有必要對此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一體化理論從總體上說可以分為三大基本派別,它們分別是早期機能主義學派、新機能主義學派和通訊理論。

早期機能主義學派以英國學者戴維·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為主要代表,他認為,現代行政管理體系的日趨復雜,大大增加了各國政府面臨的技術性或非政治性任務。這些任務不僅在國家一級上提出了對訓練有素的專家的需要,而且在國際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術性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專家們的合作,這使各種職能性國際合作組織機構的建立成為必要。職能性合作組織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過去的政治性機構,這樣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潛在的沖突。同時,由于在一些領域,技術性、職能性問題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這種有限的基礎上實現國家間的全面合作或一體化呢?為此,米特蘭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論”(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認為在某一技術領域合作的發展會導致其他技術領域的合作。這樣,一個部門的職能合作或一體化便可以分枝、長杈,擴大到其他許多部門。例如,幾國間建立了共同市場后,就會產生一種壓力和要求,推動它們在價格、投資、運輸、保險、稅收、工資、銀行、以及貨幣政策方面進行合作。這種職能合作行動將會改變國家行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種職能合作將會逐漸滲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門;經濟的統一即使不至于廢棄政治部門,也會為政治領域的合作奠定基礎。

新機能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約瑟夫·奈。新機能主義在很大程度將其理論建立在對歐洲共同體實踐經驗的考察之上。在理論上,該學派主張將政治問題與經濟福利問題分開,前者叫做“高級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級政治”領域,“權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權力斗爭依然是核心問題。而在“福利政治”領域,各國之間的人民有著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實現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體化。戰后西歐社會,福利政治占據了支配地位,這是西歐一體化能夠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條件。新機能主義十分強調超國家組織在國際一體化過程中的作用,這是把他們與早期機能主義區別開來的主要特征。他們認為超國家組織而非職能專家機構是對國際一體化過程加以領導的政治機關,它運用某些政治技巧,尋找和確定擴大一體化新的問題領域,幫助各國政府和利益集團確定一致的目標并采取聯合行動,對一體化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加以彌合和調節,從而推進一體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國的共同利益不斷得到增進。盡管新機能主義把“福利政治”和“高級政治”分開,但他們并未完全割斷經濟與政治的聯系。他們一般把經濟領域的職能合作視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個步驟,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別是到后來,一些新機能主義者根據實踐不斷修正自己原來的某些想法,逐步拋棄了那種以為繞過政治問題(高級政治問題),甩開政治部門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幻想。

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某一政治系統所以能夠獲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員廣泛共享某些價值,并對該系統的結構表示一般的贊同。這樣的系統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礎上的。這種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統就越趨于一體化。而要使成員享有共同的價值,溝通的作用至關重要。溝通是構成組織的結合劑,只有溝通能夠使社會集團一起思想、一起觀察和一起行動。為此,他把各種形式的政治單位都視為一種信號交流的系統。輸入、輸出、反饋,這一切都有賴于該單位內部以及它同外部環境之間的溝通渠道。以溝通理論為基礎,多伊奇對各種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條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體分為兩種。一種是混合政治共同體,它不僅把維持共同體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樣性目標的實現當作自己的任務。這種共同體需要具備12項必要條件,包括主要價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對緊密的經濟聯系及其好處抱有預期、參與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顯著增強、與共同體外部相比獲得顯著利益、共同體內形成了實質性和不可割斷的社會溝通、共同體內政治精英分子擴大、人員的地理和社會交流增加、相互溝通和交易渠道多樣化、將要一體化的諸單位之間溝通與交易中的報酬的全部補償、諸政治單位中間各種群體角色相當頻繁的某種互換、相互行為有較高程度的可預測性。同時,出現下述六項因素中的任何一種,這種共同體都可能解體:共同體及成員所受各種負擔急劇增大、社會變動和政治參與過快以致超過共同體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種差異迅速增加、行政機構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嚴重衰減、政治權貴相對閉塞、政府與社會權貴不能按照民眾的要求實行必要的改良和調整。〔6〕還有一種共同體叫多元安全共同體,它以爭取和維持和平為主要目的,加入這種共同體的諸單位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種共同體比較容易建立和維持,它只要具備三個條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價值相容、各成員國的政府以及相應的階層相互之間擁有對信息和行動做出迅速適當和非暴力的反應的能力、相互之間對有關方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可預測性。〔7〕

相互依賴理論

這種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歐漢和奈。該理論對多邊主義興起的原因作了最為深刻的闡釋。所謂相互依賴代表著國家或其他國際行為體之間廣泛的、普遍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8〕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國際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廣泛領域中得到表現和展開,而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經濟的相互依賴構成了當代整個國際相互依賴關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8〕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國際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廣泛領域中得到表現和展開,而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經濟的相互依賴構成了當代整個國際相互依賴關系的基礎。該理論認為,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當代世界出現了三個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會聯系,包括政府間的非正式聯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間的非正式聯系;以及跨國性組織的內部聯系。在今天,無論哪一種渠道,都使國際間的聯系和依賴大大加強,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跨國組織的作用。(2)多種問題進入國家間關系的議事日程,它們沒有明確的先后次序排列,軍事安全問題不再始終居于議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賴占優勢的某些地區和問題領域,一國政府不再對其他國家使用軍事力量,但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區和其他問題上把軍事力量當作主要手段來使用。這些特征使得國際關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實現雙贏的空間有了很大增加,各國在許多問題上形成了日趨密切的連動關系,它們之間協商、合作的領域大大拓寬。

為此,相互依賴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戰后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本質,因此,人們有關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的基本觀點和看法也應作相應的轉變。原先國際政治的基本觀念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這就是“權力政治”,這種國際政治觀在相互依賴的時代已經不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了,因此,應當倡導一種新的國際政治觀,具體來說就是“問題政治”(IssuePolitics)或“議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謂“問題政治觀”(issuepoliticsview)把國際政治看作是一系列問題領域(issuearea),圍繞這些問題領域形成國家間的合作和競爭。這些問題領域的形成根源于當代世界的復雜性質,而非僅僅由國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響的權力動機所派生。比如,促進國際貿易、避免金融危機、解決種族沖突等問題都可能導致國家間的沖突與合作。當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并變得利害攸關時,就可能導致國家間的沖突;如果這些問題朝著解決的方向有所前進,和平就可以維持。問題政治觀認為,與其說國際領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是由國家對安全的關心和國與國之間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說是由一定國際條件下發生的多種價值與利益差別引起的,從而問題政治觀不再象權力政治觀那樣,把國家安全問題視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和首要問題,而是把沒有先后次序的多種問題引入國際政治的議程,在這種議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和途徑。當一個重大國際問題產生后,應盡可能想辦法去解決,在這方面國際法、外交實踐和國際組織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歐漢、奈等人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盡管問題政治或議程政治還不能取代權力政治,但是,它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將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論〔9〕

該理論主要是針對國際經濟領域出現的“市場失靈”的現象而提出的。該理論認為,在國際經濟自由競爭和市場放任的情況下,國家可能無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的環境下,每個國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驅動的行為可能會對整個國際市場的秩序產生很大的擾亂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在國際間創造一種制度安排,向所有國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環境保護和經濟制裁等領域。例如,在缺少國際制度的情況下,國家可能無法管理貿易問題,因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雙方的事務和意愿。單位國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設計和實施一個有效的關稅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國家都抵制這種關稅制度,那么情況就會非常糟糕,這種行為導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單位國家實行自我克制,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其他國家并沒有仿效這種政策的意愿,結果同樣也會很糟糕。這樣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市場失靈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建立國際制度和規范,于是世界各國就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以此來確立貿易的公平標準,裁決不合理的貿易行為以及貿易壁壘,監督國際貿易和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解決產生的各種爭端。

建構主義理論

建構主義是冷戰結束后興起的新興國際關系理論。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贊斯坦(PeterJ.Katzenstein)、瑪爾薩·芬那莫爾(MarthaFinnemore)和約翰·拉格(JohnG.Guggie)等,這一理論將西方社會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認同和規范等引入國際政治研究,對國際關系理論所涉及的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進行社會學分析,從本體論問題、認識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到基本理論問題包括施動者與結構的關系、均勢問題、國家利益問題、國際體系問題、國際體系的轉換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以至具體的概念如實踐、國家、身份、利益、權力、主權、制度等,都進行了社會學意義上的重新解釋,從而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創立了與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并列的哲學范式。

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認為,身份認同不是社會行為體在單位層次上單純自我設定,而很多情況下是社會互動與社會承認的結果,因而呈現出一定的系統性或社會性。社會行為體的社會認同與其利益設定息息相關,當某行為體的觀念認同與身份認同發生轉化時,它對利益追求的類型、目標和程度也會重新加以界定。〔10〕將這一基本認識應用到國際政治領域,那就是,國家的身份認同是基于國際社會承認之上的國家形象與特征的自我設定,它隨著國家間互動樣式的變化而變化,國家間互動在一定階段固化為國際規范,國際規范反過來規定著各國的身份認同和利益,當國際規范發生變化時,這些國家的認同也會隨著變化。建構主義認為國家與國際社會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構造,國家通過他們的行為組成國際社會,而由于國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國際社會就通過他們的共同行為構造了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11〕

建構主義也將其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關多邊主義的研究,認為國際組織、國際規范也是一種社會建構,是一種對擁有一定身份行為體的適當行為的集體期盼,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創造出行為模式。國際規范不但能夠因果性地影響國家的外在行為,而且同樣“構成性”地影響著國家的認同。例如,當某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它不僅必須遵守其中的規則,而且由于加入已經改變了自身以前的認同和利益,成為國際市場經濟社會的合法成員,其國際身份也隨之變化。同時,建構主義理論在研究多邊主義的時候,非常關注有關集體身份和集體認同的形成問題,認為,在社會互動頻數急劇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發展的時代,集體認同和集體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國家之間會產生更大的認同,并最終改變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無政府邏輯,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認為,最好的和平不是來自霸權下的強制約束,也不是源于收益成本計算而來的社會契約規范,而是來自各主體間的互信和集體認同,如果這種互信和集體認同能夠形成,就會在各國之間造就一種濃厚的共同體感,產生出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的共識,從而徹底擺脫“安全困境”。

結構自由主義理論

這種理論分析了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之間建立起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的原因,認為一種具有很強“膠粘力”的制度在具體的環境下,可以把許多國家“鎖定”在穩定和持續的聯系之中,它可以對其中各國權力的應用加以某種限制,進而減緩由于無政府和權力轉移而導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種穩定和持久的秩序。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約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認為,制度是一種結構和約制,是一種根植于更廣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為者活動“場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規則、慣例和實踐。制度結構影響到了一個政治體內權力在個體和集體中的分配方式:給一些人提供優勢和資源,同時限制他們的選擇。制度不僅促進合作,同時還強有力地約束參與國的選擇和行動。〔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體解釋,戰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主導下西方國家之間一個交易的過程。霸權國美國得到了根據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贊同原則和制度基礎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領導權得到了二等國家和弱國的默認,為其長久保存權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間。與此同時,由于霸權國同意約束和限定,根據與弱國和二等國家一樣的規則和制度行事,將自己暴露在一個制度化的政治過程中,受到其他國家的監督。這樣的弱國和二等國家也可以積極地向霸權國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不必擔心遭到強權的壓制。從收益轉換和平衡的角度來看,霸權國放棄戰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換取保證其未來穩定收益的制度和規則。弱國和二等國家在戰后早期得到較有利的回報和對強權的限制,但他們的長遠利益卻可能受到一定的損害。但從總體上看,雙方的得失應該持平。

這種西方內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個突出的特點:(1)捆綁機制。通常來說,國家間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時,一般會保留退出的選擇。然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戰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們締結了很難退出的長期經濟、政治和安全承諾,在主權國家可以做到的范圍內“鎖定”了相互承諾和聯系。捆綁機制內容龐雜,包括條約、聯盟的組織機構、共同管理責任、相互關系中的一致標準和原則等等。這些機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為成員國創造了發言機會,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13〕(2)滲透性霸權(penetratedhegemony)。結構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國家之間建立的這種制度與其中的霸權國的自由民主體制密切相關,并以此帶動了西方國家之間跨國關系的顯著增長。美國國家體制的突出特點是它的決策分散化構造———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政策上,有大量的決策通道和制衡方式。“這種體系向其他國家提供了透明的畫面、通道、代表權、通訊方式和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提供了表現和滿足它們利益的方式。”〔14〕這“使得它的西歐和日本盟友能夠參與整個西方制度的塑造過程。其結果,美國的霸權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從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在這種體制下,美國好像是一個‘受邀的帝國’,二等強國自愿追隨而不是抵抗領導國。”〔15〕(3)公民認同感。結構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內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認同感之上的。這種共同的公民政治認同感“采取了兩種相關聯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國家內部,人們認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其二,在上層精英那里對整個體系的政治認同。這種公民認同感取代了更加狹隘和敵對性的傳統國家認同意識。當現有的制度構造與上述認同感相吻合時,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續有力,并且反過來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認同。”〔16〕

全球治理理論

隨著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國際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全球性問題的興起,使得以民族和領土國家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受到沖擊,這種變化引起了人們探求新的國際社會制度安排的熱情,在這種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國際關系的研究領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問題。從總的情況來看,有關全球治理的理論都沒有給治理這個概念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N.羅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義為“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規章制度,它們雖然并未被賦予正式的權力,卻能有效地發揮作用。〔17〕奧蘭·楊(OranYuang)也從制度研究的角度出發,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實行一套社會制度,以解決沖突,促進合作,從廣義上講,就是減少集體行動給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造成的問題。〔18〕奧托·切姆佩則把治理看作是在沒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況下辦好事情的一種能力。〔19〕在所有有關治理的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獲得較為普遍的認同。該委員會在1995年名為《天涯若比鄰》的報告中認為:治理是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個人的———處理其共同事務的總和。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各種相互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這個過程包括授予公認的團體或權力機關強制執行的權力,以及達成得到人民或團體同意或者認為符合他們利益的協議。〔20〕這樣,治理的規定性特征就顯現了出來:它是一個過程,涉及公、私部門,是以調和而不是以支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有賴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續的相互作用。這些就是各種治理理論關于治理的主要觀念,在這里,“參與”、“談判”和“協調”構成了治理活動的主要內容,“項目規劃”、“伙伴關系”和“意見一致”構成了治理的三個關鍵詞。〔21〕

全球治理理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軍事安全領域,由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僅僅是國家安全,同時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問題提了出來;在國際經濟領域,匯率的頻繁波動、資本跨國流動的日益增加、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貿易的不斷擴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個世界層次的問題而不是國家層次的問題;在環境領域,臭氧層的損耗、溫室效應與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沙漠化等都對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威脅。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多邊的聯合行動,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全球協調和規劃。由于世界政府的觀點在國際政治的實踐中證明可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那么為了解決當前迫切的全球性問題,可行的選擇或許就是通過政府間、社群間的互動,實現某種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論主張民族國家、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有影響的社會運動等都應當在解決國際問題中發揮作用,這種理論排除任何中央集權的組織和控制,強調行為者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主張將各種層次的子系統納入重要的政策網絡,通過跨國網絡處理國際關系。在治理的途徑上,這一理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國際機制,國際機制與全球治理緊密相連,它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種法治的方法,通過制度安排改變強調大國管理全球事務的傳統思想,同時也使得國家在國際系統的決策和行動越來越處在國際制度的框架之內,從而使國際社會與國家層面的法治社會更加接近。

通過對上述有關多邊主義理論的梳理,我們發現,它們大多是從多邊主義的第二個層面即國際體系的層面對多邊主義加以闡釋的。所運用的基本理論范式既有現實主義的,也有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所應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結構性分析、戰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會性分析。它們分別從國際制度的生成和維護、多邊合作的條件、國家和國際制度的關系、國際社會中身份認同以及以集體方式解決世界性問題等多種角度對多邊主義進行了探討。盡管這些理論不能涵蓋多邊主義理論的全部內容,但是它們從一些主要方面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多邊主義的了解和認識。

[注釋]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關于多邊主義兩個層面的劃分主要參照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與方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亞青認為,國際關系學主要理論很少有專門研究多邊主義的流派,多邊主義的研究大多是在國際制度框架中展開的。見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和方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本書在介紹多邊主義理論時,參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爾·多伊奇著、周啟朋等譯:《國際關系分析》〔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頁。

〔7〕同上,第345頁。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對合作理論的介紹主要參照了王逸舟對這一理論的闡述,見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頁。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ColdWarsChao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1999,pp.43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轉引自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頁。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轉引自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頁。

〔16〕王逸舟,前引書,第492頁。

〔17〕詹姆斯·N.羅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變革》,載詹姆斯·N.羅西瑙主編:《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奧托·切姆佩:《治理與民主化》,載詹姆斯·N.羅西瑙主編:《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頁。

〔20〕卡爾松、蘭法爾著,趙仲強譯:《天涯若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報告》〔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頁。

〔21〕唐賢興、張翔:《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一個“治理社會”的來臨?》〔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