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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西方國際關系學界關于國家利益問題的論爭包括經典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爭、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爭、建構主義的挑戰和新現實主義的發展三個階段。其中,建構主義的挑戰對現實主義的理論構成了真正的威脅。新現實主義也不斷地發展自己的國家利益理論。作為系統理論向國際關系大理論過渡的必要一步,對國家間利益關系的研究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國家利益國際關系理論國家間利益關系

國家利益作為國際關系學的核心概念,在70年代末以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卻受到了忽視。原因之一是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在國家層面涉及的變量太多,難以建立一門高度簡約的理論,因此聚焦于國際結構的重要性。原因之二則是國家利益這一命題本身抽象而復雜。對此,美國政治學教授艾爾文·魯賓斯坦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彈性很大、易被隨意解釋的詞語”“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內占優勢的國家利益概念只不過是各種政策動機的混合物。”①對國家利益理論進行清晰的梳理,對理論之間的爭論進行科學的總結,已經成為國際關系學者面前一項緊迫的任務。

歸結起來,對國家利益理論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國家利益本身的內容是什么?這些利益來源于什么?這些利益的輕重與否用什么來判斷?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圍繞國家利益這個目標,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是怎樣的?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是如何被確定的?西方國際政治學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是非常零碎的。但是,透過這兩條主線,我們將對國家利益問題有一個比較系統的了解。

一、經典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爭

第一次國際政治學的大辯論,學者們一般稱之為經典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爭。兩種理論的分歧源于對人性的看法,終于對國際政治斗爭性質的不同判定。此時的國際政治理論主要還停留在單元層次上,因此關于國家利益的爭論屬于第一層次的爭論,分外矚目。經典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判定模式,爭論的核心是對價值觀、意識形態的看法,也就是說,國家要不要把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抽象道德作為自己的利益目標。

經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以權力來定義,國際政治就是一個權力斗爭、國家私利主導的過程。現實主義思想家從霍布斯、尼布爾到卡爾和摩根索,他們都強調了國家間關系的沖突本質,認為政治根源于人性的客觀法則。在霍布斯看來,生存,以及圍繞生存展開的種種斗爭永遠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既然生存和安全是國家的最高利益,那么要維護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就必須擁有強大的力量(中國學者普遍翻譯為“權力”)。所以,摩根索干脆就以權力來定義國家利益。提倡“權力政治”不同于一般所理解的“強權政治”。在摩根索看來,權力政治意味著國家所追求的利益應該同其實力相稱,應該時時刻刻注意到自己和其他國家力量的對比。實力政治的另一面是對抽象道德的擯棄。“現實主義堅持認為,普遍的道義原則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無法適用于國家行為的……因此,現實主義認為謹慎———即對不同的政治行動的后果進行權衡———是政治中至高無上的道德。”①因此,摩根索對美國的“干涉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提出美國應該區分“敵對于美國利益的革命”和“不敵對于美國利益的革命”,“對干涉場合的選擇不能由包羅一切的意識形態義務和對美國力量的盲目依賴來決定。”②

因此,經典現實主義對國家利益問題的理解是把國家安全作為其核心,把力量大小作為其尺度。力量越大,就擁有越大的國家利益,這為許多學者所接受,也是許多政治現實主義信奉的信條。

理想主義則認為國家利益以普遍的道德和意識形態來定義,國際政治是一個總體和諧、可以通過道德和國際法求得進步的過程。理想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一戰后提出的“十四點計劃”,是理想主義國際秩序的經典宣言。理想主義主張在國際事務中實行公開外交、民族自決、集體安全。這種理想主義的國家利益觀反映到對外政策上,就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是樂觀的不干預主義,一種是彌賽亞式的干預主義。③美國的對外政策就帶有這種強烈的救世主情結。從干涉越南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到卡特的人權外交,美國時時以推行民主、自由和開放的道德衛士自居。杜魯門曾說:“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著我們支持他們維護他們的自由。如果我們領導不力,我們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會危及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④

由于理想主義國家利益理論的內核是抽象的道德和意識形態,因此理想主義的國家利益觀是比較固定的,在對外政策中以政權體制和意識形態劃線。同現實主義相比,兩者都著重于探討國家利益的性質與內涵,對國家間的利益關系變化鮮有論及。當然,從它們各自的理論出發,可以得出一些比較明顯的推論。例如,在理想主義看來,只要國家的政權體制發生了不同于本國體制的變化,敵國就對自己的利益造成了威脅。但是這樣一種觀點是明顯經不起推敲的,所以理想主義者并沒有進行進一步的闡發或發展。現實主義也一樣。如果別國的力量增長,就會威脅到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兩國關系就會惡化。這樣一種推論同樣經不起推敲。因此經典現實主義也沒有做出這樣的推斷。

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爭

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中,國際系統的結構和國際系統的進程(制度)這兩個系統變量被清晰地提了出來。兩者都著力于發展宏大的系統理論,對國家的研究微乎其微,這種情況受到了邊緣理論的嚴厲批評。①不過,如果對兩種理論尤其是新現實主義理論研究更為細致的話,我們會發現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得到了發展,深入到了國家間利益關系的層面。

在肯尼思·沃爾茲看來,國際結構是國際系統層面的唯一要素,制約著國際體系的總體面貌。“對于結構理論來說,核心的問題是要回答,不穩定的狀態或事件是在由兩個大國構成的體系下,還是在由多個大國構成的國際體系下能夠得到更好的控制。”②這種觀點在絕大多數學者的認識中都是一種宏觀層次的思路,被一些批判理論家批判為“空洞”“虛擬”。其實,沃爾茲的這個論述為他人所忽略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可能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是,結構對于國際體系的總體制約作用的關鍵在于結構決定了該體系內國家間利益關系的總體狀態。為什么兩極結構比多極結構更加穩定?因為兩極結構里,兩個主要國家互相了解,利益關系簡單明了,不會被拖入到小國爭斗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兩極國家共同對付新興敵人的挑戰,在互相競爭的同時可以合作。與別的國際結構相比,兩極結構是一個高度僵化卻又相對穩定的結構。但是,這種利益關系是一種總體狀態,并不是一個關于國家間具體利益關系的普遍模式。

沃爾茲關于國家利益的論述不只這些。在回答基歐漢關于國家理性方面的批評時,他重申了實力是利益尺度的經典現實主義論調:國家的行為會隨著它的力量地位的變化而變化,兩極結構里的大國比多極結構里的大國享有更大的自由。③這種說法極為概括,而且難以具體應用于實踐,因為力量地位相同的國家其行為可能截然不同,力量地位對國家行為的決定作用只是根源性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一個根本觀點是霸權國家必須確保自己的力量優勢不受挑戰,這是霸權國的整體利益。④

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一方面認為系統層面的理論不能完整地揭示出“美國短促的優勢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根源于美國政治中的多元特性。”⑤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從理論上講,國際機制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①也就是說,國際結構的影響還要經過國際制度的中介作用。由此出發,新自由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關于國家利益的主要爭論就體現在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本質上。新自由主義爭辯說,國際制度可以影響國家對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看法,可以幫助國家擺脫“相對收益”的困境。如果這樣一種觀點可以成立,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就可能要和諧一些,進步一些。而新現實主義則反擊說,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永遠把安全和自身利益擺在第一位,合作是有限度的。②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本質上。新自由主義接受了現實主義關于國家利益內容的觀點,否定抽象道德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義對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改變提出了一條制度主義的思路。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的是結構改變國際體系內利益關系的復雜程度,進而影響國際體系的總體狀況;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制度為國家間合作提供了保障,促進了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本質改良。兩者都沒有涉及到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是如何具體被確定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為建構主義的觀點做了事實上的鋪墊。建構主義抓住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如何被確定這一要害,對結構現實主義提出了有力的挑戰。而結構現實主義也進行了發展,最重要的成果是霸權穩定理論和霸權護持理論。

三、建構主義的挑戰和新現實主義的發展

對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探討是建構主義在立論上做出重大貢獻的地方。按照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劃分標準,盡管建構主義是一種理念主義理論,但是它并沒有否定安全、權力、財富這些國家利益的本質內容,它所強調的是觀念對于確定利益的重要性。更嚴格地說,是觀念對于確定利益關系的重要性。既然共同合作對所有的大國都有利(以強凌弱除外),為什么大國之間的沖突仍然如此頻繁?是出于誤解,還是出于“國家自私自利的本性”?通過論證國家間觀念互動對于國家間利益關系的決定作用,建構主義將發現一條促進國際和平、鼓舞人心的道路。

溫特在論述沃爾茲的國際結構的時候,指出了在力量分配背景下國家間利益關系(他的標準說法是“利益分配”)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個由“維持現狀的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和一個由“改變現狀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將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后者比前者要不穩定得多。接著(和我們通常所接受的物質決定觀點的認識相反),他隱晦地把“維持現狀”“改變現狀”作為國家的觀念的結果。進一步的說,把它們作為國家間敵我關系認識的結果。在溫特看來,結構的作用是基于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是持有“維持現狀的”、“改變現狀的”還是“集體認同”居于主導地位的這三種“共有知識”之上的。觀念決定著力量的意義,產生著不同的無政府邏輯(其實是“無政府秩序”而不是“無政府狀態”)。因此,溫特的論證步驟是“力量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這樣一個三部曲。③認識到溫特的這一個論證邏輯對于認識建構主義論證的內在錯誤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維持現狀”與否不僅取決于觀念,更取決于國家間的力量對比狀態。在任何一個國際體系中,維持現狀的國家總是大多數,因為只可能有少數國家的力量得到超越性的發展而試圖對現存秩序構成挑戰。體系的穩定與否并不在于是不是大多數國家達成了維持現狀的共識,而在于新興大國是否獲得了挑戰體系的實力。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國家間存在客觀的利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朋友之間也如此。一個敵對國家對峙的體系可能是相對和平的體系,而一個“非敵非友”的“洛克體系”可能是一個沖突更多的社會。如果把觀念僅僅作為一個由國家內生的變量,那么建構主義就成為了一種溫特自己著力批判過的個體主義理論;如果觀念僅僅來源于“第一次相遇”和重復博弈的過程經驗,那么建構主義的論證就是經驗主義的,忽視了這些過程的結構背景。

瑪莎·費麗默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中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似乎與溫特有所不同。該書的案例“追溯了新的偏好在國際組織中借以建構的過程,展示了偏好被傳授給國家的方式”。該書的結論是“國際組織而不是國家是變化的動因”①。這樣一個觀點表面是一個建構主義的觀點,其實不然。原因在于,國家對這些規則的學習,根本的原因正是因為這些規則的采用能夠增強它自己的實力,保障它的安全和財富。

盡管建構主義的首要目標是要在系統理論方面超越結構現實主義,但它所立論的地方卻的確是必須引起現實主義者高度關注的問題。雖然不一定所有的系統理論都一定要應用于單元理論,但是對于國際關系來說,既然承認國際體系的重要影響,卻無法把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用來解釋具體的國家間利益關系,那么這樣一種理論的效應是值得懷疑的。考察結構現實主義的發展,霸權穩定理論和霸權護持理論對理解國家間的利益關系的形成和變化,做出了重要的開拓。

霸權穩定理論的本意是說明霸權對于國際體系穩定的重要性。羅伯特·吉爾平是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霸權穩定理論的要點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首先,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是由一個主導國家來創立的;其次,國際秩序的維持需要霸權國家的存在。霸權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力量差距越大,國際體系就越穩定。一旦后起的國家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必然對舊秩序的主導國家構成挑戰,試圖建立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這種斗爭的結果就是“系統性戰爭”,或稱為“霸權戰爭”。②由此可以看出,霸權穩定理論揭示了霸權國家和全球挑戰國之間客觀的不相容的利益關系,這種不相容體現為安全的恐懼和價值的爭奪。

霸權護持理論是中國學者秦亞青提出的。霸權護持理論的本意也不是要揭示國家間的利益關系,而是批判霸權穩定理論的泛用。霸權護持理論對于研究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有兩個貢獻:首先,霸權護持理論指出國家存在一個整體國家利益,對于霸權國家來說,這個利益就是維持霸權國的地位不受挑戰。其次,霸權護持理論探討了國家間利益關系的兩種三元模式,即霸權國家、全球挑戰國、第三國利益關系模式和霸權國家、地區主導國、地區內第三國利益關系模式。③研究表明,霸權國實現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力求維持體系的穩定,相反,霸權國有可能通過支持第三國、制造混亂來削弱全球挑戰國,以護持自己的利益。推論下去,隨著國家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例如第三國的實力大大超過了原來的全球挑戰國,對霸權國構成了新的威脅,那么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格局就會發生根本的變革。

小結:國家利益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綜觀各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關于國家利益問題的論述,有幾個問題值得再次強調。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利益究竟包括什么樣的內涵?

由于不同理論對國家利益問題的論述往往是零碎的,所以在梳理國家利益理論時筆者也往往感到條理極不清晰。歸結起來,國家利益包括三方面的內涵:首先,國家都有一個整體利益,這個整體利益決定著國家對安全、繁榮各方面的重視程度,也是國家處理對外事務的根本出發點。其次,國家利益的本質內容包括安全利益、繁榮利益等等,但是這些利益只有放在國家間關系這一背景下才有意義。最后,國家利益的實現依賴于兩個手段:發展自己和確定國家間的利害關系,與利益一致的國家結成盟友,對利益不一致的國家實行遏制。國家間的利益關系由于對實現國家利益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往往這些利害關系本身也被當成國家利益內涵的一部分。但是,從理論建構的角度看,必須分開這兩者。

第二個問題是:各個階段的論爭有什么特點?

第一個階段的論爭,停留在國家利益本質內容的爭論上,所以難以有最終的結果。不管是物質利益,還是意識形態利益,它們都對國家的行為產生著影響。但是,由于安全和繁榮利益的基礎作用,現實主義一直居于主流范式的地位。第二個階段的論爭,上升到了國家間利益關系的層次,主要著眼于國家間利益關系的總體性質和總體狀態,并以此為依據,分別提出了“兩極結構優越論”和“國際制度和平論”。由于國際制度的核心變量不如結構變量有力,所以制度理論尋求從國家的學習進程角度增強自己的說服力,這實際上為建構主義的發展留出了空間。

第三個問題是:國家利益理論對系統理論的發展有什么意義?

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系統理論對結構層次的強調忽視了學者們對國家層次的研究,這樣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如果一種系統理論不能應用到單元層次解釋國家的行為,那么它的價值就會大大的貶值。正是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間利益關系的形成過程缺乏研究,所以建構主義的研究才會顯得獨樹一幟。新現實主義的兩個理論在本質上發展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利益關系理論,但是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值得現實主義學者進一步重視。對于建構主義學者來說,究竟國家間利益關系、還是國家利益的本質內容是建構而成的,這個問題同樣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視,研究有待于進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