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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近年來，中日關系出現了“政冷經熱”局面。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國際環境的演變和中日戰略態勢以及各自國內條件的變化，表現為日本決策層挑戰中日政治關系底線，特別是小泉首相連年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各界則對此缺乏抵制作用。在這一時期，中方的“政經分離”與日方的“政經掛鉤”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當前“政冷經熱”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走出“政冷”局面需要中日雙方做出共同努力。

關鍵詞：政冷經熱歷史問題中日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之間出現了經濟關系持續發展、政治關系大起大落的“政冷經熱”局面。這種現實對“兩國間經濟關系的加深有利于政治關系的加強”這一國際關系理論命題提出了挑戰，同時也給從事中日關系的研究和實際工作的人們帶來了困惑。解開“政冷經熱”之迷，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及中日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旨在從雙邊關系原理、中日關系現實、對日政策研究三重視角對“政冷經熱”的成因、表現和影響做一考察，并就其演變規律和因勢利導之策進行探討。

一、雙邊關系中的政經互動原理

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系（bilateralrelations），是由相對獨立的多種交往領域構成的復雜體系；其中，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安全關系、文化關系是最重要的四大領域。

政治關系領域，是由維護主權、領土完整、民族獨立以及確定敵友關系和對國際秩序的態度等國際政治邏輯支配的。在以主權國家及其相互交往為基礎的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中，政治關系是其他關系的基礎。經濟關系領域，是政治邏輯和以市場原理為核心的經濟邏輯相互競爭的領地。相對于政治與安全領域而言，較純粹的經濟關系是比較容易產生“雙贏結局”的領域。安全關系領域，是雙邊關系中比政治邏輯更為集中、尖銳地反映維護主權這一國家核心價值的領域，也是最容易導致“零和游戲”局面的領域。文化關系領域，是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由以相互影響、相互理解為表現形式的文化邏輯所支配。這幾個領域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

維護安全、追求發展，是任何主權國家的兩大基本任務。對于一個國家及其政府而言，其對外關系的不同領域在利益上的輕重緩急、決策上的優先順序不盡相同。其中，對外政治關系與對外經濟關系顯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構成雙邊關系中最重要的兩大領域，政經互動則是雙邊關系各領域之間相互影響的最基本形態。

在雙邊關系中，政經互動的表現方式紛繁復雜，但按其主要性質，可以把其歸納為四種形態、三種類型、兩種方向及兩種影響。

1、四種形態

從理論上說，政經互動無非有以下四種形態：（1）政冷經熱；（2）政熱經冷；（3）政冷經冷；（4）政熱經熱（參照下圖）。

圖1“政經互動”的四種形態

政冷政熱

經冷經熱

迄今為止，一部國際關系史為政經互動原理提供了豐富多彩的佐證。例如，各國間的歷次戰爭，有的是由政治關系破裂引發經濟交往斷絕，有的是因爭奪經濟資源而導致政治關系破裂。二戰后形成的冷戰格局，則提供了兩大國家集團之間由政治對立、軍事對抗而導致兩大市場之間相互封鎖、相互隔絕的“政冷經冷”范例。1971年以后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政治關系“解凍”推動相互間經濟關系迅速發展，則是“政熱經熱”一個經典案例。

2、三種類型

從近代以來的中日關系史看，政經互動方式可以分為三種不同類型。

第一種是敵對或交戰狀態下的政經互動關系，如抗日戰爭時期的中日關系就屬于這種類型。這種狀態是最極端的“政冷經冷”局面，表現為政治與經濟關系全面破裂和停頓。

第二種是準敵對狀態下的政經互動關系，如冷戰時期的中日關系就屬于這種類型。這種狀態是相對緩和的“政冷經冷”局面，表現為政府間政治關系斷絕，但一些民間經濟往來得以維持和發展，并為政治關系的“解凍”積累了條件。

第三種是外交關系正常化狀態下的政經互動關系，如1972年以后的中日關系就屬于這種類型。復交32年來，中日關系經過“政熱經熱”階段，出現了“政冷經熱”局面。這里所說的“政冷”，就其性質而言已截然不同于敵對、交戰或斷交狀態。它是指正常外交關系條件下的“政治關系相對冷淡化”現象，是以兩國間政治關系不破裂為限度、并受到中日雙方控制和管理的一種“政冷”局面。

3、兩種方向

在雙邊關系中，政經互動方式呈現出兩種基本的方向性。其一是指一個領域強烈地影響和制約另一領域的單向性。例如，中日復交之前，兩國間政治關系的隔絕狀態對經濟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制約作用，經濟關系對政治關系的影響則很微弱。

其二是指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相互影響的雙向性。例如，現階段中日關系的“政冷經熱”就呈現出這種政經互動的復雜局面。這一局面無非有三種演變趨勢：一是“政冷經熱”長期化；二是“政冷”導致“經熱”降溫；三是“經熱”促使“政冷”升溫。

4、兩種影響

政經互動呈現出兩類影響方式：其一是政經相互促進的“正影響”，其二是相互排斥的“負影響”。所謂“政經良性互動”，就是指兩國間政經互動中“正影響”起主要作用的局面。

冷戰狀態下的中日關系，是“政冷”對經濟關系產生“負影響”的典型案例。1972年中日復交后，出現了“政熱”促進“經熱”的“正影響”局面。中國于1978年底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后，中日經濟關系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出現了“經熱”促進“政熱”的“正影響”局面。

說到底，近年來中日之間出現的“政冷經熱”現象，正是政治關系的“負影響”和經濟關系的“正影響”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一種復雜交錯的局面。

二、中日出現“政冷經熱”的原因

冷戰結束后，特別是1993年以后，影響中日關系的諸條件的變化導致了中日之間的“政冷經熱”局面。

1、內外環境的變化是導致“政冷經熱”的根源

第一，國際環境的變化。蘇聯解體后，美國開始把中國視為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潛在對手，日本的思路也與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啟動了“重新定義”進程，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形成了戰略壓力，特別是對中國的臺灣問題構成了軍事干預的威脅。

第二，中日戰略態勢的變化。日本經濟在1991年后陷于長期蕭條，中國則于90年代進入了經濟騰飛期。同期，日本決策層借美國的“壓力”突破“和平憲法”體系的動向日趨明顯，其走向政治大國、軍事強國的意愿日趨強烈。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中日之間的相互競爭與戒備心理形成了惡性循環。

第三，中日國內條件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其領導層的對日政策日趨穩定和積極。而日本政界卻出現了相反方向的變化，各主要政黨在強化日美同盟、修憲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趨同，在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上維護中日關系基本原則的意識變得淡薄。兩國老一代政治家之間的交流渠道逐漸減弱，新一代領導層之間尚未建立起牢固關系。兩國間人員交往的劇增和信息傳播手段的迅猛發展，使雙方民眾直接參與兩國關系的程度急速增大，出現了雙方政府、精英層和大眾輿論三者間多元交錯、復雜互動的新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關系出現了既非“政冷經冷”、亦非“政熱經熱”的“政冷經熱”局面。1995、1996兩年，中日關系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

2、日本決策層挑戰中日政治關系底線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方根據變化了的國際環境和中日關系現實，適時調整了對日政策，在堅持《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于1998年底推動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設“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內容的第三個基本文件——《中日聯合宣言》。1999年以來，中方在堅持兩國間三個基本文件的基礎上，本著高度重視對日關系的精神，為進一步推動中日關系全面發展付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來自日方的政治干擾接連不斷，三個基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屢屢受到挑戰。特別是2001年以來，小泉首相連續4年執意參拜靖國神社，已成為中日“政冷經熱”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為政府最高領導人，其參拜供奉著侵華戰爭責任者亡靈的靖國神社，是突破中日關系政治原則底線、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為。小泉的這一行為，已導致中日間連續3年多未能實現首腦互訪。只是由于中方的冷靜、理智的對應，才得以把“參拜”行為給兩國交往帶來的損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當前中日高層之間形成了一種很不對稱的特殊局面。即對日政策積極穩健、頻頻發出友善信號的中國領導層，遇到了在對華政策最為消極、不時說出挑釁性言論的日本領導層。

參拜靖國神社是一種嚴重損害中日政治關系的行為，對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內的日本領導層應當十分清楚。那么，小泉為何要鋌而走險，執意走出這步險棋呢？

一些日本人常掛在嘴上、以致近來一些中國人也囫圇接受的說法是所謂“拉選票說”。即稱小泉在“遺族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去“參拜”。這一論據顯然是蒼白無力的。且不說為了“選票”就敢挑戰國際公理是極其危險的舉動，中日復交32年來，沒有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參拜”而當選，也沒有一任首相因沒有去“參拜”而丟掉首相寶座。加之，在自然法則的作用下，近年來“遺族會”的人數已大為減少，遠不具備左右政壇的影響能力。遠的不說，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幾任首相，無一人是靠參拜靖國神社而保住首相寶座，也無一人是因未去“參拜”而下臺。再則，“參拜”并不一定增加選票，因為此舉勢必失去反對參拜的那一部分選民的選票。

因此，小泉“參拜”的原因主要還得從他本人的歷史觀、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來尋找。最不可思議的是，據說小泉在當上首相之前對參拜靖國神社并不感興趣，其在第一次競選首相時也沒有把“參拜”作為政治公約。不知他從何處得來靈感，在2001年第二次競選首相時突然發誓，不管中、韓等國怎樣抗議，也一定要在8月15日這個日本戰敗投降的日子去參拜靖國神社。自從小泉當政以來，中日關系出現了復交32年來罕見的局面，使上世紀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凍的狀態。顯然，小泉已成為中日復交以來在對華關系上負面影響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

據報道，小泉堅稱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所有二戰陣亡者都是“為國捐軀的英雄”，后人應該對其進行參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執己見，全不顧中日關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來日本國內出現“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國”的政治氛圍，則是使小泉有恃無恐、鋌而走險的社會根源。近年來，筆者接觸到的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包括多位前駐中國大使，都明確表示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其中一些人士還直接力勸小泉停止參拜，但都沒有奏效。

目前中日政治關系的主要死結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執意推翻中日關于歷史問題的定論，那么這種行為注定要失敗，其結果只能是繼續給中日關系、進而也給日本自身帶來損害。

3、政、官、財、學界缺乏抵制作用

對小泉不顧中日關系大局的行為，日本政界表現出了束手無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態。以自民黨“派閥政治”的衰退為背景，小泉在競選首相時擺出了一副“硬漢”姿態，迎合了自民黨基層黨員中期盼“強人”出現的心理。再則，由于“革新”勢力全面衰落，的政策旗幟也不夠鮮明，使得在野勢力在小泉的對華政策嚴重倒退時未能發揮有效的牽制作用。

近年來，日本對華外交的主管部門——外務省的兩種變化影響著其政策的連續性。其一，在日本政治從“官高政低”走向“政高官低”的總體趨勢中，外務省不斷受到執政黨和首相官邸的擠壓，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被日益邊緣化。其二，在外務省內部，“中國通”外交官們不斷被陸續調離對華事務領域而在其他領域做著與對華事務無關的工作。

在中日“政冷經熱”局面下，本應對此最感焦慮、應苦諫小泉不要破壞日本企業在華經營環境的日本經濟界，卻保持著沉默。這與日本經濟界在1972年促其政府盡早恢復對華邦交、1979年促其政府提供對華日元貸款時判若兩者，也與美國經濟界在中美關系陷于困境時挺身而出促其總統改善對華關系形成鮮明對照。

日本經濟界為何不能挺身而出，為改變“政冷”局面而努力呢？首先，日本經濟界對“政冷”的危害性尚缺乏清醒的認識，因而對改善政治關系缺乏迫切需要。其次，日本經濟界人士一般認為，經濟界就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中日間的政治問題則應交由政治家來處理。

然而，不少日本經濟界人士已開始對日中政治關系感到憂慮。據一些日本人士說，小泉屬于“不撞南墻不回頭”的類型，只有到中日間的“經熱”因他的行為而降溫，日本經濟界群起而反對時，他才有可能被迫改變其錯誤做法。

日本的各種腦庫、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團也在對小泉的對華政策產生著不同影響。其中，政治、安全問題專家中對華強硬論者居多，而經濟問題專家則大多反對把對華關系搞糟。近年來，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中的保守化、對華強硬化和親臺化傾向有了一定的發展。這種情況也使小泉不易聽到促其改進對華外交的忠言和政策建議。

三、“政冷經熱”下的中日關系

近年來，中日間的政經互動出現了新局面。中方在對日政策上力求保持“政經分離”的方針，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采取了有限反應的克制態度，同時全面推動各領域的對日交流。與此相反，日方在對華關系上采取著“政經不可分”的方針，大搞“經援政治化”，動輒把經濟問題與政治、安全問題相掛鉤。

之所以發生如此局面，主要是由于中日關系的基本狀況和兩國的基本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期中方的優先目標是實現對日關系正常化，因而采取了“政經不可分”的方針。如今，發展經濟關系在中國對日外交中的優先順序得到明顯提升。與此相反，1972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經分離”、“拒絕關系正常化”和“發展有限的經濟關系”的對華政策。而今，鑒于中日民間層次的經濟關系已能較少受政治關系的影響而快速發展，日本開始把政府間經濟合作當作對華施加政治影響的手段。另外，目前中日雙方對對方的定位也不盡相同。中國把日本視為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日本雖在口頭上也說重視中國，但在實際行動中卻遠非如此。特別是小泉內閣，在追隨美國、防范中國方面走得最遠。

在“政冷經熱”格局下，中日關系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在政治關系領域，出現了“中方比日方更熱”的局面。中方再三敦促日方從戰略高度審視兩國關系，回到三個基本文件的軌道上來。日方卻避重就輕，在兩國間政治要害問題上無動于衷。在經濟領域，則開始出現日方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逐漸超出中方對日本依賴程度的“日方比中方更熱”的趨勢。

小泉之所以執意“參拜”，與他估計中方無法采取令他“難以忍受的”報復舉措有關。

2001年8月份參拜靖國神社后，小泉曾主動提出要求并匆匆對華進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惟恐當年秋季來上海出席APEC首腦會議時受到冷遇、在布什總統等人面前丟面子，因為那將是他“難以忍受的”。

據說，小泉執意“參拜”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中方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對日經濟關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方拒不接受小泉訪華，也不會給中日經濟關系帶來負面影響，因為日本企業是為了贏利的目的而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邏輯恰恰成為其本人在中日關系中被邊緣化的原理。迄今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訪華外，其余日本人皆可訪華。小泉并沒有從“參拜”中得到任何好處，其弊端則是大大惡化了中國民眾的對日感情。

近年來，中方基本上采取了“政經分離”方針，致力于把“政冷”對“經熱”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然而，根據政經互動的基本原理，“政冷經熱”這一局面是不會持久的。從長遠看，不是“政冷”導致“經冷”，就將是“經熱”促成“政熱”。

在我國，上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都曾出現以大學生為中心、以“抵制日貨”為口號的反日游行。90年代，日本的“經援政治化”令國人再次領略了經濟合作附帶政治條件的苦澀。2003年夏季國內出現的“京滬高鐵”輿論，則使中日間的政經互動呈現出因特網時代特有的更為復雜和敏感的局面。雖然對中國政府而言“政經分離”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但在“京滬高鐵”這種大型項目的對外引資上不能不把民眾的對日感情因素考慮進來。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長久持續，則勢必對在華日本企業的經營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國的大型建設項目中得到更多的參與機會，就應更加努力在其國內和中日之間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避免在兩國間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不時做出刺激中國輿論的舉動。

近年來，面對日本對華方針的日趨強硬，中國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對日方背離兩國共識、損害中國利益的舉動，做出了適時、適度的回應。同時，中國一再向日方發出積極而明確的政治信號。其一，中國高度重視對日關系；其二，雙方要從戰略高度看待兩國關系；其三，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要對對方關切的事項給予重視；其四，建議共同推動東亞經濟合作。中方一再聲明，日方應以實際行為中日實現高層往來創造良好的政治氛圍。

反觀日本，其領導層只是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威脅”，卻沒有以實際行動糾正有損于中日關系的政治行為。究其原因，這與目前日本政界對華防范心理上升和對華戰略尚處于“漂流”與“貧困”狀態密切相關。

一位日本經濟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關系發展不順暢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對華經貿往來的最大風險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聞》資深記者船橋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參與對華經貿關系的日本經濟界人士都親身感受著“政冷”導致的中國民眾反日情緒的高漲。另據一家法國銀行對200個主要日本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其中80%認為“政治緊張正在給對華經貿關系帶來負面影響。”然而，日本企業卻并沒有因此而積極游說本國的政治家們。船橋認為，如今日本企業缺少活力，疲于恢復景氣，沒有金錢、人力和時間來對政治家進行“院外活動”。再看政府各部門，經產省大臣寶座接連由對華“毅然派”把持，外務省則淪為無所適從的“茫然派”，而迄今為止主導對華外交的自民黨橋本派則成為沉默不語的“悄然派”。船橋指出，小泉的“對華游戲”的前提是，在經濟上中國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國。然而，這個前提不會長久持續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經濟關系進一步密切化，中國的對日姿態很有可能變得強硬起來。一些日本學者也對小泉執意“參拜”的短視行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四、對“政冷經熱”的深層思考

1、“政冷經熱”不可避免

目前中日關系的“政冷經熱”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因而在一定時期內難以完全避免。

“經熱”，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它是以互惠互利為基礎，由政府推動和民間主導的結果。1972年時，中日貿易額還不到11億美元，而2003年則已達到超過1300億美元。日本大型企業對華投資向來謹慎，但最近幾年，豐田、日產、松下、日立等主要企業紛至沓來，不僅要在中國建廠，還要逐步把研發中心移至中國。日本經濟界越來越清楚，21世紀的最大商機就在中國。中國的企業也已開始登陸日本列島，雖規模尚小，但有望在今后日益擴大。當年，中國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日本則以處于上升期的經濟實力為后盾，對中國提供了資金合作。而今，日本正在就減、停還是維持對華資金合作進行著探討。

“政冷”，是中日利益沖突使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歷史、臺灣、安全、領土、經援等關鍵問題上不時偏離其前任鋪下的軌道，不斷觸犯兩國共識和中國利益。以此為背景，在日益開放的輿論環境下，中國民眾中出現了從另一個角度對“72年體制”提出質疑的現象。不少人認為，中國“以德報怨”的姿態并未換來日本政府的戰略響應和日本民眾的相應理解，這種情緒有時發展成強烈的排日輿論。在臺灣問題上，人們認為日本在有意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正明里暗里鼓舞著“臺獨”勢力。

由此可見，“政冷”將是一定時期內不以中國的單方面意志為轉移的中日關系現實。走出這一局面，需要中日雙方做出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日本領導層不再做出背離兩國共識、損害中國利益的舉動，為緩解兩國輿論拿出實際行動。

近來，有的學者一味強調不能以歷史問題損害經濟利益，把日本企業來華投資說成是“友好行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

本來，歷史問題的基本套路是，日本右傾保守勢力不斷挑起為侵華歷史翻案、傷害中國民眾感情的事端。中方經過一再克制才被迫做出有限反應。

其次，中方對日本歷史翻案勢力的反應，并不是對日本企業的反應。日本企業只管繼續與中國發展經貿往來，合理、合法地賺取利潤則可，尤其不應為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翻案言行百般辯護，而是應自覺抵制這些翻案言行才對。

日本企業來華投資，是中日兩廂情愿之事，主要驅動力來源于經濟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經濟結構中，日本企業拿到利益的大頭，中國只拿到其小頭。而且，迄今為止來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大部分是處于產業鏈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國內競爭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業，它們把這些劣勢統統轉移到了中國。再者，對以制造業見長、以海外市場為依托的日本來說，不斷開拓中國市場，將是其21世紀經濟戰略的最佳選擇。

認清和接受中日“政冷”難以完全避免的客觀現實，對中日政治關系的波動起伏做好心理準備，不幻想靠單方面讓步換取“政熱”局面，這將有利于更加冷靜、理智地對待和處理中日政治摩擦，穩步推動對日關系向前發展。、“政熱”需要共同努力

近來，國內個別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圖和手法的情況下，聲言要“為中日關系求解”，但其開出的處方竟如此粗糙：中國應向日本全面讓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國人的心理弱點，在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問題上竟然強硬起來。最近筆者就聽到一位駐京日本記者強詞奪理地說道：“（在中日首腦互訪問題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舉措，惟一的辦法就是中方讓步！”事實是，“解鈴還須系鈴人”，只有小泉停止參拜，才是中日政治關系走出低谷的先決條件。

日本一位資深學者的邏輯更是離譜。他主張，中方在上世紀80年代率先提起“歷史問題”，在國內加強“反日教育”，是日中間發生歷史問題的根源。對于在歷史問題上一貫采取寬大為懷、“以德抱怨”姿態的中國人來說，這種顛倒因果本末的怪論只能起到增大對歷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來，在中日間的各種交流或研討會上常常出現一種怪現象。中方代表在歷史問題上十分克制，一般不會主動提起這個話題。但日方代表卻咄咄逼人，總要提起歷史問題，花費大段時間來向中方提出挑戰，似乎他們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種種事實證明，“揪住歷史問題不放”者，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日本的歷史翻案勢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歷史定論，不斷傷害和刺激著中國民眾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對這一因果關系缺乏認識，反而一有機會就向中方發火，客觀上起到了掩護本國翻案勢力的作用，從而也縱容了小泉首相的“參拜”行為。

對于我國來說，中日關系的復雜性給推動對日關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維誤區，尋求找到最佳平衡點。就是說，既要積極推動經濟關系，又要妥善處理政治問題；不因政治摩擦而犧牲經濟關系，也不因經濟關系而丟棄政治原則。

中日間的潛在分歧是客觀存在的，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除。但雙方可以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摩擦管理”的體系和措施。例如，每當發生“歷史問題”時，不宜使這一問題影響中日間其他領域的合作進展。可以采取“政經分離”’、“分別解決具體問題”、“不使一種政治摩擦點燃另一種政治摩擦”等做法，使兩國在認清相互分歧的基礎上，不斷促進相互間的共同利益，而力爭減輕分歧部分在整個中日關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

展望未來，中日關系的前景既充滿良好的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筆者認為，中國應繼續保持主動姿態和足夠的耐心，積極推動中日政治關系改善的進程，致力于消除相互間的戒心，增進相互信任。這將是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更不會因為單方面做出重大退讓就能夠收取良好效果。

注釋：

中國的日本問題專家們以“政冷經熱”這一概念描述中日關系的新特點始于1995~1996年左右。

江瑞平：《中日經濟依存關系“易位”》，《人民日報》2004年7月13日。

船橋洋一「日本＠世界」《朝日新聞》2004年5月13日。

天兒慧指出：“目前最有效地改善日中感情問題的途徑，就是小泉首相表示‘考慮各種因素，至少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內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然后在日中某一方實現首腦會談。”（『東亜』霞山會、2003年12月號、11頁。）小島朋之則指出：“如果（小泉首相）是基于堅定的信念，那么今后也盡可以去參拜靖國神社。但必須明確，要使此舉得到中方‘理解’或‘不成為日中友好的障礙’則是不可能的事情。”（同上，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