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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權是當代人類社會備受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尊重人權已成為一個公平的、人道的、充滿關懷的社會之根基。本文對人權概念的歷史演變簡要回顧，剖析了人權概念的本質與特征，針對當前保護人權的實踐，提出了人權建設的幾大主題，最后嘗試性的對國際間人權觀，尤其是不同文明間人權觀念如何交融，以期達成對人權的普遍共識，作了初步的探索。

關鍵詞：人權、權利、個人主義、尊嚴

當今世界，尊重人權已成為一個公平的、人道的、充滿關懷的社會之根基，人權內在的基本價值方面的普世性得到人們的一致認可。然而，人們人權的看法和理解卻充滿了歧見和爭論，于是，追述人權概念的歷史演變，把握其本質特征，就對人權的實踐提供了相當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一、人權概念的歷史演變

人權的發展史充滿了理想與現實、傳統與變革、道德與法律等的沖突運動，而且文化類型、歷史傳統、政治理念、經濟利益等的差異，致使人們對人權的看法和理解充滿了歧見和爭論。

人權概念及其學說雖然產生于近代歐洲,但人權思想的萌芽卻是非常古老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西方人權思想在古代哲學中已經萌發的判斷。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主張人類不分種族、身份、國籍、財產等應一律平等,這可看作是人權理論的思想淵源。基督教所主張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逐漸發展成為西方民眾的普遍信念,并為近代人權觀念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礎。

近代意義上的人權理論起源于14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致力于這場運動的思想家們倡導要研究人本身,要求把目光從神轉向人,從“天堂”轉向塵世。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西方人權理論已初見端倪,而后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提出了更為系統、全面的人權理論體系,這主要表現為“天賦人權論”[1]。天賦人權論主張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人人享有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權利,自由和平等合乎人的本性,是自然權利,是由人的本性所賦予人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社會發展與經濟進步,西方人權思想也在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最主要的表現是人權理論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狀態。盡管一部分西方人權學者仍堅持認為，人權概念的外延只能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屬于社會福利或者利益不能認定為人權。但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已經普遍地進入國際法領域。《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構成了人權領域的三大憲章，人權概念的外延大大拓展了。

二、人權概念的本質與特征

正如《人權公約》所說，人權“源于人身的固有尊嚴”。人權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一個人,僅因他是人,而不僅因其社會身份和實際能力就應該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與他作為人的屬性相伴隨，并因此是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人權觀念是以對人的尊嚴的理解為基礎的，這種理解將每個人都視為平等的、寶貴的人，從權利與要求的嚴格意義上講，人權本身即構成了資格的基礎。人權其目的在于實現有關人的尊嚴的特定本質。“在近現代各種政治體制的比較中，充分地證實了人權是對抗現代主權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對人之尊嚴侵害的最有效的防御手段。”[2]

人權概念的演變史表明人權概念具有開放性、延展性，但同時體現出其外延存在某些共性的特點和內容。

首先，人權概念的外延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不斷豐富的。瓦薩克根據公民與國家的不同關系形態，將第一代人權定性為消極的人權,將第二代人權定性為積極的人權,而將第三代人權定性為連帶的權利。不管這種劃分是否顯得過于機械，和平權、發展權、環境權等權利的引入，表明了在當今世界中人權發展與國家及社會的關系，賦予了人權以動態發展的觀念。

其次，人權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是與特定文化相關聯的。有多少種文化，就有多少種對人權概念的解釋。近代人權理論根源于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傳統，其人權理論中心是保障個人的自然的和不可讓與的權利。這是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在人權理論中的體現。個人中心主義以獨立的個人為中心觀察人類、社會、自然，并從事活動，含有以否定態度解釋人對于他人、社會、自然的依賴以及它們之間緊密關系的傾向。由此，衍生出了法律中心主義，亦即從法律、權利、裁判等與法相關的觀念和感情來理解社會現狀，重視強制性規范的實現機制和制度性觀念的法律[3]。與此不同，非洲文化、伊斯蘭文化就有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念，有自己的人權價值體系，對人權的理解自然不同于歐洲中心主義的人權觀。

第三，就內容而言，人權是個多義詞，應當把人權概念置于開放的認知世界的系統中，在最廣泛的意義和最大包容度上把握該詞，以便保證人權概念的兼容性和適應性。就結構而言，人權概念的外延構成涉及到人權的主體、形態和客體等[4]。

就人權的主體而言，人權本質上只能為人所享有。無論以個人為優先，還是以集體為本位，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人權的主體為“人”這個基本屬性。凡不屬于“人”這個范疇的主體，原則上不應當納人人權概念的范疇。所謂的集體的第三代權利、共同權利或人民權利，其最終指向還是充當社會集體成員的個人的權利。

從人權的形態來看，人權概念的外延應具有較大的包容性，人權不能僅是或者道德(應有)權利，或者法定權利，或者實在權利，而應是以道德的應有權利為基礎的上述三種權利的有機結合。人權在根本上是由道德而不是由法律來支持的權利。人權可以表現為法定權利．但人權本身是不依賴法律而今在的。從歷史上看，人權還是一種反抗權利，反映了人們反抗特權、反抗統治者壓迫和剝削的愿望。現實中，法律權利逐步增長乃至進化為人權，是人們反抗人身依附、政治專制和精神壓迫的斗爭不斷取得勝利的結果。如果在結合過程中，“上種權利之間的某些內容發生沖突，通常應當以法定權利適從于應有權利，以實在權利適從于法定權利”[5]。“從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再從法定權利轉化為實有權利，這是人權在社會生活中得以實現的基本形式。”[6]從而保證人權形態的統一與和諧。

從人權的客體來看，人權只是權利的組成部分，是權利的一種重要形式，但不是權利這個類概念的本身。因此人權的客體應當是權利概念涉及到的正當的“主張”、“資格”或“權能”，人權的客體不能完全覆蓋權利的客體。人權是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福祉的一種手段和方法。人權也有其不足。今天，一些發達國家出現的人權的“通貨膨脹”現象值得我們反思。三、當代人權建設的幾大主題

人權是思考現行法律、政治、社會以及進行各種制度設計時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它構成控多數憲法在思想源上所依據的社會契約學說的主要部分，同時，它作為思維的規范性框架，深刻影響著人們對社會制度存在方式的思考和行動[7]。現代社會中，人權是保護人的尊嚴的一個特別合適的機制。現代國家、現代經濟以及與其聯系的“現代”價值勢必要創立相對自主的個人的共同體，這些個人卻沒有傳統社會所提供的位置和保護。除非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否則今天人們所面臨的是特別具有威脅性的現代國家和不斷變化的現代經濟的極為劇烈的沖擊。所有人針對國家平等擁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既限制國家的活動范圍，又要求積極防備某種可預測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偶然性，這是對于傳統的和現代的人的尊嚴和人的基本價值的特定現代威脅的自然而然的反應。

在世界人口中占壓倒多數、與產生出“人權”的歐洲有不同的文化、宗教、歷史環境的第三世界各國國民，使用“人權”這一術語來表現從殖民地統治下的獨立、從貧困的解放和經濟發展等對他們來說最為切實的各種要求，并且在人權這一框架中來規定這些要求。這一事實如實說明，不僅對歐美國家的人們來說，而且對世界上所有人們來說，人權在成形規定人的切實希求、希望、愿望和期望方面，是一個相當有魅力的概念，其普遍性已得到充分的認可。隨著西歐和北歐國家開始的社會國家和福利國家理論的實踐的展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國際人權公約規范的制訂過程中，自由權中心主義的人權觀念認識已得到修正。這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所提出的生存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第二，在西歐，人們依據著名的社會國家理念開始強調社會權；第三，為保障自由權，國家必須承擔積極義務的認識進一步加強；第四，對免受跨國公司、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主體對自由侵害之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提高；第五，在作為實現人權手段的司法權之外，各種人權委員會的活動更活躍，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也在提高；第六，新的人權分類理論出現，它代替了將人權分類為自由權和社會權之傳統性的人權二分論；第七，對各種人權互相依存的認識更為普遍[8]。

具體而論，隨著全面人權觀念的確立，幾大人權建設的主題也逐漸凸顯出來[8]。

（一）中軸性的自由權。自由權始終是人權的中軸和靈魂,因為它最終決定著作為人權主體的人的最終目的與歸宿。自由權不僅包括免受非國家主體侵害的自由，還包括需要借助于國家的積極作為才能實現的自由。國家有對自由權保護的積極義務，這一點在管理國家機關的人才訓練、教育和機構性配備不充分的國家尤其明顯。任何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證明最終都要以它是否促進自由權的發展為根據。

（二）前提條件性的平等權。自由的真正實現有賴于平等的社會構造，平等是自由得以證成和實現的前提條件。德沃金認為在人權的諸權利中還有一個基本的、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權利。這一最基本的權利便是對于平等權的獨特觀念,我將之稱為受到平等關懷與尊重的權利。

（三）基礎性的財產權。財產權在人權體系中處于基礎地位。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市民社會的成長是和私有財產權的保障是密不可分的。“財產權是人的人格形成的主要契機,財產權的保障,提供了獨立的人格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物質前提。近代以來的憲法確立了財產權的保障制度,從而為人的精神自由、機會平等、自助自主的生存以及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各種契機。”[9]

（四）底線性的生存權。生存權的實質是保證每個人過起碼的生活的權利,是要求國家積極履行保障義務的權利。在所有權利之中，首要是生存權利，從中再衍生其它權利和自由。生存權才是最大的人權，這種呼聲不可能只是侵害自由權的發展中國家獨裁政權為自己行為辯護的意識形態，它實際上也是掙扎在饑餓線上的民眾呼聲。1966年聯大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生存權作了廣泛規定，包括勞動權、健康權、基本生活水準權、免于饑餓權、教育權和文化性生活權等。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努力改善弱勢群體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給予他們特別保障，使其能平等和有效地享有人權，具有極其現實的意義。

（五）連帶性的發展權。社會連帶性理論的引入,妥當地表明了在當今世界中人權發展與國家及社會的關系，反映了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存在結構性缺陷下發展中國家對全球一體化發展趨勢的回應，賦予了人權以系統、全面及動態發展的觀念。

人權是一個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整體，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構成了人權大廈的內容,生存權構成了人權制度的安全閥,發展權反映了人類生活一體化的時代趨勢。公民、政治、文化的權利，除非人獲得經濟資源去行使這些權利，否則它們便沒有多大意義。同樣地，如果沒有政治自由，沒有機會發展和表達個性，沒有機會參與文化和其它方面的討論，物質財富的追求和獲取最終也是徒然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需要警惕一種傾向，即以犧牲政治參與、人權的享有和人的更高本質的展現為代價來實現物質進步。公民政治權不僅本身就具有內在的價值，而且其行使可能會有大量益處。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可以成為政府的重要的信息渠道。公民政治權還有助于使一個國家轉向公平的發展。即使面包是首要問題，公民政治權也許是獲得面包的最佳的通常也是最和平的方法，因為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而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再者像惡劣對待公民人身自由權的做法幾乎是隨時可以取消而不會給發展增加什么成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看來也只有很低的發展成本。正當程序要求付出的代價可能會大一點，但也不會大得沒有邊際。即使像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權以及選舉權這樣的權利，成本比較高，但具體多少，也要根據特定的經驗環境來評價。我們必須堅持主張，發展戰略要努力把任何不足減少到最小限度，而不是去證明這種不足的合理性[10]。發展戰略和壓制都是政治行為，取決于道德和政治選擇。同所有這類選擇一樣，它們不僅受工具性與道德性評價的影響，而且受批評的影響。有相當多的發展抉擇不包含壓制，所有發展抉擇只是偶然地包含著壓制。因此，任何一項人權的發展都必須以其余各權得到基本保障為前提，尤其是最基本的自由權、平等權,更是不容侵害的,否則一切人權制度建設都將失去合理性、合法性和正當性。

當然，在實踐層面,各類人權要實現齊頭并進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理論幻想。人權的享有和落實取決于社會、經濟和文化處境。人權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行動和政策的根基，我們必須脫離對人權的抽象陳述，仔細審視人權受到嚴重侵犯的群體的情況。處于不同人權發展階段的國家會有不同的人權制度建設主題選擇,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時期也會有不同的人權建設重點。在一個生存權得到了基本保障的國家,自由權的追求就相對彰顯;而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生存權的保障則是制定人權政策的基點。

四、文明相容的人權觀

現代人權構成在時間上是代際演進的產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本位的人權；在空間上是不同文化的產物,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價值觀的人權。正如前面所言，人權理論起源于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傳統，尤其是近代人權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中，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奠定了其精神基礎。當今世界占據支配地位的美國式人權觀仍然是重視自由權，而輕視社會權，它反映了自由權在發達國家占中心地位的歷史，這與他們強勢的媒體話語霸權也有密切的聯系。

今天，對那些生活在信息領先世界、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里的發達國家的人來說，對國際人權、全球環境關心的提高已成為現實的利益。而對大都經受過殖民統治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方言，擺脫物質困境仍然是相當緊迫和誘人的畫面。而且，歐美列強在推行強權主義政策時，常常使用“文明的使命”、“人道干涉”一類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喚起人們對帝國主義的記憶，增添懷疑和抗拒之心。在至今為止的人權評價中，也總是糾纏著以“人權”為借口的大國對小國的干涉、各國的“人權外交”和國際組織提出人權要求時的恣意性和雙重標準的問題。尤其是他們漠視社會國家理論所追求的經濟性、社會性權利以及保障人之最低限度的生存權的態度，難以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同。

人權的普遍性要求人權應當是世界性的，人權應當超越任何地域性、國別性的具體文化形態而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道德追求和價值選擇。達成對人權的普遍共識，是尊重與保障人權的前提；而達成對人權的普遍共識，有賴于確立一種文明相容的人權觀。

首先，要克服人權崇拜的必要性。人權是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福祉的一種手段和方法。作為手段，人權有其固有的缺陷。在歐洲之外的文明圈中，各種文明都存在有追求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福祉或利益的思想和制度機制，但并沒有被作為人權來認識和定性。往往是順應各地區和各時代的特性，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今天西方一些國家，將人的精神與物質欲望規定成人權，出現了本來不適合規定為人權的價值通過人權來追求的現象，人權的“通貨膨脹”導致了人權聲譽的凋零。奉行“法律中心主義”，過度依靠主張法律權利的對抗性訴訟活動來實現各種目標的做法，已暴露出一些弊端。

其次，人權保護的國際責任與國內責任的均衡。國際社會及各個國家都有責任保障人權。國際社會已就落實人權的規范和制度達成協議。但促進人權首先是國家責任，實施國際人權標準實質上有待于每一個國家。因此，任何社會中的人權狀況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國家，有賴于國家尊重、保護人權的程度和方法。任何國家的個人權利狀況，將不可避免地依賴國家所贊許的權利觀念，依賴國家的習俗和制度，依賴國家的態度、政策以及社會的力量。因此，對人權侵害的國際干涉，就需對受侵害的人權的內容、規模、性質、可采用的手段；干涉主體的正當性；訴諸武力的最后性、均衡性以及干涉的一貫性和避免雙重標準，需要做出縝密的分析和謹慎的權衡[11]。另外，非政府組織在提高公眾對人權的意識，制定標準，確保政府及其它群體都維護人權等方面也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這有利于促進民間觀點的交流，補充和完善正式人權條約所體現的諸國政府人權觀的機能，使各種人權保護手段趨向協調與均衡。

再次，需要將經濟、社會和文化數據導入人權評價，創造出能評價個人人權水準的框架和基準，從而使其能適用于評價國際人權政策、發展援助政策和NGO的國際合作活動等等。今天，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一味強調參加市場經濟的自由，而對對非洲某國因饑荒而導致數萬兒童死亡、亞洲某國嬰兒死亡率很高等事例視而不見，拒絕將經濟性、社會性權利包含在人權概念之內，反映的是西方自由權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

最后，文明相容的人權應該從包括代表國際社會多種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國家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所批準或贊成了的主要普遍性國際人權規范文件中去探求。任何一國國民都是在自己心理底層擁有傳統的社會規范、宗教和文化的基礎上，并且都是在諸如國際經濟和信息狀況、現今經濟情況和政治體制狀況、過去的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或被統治的記憶等等多種規定人們思想和行動的要素中，來思考和對應人權的。因此，促進國際間人權觀念的深化，就需要提高文明相容性、跨國的正統性。一方面，這需要發達國家克服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人權“獨善病”和雙重標準，努力促進與歐洲之外的文明注釋:

[1]李其瑞.西方人權思想的歷史演進[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3，(1).

[2][8][日]大沼保昭.探索文明相容的人權觀[J].二十一世紀，2000，(4).

[3][11][日]大沼保昭.人權、國家與文明[M].北京：三聯書店，2003，14、264

[4][5]李林.人權概念的歷史和文化解讀[A].王家福等.人權與21世紀[C].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36、37.

[6]李步云.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J].法學研究，1991，(4).

[7][10][美]杰克·唐納利.普遍人權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4、237

[8]徐顯明.中國人權制度建設的五大主題[J].文史哲，2002，(4).

[9]許崇德.憲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