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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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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民主程序

程序是黨內民主保障的基本載體,實體法規范的民主權利必須在程序法規范的框架內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黨內民主,首先要優先構建黨內民主運行的程序機制。為了進一步“發展黨內民主”,我們有必要對黨內民主程序進行研究,探索建立與發展黨內民主相適應的程序規范,通過對黨內民主程序不折不扣的執行,使黨內民主權利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

一、黨內民主難以落實的根源在于缺乏程序保證

黨內民主程序,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在處理黨內政治生活時所必須遵循的方式和步驟。即用什么方法和形式去處理黨內的政治生活以及處理黨內政治生活必須遵循的先后順序原則,方式和步驟共同構成了黨內民主程序。盡管黨章對黨內民主也有個別程序上的規定,但從總體來看,這些程序規范既缺少詳細、完備的方法和形式,又缺少嚴密、科學的順序排列,如黨章規定:“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但在具體執行中,什么問題屬于重大問題?委員會是黨委會、還是常委會?討論決定是面對面的舉手、還是背對背的投票?由于都沒作出詳細、完備的具體規定,因此實踐中常常走樣:或將重大問題當作一般問題,不經集體討論個人拍板;或舉行非正式會議,討論通過重大問題;或在討論過程中,一把手率先定調、表態,其他常委因個人利害和障于面子,違心同意。

在排列順序上,黨內民主的“四個服從”缺少嚴密、科學的主從之分,當個人意見代表了黨內多數群眾的意見,而組織意見是反映了黨內少數領導的意圖時,是個人服從組織呢?還是少數服從多數呢?因此在黨內民主的“四個服從”中,必須有一個“服從”是核心、是民主的精髓,其它三個服從都要從屬于這個服從。那么這個民主精髓是哪一個呢?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說,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是集中,這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過去我們在理論上提出了一個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然而又沒有闡述清楚,致使許多有家長制思想作風的人,借此限制民主,任意擴大集中的范圍和程度,在民主集中制的名義下搞了家長制。這是多年來處理不好民主集中制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少數服從多數”是黨內民主的核心,具有統帥和支配地位,其它幾個服從都是由此決定和派生的,因而在排列順序上,應該放到“四個服從”的最前面。少數服從多數的黨內民主精髓,不僅應體現在排列順序上,而且應體現在程序規范中,即個人服從組織的前提,是組織代表了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前提,是上級代表了全局;全黨服從中央的前提,是中央代表了全黨的意志。

長期以來,對黨內民主的討論,更多地是局限在理性思辯上,很少從程序規范的角度去探索建立黨內民主的保障機制,而黨章對黨內民主規定又比較概括和原則,因此造成了黨內民主在實際執行中的走樣。在黨內民主的實踐過程中,常常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這是因為黨章和條例對黨內民主權利的規定過于抽象、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由于黨內民主的實踐缺乏科學、合理的程序設定,所以許多習慣于家長制作風的領導,很容易找到各種對策來應付抽象的民主規定,使黨內民主得不到真正的落實。就黨內民主的程序而言,其實踐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亞于實體性規范。

即使沒有實體性規范、原則性規定,但只要有一個好的程序規范,并能嚴格按程序規范去操作,事情仍然可以處理得很好,照樣可以得出實體規范要求的結果。這就是程序的巨大作用。而缺少黨內民主的程序規范,是多年來發展黨內民主的最大缺憾。

二、用程序捍衛黨內民主

沒有程序的黨內民主是缺少制度保證的空中樓閣。黨內民主的過程是建立在一套程序規則基礎之上的。只有在程序規則的基礎上,黨內民主的實體性規范才能得到落實。為了發展黨內民主,我們有必要從黨內權力的產生、黨內權力的賦予,黨內權力的行使,黨內權力的終止等方面,建立與完善黨內民主權利的運行程序。

(一)黨內權力的產生。黨的各級代表大會是處理黨內大事的主要場所,廣大黨員對黨內事務管理是通過黨員代表大會實現的。但往往實際的做法是,黨代會代表是由上級提名的,黨內各級領導的產生,更多是按上級擬定好的人選進行全額投票的,這就從操作程序上形成黨代表和黨的領導是由上級決定的事實。權力產生于上級,下級當然要對上級負責,黨員參與管理黨內事務的作用就會被輕視,黨的各級組織就只能將注意力集中于上級,不會或很少傾聽廣大黨員的呼聲,接受黨員群眾的監督。因此,必須建立和制定自下而上的黨員代表提名制度,明確規定,黨代會代表不應由各級領導機關提名,而應由各級黨員代表大會自下而上的民主提名,未獲得足夠黨員提名的,不能作為黨代表候選人。

在代表產生過程中,要制定代表產生的競選程序,黨代表的產生要堅持公開、公平、競爭的原則,采取差額選舉的辦法,在黨內逐步形成競選機制。每一個符合黨章規定的黨員都應平等地具有競選黨代表的權力,每一個候選人都應有義務向選舉人介紹自己的觀點、主張。在競選中,要逐步擴大黨內民主選舉的差額范圍,由目前一定級別以下的20%的差額選舉,逐步過渡到完全的差額選舉。中央委員的選舉也要在一定的省、區由等額選舉過渡到差額選舉,其提名權和選舉權應由自下而上的程序中產生。從基層黨員提名開始,層層進行候選人自由競選,最終以省、區、直轄市黨員代表中得票最多者為中央委員。

(二)黨內權力的賦予。廣大黨員賦予黨代會為各級黨的權力機關,但黨代會在代表廣大黨員行使管理黨內事務的權力時,由于全國和地方黨代會每五年舉行一次,而在有限的開會期間,代表們又忙于討論、發言、投票,會議結束后,代表又都返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于是在大會閉幕的5年期間,本應由黨的代表大會決策的黨內重要事務,卻由黨委常委會代為行使,而在黨委常委中,往往又是幾個書記、特別是第一書記說了算,少數服從多數的黨內民主原則,由于缺少權力執行程序上的保障,造成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黨代會權力的流失與改向:黨章賦予黨代會多數人決定黨內事務的權力,變成了事實上由少數人決定黨內重大事務的做法,形成了權力不斷向上集中、向下輻射的金字結構,久而久之就改變了黨內授權關系。針對這種現象,小平同志在黨的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曾提出了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問題。小平同志關于常任制的設想,是基于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改變黨代會權力虛置而提出來的。如果不是因其它種種原因未能實行的話,那么今天在黨內民主權利的運行過程中,就增添了一道防范權力高度集中的民主程序,進一步說,倘若這一程序能夠得到嚴格的遵守,即使黨章對黨的代表大會的權力未作規定,但由于有了常任制,在實際執行中,它仍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三)黨內權力的行使。家長制、一言堂,個人說了算幾乎成了黨內專制作風的頑癥。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黨內民主,什么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家長制、一言堂的現象有很大改觀,但黨的領導人權力過分集中、不受制約的現象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少黨內民主決策的程序,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由于沒有民主程序的剛性約束,各級黨委在對重大問題決策時,通常都是根據黨委第一書記意圖去做決定的。集體領導因沒有執行程序上的保障,實際上變成了第一書記說了算的“一言堂”。根治“家長制”與“一言堂”的頑癥,亟待建立起一套重大問題的民主決策程序,從確定議案,到投票表決,其具體操作,都應有章可循,有規可依,有法可守。保證黨的集體領導不因書記的個人意愿改變而改變,保證民主決策不因書記個人的好惡而廢立。

首先,要界定重大問題的含義。因為不是重大問題,自然不在黨委的集體議事日程中,也就失去了集體決策的必要。那么重大問題是指什么問題呢?按照尉建行同志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的報告中明確的:“凡屬重大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論作出決定”。顯然,這里提到的“三重一大”都屬重大問題,都應進入黨委的議事日程。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不同層次的行政區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其重要干部和大額資金的含義是不同的。縣級黨委對科級干部的任免,當屬重要干部的任免,而省一級則要上升到廳局級干部的任免。對重大項目和大額資金的界定,則應以占地方財政支出比例多少作為判定批準。對于一時還拿不準是否屬于重大問題的決策,不能由主要領導或少數人來認定,而應交由黨委集體討論,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其屬性。

其次,確定了重大問題后,就要在“法定”的會議上進行充分討論,所謂法定會議是指,由黨章或有關條例規定其權限范圍和參會人員資格的規范性會議。它包括黨員大會,代表大會,全委會,黨委會等。舉行何種規格的會議,要根據討論問題的性質來決定。不能用非正式會議來決定重大問題,更不能用個別醞釀,傳閱畫圈,會議通過的形式來決定重大問題。

為了保證對重大問題的充分討論,會前要對重大問題進行通報,讓與會者提前進行思考和調研,不能搞突然襲擊和臨時動議。在會議討論時,為了創造寬松、民主的會議氣氛,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應做出更詳細程序規定:(1)為防止對其他與會者產生心理暗示,在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時,主要領導的發言、講話應安排最后;(2)對一些敏感的重大議題進行討論時,可采用匿名方式,通過背對背書面征求意見的方式讓黨委其他成員充分發表意見。

最后,經過充分醞釀、討論后,就要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對重大問題進行表決。為了盡可能消除表決人的心理壓力,使表決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表決,在表決方式上要盡可能用電子表決器和無記名投票的表決方法,少用或不用舉手表決的方式。對表決結果,要進行統計、記錄和存檔,必要時須在一定的范圍內給予公布。對責任重大的表決,如重要的人事任免等表決,需要事先設計出具有匿名功能和記錄功能于一身的選票,投票人因投票是匿名的,因此可以不受任何他人暗示,以最民主的方式進行投票;投票人因自己的投票被記錄在案,因此他又必須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莊重地投出這一票,否則一旦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投票人就要為當初的錯誤表決負責。投票結果統計后,所有的匿名投票都要交由上級檔案部門存檔封存,非經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查閱,只有當決策失誤后,為了追究投票人的投票責任,才可以通過正式程序,查閱當時的表決記錄。

(四)黨內權力的終止。及時終止黨內違法違紀領導者的權力,是廣大黨員行使黨內民主和監督的權利。但由于執行程序上存在監督制約的真空,中紀委和監察部監督省、部級黨員領導干部,省紀委和監察廳監督市、縣級黨員領導干部,紀檢監察下管一級的分級管轄程序,造成了上級管不到、同級管不了、下級不敢管的現實。監督制約程序設置上的空缺和疏漏,導致了實體性規章、制度、準則的蒼白無力。黨內權力的運用和運行必須有“度”的限定,也即權限;同時還必須有一個運行軌道,這個軌道就是程序鏈。它既決定權力運行的方向,又限定權力運用的幅度,權力的腐敗和濫用往往就是缺乏程序限制或是違反程序的產物。這些年雖然出臺了不少規范黨員領導干部行為的實體性制度,但是保證實體性條規內容落實的程序性制度沒有跟上,所以很多規章、制度、準則難以貫徹實施。

加強對黨內民主程序的研究,從程序機制上完善黨內民主,是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相信黨有能力解決自身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使黨不斷充滿生機和活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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