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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發展研究起源于第二次大戰后第三世界的崛起。戰后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在原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圍內的出現，改變了世界政治理念的格局。面對新的局勢,西方國家感到必須對第三世界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以便認識這些國家并對自身可能受到的挑戰進行預測.這種學術努力產生了體系龐大的發展理論。當中國也加入了高速發展國家的行列中時,對發展理論演變的過程和歷史的了解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發展理論可以被看作是對西方社會科學主流中靜態和人類學偏好的一種挑戰，它試圖在新的基礎上對"經典理論"進行重構。其學術努力產生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發展"成為了社會科學家們研究的主要項目。發展理論關注的焦點集中于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后的發展趨向，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各種復雜的國情對西方傳統的社會變化和轉型的理論提出了挑戰，促使學者們將第三世界的變化納入到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去。所以也可以說，發展理論只是人們意識到第三世界的發展是與西方"原生型"發展具有特殊的不同質的特點時才開始產生的。反過來，這種研究盡管是相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國家存在的不發達問題而產生的，它卻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對普遍發展規律的研究，并取代了原本以歐洲為主體的發展思維方式。

發展理論與發展戰略的起源是密切相關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組織的變化使社會的決策者面臨著一項緊迫的任務，那就是尋找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途徑。所以發展戰略通常包含著一位行動者－政府或國家。發展理論與發展戰略的這種密切關系，是因為發展問題通常被視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問題，這就使發展理論總具有為決策者提供建議的傾向，而初期的發展理論往往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即不發達社會的條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而必須加以改變。改變的原動力只能由政府或類似的機構提供，于是，純粹的理論與戰略之間的聯系就很難分開了。

一，關于經濟發展戰略的爭論：以工業為主導

初期發展理論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經濟領域.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派別。第一派即所謂資本積累與工業化發展理論,這派理論至今仍有強大的影響.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不斷地資本積累和投入并由此導致的工業化是推動落后國家發展的關鍵。由于其理論影響大,時間跨度長,其基本學說已為廣大學者所熟知。比如強調在收入,積蓄,投資與產出之間保持平衡以達到穩步增長和充分就業的哈羅德-多馬模式，該模式假定全社會生產的產品只有一種，既可用于消費也可用作生產性投資。他們在采取了凱恩斯投資--儲蓄分析法后,得出了如下基本公式Gw=s/c;其中s為儲蓄率,C為資本產出比率,Gw為有保證的增長率,由于儲蓄比例與資本產出率共同決定經濟增長率,因此可用增加投資等方法來推動經濟的增長。為了維持某地一時期的充分就業，必須通過擴大投資來增加有效需求，然而在一個時期足以維持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將不足以保持下一時期的充分就業。因為前一階段由投資而形成的生產力，在下一階段將提供更多的產出。為了維持充分就業，不導致有效需求的減少，就必須再投資以增加有效需求。由此，投資年年擴大，而產出日益增加。顯而易見，物質資本形成的快慢，是束縛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由于這派學者強調物質資本的重要性，因而又被稱為"唯資本論"。他們認為，由于物資資本的匱乏，發展中國家在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方面都存在著惡性循環，以致國民經濟長期處于低水平"均衡陷井"而不能自拔。為此必須在投資努力上作出"大推進"，以求得"平衡增長"。此種理論曾被廣泛運用，很多學者均認為儲蓄率與投資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而W.A.劉易斯在1995年發表的《經濟增長理論》一文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他提出了兩個模式，其一闡述了經濟發展的過程，其二闡述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條件決定問題。而羅斯托則提出"起飛"的概念，并認為這一階段的持速時間大約為三年左右，過了這一階段，受援國家就不再需要外援了。

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許多學者開始了實證調查，結果產生了所謂的兩缺口模式。該模式由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及其助手率先提出，主要內容是，根據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可以得出一個表現總收入和總支出的恒等式：

Y＝C＋I－M

其中，Y為總收入，C為總投資，X和M分別代表出口和進口總值。經過變換得：

Y－C＋M＝I＋X，而Y－C＝S〖S為儲蓄〗

于是，S＋M＝I＋X，即I－S＝M－X

該式左邊表示投資與儲蓄之差，右邊表示進口之差。如果投資大于儲蓄，則國內出現缺口，如進口大于出口，則出現外匯缺口，則須削弱投資或增加儲蓄，如外匯缺口大于儲蓄缺口，則須削減進口或增加出口。當然，這種調整是消極的，要主動加以調節使兩缺口積極平衡就必須引進外資，則國內資本不足可以國外資本抵補。在工業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其規模小，儲蓄不足尚不足以構成工業增長的主要障礙，而一旦工業增長達到某種規模，由于需要進口大量的外匯設備，外匯的短缺就成為經濟增長主要的制約因素。在實踐中，它與拉丁美洲和南亞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十分吻合。此種模式對只強調投資儲蓄的多馬模式有重大改進，但投資不足需用外資彌補，則更顯出了引進外資的重要性。當然，這也意味進口國的出口比例必須迅速超過進口否則永遠無法擺脫外匯的短缺。與此同時，一部分學者也更關注發展國中家的分配以及誰從增長中得到了好處，因為這一分配結果有可能無助于起飛，反而會"Trickle-down"，并導致資源流失。瓦爾特·卡里森與哈徽爾·雷布斯坦曾堅持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對投資和增長有利。一國的分配政策有利于上層，將有利于平等和投資，當經濟增長后，其好處將通過市場機制滲透到下層。1955年，西蒙·舒爾茨甚至用u形曲線來表示工業化的這一狀態，起初是不平等加劇，然后是減弱，最后逐漸消失。由于工業化部分總是比農業部分高，所以隨著農業部門收入轉移到工業部門，收入的差距就會縮小。當然，這種分析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為依據的。

上面一派所說的資本積累過于強調私人的行為，而現實證明這是相當不可靠的，于是羅森斯坦－羅丹提出了大推進理論，他贊成由政府與私人合作投資于幾個互補性的工業以產生實質性民族工業的增長并刺激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同時，他強調政府應優先投資于社會環境，這樣將更有利于吸引私人的投資。這些觀點引起了學者們對投資方式的更大興趣。

而R.尼克斯在羅丹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均衡發展"的理論。他認為在需求方面，國內市場由于收入低而不旺，反映出由于國內資本形成的水平低而生產水平低，而投資的沖動也由于市場的規模受到了抑制。而在供給方面，由于低收入而儲蓄的能力也很低。這與新古典主義的看法正好相反，即認為社會的低入將會使投資者得到高回報率。

為突破惡性循環，他提出了均衡發展。在一個主要論點上他與羅丹不同，即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由于發達國家的示范效應，他們更容易消費，比發達國家同期更難積蓄，因此他反對傳統的繁榮可以滲透徹到窮國的看法，并認為，光靠外部資源無論如何是不充分的，它不能自動解決不發達國家的資金短缺問題，只有在國內采取同樣的積累方式才有可能。

與此同時，一些經濟學家強調深入的結構變革，即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及外部環境。尼克斯采取同樣的作法在公共金融部門進行了分析，以此來對抗示范效應，認為此種欲望帶來了不發達國家的儲蓄要求。要做到平衡增長，全面投資，生產者互為顧客等，均要求不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全力為國內市場生產，并以此為基礎逐漸開拓國際市場。只有徹底改變貿易結構，才能真正實行平衡增長。在政治上，羅丹主張大推進，即由政府制訂統一的內容不同的投資計劃，以實現平衡增長為目標。尼克斯則主張政府用強迫國內儲蓄和爭取外匯并舉的手段來籌集全面發展的資本。

問題在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籌集到平衡發展的資金，這就迫使學者們考慮不平衡增長的問題。赫希曼是不平衡增長理論的主要代表，他在許多方面同意尼克斯的觀點，但對平衡增長的理論卻不以為然。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最虛弱之處在于各工業部門之間缺乏聯系，而不僅僅是缺乏資金。因而政府應集中投資于若干關鍵部門，發展這些主導部門以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換言之，尼克斯的平衡增長是將先進部門拉回落后部門的起點上，而赫希曼則希望把落后部門"拖到"先進部門的起點上。尼克斯認為市場是平衡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而赫希曼則認為缺乏企業家和有效管理才是不平衡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確定首要的投資部門以使其他部門由此獲益。這就要求對工業部門的"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的程度進行分析，作出優先投資的選擇，制訂并遵循"最有效秩序"的原則，以保證不平衡增長戰略意圖的實現。其具體措施應該是先發展直接生產部門，再發展基礎工業部門以及各種配套設施。

和尼克斯不同，赫希曼把農業放在次要地位，認為農業發展對帶動相關產業起飛的意義不大，這一看法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政策制訂曾產生過很大影響。與此同時，弗蘭西斯·皮魯克斯提出了增長點的概念，這是對不平衡增長戰略思路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應該首先在工業部門中確定具有強大推動力的部門，通過各種聯系以及外部經濟，就能帶動其他工業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增長。其次，工業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不穩定的，企業之間有一種非競爭的性質，即有一種控制競爭的本性。但這種不穩定性卻能夠提供發展的動力：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里，能夠發揮控制性作用的公司一定會提高工業的生產率并獲得有效的資本積累，其效益可能會超過那些處于更富于競爭環境中的那些企業。第三，集中于某一地區的特殊工業結構和經濟環境會十分有利于經濟的增長。也就是說，某些特殊產業和特殊地區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龍頭，即所謂的增長點，這為發展中國家制訂經濟特區的發展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總的說來，上述學者可統稱為資本積累工業化學派。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是強調通過各種方式來積累資本用于工業化進程，并由此來推動一國的發展。相比之下，他們一般不支持比較成本理論和自由貿易政策，因為比較成本理論關心的是來自貿易的利益而不重視國內工業化產生的間接利益，而實際上，工業化不僅產生直接利益，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的技能并形成各種經濟部門的聯結，從而促進外部經濟。一些學者甚至還推論出保護政策的必要性，因為這可以使本國的幼稚工業免遭外國工業的打擊。這樣的看法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偏頗之處也是十分明顯的。

二，農業在發展中的地位

當上一學派集中工業和各部門之間的關系時，另一些學者則更為關注工業與農業部門之間的關系，由此而產生了二元經濟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中，不發達的本質被認為是由于一個國家中存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部分與落后的傳統部分的緣故。當現代部分膨脹而傳統部分消亡之時，這種而二元狀態結束，發展也就成功了。它同樣也將工業化看作是擺脫二元狀態的道路，只不過后期的二元主義者對農業的發展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二元主義可分為動態與靜態兩種模式：兩者的主要差別在于對農業與工業之間互動關系的認識。波依克1953年在分析印尼的經濟政策失敗時首先使用了二元主義的概念，因為社會需要（如傳統與習慣）在印尼占絕對優勢，而經濟需要則是由西方式的經濟行為和機構來決定的。其結果是農業部分中的技術變化只不過是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而已。此種理論分析對制定以損害農業為代價來發展工業的政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赫格斯認為波依克的社會二元主義定義不明確，應稱之技術二元主義更為恰當。現代部分為組織得更好，使用進口的節省勞力的資本密集型技術設備的部分，傳統部分則為無組織的，農民式的勞力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并認為現代部分的發展依靠出口的需求，對其余部分的聯系不大，只有很微小的可能從傳統部分吸收勞力。因而現代部分將成為發展中國家一個重要的飛地。

劉易斯的看法是，上述的理論有兩個弱點：A，假定資本主義部分的生產總是能夠被市場吸收，B,假定投資需求部分也需要投資且資本家總能將獲利再用于投資，而這兩個假設根本無法確定，劉易斯據此強調企業家的才能對于經濟擴張才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最大的爭論焦點集中于他認為農業部門存在著"隱蔽性失業"，因此農業部門可以無限制地向工業發展提供勞力，而這種廉價勞力可以成為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很多人認為這不真實，似乎農業部門不進行技術改造也可以抽出人力來。而劉易斯則認為，農業部分確實存在著邊際勞動為零的狀況。

凱里斯與費追隨著劉易斯的思路，認為勞動力從傳統部分轉移的前提是發展中國家的全面發展。但他們主張應更多注意農業發展對工業發展的刺激作用，并且認為只有在用技術改造提高農業生產率之后，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積蓄對增長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農業為發展可提供部分積蓄，但工業為自身的擴張提供了最主要的積蓄。對外貿易，對外的貸款及國外的援助，在增長的過程中被認為是第二位的。此外，他們在強調資本積累對工業化的重要性時，同樣強調了二元經濟格局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技術變化為發展所提供的動力。

凱里斯與費的觀點引起的爭議之處主要在于，他們沒有在工資勞動者與以家庭農場為主的勞動者之間劃清界限，結果使人誤認為這些工資勞動力是由地主或者至少是由那些控制著土地的人提供的。另一方面則是忽略了價格與貨幣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因為貨幣并不等同于物質資本，兩者在發展中的作用是互補的（例如信貸政策可以緩解增長的瓶頸困難）。再就是地主似乎愿意節約，愿意革新并愿意投資于工業，這似乎有些一廂情愿了。

但他們和劉易斯的理論在發展理論和政策的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首先是關于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其次是有技術的勞動力是否充足等。由此引發的是對資本一詞的含義的擴張，因為以前學者們談到資本時，所指的主要是物質資本，現在則將技術與知識也一并包含了進去。

劉易斯等人的理論為二元發展模式確立了理論框架，喬金森則擴張了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的界限，他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議：加速農業中的技術進步，降低人口出生率來減少貧窮和失業。此外，尚有一些學者在提出增長理論時，強調應該考慮需求和工業、農業兩部分之間人口變化對發展的影響。

當然，劉易斯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視了制度和組織因素在發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作用；其次，則在于他對第三世界的情況毫不了解，無法解釋這些地區在農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動前，城市已有大量的失業人口存在的現象；第三則是所有的二元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個封閉的體系內，從客觀上講為發展內向型經濟和進口替代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最后一個弱點則是他們強調的都是抽象的資源－－從農業傳移是對工業是有利的，但卻很少關注使這種資源轉移的貿易與市場機制。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學者們在60年代開始關注農業在發展中的作用，最先關注農業的一篇論文是1961年由B,F.約翰森和J.W.米勒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經濟發展急需大量的農產品，如農業沒有發展并沒法提供更多的食品，將會嚴重阻礙一國經濟的發展。庫茲涅茨196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著重分析了農業的歷史作用，認為農業有如下貢獻：生產，市場與要素貢獻。但對農業問題的分析深刻獨到并引起轟動的，是舒爾茨1964年發表的專著《改造傳統農業》。舒爾茨的主要觀點是,傳統農業的確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其根源是傳統農業對原有生產要素增加投資的收益率低，對投資和儲蓄缺乏足夠的經濟刺激。為了說明這一點，他提出了收入流價格理論。他認為，"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獲得收入流的來源。這些來源是有價值的，在這種意義上每一種收入流都有一個價格。考察經濟增長的一種方法是確定各種不同的收入流的來源，并確定每種相應來源的價格。這樣中心經濟問題就是要解釋由什么決定這些收入流的價格。"而要說明收入流價格的決定，就要從供給和需求入手來說明收入流的價格，也就是生產要素價格的決定（因為收入是由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所以收入流的來源就是生產要素）。

因而，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中，由于生產要素和技術狀況不變，所以持久收入流來源的供給是不變的；另一方面，農民持有和獲得收入流的偏好是不變的，所以對持久收入流來源的需求也不變，這樣持久收入流的均衡價格就長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變。這就表明來自農業的收入流的價格是比較高的，也就是說傳統農業中資本的收益率低下。所以傳統農業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收益率低下，因而不可能增加儲蓄和投資，也無法打破長期停滯的均衡狀態，要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尋找新的生產要素作為廉價的增長源泉。

舒爾茨提出的具體措施為：1，建立適合改造傳統農業的制度，2，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為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創造條件，3，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舒爾茨關于改造傳統農業的看法，不僅在理論上是一個重大突破，而且有很強的實踐意義。這股學術思潮與同時興起的農業技術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發展的趨向，使發展中國家重新重視農業的作用，并由此掀起了一場綠色革命的浪潮。

綠色革命幾乎可以包括一切農業方面的技術革命內容，這場革命是1959年從菲律賓水稻革命開始，隨后擴展到印度，墨西哥，緬甸等國的運動，從種子、化肥到技術，從有效的管理到定時、定量地供水供肥，這場運動幾乎涉及到農業生產的一切方面，其效果是使產量倍增。從一個時期來看，綠色革命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世界范圍內又掀起了第二次綠色革命浪潮。這次浪潮使很多學者也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們也認為，技術進步在農業部門取得成效并貢獻出相當利潤是可能的，因而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講，政府應集中解決農業與就業兩方面的問題來推動發展。

實際上，發展農業的緊迫性往往是以另一種形式引起人們關注的，那就是世界上很多地區，尤其是熱帶非洲每年尚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餓死，在那里，吃飯成為最重要的生存權利。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同期的世界糧食市場上糧食過剩卻成為了一個大問題。所以，根本的問題是饑民缺乏足夠的購買力，這再次顯示出發展本身的重要性。

三，對政治發展和政治穩定的關注

無論采取何種發展戰略，都必須由國家來執行。問題是二戰后在若干第三世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并不支持那些認為只要獲得獨立，就可以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順利轉變的觀點。從50年代到60年代，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似乎都確立了以集體暴行，軍事政變與社會分裂為特征的政治模式，發展的主題似乎已被挫折和失敗所取代。面對此種現實，學者們不得不承認，以前對第三世界發展的樂觀主義預測是蒼白無力的，第三世界的發展過程遠比發達國家復雜。一個以前在發展研究中被人忽視的問題重新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那就是無論采取何種發展戰略，都離不開一個強有力的執行機構，因此對國家政權的研究成為了發展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學家的成果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

實際上，當經濟學家在經濟領域關注發展問題的同時，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在各自的領域關注同一問題，并綜合各門學科的成果提出了現代化的概念，而發展則可視為現代化的一種手段。以阿爾蒙得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學家，首先注意到了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經濟與文化的變化涉及到全國，而政治變化的過程卻完全被城市的精英所控制，結果是鄉村依然保持著原有的政治結構。社會各個層面不平衡發展所產生的矛盾使政治機構不能有效地反映整個社會的變化，勢必誘發政治動亂。

安德林則指出，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群眾政治信仰的變化，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例子都證明，凡未能及時滿足群眾期望的政府都極易垮臺。維基·蘭德爾與羅賓·西奧博爾德進一步分析了政治在新形勢下的涵義，他們指出，如果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理解資源這個詞的含義，政治可被視為人類分配稀缺資源的一種方式。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處于世界著名的貧困地區，在這些地區，人類為維持自身生存的一切必需品幾乎都成為了稀缺資源，這就迫使社會把一切都納入了政治的軌道。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政府如不能盡快發展生產，改變貧困的局面，要想搞好分配，滿足群眾的期望幾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一個以前為人所忽視的問題被提上了發展研究的日程：即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而政治發展又需要經濟提供一個富裕的基礎。既然實踐證明兩者不能同步進行，那么誰更應處于優先的位置？由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獨立后都未建立起穩定的政權，政局的不穩定往往導致官員的短期行為，在此情況下要政府對本國的經濟發展有所作為，顯然是十分困難的。所以，政局穩定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政治學家也不得不放棄了以往以政治民主化為導向的政治發展模式，提出了政治腐敗，現代化崩潰等新的概念，認為在這些國家中，各種社會力量赤裸裸地相互對抗，社會缺乏基本的共識，也就缺乏經濟發展最起碼的條件。亨廷頓是這派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在第三世界的發展初期，公共秩序的破壞將代替社會穩定和政治民主化。這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加劇，人民對發展的期望落空所造成的。人民的失望轉變為不斷要求政治參與的壓力，而第三世界的政治機構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移植形式，都太脆弱以致無法吸收或承受此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政治腐敗和混亂。因此在所謂的政治發展之前，必須首先保持政治穩定。實現政治穩定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建立堅強的政治組織，所有較為成功的第三世界國家，莫不是把政治目標放在首位，經濟目標放在第二位或是第三位而獲得成功的。亨廷頓還指出，政治常常并非社會經濟變化的被動結果，而是此種變化的決定因素。由此的結論是，不發達狀態最主要是缺乏政治秩序的結果。

由于這派學者強調政府在發展中的作用，學術界通常稱之為強大政府學派，其宗旨為把穩定的政治秩序放在首位，因此建立一個強大而有效率的政府應成為發展中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發展研究在社會、政治和其他一些相關領域的進展，無疑擴大和深化了人們對發展的認識，那就是發展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的總體變化過程，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同時，它也使發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層次上發展。但是，強大政府學派雖然提出了問題，卻并未解決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一個基本的難題：政府要強大穩定，就必須有足夠的物力財力來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和相應的軍事力量；因此，如果經濟虛弱，政府也就不可能強大，而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又是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這樣就陷入了一個無法擺脫的怪圈。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局勢動蕩不安，本質上是這種兩難困境的反映。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強大政府學派雖然提出了問題，卻并未解決這一問題。

四，結構主義與依附論

針對強大政府學派的弱點，一些學者認為應該考察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與國際經濟背景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歷史特征。他們從西方的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示，認為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無論英國還是荷蘭，國家政權都不十分強大。因此，必須另辟蹊蹺，才能在發展理論上有所突破，在發展研究中具有廣泛影響的依附論，就產生于這種背景下。這批學者主要以拉丁美洲為研究對象，首次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開始站在第三世界的角度考慮發展問題。

他們認為不發達狀態是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在惡劣的貿易條件下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不發達是一種結構性問題，是世界經濟不合理的結構所造成的。他們從馬克思，尤其是列寧關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論述中得到了如下的啟示：資本具有創造世界市場的傾向，由此形成的世界市場，各國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強處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亞非拉國家則處于邊緣的被剝削的地位。西方的發達是西方列強暴力分配世界市場諸價值的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奪不發達地區剩余價值的產物。只有中心國家才能在世界貿易中獲利，而邊緣國家卻吃盡了苦頭。依附論的理論先驅者巴蘭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潛在的經濟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國依靠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的障礙。然而，第三世界的剩余產品都被發達國家侵占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經濟停滯，技術原始和社會落后的狀態。

弗蘭克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提出了"依附"的概念。他認為這種依附現象是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和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生產的專業化分工，主要為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需要而生產，從而使自己依附于發達國家。第三世界的上層領導人加入了這種依附體系，他們不去創造本民族的獨立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甘愿充當買辦。他們的生活方式依賴于中心地區經濟上層的活動，并幫助中心的統治階級將自己國家的剩余產品轉移到國外，因而世界上存在著一條依附的鏈條，"由中心城市和衛星地區組成的整個鏈條，從資本主義世界的大都會，延伸到衛星國的農場主或農村的商人，這些人既是當地商業中心的衛星，又有自己的衛星，那就是農民。"

沃勒斯坦沿著另一條思路繼續發展了依附論，他認為弗蘭克的局限在于仍將不發達現象作個案分析，而只有把低度發展現象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性節律和長期趨勢聯系起來才能真正理解低度發展現象。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就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圖它就要繼續生產，直至擴張到利潤的邊際為止。所以，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世界經濟而非民族國家的現象。沃勒斯坦由此構筑了他的世界體系論。與弗蘭克一樣，他的世界體系是由邊緣的剩余價值流向核心構成的，但與弗蘭克的區別在于，他不僅用國際勞動分工和技術領先來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能占有第三世界的剩余價值，而且考慮到了政治的因素，即政治力量的不對等強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經濟能夠發展出強大的國家機器，而邊緣經濟只能產生弱小的政權，這意味著它們無力控制與國際經濟相聯系的條件，其從屬的經濟地位由此變得更加確定。沃勒斯坦認為，邊緣地區的頭面人物即買辦，是核心地區侵占第三世界剩余價值的幫兇，所以，當今世界只有一個經濟體系，在形式上被確定為資本主義。這個世界體系的基本現實就是邊緣地區對核心地區的階級斗爭，第三世界只有砸碎國際間不平等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脫鉤才有可能健康發展。

無論依附論有多么偏頗，它卻是在發展研究中首次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來研究發展問題的理論。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呼聲，即我們之所以窮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剝削，是國際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構成了我們發展的障礙。反映在一國的政策上，則是進口替代政策更容易獲得人心。甚至可以這樣認為，依附論給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固然可以緩和國際收支矛盾，減少對進口商品的依賴，并減少被國際資本剝削的可能性，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易于形成一種封閉型的低效率的經濟。從長遠的觀點看，這種國策不利于第三世界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無法與國際經濟發展的趨勢接軌，勢必進一步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這個意義上，依附論雖然深刻地闡述了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不公正性，在發展戰略上產生的負面效應似乎更大一些。

五，開放式經濟發展與新古典主義的復興

從50年代到60年代，不僅拉美，很多亞非國家也奉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這倒并不是依附論的影響，而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將其看作是工業現代化的一條捷徑。而后發展國家在初始階段往往也只能奉行這樣的政策，事實上19世紀歐洲多數國家都是沿著這條道路開始工業革命的。但在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進口替代政策的弊端越來越明顯，人們逐漸認識到一國的資本積累和發展是不可能與國際經濟的聯系分開的，新古典主義在此情況下再次得到了復興。

新古典主義因其堅持要恢復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的基本原則而得名，它的要點是批判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強調開放式的經濟發展和與國際經濟的接軌。隨著這股思潮的興起，新古典主義和與之相適應的開放式經濟發展成為80年展理論的主流。

新古典主義對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維納，哈伯勒，鮑爾等人認為進口替代的主要問題在于，它干預了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出口初級產品并以種植經濟為主；其次，替代進口工業的回報率相當低，甚至常常虧損，因此應鼓勵出口以便有足夠的外匯購買必須進口的機器、原料乃至食品。而科登早在1971年就認為，對幼稚工業的保護只有臨時性的才有意義，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還存在一些扭曲的要素市場，臨時性的保護是有必要的，即便如此，保護也不是一種很好的選擇，更好的辦法是用稅收和補助政策來糾正要素市場對資源的扭曲。

新古典主義對進口替代政策的批判清楚地反映了他們的總體觀念，即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依靠價格機制在競爭市場中的作用，而不是依靠行政控制和計劃去獲取最有效和最大限度的增長。

新古典主義的理論主要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為出發點，并直接得益于赫克歇爾－俄林的理論。赫克歇爾和俄林在本世紀初綜合了生產、資本與勞動諸種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假設。他們認為，各國生產商品的機制不同，但都是適合該國的國情的。不同的產品需要不同的要素密集，而國際間的要素流動是不存在的，所以擁有不同要素密集的國家應該生產適合自己生產的產品。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在于不同國家存在著商品價格的差異，價格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生產的成本不同，生產成本的不同又在于不同國家生產要素的差異，而要素價格的差異又在于不同國家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可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發生的主要原因。輸入要素貧乏的產品，輸出要素豐裕的產品對雙方都有利。國際貿易還能使原來靜止的要素和產品在國際間轉移，導致產品價格的逐漸持平，進而消除生產要素價格的差異。新古典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從發展的觀點看，所有的國家都從市場和貿易中得到了好處，一國總是出口本國要素豐裕的產品而進口要素貧乏的產品，因而，在國際貿易中，相關的要素價格是趨向于均等的。也就是說，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當它大量出口這種資源密集型的產品時，可以將其價格逐漸提高到資源稀少的國家相同的價位上。其暗示是，第三世界國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通過自由貿易最終可以提高本國勞動力的收入，使工人分享到國際貿易的好處。

這種國際貿易理論為新古典主義的開放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要素價格趨向于均等的論點表明，勞力豐富的國家可以通過出口貿易來提高真實工資，減少資本費用，并最終使人民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果實。具體地說，發展中國家應該生產勞力密集型產品，并以開放式的發展戰略取代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

這種開放式發展的樂觀主義也遭到了各種非難。萊昂裼夫早在1947年就對美國的出口進行過研究，結果發現美國出口的不是資本密集型產品而是大量的農產品和輕工產品，進口的反而是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與新古典主義的說法完全相悖。其次，發展中國家的要素市場未必如預料的那樣完備，各種要素未必能在國內自由流動。其三是根本未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問題，而事實證明，隨著資本的積累和技術的進步，失業將是發展中國家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其四，50－60年代的國際貿易條件對發展中國家并不有利而是十分苛刻。

為彌補新古典主義的上述缺陷，一些學者們所作出的努力是試圖把赫克歇爾－俄林的貿易理論與新古典主義的增長理論聯系起來，其代表人物是科登。他在1971年闡述了貿易對增長率的影響，并歸結為以下幾點：1，沖擊效應，穩定的不斷增長的現金收入對人們的沖擊；2，資本積累效應，一部分現金被用于重新投資，而不斷增長的投資又推動了永久性的收入增長；3，替代效應，資本貨物本是需要進口的，貿易可導致其相對價格的下降并可將節余的資金用于消費品生產；4，收入分配效應，有利于大量生產出口產品的生產要素，假如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儲蓄偏好會增強并導致資本積累率的提高；5，要素加權效應，假如產品增長是一個資本勞力供給的加權平均數，假如出口使用的是一種快速增長的要素，那么增長的出口對于增長和收入都會具有增殖效應。

科登在此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階段性比較優勢"的觀點，即隨著一國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和真實工資的提高，比較優勢將發生變化，這就迫使它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和高技術產品。一批發展中國家轉向之后，將會有另一批發展中國家來填補其空白，這樣的過程如果持續下去，所有的國家都會受益，這對于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會使其陷入發達國家控制的市場需求陷井之中的依附論理論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在70年代早期出現的項目評估及微觀計劃方法學的發展可視為新古典主義的開放式經濟理論的又一種延伸。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各種不穩定性和危險性使得政策制訂者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怎樣分配稀缺的投資資源，他們只能對市場的無能作出實用主義的反映。實際上，在發展中國家，社會支出及其利潤可能與私人支出及其利潤嚴重脫節，所以，從70年代開始，第三世界的政府和投資機構都開始廣泛使用社會成本收益的觀點來評價投資項目。這一學術觀點的出現適時地滿足了形勢的需要，而李托和米勒斯1968年出版的《工業分析便覽》則是這派觀點的代表之作。

項目評估技術的特點一是用純現實價值標準來作出投資決策，它完全以新古典主義的假說為依據，該假說認為經濟部門占有了全部信息，市場功能健全，在項目中不存在治外法權或相互依賴性，經濟聯系未遭扭曲。其二則是主張用國際價格作為貿易貨物的影子價格，對小國而言，它進口時使用離岸價格而出口時只能使用到岸價格，與此相反的是，大國用進口的邊際成本用于進口，用出口的邊際成本用于出口，這樣就使弱國在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把國際市場價格作為貿易商品的影子價格就意味著向第三世界國家開放了一系列機會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貿易的實際條款。

這類觀點可以說是沿著實用主義的方向發展了新古典主義，其缺陷在于它忽視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它們的國內問題，并把決定國際貿易的條件看得過于簡單。

盡管如此，這些看法還是促進了發展經濟學中成本收益觀點的發展，并推動學者們把這些方法應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整個經濟狀況。這使得原來集中于私人微觀層次上的項目分析范圍擴大到了發展中國家廣泛的公共領域和福利領域，其特點是集中于計劃，所以它實際上是要求比現有的發展中國家的"計劃"集中使用更多的資源和人力。不過，社會成本收益的方法雖然對評估社會各部分的資源分配有用，對其投資決策依然無能為力，盡管如此，它還是構成了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決策的主要依據。而在宏觀的層次上，新古典主義的貿易與增長理論的實際價值則依賴于人們如何評價自由貿易這一古老的命題。

賴爾對于上述觀點持不以為然的態度，他認為發展經濟學的建議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幼稚的，凡按此行事的國家都沒有前途，而南韓和臺灣不照此行事反而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因而，他認為應該重視市場的作用，很多國家市場的失敗并非市場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政府的干預－政府的干預和無能使事情變得更糟。他的觀點當然也觸及到某些問題的實質，但他卻忽視了市場是需要政府來保護的，更何況"重視市場"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在發展戰略中要屏除政府的行為，顯然是不現實的。

六，發展思維的新趨勢

與新古典主義同時興起的還有被西方學術界稱之為改良主義的發展理論。這派學者關注的是三個領域：就業；農業與農村發展；以及隨著增長而出現的不平等，貧窮和再分配的問題。從60年代開始，隨著發展中國家檔案資料的的改善，很多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現狀開始了經驗研究，庫茨涅茨與一批學者首先發現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還要不平等；另一些人則關注二元主義在發展中國家是否消失，結果他們發現情況變得更糟，由于在科技方面存在的國際二元主義，由于發展中國家的高增長率，造成了就業方面的二元狀態，少部分人的較高工資與絕大多數人在生存邊緣掙扎的狀況同時并存。特倫漢蒙則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問題。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問題遠比預期的嚴重。這些現象迫使他們重新思考發展的意義，正如西爾斯所說，一國的發展包括如下問題：該國的貧窮，失業與不平等發生了什么變化？如果這些問題變得不那么嚴重了，我們可以說該國確實處于一個發展時期；如果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盡管人均國民收入增加，將這種結果稱之為發展仍然是奇怪的。

他們隨之提出了基本需要的發展戰略，并要求改變單純用人均國民收入來衡量發展的標準。發展必須在教育、農業、人口控制和政府改革方面都取得進展，使社會具有更大限度的平等。換言之，發展并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獲得了發達國家環境主義者及工業化批評者們的支持，他們認為拼命的工業發展在加速耗盡地球的資源，污染環境，使人類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加惡劣。這些學者的觀點集中體現在著名的羅馬俱樂部1971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一書中，他們要求從單純的經濟增長過度到全球的均衡，"全球均衡狀態的最基本的定義是人口和資本的基本穩定，傾向于增加或減少它們的力量也處于認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即所謂的零增長戰略或極限增長論，其看法是，受資源與其他一些條件的限制，經濟的繼續增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然而，如此一來，發展中國家就會永遠停留在"不發達階段"，永遠也不可能擺脫貧窮落后的命運了。由于此種缺陷，改良主義的觀點在發展實踐中沒有多少市場，但它卻使人們再一次認真思考發展的最終意義并使發展中國家在制訂發展政策時，更多地考慮綜合發展的問題。

雖然發展理論仍處于發展之中，但由于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學者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其總的趨勢與初期相比已發生了如下變化：1，由單純的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衡量標準改變為以社會的總體發展為標準，尤其是關注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不平等現象的減少；2，由以西方為出發點來研究發展轉到以第三世界為出發點，進而以全球為出發點；3，由單純的工業化到考慮人類的環境、資源利用等問題；4，由封閉式的發展戰略轉變為開放式的發展戰略，由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轉變為全球的發展戰略。也許，最重要的是，發展已經成為一種理想，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對第三世界廣大人民來說尤其如此，發展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實現自己美好愿望的手段。至于發展研究本身，正如托尼所說，其核心是"一種知識分子試圖發現世界范圍內存在的不平等和貧窮的根源的愿望"。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發展研究主要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學術努力。這種學術努力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所接受，并不屬于學術討論的范疇。不過我們從上面的分析已經知道，發展理論與發展戰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發展理論是一種理想，而發展戰略則是實現這種理想的手段。知識分子的學術努力在多大的程度上影響歷史的發展，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但無論如何，這種學術努力的價值是不應忽視的。當我國終于跨入了發展的康莊大道時，回顧和了解他人的經驗和成果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