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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代的基本特征，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如果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那么，沒有對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特征的正確認識，就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也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后來是這樣總結的：“列寧曾經說過。革命首先從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突破。十月革命時的俄國是這樣的薄弱環節，十月革命后的中國也是這樣的薄弱環節。俄國和中國的共同點是：都有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都有大量的農民群眾，都是大國。”那里成了“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其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斗爭，列寧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說這是革命的間接后備軍。中國革命也吃這一碗飯。”“十月革命的勝利能夠鞏固下來，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多。當時有十四個國家出兵干涉，但是每個國家派的兵都不多。”“印度沒有突破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取得革命勝利，主要是因為印度共產黨起先站在尼赫魯的對面，不積極參加他們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去奪取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在印度獨立以后，他們卻跟在尼赫魯的后面走，沒有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印度和中國還有一個區別，印度是英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由英國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而中國，則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這些帝國主義造成了中國長期不統一的、分割的局面。”（《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下），第839-842頁）在這里談的，便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發生與成功的歷史條件，這些歷史條件構成了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征，后者的揭示是與列寧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在井岡山回答“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時，依據和運用的正是列寧揭示的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一規律在中國的具體表現。

列寧說：“歷史條件還沒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夠加速的。”（《機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破產》（1916年1月），《列寧全集》第22卷，第101頁）所謂把握時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總和，世界的具體情況，即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進行具體的階級分析。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不只是一個，要找到若干基本矛盾，發現組成每一對基本矛盾的對立雙方的相互聯系，以及這些基本矛盾之間的錯綜關系。所謂構成時代特征的歷史條件，既包括每對世界矛盾中的雙方構成統一體的條件，以及若干對世界基本矛盾組成世界體系的條件，或統稱“歷史條件1”；也包括每對基本矛盾的雙方在統一體中地位相互轉換的條件，以及若干對基本矛盾在世界體系中地位相互轉化的條件，或統稱“歷史條件2”。應該說，歷史條件1已經潛在地隱含著歷史條件2，而這里說的歷史條件2則是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的歷史條件。矛盾的斗爭貫穿于大系統運動的全過程，但因為歷史條件1的存在以及歷史條件2的潛在，而在總體上處于量變階段；又因為歷史條件2的出現而在總體上處于質變階段。從歷史條件1向歷史條件2的過渡，是矛盾斗爭中積累的量變到部分質變的結果。只有大系統矛盾運動的質變階段，才能創造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

對時代特征的認識，主要涉及它“是什么”的問題；由此引出的革命戰略與策略的制訂和實行，主要涉及“怎么辦”即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列寧認為：“這里談的是歷史上的大時代，無論過去或將來，每個時代都有個別的、局部的、時而前進時而后退的運動，都有脫離一般運動和運動的一般速度的各種傾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時代的某些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么快，有多么順利。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只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歷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為根據來估計這國或那國的更詳細的特點。”（《打著別人的旗幟》（1915年2月以后）。《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3-124頁）“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大強國集團的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而這種政治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各種關系的總和所產生和培植的。但是這個時代又必然要產生和培植反對民族壓迫的政治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會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爭的匯合等等。”（《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選集》第2卷第874頁）

對于列寧主義來說，事情本來是一清二楚的。所謂時代的主題，就是由這一時代的諸個世界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而集中表現出來的主要矛盾。時代的主題解決了，時代的性質也就改變了。說到矛盾，它必然是統一體中兩個對立面不平衡的矛盾運動。對于帝國主義時代來說，東方被壓迫民族從西方壓迫民族的世界統治下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統治下爭取階級解放的斗爭，就是這個時代的主題。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矛盾的焦點進一步由西向東轉移，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成為時代主題的中心內容。其中，東方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又是東方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歷史條件。于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成為帝國主義時代列寧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的最重要的戰略方針。

就中心內容而言，西方的民族壓迫和東方的民族解放，構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主題。就這一中心內容矛盾斗爭的形式而言，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條件下，會以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方式交替展開。斗爭方式的這種交替變化，并非就是時代主題中心內容的根本轉變。

1871年以前的世界史，上述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就已經出現了。但那時它們還不足以形成時代的特征，還沒有構成時代的主題。正如列寧所分析的：“通常把歷史時代劃分為三個時期：（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這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里多次引用過，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復過，亞·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是這樣運用的。當然，這里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會上所有的界限一樣，是有條件的、活動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我們只是大致地挑出那些特別突出、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作為大的歷史運動的路標。第一個時代是從法國大革命到普法戰爭，這是資產階級上升的時代，是它的全盛時代。這是資產階級上升的階段，一般說，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時代，特別是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時代，是迅速摧毀過時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時代。第二個時代是資產階級絕對統治和衰落的時代，是從進步的資產階級變成反動的和最反動的金融資本的時代。這是新的階級即現代民主派準備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時代。第三個時代才剛剛開始，在這個時代里，資產階級處于第一個時代的封建主所處的‘地位’。……第三個時代的國際沖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個時代一樣，但是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客觀的歷史環境完全不同了。上升的爭取民族解放的資本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已經被極反動的、垂死的、過時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金融資本反對新生力量的斗爭所代替。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在第一個時代是擺脫封建制度的人類生產力發展的支柱，而到了現在第三個時代，則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資產階級從上升的先進的階級變成了腐朽的、沒落的、潰爛的、反動的階級。正在上升的階級（在廣大的歷史范圍內）完全是另一個階級了。”（《打著別人的旗幟》（1915年2月以后），《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4-125、127頁）

既然對時代特征的認識在理論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制高點地位，從根本上規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戰略方向，那么，在對時代特征的判斷上一再出現重大的分歧與爭論，就毫不奇怪了。第一次大爭論發生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的轉變之后，伯恩斯坦提出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考茨基要開創一個“超帝國主義”的“新紀元”。中蘇十年論戰是第二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是赫魯曉夫癡迷的“新世界”。冷戰結束后，圍繞著是否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是否繼續存在著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展開了第三次大爭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思潮，在它們歪曲時代特征的時候，總是:1.完全拋棄階級分析的方法；2.完全背離系統的把握世界基本矛盾運動總過程一切方面的唯物辯證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3.因而，它們無法論證幻想中的所謂“新時代”得以實現的客觀歷史條件。換言之，它們都不敢正視前面所說的對歷史條件1-2的分析，都采取了回避歷史與現實的、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

在關于時代性質的第一次大爭論中，列寧批判了考茨基毫無事實根據的幻想：“考茨基拿‘超帝國主義’的新理論來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所理解的這種理論就是：排除‘各國金融資本之間的斗爭’，并由‘國際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制度’來代替（《新時代》雜志，1915年4月30日）。同時他又補充說：‘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根據來斷定資本主義的這個新階段能不能實現。’總之，這個‘新階段’的發明者僅以對這個‘新階段’的假定為根據，卻不敢直接聲明它‘可以實現’，這樣，他就在現時，在已經開始了的危機、戰爭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化的‘階段’上，背棄了他自己的革命聲明，背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和革命策略！難道這不是最可惡的費邊主義嗎？”（《機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破產》（1916年1月），《列寧全集》第22卷，第108頁）下面是我們對時代特征問題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爭論的看法。

當前的中國與世界，都仍處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在帝國主義時代，當前的世界和平在本質上，是美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和平擴張；是聚集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按照它們之間實力對比的大小，對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和平分割；是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國際政治舊秩序剝削和壓迫世界各國人民的和平統治。

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在本質上是金融資本統治世界密網的發展；是相互爭奪而又勾結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各自的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國際聯盟的支持與保護下，為攫取壟斷利潤而對自由貿易與和平競爭的統治與扼殺；是相對生產過剩在世界范圍內的長期蔓延；是世界失業人口急速增長條件下，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加劇；是對全球生態環境平衡的嚴重摧殘。

說穿了，帝國主義時代的上述發展的本質，恰恰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平統治的經濟基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對立（即“南北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它們的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對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這些基本矛盾，不但一個也沒有消滅，而且隨著資本積累在世界范圍內矛盾運動的展開，變得更加尖銳了。其中的“南北矛盾”，又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帝國主義階段在當前的主要矛盾。因此，即使在美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和平統治下，局部戰爭、國內戰爭與社會動蕩此起彼伏，人民的反抗從未平息。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從未停止他們獲取解放的革命和斗爭，受美帝國主義欺侮和干涉的國家也從未放棄它們爭得真正獨立的抗爭。冷戰結束后，美帝國主義決心抓住“一超獨大”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用更加冒險的戰爭政策，重新確保和擴大它的世界霸主長期統治的穩固基礎，并為資本全球積累的困境尋找出路。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出，與過去冷戰期間美蘇兩極相互制衡的態勢比較，現在，世界性戰爭的危險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正如列寧所說：“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動蕩和由帝國主義引起的動蕩的時代。”（《打著別人的旗幟》（1915年2月以后）。見《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4頁。）

中國自改革開發以來的20多年中，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正一步步地被完全納入以美國為霸主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等級軌道中。與此同時，隨著對遺產一次次的掃除，中國社會日益暴露而得不到解決的所謂“深層矛盾”，正在成為世界“南北矛盾”的縮影。而且，隨著世界市場相對和絕對的縮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貪婪與掠奪，將使后者成為世界諸基本矛盾集中的焦點地區。不了解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征，或對其認識有較大的盲目性，甚至至今沉迷在幻覺中，而同時卻想把握和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問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樣。正如列寧所說：“只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為根據來估計這國或那國的更詳細的特點。”（《打著別人的旗幟》（1915年2月以后）。《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3-124頁。）“各種根本問題只能從帝國主義存在的觀點來考察。沒有一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可以不顧這種趨向而解決。”（《關于黨綱的報告》（1919年3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775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帝國主義時代，處于被統治地位的世界各國勞動人民，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或持久的和平與發展。他們要求和平與發展的真誠愿望能否實現，取決于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結構性質及其內部沖突矛盾運動的發展趨勢，取決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取決于階級斗爭的結果。一方面，被壓迫的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對和平與發展的美好憧憬，歷來是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動力；而且，只有在不屈不撓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通過他們自己的聯合與組織，通過不斷提高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意識，在打破了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鏈條的薄弱環節之后，這些愿望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及其幫辦，當他們覺察到人民解放斗爭正在發動與興起時，尤其變本加厲地使用鎮壓與欺騙的兩面政策，從阻止被壓迫人民的階級組織和階級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入手，全力破壞和瓦解本國和世界勞動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進步運動和革命運動。因此，人們應當警惕，不要被某些關于“和平與發展”的美好祝愿與祈禱所迷惑，看不到這些廉價的漂亮辭藻掩蓋下可能發生的完全相反的所作所為。判斷某一個人、團體或政黨究竟是否站在被壓迫人民一邊、究竟在充當哪個階級之斗爭工具的標準和依據，不是他們口頭上似是而非的這個或那個宣言，而是他們的實際行動——要看他們真是在從事反對帝國主義并支援世界人民反帝斗爭的社會實踐，還是在為美國統治下的國際經濟和政治舊秩序奔走和效勞。

親自主持和制定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以下簡稱文獻），對于帝國主義時代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做出了許多至今仍有巨大現實意義的深刻分析。關于當代的和平問題，文獻指出：“很可惜，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些人盡管談論自己怎樣愛好和平，怎樣憎惡戰爭，卻不愿意稍微領會一下列寧關于戰爭問題所說的簡單明白的真理。列寧說：‘我覺得，在戰爭問題上，人們常常忘記和注意不夠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說是空洞無謂的爭論的，主要是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這個戰爭具有什么樣的階級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階級進行的，它是由什么樣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經濟條件造成的。’（《戰爭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4卷，第367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任何戰爭都是同產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爭分不開的。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為世界全部階級斗爭歷史所證實的科學論點，就永遠不可能理解戰爭的問題，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和平，有各種各樣的戰爭。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弄清楚是什么樣的和平，是什么樣的戰爭。把正義戰爭同非正義戰爭不加區別地混為一談，一律加以反對，這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點，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散布帝國主義會自動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軍來取消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那就是蓄意欺騙世界人民，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為了克服現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思想混亂，我們認為很有必要恢復被現代修正主義者所拋棄的列寧的論點，以利于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以利于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防止新的世界戰爭，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現在的問題是，爭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國人民爭得來的，而不能是向帝國主義乞求得來的。只有依靠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發展，依靠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斗爭，依靠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依靠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斗爭，才能有力地保衛世界和平。列寧主義的政策正是這樣。與此相反的政策，絕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長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戰爭的危險性。”

關于和平共處政策問題，文獻指出：“列寧關于和平共處的原則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處是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關系，不能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關系方面，……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這是一回事。和平共處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觸動共處國家的社會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國的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另一回事。這些斗爭，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爭。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任何一個國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只能經過本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行等方面存在著斗爭，而絕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這樣的和那樣的談判，是必要的。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正確政策和各國人民群眾的壓力，通過談判達成某些協議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某些必要的妥協，并不要求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隨之也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實行妥協。在任何時候，誰都不能拿和平共處的名義，來要求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放棄自己的革命斗爭。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有利于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有利于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勢力。但是，如果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局限于和平共處，那就不能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能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關系。因此，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在我們看來，應當包括下列內容，即：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這三項內容，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關于發展問題，文獻指出：“一系列新獲得政治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仍然面臨著鞏固政治獨立、肅清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動派、實行和其他社會改革、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的艱巨任務。對這些國家來說，警惕和反對老殖民主義者采用新殖民主義政策來保持它們的利益，特別是警惕和反對美國的新殖民主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進一步揭露：“老修正主義是跟著老殖民主義的調子歌唱，赫魯曉夫是跟著新殖民主義的調子歌唱。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好漢們，曾經是帝國主義的老的殖民統治的辯護士。他們公然說：殖民統治是進步的，它給殖民地‘帶來了高度的文明’，‘發展了生產力’。他們甚至說，取消殖民地‘意味著回到野蠻狀態’。在這一點上，赫魯曉夫同老修正主義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罵老殖民主義制度的。赫魯曉夫為什么有這么大的膽量呢？原來帝國主義的腔調已經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雙重打擊下，帝國主義被迫認識到‘如果西方國家企圖維持殖民主義的現狀，必然招來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敗’。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個‘膿瘡’，會使國家的生命失去經濟上和道義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變方式，實行新殖民主義。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赫魯曉夫就同新殖民主義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揚‘殖民主義消失論’，掩飾新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勸導被壓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義。他十分賣力地宣揚被壓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國主義實行所謂‘和平共處’，就會使‘民族經濟迅速發展’，‘生產力增長’，被壓迫國家的‘國內市場會無比地擴大’，‘能夠撥出更多的為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所需要的原料，各種產品和商品’。同時，還可以‘大大提高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帝國主義時代，新老修正主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用“超階級”、“超帝國主義”的關于“和平、發展、合作、穩定”的空洞抽象，抹殺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這一時代的中心劃分，取消民族壓迫和民族解放這個必須解決的、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掩蓋帝國主義本質的存在。文獻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嚴重地打擊著和削弱著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是當代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約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因此，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絕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的全局性的問題。現在有人竟然否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的偉大國際意義，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膚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圖抹煞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的界限，力圖壓制這些地區人民的革命斗爭，實際上是要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為帝國主義在這些地區維持統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義政策制造新‘理論’。”“現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隊伍中，有人竟然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采取消極、鄙視和否定的態度，那在實際上就是保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使自己墮落成為社會人。對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采取什么態度，是區別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標志，也是區別誰是真正保衛世界和平、誰是助長侵略勢力和戰爭勢力的重要標志。”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繼續揭露說：“當代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反帝愛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反帝愛國的開明人士，結成一條廣泛的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這條統一戰線，正在不斷鞏固和壯大。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種一邊，還是站在有色人種一邊的問題，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這一邊，還是站在一小撮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那一邊的問題。”“列寧說過，‘在社會的綱領中，中心問題應該是把民族區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區分構成帝國主義的本質，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卻虛偽地避而不談。’（《列寧全集》第21卷，第388頁。）現在蘇共領導誣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爭中的團結，是什么‘以地理和種族原則為基礎’的團結，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的地位。”“赫魯曉夫也沒有忘記從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武庫中，去搜集那些破爛不堪的武器。例如：老修正主義反對民族解放戰爭，主張民族問題‘只能通過國際協商的辦法解決’，‘和平的方式邁進’。赫魯曉夫在這一方面，更是繼承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的衣缽，主張‘平靜地埋葬殖民主義制度’。老修正主義者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誹謗‘布爾什維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好戰的社會主義’，誹謗‘共產國際幻想憑借百戰百勝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實現工人的解放，認為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須進行新的世界戰爭’，并且造謠說，這種局面，‘產生了新的世界戰爭的極大危險’。赫魯曉夫今天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使用的語言，正是當年老修正主義者誹謗布爾什維克使用的那些語言。人們很難找到二者之間的區別。應當說，赫魯曉夫在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效勞方面，比老修正主義在為帝國主義老殖民主義效勞方面，做得并沒有絲毫遜色。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國際工人運動分裂為兩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機會主義派。革命派站在被壓迫民族這一邊，反對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同革命派相反，機會主義派依靠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殘羹剩飯，喂肥了自己。他們站在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一邊，反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革命。列寧指出的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的分野，現在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出現了，而且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出現了。歷史經驗證明，民族解放運動要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同革命的工人運動結成鞏固的同盟，也必須同那些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效勞的修正主義派劃清界限，堅決肅清他們的影響。”“修正主義者是混在國際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帝國主義的人。列寧說：‘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密切聯系起來，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列寧全集》第22卷，第295頁。）那么，今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斗爭，不能不同反對新殖民主義辯護士的斗爭密切聯系起來。”

文獻一針見血地指出：“把各國人民的命運，人類的命運，寄托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和斗爭上面，寄托在各國人民的聯合和斗爭上面，這是現實的、正確的道路。相反的，不分敵我友，把各國人民的命運，人類的命運，寄托在同美帝國主義的合作上面，這是要把人們引入迷途。幾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幻想的破產。”

人民創造歷史的推動作用，不是僅憑人民主觀愿望的美好想象而實現的，而是由他們在改造世界的社會歷史實踐中，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統一結果表現出來的。在人民改造世界的三大革命運動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因為它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數千年的人類歷史，勞動人民關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傳宗接代連綿不絕，難道我們能以此作為判斷每個歷史時代基本特征的標準和依據嗎？在階級社會中，勞動人民不就是因為要實現自己的這些美好愿望，而始終遭到統治階級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奪和文化愚弄嗎？建立在剝削與被剝削的對抗性社會生產關系基礎上的對抗性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能產生出為兩大階級乃至全社會共享的、關于“和平與發展”的同一理解和共同愿望嗎？在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至在高踞霸主地位的美國政府、美國的國際壟斷集團和受它們控制或擠壓的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其國際壟斷集團之間，真的存在著關于“和平與發展”的共同理解和持久愿望，以至可以把它們作為判定時代特征的依據嗎？請問，持久地產生這類超階級和超帝國主義的、關于“和平與發展”共同愿望的社會經濟基礎究竟在哪里？再請問，既然關于時代特征的“新發現”是在蘇東劇變、中國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在鄧小平去世之后才提出來的，那么在這歷史的一瞬間突然改變對時代特征判斷的依據又是什么？

人們看到，把帝國主義時代歪曲和顛倒為所謂“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對于這一歷史的荒謬，連其信徒中至今也無人能提供任何基于階級分析的嚴肅論證。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既抽去它們的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又單以人民的主觀愿望如何如何，作為判斷時代基本特征的依據，這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不僅如此，在一切階級社會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把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人民的主觀愿望，與獨占生產資料的社會主體和獨占政府權力的國家主體——統治階級的主觀愿望，混為一談，進而以虛構的所謂“人民、社會、國家和世界”對抽象的、超階級內容的“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同一”主觀愿望為依據，來判斷時代的基本特征，則更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馬克思早就告誡人們：“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恩選集》第二卷第83頁）

帝國主義問題是當代最重要的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列寧）。用幻想和欺騙回避或掩蓋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最深刻的矛盾，“用歌頌和平的靡靡之音來安慰怨氣沖天的群眾”，就是在“為帝國主義效勞”（列寧）。在用核牙齒全副武裝起來的美帝國主義面前，或一相情愿地“稱兄道弟”，或合起兩掌阿彌陀佛，同時任憑崇美、媚美、親美、飾美的社會輿論四處泛濫，將國格黨魂視如敝屣，這些拙劣的表演都只會自我暴露“辭令外交”的色厲內荏，助長侵略者得寸進尺的反動氣焰，縱容和鼓勵侵略者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快癱瘓和肢解中國的步伐，直至繳械投降、國破人亡，重蹈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的覆車之轍，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當前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賊喊捉賊”式的“冷戰思維”。它們忘記了最起碼的歷史常識：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都是帝國主義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即先有發展到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它激化了世界的各種基本矛盾，爆發了帝國主義戰爭，然后才誕生了東方的不發達社會主義。它們不敢面對當前最基本的世界格局現實：社會主義在東方遭到的嚴重挫折，不但不可能取消帝國主義的存在，反而促使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擴大和鞏固它們在全球的統治。在它們的幻覺中，西方一度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連同帝國主義的存在，仿佛都是冷戰的“產物”；現在冷戰結束了，帝國主義也“應當”壽終就寢了。所以，一看到西方居然還有人在堅持壓迫世界各族人民的帝國主義政策，東方一些自以為已經“改弦更張”的人士們，動輒就大驚小怪地指責對方，是“還在堅持過時的冷戰思維”的怪物。其實，幻想用“冷戰思維”掩飾和取消帝國主義本質的，恰恰是他們自己。冷戰時期，美帝國主義以“遏制共產主義”為煙幕，向第三世界擴張它的侵略勢力，加緊對第二世界的控制，掩蓋它對本國人民的壓迫。現在，美帝國主義又以“反恐怖主義”為煙幕，變本加厲地干著同樣的勾當，直至做出了先發制人地對無核國家和中國發動核打擊的實戰準備。從“反共”到“反恐怖”，改變的只是形式和旗號，帝國主義的實質哪有一絲一毫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跡象。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當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的時候，制訂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就批判了這類錯誤的觀點：“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向來認為，這些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社會制度的矛盾，這種矛盾毫無疑問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把世界范圍內的矛盾，簡單地看成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世界力量對比變化了，變得越來越有利于社會主義，越來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盡管這樣，以上的這些矛盾還是客觀地存在著。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爭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人們既不能抹煞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個矛盾，也不能主觀地用其中的一個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國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國人民的革命才能解決這些矛盾。”“在當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問題上，以下的錯誤觀點應當受到批判：1，抹煞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的階級內容，沒有把這種矛盾看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同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矛盾。2，只承認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而忽視或者低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爭。3，認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不需要經過本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就可以解決；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不需要經過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決。4，否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矛盾的發展必然要引起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緊張斗爭的新局面，認為經過‘各大壟斷資本之間達成國際協定’，就能夠調和甚至消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5，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世界體系的矛盾會在‘經濟競賽’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會隨著兩個體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現什么‘沒有戰爭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顯然，這些錯誤觀點都必然會引出錯誤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事業遭到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和損失。”

短短的一生中，在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條件下，用進步的革命戰爭反對退步的反革命戰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三大回合斗爭的重大勝利。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上都是罕見的。這樣豐富和成功的實踐經驗，給當代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今天面對如此橫行霸道的美帝國主義，中國與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深切地懷念，要求對他的反帝民族解放戰爭的理論予以新的認識和總結。（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