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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欲了解些時的舊事，無有先不知道《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按理說，學，還能算門學問的話，一來涉獵極廣，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等體式難以窮盡；二來可大可小，國家時政身邊瑣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須知畫地為牢，無異自戕。反而觀之，民間也好，官方也罷，充其量刻畫的是萬千的某一視角。稍舉一例，中共九大報告，如今雖不入流，名曰大錯特錯，想當初卻也是中央頭號紅頭文件，輕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報告是由一群既得利益者拼湊而成，享有當時的“政治正確性”，也更具于那段歷史的獨特親和力。故要考察的發生及其諸條件，徑直從九大文件入手，不失為一捷徑。

一、概念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在第一節開宗明義的宣稱：所謂的“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1]何為革命？“革命”這個詞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有過很不一致的解釋，狹義的革命與改良對立，通常夾帶有“暴力”、“激進”等修飾詞，如果從廣義的角度去理解，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指改變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特別是基本生產關系的變革行動，當然這是從革命所造就的社會結果加以論說的，也即只要達到改變“生產關系”這么個結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樣化。

有人認為，東歐蘇聯巨變基本上是沒廢槍彈，不過和平的“轉軌”而已。其實東歐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所有制結構，又何嘗不是一場廣義的革命？國外早就有人形容這場巨變為“天鵝絨革命”，我們有的研究者卻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別革命論”來，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可告別的么？“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鄧小平如是說。東歐的革命，雖稱不得“無產階級革命”，卻也大致可歸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處提及了當代革命的不同含義，讓我們將視野回歸時代吧。毛話語中的革命，卻是那么的直截了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要書寫成“真正革命”的話，必然要求符合毛對革命的基本定義。“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的主力軍。”[3]“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對象的圈定從一開始便倍受爭議，隨著運動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各級黨政干部被當成“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揪出來，來自官僚層的反彈也相應加強，并構成了初期的幾次反復和革命委員會權力妥協的重要力量。

九大報告首先引用了的一句原話說明的意義所在，“這次無產階級，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5]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單論毛此話是大而無當缺乏應有的說服力。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是為了一個鞏固黨的領導的目的，何必再捅出個“史無前例”的？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6]原來毛對過往運動的成效是頗有詬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均沒能實現他的戰略意圖。以上列舉的多次運動，盡管口號不同、對象有別，卻也存在著一個共同點，即在黨委的領導下遵循權力的統治秩序逐級發動，普通群眾跟著黨走準沒有錯。時下的情形大變，毛認定黨的高層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7]，還是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最大溫床。怎么辦？惟有付諸群眾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是要“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8]

在看來，“無產階級，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9]。由群眾直接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這不禁讓人聯想到57年的鳴放，中共號召黨外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不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那場“整風鳴放”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為更為兇猛的反右派斗爭扭轉了方向。鳴放的積極參加者少有人不帶上右派帽子，經此一役，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再不敢言。時隔九年，毛重煥活力，找到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最好形式”——。運動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為標志，正式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進入所謂”斗、批、改“的收尾階段。那么發動的政治訴求實現了嗎？《報告》宣稱本次大會是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然而這是大可以質疑的。

二、準備

1967年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10]，也是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一月奪權”，再有軍隊支左和二月鎮反，到了七八月間整個中國都成了武斗的火藥桶。國家幾近崩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痛楚已遠遠超出毛當初“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預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制運動的進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周年之際，兩報一刊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的文章，該文總結了關于的思想和論斷，首次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最終在中共九大報告中給予正式的確認。

九大報告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將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列為其“繼續革命論”的起點。這多少有點讓人始料不及，《正處》一文的發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按流行的觀點，該文是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實在是看不出與后來的有什么瓜葛。然而1957年的確是個非常微妙的年頭，此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不久，黨的整風才剛起步又轉向“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斗爭。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連同他稍后的整風動員，應該說都是在擴大民主以揭露黨陰暗面的真誠努力。接著就有了各地的學生、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鴻溝、積極進言的動人場景，目標直指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固有弊病。而后毛的態度轉折之快力度之強卻是一大謎題，通常的解釋是知識分子的過激言論動搖了社會主義的基石，超出了毛的允許范圍，因而反擊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寫就為標志，毛的注意力從整風運動已轉移到反擊右派的另一面。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鳴放的夭折同時也意味著毛旨在改變黨逐漸脫離群眾狀況的努力的一次嚴重挫敗。其后反右斗爭的愈益擴大化，只是距離原來的目標更加遙遠罷了。《正處》從講話到6月19日公開發表，其間經歷近四個月的時間，“一共修改了14次。”[11]據薄一波的回憶，“修改，不僅是根據文章邏輯結構的需要，還有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認識的發展變化。”其中，“這段話是在看到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而逐漸加上去的。”[12]全段照錄如下：“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斗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13]正是在中共九大報告上，反復的引用了這段由毛后來增補的話，作為《正處》文“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主要憑據。

的這段文字得以大筆渲染，圍繞著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重重展開論述，并被歸結成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14]從報告的邏輯出發，既存在著的革命路線，勢必也要有其“對立面“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這組對立統一的矛盾沖突和斗爭中發展的。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15]，這是在1966年8月，毛發動時向所有人公開宣布的目標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報告上，對“劉少奇路線”的清算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一九三九年，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推出，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斷，到1949年四月劉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談話，均被描繪成一條與相對抗的路線。鑒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及至《正處》的修改稿中，公開否定了劉的論調，而認為“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到黨內，最終導致了的爆發，這便是從九大報告中所能推斷的基本線索。

三、脫離現實的理論

的一大成果便是奪了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權，這是所承認的，本沒有

什么疑問。問題在于，高層的奪權斗爭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發動的動機？換句話說，中共九大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準確地概括的理論？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從來只是造反派的專利。其實在1957年10月一次講話中就涉及過這一概念。他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16]毛是想將專利權授予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與反右派斗爭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鳴放中便出現過了。至于知識分子的另一發明——“大民主”，當時受到毛的嚴厲批評，長期棄置不用，卻在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中獲得概念上的重生。遺憾的是，57年的整風鳴放沿襲的依舊是中共老一套的群眾運動，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沒有從法律上保證人民自由表達的權利，這也就從大的框架上決定了參與鳴放者后來的悲慘命運。

在喪失57年開放民主實驗的良機之后，又歷經了平均主義的幻滅。的失敗造成了黨內的分化，由劉少奇、為代表的部分中共領袖傾向于退卻，這是毛所無法容忍的。多年來毛便憧憬著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五七”指示可謂是他內心理想的藍本。在新社會里，消滅了“三大差別”，人人都要學軍、學工、學農、學政治、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但人人又以一項為主，兼學別樣。好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卷，而中國恰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其中的點睛之筆就是人——“社會主義新人”。的悲劇在于，他厭惡人間一切形式的等級制，他的階級論卻又人為的將人間分為三六九等。過去搞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始終解決不了問題。黨內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變本加厲。在毛看來，對立的一方是“修正主義”，就在黨內。為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只有“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敗的預演之后，時隔九年，毛重新將火力對準自己的黨。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在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傳統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整體就已不復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仍會有各種游離的敵對分子存在，但并不構成完整的對立階級。這就決定了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的特點，換句話說，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現有制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卻是一種極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實踐產物，其要害在于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包辦替代一切。在僵化的體制下，人們發出的不同聲音往往被視為“右派”向黨發動進攻，“地、富、反、壞、右”則是階級斗爭的當然對象。對于“先鋒隊”的官僚主義傾向，晚年的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過警告。可惜列寧早逝后，其他人并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阻止官僚化的進程，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為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的回應卻得再三推敲，他強化了階級斗爭，也就是九大報告中所表述的“兩條路線”之爭，這是繼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黨內走資派”開戰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論嚴重的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體現超越性的一面。所謂，實質上就是從左的極端來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嘗試。

學者崔之元曾有驚人之語，“對馬列正統的偏離，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處；他的失誤和悲劇，正在于他對教條化馬列主義的超越還不夠徹底。”[17]為何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呢？這是因為“他以執政黨領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防止新階級的出現、實現“大民主”的理論并付諸實踐。”[18]的理論當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與知識分子習以為常的清談不同，他的理論有著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重要的不僅是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論，而且更是各派群眾如何運用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支持普選權，最初只是為了打倒政敵，但普選權一旦落實，便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邏輯，其結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麥的初衷。”[19]此處是從挖掘的合理因素出發進行的一番善意的發揮，假如讓我們重返那滾滾的硝煙，恐怕就沒有幾個人還會有著這般詩性的幻想了。

在過程中，各個階層、各種勢力都被輪番整了一遍，運動主要的支撐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憲源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來研究造反派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卻是充滿感傷的結論：“無論從其社會產生根源與政治特征，還是從其出現的形式、過程和遭遇結果看，造反派與一九五七年受到打擊的右派，幾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兩顆苦瓜，兩者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20]惜乎造反派破壞性有余，建設性不足，砸爛一個舊世界還排得上用場，被遺棄的命運終究難逃。或許有鑒于57年一度失控的教訓，祭起“個人崇拜”這把尚方寶劍，也是于事無補，控制不了局面。于內，自身的思想認識，忽左忽右，難以琢磨。在外，中“造反”與“保守”對壘之激烈，各派勢力呼喊著語錄撕殺成團。兩派的互搏，猶如毛內心交鋒之物化，陷于繼承與超越的兩難處境而無力自拔。

《十六條》有言：“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21]為了應付67年“天下大亂”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員會，將選舉制替換為“三結合”，以“大民主”為始，“大專制”為終。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現實修正了理想，斗爭壓倒了民主。于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誕生了。

四、脫離理論的現實

九大在十年中的地位其實相當尷尬。先看會議召開的背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

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為止，在除臺灣以外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已成立了“三結合“的類似權力機構。當時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22]然而在實際委員會權力分配當中，往往伴隨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爭斗。委員會的權力高度集中，排斥異己，毫無民主可言，其專制程度遠甚于之前。有李一哲大字報為證，“復辟行動是開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為接班人達到高潮。”[23]毛此時已銳氣大減，為了維護國家必要的統一，盡快恢復黨的組織系統，只有默認這個局面。事實上，到了1969年，群眾運動的能量幾近耗盡，所剩下的惟有狂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是下臺了，可毛的政治地位穩固了嗎？歷史偏偏開了個最為殘酷的玩笑，1971年爆炸，舉國震驚，人們信仰由此坍塌。

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里還有這樣的比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特別是反對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24]該篇發表于1974年，行文自也無法擺脫那鮮明的時代烙印，然文章中流露的卻是社會中下階層對頗具代表性的另類看法，其觀念之獨到，見解之深刻，就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言確乎已難能可貴。

同樣是對動機的首肯，同樣為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無法抹殺各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狠斗私字一閃念”，也削不平各個社會階層所持的特殊利益動機。之所以是一場不成功的“大民主”實踐，完全是因為它只具有一幅迷人的空殼。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后，有著很不一致的實際要求。深知，他要想最廣泛的發動群眾，僅僅靠近年所積累的“個人崇拜”作為資源是遠遠不夠，他必須放權于民，允諾一個理想的社會圖景。既然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因其私有制的經濟基礎而大打折扣，那么“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理應涉及面會更廣，更為深入。毛正是這樣闡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5]毛的理念在初期獲得了廣大民眾強有力的呼應，很多造反群體沿著他的思路走得更加遙遠，念念不忘他們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極左”“無政府主義”的帽子也在所不惜。所謂純正的“主義”，不是在廟堂之上，而在民間。至于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如、“中央”大員等眼里的“大民主”，絕對只是個可資利用的工具，沖擊“走資派”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則毫不猶豫的將其拔除。理解了這一點，九大報告放棄了“大民主”，僅用奪權斗爭來解讀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天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物，毛卻總在孜孜以求他心目中的“金光大道”，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俗語有云：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一旦播下“大民主”的龍種，局勢的發展也就由不得他來掌控了。或許，我們可以抱怨中國歷來沒有良好的民主法制傳統，一放就亂，一收就死，57年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這里有個基本的難題，建立在個人崇拜基礎上的專制權力和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的做法之間存在極大的矛盾。“沒有選舉的民主”，實在超出了現代政治學的一般想象。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審判某位官員，卻無權決定他的去留；人們砸爛了幾乎所有的陳規舊矩，卻發現人與人正常的交往關系也被付之一炬。

也許預感到他的理想會在現實面前碰壁，“是準備跌得粉碎的”，[26]但以九大這樣的反諷宣告他實踐之破產確是極其殘酷的事情。自那以后，他頭腦里的民眾意識也逐步的邊緣化了。、“”受寵的時候，也恰是中國專制氣氛最為濃郁的一個時期；待后期，被推倒的老干部卷土重來之際，他們一門心思要否定“罪惡滔天”的十年動亂，對中的一切難免會狠之入骨。有趣的是，即便兩者立場完全對立，他們對之起源的理解竟也分毫不差，“斗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27]毛逝世后，徹底終結了，中國的面貌由此得以重塑。

注釋：

[1][5][6][8][14][22][27]《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

[2]：《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3][4][9][21]《關于無產階級的決定》，即“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7]：對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10]《人民日報》、《紅旗》：1967年元旦社論

[11][12][1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589頁和590頁。

[15]摘自《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見《建國以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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