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公有制和社會主義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摘要］社會主義必須在經濟基礎上培育出一種特有的，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并且享有主體地位的所有制形式，這樣才能從本質上區別于資本主義。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公有制卻無法與私有制相抗衡，其主體地位的失落已為期不遠。間接公有制是一種較之傳統公有制社會化程度更高且優越性更多的公有制新形式。我們應當用它來開創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雙贏的理想局面。以此為據，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前景將十分令人樂觀。

一、社會主義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嗎？

這本來是個無庸置疑的問題。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

傳統的公有制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大幅下降，已明顯呈現出不可逆轉的衰退之勢。有鑒于此，不少人提出：應將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的“主體”地位改為“主導”地位，以適時反映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這種觀點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但從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取向和長遠利益考慮，那只能是一種暫時的戰術性安排，而不能作為一種長遠的戰略性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判斷，有如下理由：

其一，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者鮮有不主張實行公有制的，而共產主義者則無一例外地強調要力爭在全社會實行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是如此，列寧、、也是如此。鄧小平同志雖不主張在全社會實行公有制，但卻反復強調一定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就連民主社會主義者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也都一直公開把實現公有制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只是在蘇聯東歐劇變后，它們才改弦易轍，不再提實現傳統公有制的主張。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考究，一種社會形態區別于另一種社會形態的決定性因素和標識，是所有制性質的根本性差異－－奴隸社會之與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封建社會之與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之與封建社會，都概莫能外地在所有制性質上存在著根本性差異。用傳統的觀點看，當代資本主義是一個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私有制作為其經濟基礎主體的社會。如果社會主義從今以后放棄以公有制作為其經濟基礎主體的基本訴求，那么，試問：在決定社會性質的最重要領域－－經濟基礎上，不久的將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還有什么本質性差別可言？由此可見，堅持公有制必須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占有主體地位，并不是烏托邦式的非份之想，而是從歷史規律中引出的必然要求，除非你追求的壓根就不是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社會主義必須在經濟基礎上培育出一種特有的，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并且享有主體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舍此，它就不能作為一種新興的、獨立的、有別于并且最終將取代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存在于歷史現實中。

其二，從實踐上說，一方面，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一個不以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即使在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那些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如社會、工黨，也都在千方百計地擴大公有制成份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比重－－有的在傳統的公有制上作文章，有的則在別的方面另辟蹊徑（這一點后面將有專門、系統論述）。此外，還須看到，傳統公有制確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首先，以傳統公有制作為其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對社會主義國家初始階段工業化基礎的形成、早期的國家獨立、穩定和發展，乃至從基本經濟制度直至意識形態的確立，都作出過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雖然人們為此曾付出沉重代價、巨大挫折，甚至于莫須的痛苦和無謂的犧牲，但它畢竟為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于那些已經發生了劇變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須知，這些國家過去不是戰亂紛爭之邦，就是貧困落后之國，或者兩者兼備于一身，而自從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后，它們的境況大都發生了根本改觀，有些國家在某個時期或某些領域，甚至取得過令世人矚目的突出成就。其次，以傳統公有制作為其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還對資本主義產生過巨大而有益的啟發和借鑒作用。當然，這種啟發和借鑒作用的合理有效借用，并不是私有制及其資本的自覺選擇，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政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其他左派人士長期不懈斗爭和努力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理解，這也可以說是傳統公有制存在的歷史必要性和功績。

總之，無論從理論角度，還是從實踐角度說，公有制對世界而言，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對社會主義而言，則更不是一個可多可少的東西。

二、傳統公有制還能長久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主體嗎？

盡管有上述結論，我們也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史實：由于經濟權利與經濟利益的非均衡性和非同構性，傳統公有制對內缺乏由利益激勵機制引發的持久驅動力，對外缺乏由市場競爭法則形成的硬約束與強大壓力，因而始終未能擺脫物質供應短缺、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經濟增長內在持續性活力不足等難題的困擾。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們就已經發現，這種困擾越來越明顯地成為阻礙社會主義社會進一步發展的致命性問題。為了克服這種困擾，社會主義國家曾經進行過多次改革嘗試，比較著名的有：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會自治和“新經濟措施”試驗；前蘇聯的赫魯曉夫以及“利別爾曼建議”試驗；波蘭的哥穆爾卡以及蓋萊克“高速發展戰略”試驗；匈牙利的納吉以及卡達爾·亞諾什改革；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由于種種因素的干擾和制約，這些嘗試性努力不是曇花一現，難以為繼，就是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后來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絕望之中，紛紛改制轉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目前的情況是，這些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一小部分，如波蘭、匈牙利、捷克發展得較為順利，其它國家的整體狀況還沒有恢復到劇變前的水平，少數國家甚至長期處于混亂的泥淖之中，舉步維艱，不能自拔。所幸的是，后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經濟改革，比較而言，卻發展得相當順利，連續20多年國民經濟平均每年以近兩位數的水平向上遞增，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并受到世人的廣泛贊譽。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切非但沒有增強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反而削弱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向往。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故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出在所有制領域：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一方面，傳統公有制雖然一開始占有絕對優勢地位（99％）并擁有絕大部分國民生產要素，后來也為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的穩定作出過不小貢獻，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卻呈加速下降之勢；另一方面，20多年前，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沐浴下，中國的私有制幾乎從零起步，但卻迅猛擴張，一發而不可收，直至發展到今天，成為一支最有生機、不可忽視的重要經濟力量。有資料顯示，在1990－－1999這10年之間，私營企業的戶數年均增長35.50％，而同期外商投資企業為26.62％、集體企業是負增長、國有企業僅為4.07％；私營企業注冊資金年均增長68.29％，而同期外資企業為34.11％、集體企業僅為10.30％，國有企業也只有15.46％；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年均增長31.67，而同期個體經營為12.84，外資企業為28.07，集體企業為－7.78，國有企業為－2.06；私營企業產值年均增長49.08％，實際零售額年均增長56.49％，都遠遠高于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1）由于資料不全的緣故，私營經濟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的發展情況雖無法準確指證，但考慮到基數越小，擴張速度越快這一基本經濟學定律的作用，此間的各種經濟指標理應更高。總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私營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發展最快、經濟效益最好的一種經濟成分，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的，并且是最突出的增長點?，F在，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能看出：盡管私有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弊端，但在振興、繁榮中國經濟，在豐富、方便人民生活，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方面，傳統公有制只能望其項背；它不僅立有頭功，而且目前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強勁的拓展態勢。雖然由于顧忌意識形態的責罰，現在還沒有哪一個省級區域敢于公開站出來宣稱公有制之外的私（民）營經濟成份已經在它那里占有主體地位，但實際的情形卻是，在中國東南沿海一些經濟比較開放、發達的省份，如浙江、廣東，乃至江蘇、福建、山東，公有制不占主體地位早已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如果進一步正本清源，把國家工商局90年代初抽樣調查獲悉的，83％的“戴紅帽”假鄉鎮集體企業還其私營本來面目，（2）再把農業中的個體家庭經營實事求是地驗明正身（按照傳統政治經濟學原理和“紅頭文件”的規定，我國農村現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為沒有占有生產資料，因而只不過是集體所有制這種公有制形式下的一種家庭經營方式，不能獨立作為一種所有制或經濟成份對待。這種觀點已經不能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必須盡快揚棄更新。對此，后面也有專門論述），也算作一種變相的，或曰新的私（民）營經濟成份的話，那么，中國至少將有近一半的省級區域事實上已經不是傳統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了。更為重要的是，現在哪里私有制成份多，哪里的經濟就更活躍，哪里的人民就更富強，哪里的社會事業就更發展，哪里的政府的財政狀況就更充裕，煩心事就少得多，日子就更好過。反之，公有制成份多的地方，則是另一番逆向境況?，F在，連浙江本地的干部都說：在浙江當官很容易，只要不擾民就行；老百姓比政府更聰明，都知道怎么干更好。另據2001年最后一期《南風窗》報道：去年年底朱鎔基總理與總書記先后造訪過的廣東省南海市，早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就允許搞商品經濟的農村副業人員的存在，但要向集體交錢；這些身在“農業集體”公有制但卻從事工商業的人成為南海私營經濟的最早源頭；這種通過交費戴上“公有制面具”，取得合法身份的形式也成為南海“變通”之道的源頭。20世紀80年代，這種形式又復制到工商業領域，私營企業靠上交管理費，掛靠集體公有制企業，尋找享受貸款、土地使用權、出口配額、稅收等與集體、國有這些公有制企業平等的待遇，規避國家對私有經濟政策歧視帶來的壁壘?！凹t帽子”企業大批出現。這種“真私人，假集體”的企業貫穿了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受到南海政府半公開的支持。從1990年到2000年，南海的國內生產總值由392,517萬元上升為3,387,619萬元，翻了三番，在珠江三角洲四小龍中的排名也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1993年，在南海200億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只占1／4；而到2000年，在南海700多億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的產值還不足1／14?，F在，南海在中國縣級市里，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金融機構存款、城鄉居民存款余額、全社會用電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六項第一。（3）當前，象南海、溫州那樣，通過發展私營企業而使自己成為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排頭兵的鄉鎮乃至縣市，在全國各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僅都有那么一小批，而且數量正在年復一年地迅速擴大。這一切遂使傳統公有制感到現在擔當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主體地位已是力不從心。預計，再經過短則3至5年，長則6至1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傳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問題將成為歷史的煙云。事實上，用發展的眼光看，歷史的趨勢已經非常明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只要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傳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難以為繼，而且勢必被取而代之。

三、有沒有更好的公有制形式？

綜上所述，一方面，社會主義不能沒有自己獨特的所有制作為其經濟基礎的主體形式，另一方面，傳統的公有制不僅在傳統意義上的非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卻日見式微，越來越無力承擔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主體的歷史重任。面對這種窘迫境遇，人們不禁要問，未來的社會主義將何以為托，何以發展？！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棘手難題，但答案其實早已蘊藏在歷史發展的曲徑通幽之處，只是需要有人不畏艱險去辛勤挖掘而已。筆者經過多年潛心研究，認為現在世界上已經存在著一種比傳統公有制更為優越的公有制形式－－間接公有制。

為了更好地論證、說明這一命題，有必要首先考察一番經濟形式，特別是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歷史演進的基本概況和一般趨勢。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氚阉袡嘧鳛橐环N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4）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經濟形式，包括所有制形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卻對應著不同的生產力、社會關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不僅公有制需要變換其內容和表現形式，而且私有制也需要變換其內容和表現形式。按照馬克思的看法，“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是與生產的不發達的階段相適應的，當時人們是靠狩獵、捕魚、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后一種情況下，它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保?）“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里主要是由戰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是由畜牧業所決定的。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個城市里同時居住著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所有制則局限于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樣，僅僅涉及到地產。”（6）“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由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著奴隸制。除公社所有制外，動產的私有制以及后來不動產的私有制已經開始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一種反常的、從屬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隸，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聯系在一起。這是積極公民的一種共同私有制，他們在奴隸面前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發產生的聯合形式?！保?）“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樣，也是以某種共同體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隸，而是小農奴。……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產和束縛于地產上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所決定的?！保?）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在起源于中世紀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廠手工業資本－－然后才變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產生的現代資本，即變成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財產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保?）可以看出，截止到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形式及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雖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從總體上說，變化速度很慢，變化內容也有限－－主要是在私有制范圍內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而且始終沒有改變這樣一個定律，即：占有權是所有權中的基礎性和核心權利，所有權中的其它權利－－使用權、用益權、處分權必須依附于占有權并以它作為軸心運轉，而不能脫離占有權單獨行使其權利。因此，這段數以千計的漫長社會歷史在人們的腦海里深深地刻下這樣一個牢固的觀念：占有便是一切；沒有占有權就沒有所有權，而沒有所有權就沒有權利索取任何經濟利益。然而，后來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蓬勃興起，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卻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和觀念。首先，經濟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不斷更新增多，原來只有由自然人形成的所有制和無限責任制，后來有了法人所有制和有限責任制，再后來又有了各種形式的股份制和基金會，還有國家所有制、多種集體所有制等；近年來，在西方發達國家，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從實物經濟中又活脫出一個虛擬經濟并日益蓬勃發展起來。其次，這是更為重要，但卻被人們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即現代經濟已經不知不覺地深入到一個新的層面。如果說前面所述還只是形式上、現象上的變化，那么，這里要說的便是內容上、本質上的變化了。過去，具體地說是19世紀中期股份制經濟興盛和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社會經濟幾乎全都在所有權層面運作。因此，所有權和所有制便與人們的實際物質利益緊密地關聯在一起。所以，那時無論是哪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包括馬克思主義者，都一無例外地特別關注所有權和所有制問題，所不同的只是追求的目標截然相反－－絕大部分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其他人則是千方百計地擁戴、維護私有制。但是，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經濟生活的觸角不得不突破原有的活動領域，向著新的層面延伸，正如當時的醫學急需突破細胞、化學急需突破大分子、物理學急需突破原子境界才能贏得大發展一樣。

這種突破與延伸濫觴于股份制。最初的股份制公司是由若干自然人的私人財產組成，公司本身雖不是這些財產的所有者，也不享有終極占有權，但卻永久擁有對這些財產的使用權、處分權和部分用益權，除非公司被人收購或破產。由此可以看出：在股份制經濟中，財產的使用權、處分權已經基本獨立于財產的終極所有權，也就是說，作為財產終極所有者的股東，再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那份業已被股份化了的財產。這使股份公司能夠基本繞開所有權和所有制的局限性，直接深入到經濟權利（10）層面運作，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股份公司也因此在社會屬性上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質變，盡管它還沒有演進到社會主義者所要求達到的理想高度。當年，馬克思正是敏銳地看到了這種變化，才在其巨著《資本論》中對新興的股份公司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賞。他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保?1）馬克思逝世以后，100多年來，股份公司又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數量大增，形式多樣，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經濟的主體或主導力量，而且其組合成份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自然人的財產已經更多地被各種法人，特別是基金的財產所取代。這些主要由社會化了的法人和基金的財產組成的股份公司，與早期完全由私人財產組成的股份公司相比，不僅更多了幾份社會化色彩，而且向經濟權利層面又更深地躍進了一大步。此外，近年來，不少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正在積極嘗試職工持股計劃。這顯然也是從經濟權利層面入手，而不是從所有權及其所有制層面入手削弱大資本的控制力，以提高公司的社會化水平和競爭力。實踐表明，此舉已經開始突破雇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者完全相分離這一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并取得了比較理想的社會效果。

經濟生活向經濟權利層面突破與延伸的另一種更為重要的形式是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應當說，國家自誕生之日起，由于維持公共權力的需要，就開始了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因為“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12）捐稅，從本質上說，就是財產所有者向國家讓渡部分財產用益權、處分權。但在19世紀中期之前，這種干預還不是直接而又積極的。那時，政治清明的國家大多采取休生養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并不直接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一個稱職守夜人角色，亦即西方人所謂的theNightwatch－manState（守夜人國家）；而政治腐敗的國家則必然要對內甚至對外強取豪奪，這倒是直接干預了經濟生活，但卻沒什么“積極”意義可談。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已暴露無遺并且多次造成世界性災難，加之此時社會主義運動趁勢洶涌而起，大有取代資本主義之勢，這一切遂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采取一些節制資本、緩和社會矛盾的，直接而又積極的經濟干預政策和措施。在這方面開風氣先河的是德國。19世紀70年代，德國社會危機四伏，工人運動日益高漲。對此，俾斯麥政府采取了“大棒加胡蘿卜”政策：“大棒”就是1878年實行的反社會黨人的“非常法”；“胡蘿卜”就是于19世紀70年代醞釀，80年代先后頒布實行的“疾病保險法”、“意外工傷保險法”、“老年及殘疾保險法”?！凹膊”ｋU法”為德國300萬工人及其家屬提供了醫療上的保險，費用由勞、資雙方共擔?！耙馔夤ｋU法”規定：因工傷、亡的工人可以得到醫療或喪葬費，費用完全由資方負擔。不久，上述兩個保險法的覆蓋范圍又擴大到700萬農業工人?！袄夏昙皻埣脖ｋU法”規定：工人到70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殘疾工人也可以領取津貼，費用由勞、資和政府三方共同負擔。（13）繼德國之后，英、法、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也先后從經濟權利層面入手，對自己的經濟生活進行了一系列類似于德國的干預。至二次大戰前，做得最為成功的當推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在“新政”時期所推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規中，直接干預財產用益權和處分權的措施主要有：

（一）規定最高工時為每周40小時，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0美分；

（二）實行累進所得稅，規定年收入100萬以上者征收50％的所得稅；后來標準又提高到75％；

（三）國家將部分稅收所得用于救濟失業“游民”、吸收失業人員參與市政工程或大型公共工程建設、建立養老金制度，以及對年老、殘疾、貧苦母子、流浪兒給予救濟補助。（14）

以上干預表明：私有財產及其所有權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國家已經開始對它進行“神圣的侵犯”。不過，這種“侵犯”并不是從所有權和所有制層面展開的，事實上也沒有公開觸動所有權中的占有權，而是以國家的名義，從經濟權利層面著手，對財產所有權中的用益權、處分權進行強制性干涉，迫使資本家將那些本來可以攫為己有的剩余價值交出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用于社會需要。

二戰結束后，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資本主義陣營掀起了一股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高潮－－不僅戰前的干預措施得到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而且還新增了一些措施，使干預向更廣范圍和更深層次邁進。這些新措施主要包括：

（一）效仿社會主義國家，直接從所有權和所有制層面著手，沒收或強買一些私有財產并把它國有化。后來的實踐表明，這并不是一個適合廣泛久用的理想辦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國有化逐步退潮并大部分被私有化替代。

（二）在經濟權利層面，繼續擴大干預范圍和深度：

1、設置財產轉移、營造活動稅收制度，對不動產出售、用途變化、房屋營造活動征稅；

2、開征累進制遺產稅；

3、開征資本利得稅，有些發達國家甚至開征了禮品稅和高檔消費稅。

以上三項措施都取得了比較理想的社會效果。其中遺產稅這一項，已經無一例外地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施行，而且稅率一般都比較高，目的是讓遺產受讓人不能單憑遺產就體面地生活一輩子。

不難看出，二戰后所采取的這些經濟干預措施，大多已經深涉所有權中的占有權和使用權，這無疑是對所有權更為徹底，也是更加裸露地“侵犯”。至此，所有權的“神圣”完整性終被徹底打破。從這時起，眼光敏銳的人會發現，財產占有權乃至其所有權的有無與多寡，已經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必然與物質利益呈正比例關系。因為這時的經濟活動已經主要不是在所有權層面，而是在經濟權利層面運作了。在這個層面上，是不是所有者，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實際擁有多少經濟權利才是實質性、關鍵性的要素；經濟利益越來越直接地同經濟權利相聯系并呈現明顯的對應比例關系。例如，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從表面上看，國家或鄉村集體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這一點與以前毫無變化，土地所有權還依舊姓“公”，但所有者既不是土地收益的最大收獲者，也不是最大支配者，而按規定只能享受并支配其中很少一部分利益（農村費稅改革試驗政策規定，國家和集體征收的稅賦不超過農民實際收入10％）。拋開質量因素不論，單從數量上分析，可以看出，國家和集體享有的實際經濟權利有：100％的土地占有權、10％的土地用益權，還有30年一次的土地處分權；而農民享有的實際經濟權利則有：100％的土地使用權、90％的土地用益權，還有30年之內的土地處分權。農民掌握的經濟權利要比國家和集體大得多，也實惠得多。改革開放前期，中國農民積極性的迸發和農業勞動生產力的迅速提高都主要源于這種合理的制度性經濟權利安排。正是由于這種現實情形的存在，在樸實的中國農民看來，現在農村實行的土地制度，其實就是私有制，而從理論上歸納，更準確的說法應是“間接私有制”，充其量也只能是“有限公有制”。這當然是按經濟權利這個新標準，用新思維方式來定性的。這是一個明公暗私的成功事例。下面讓我們來重點考察明私暗公的成功事例，因為這是本文所要論述的核心問題。眾所周知，西方發達國家都是以私有制為經濟主體的，即使象瑞典這樣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其工業企業中私人企業仍占85％。（15）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本身并沒有掌握多大比率的財產占有權和所有權，也就是說公有制成份不多。但是，在分割、支配國民收入的時候，它們所占的比率卻要遠遠大于財產占有權和所有權的實際比率。例如，美國的稅收占國民總收入的38％，（16）加上10％左右明令由私人開支的部分（如規定汽車必須自備反污染裝置等類似開支），（17）美國政府平時能夠支配的國民總收入實際已經近半或超半。荷蘭早在1985年其國家經常收入就已經占國民生產總值51.7％，（18）到1995年，丹麥和瑞典僅稅收一項，就分別占其國民生產總值51.7％和50.2％。（19）1995年，五位美國經濟學家對瑞典經濟做了調查，結果發現那里公共部門的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0％以上。（20）事實上，現在在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私人所有權及其所有制成分雖然占有絕對優勢，但能夠實際支配的國民收入還不足一半，其余那一大半只好讓渡給國家和社會支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歸根到底，還是在于這類國家事實上通過各種途徑，已經在經濟權利層面擁有更多的權利，否則，它們就不可能享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物質利益。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其中的北歐、西歐國家，也正是主要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手中強大的物質手段，才有條件較為理想地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些弊端，并成功地實行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的社會政策，如醫療、養老、傷殘保障、基本教育等方面已基本做到按需分配（嚴格地說，應是“按社會可支付能力分配”）。應當說，西方發達國家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但其中的主要和關鍵因素應是經濟權利層面的積極干預措施。過去，人們只注意或只研究這些積極干預措施的主要表現形式，即社會的高工資、高稅收、高保險和高福利現象，卻沒有從理論上認真研究其背后的深層運作機制及其基本原理，連嫻熟運用這些措施已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沒有對此進行深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費解的憾事。究其原因，無疑與“身在此山中”有關。現在該到揭開“廬山”真面目的時候了。

那么，深入經濟權利層面進行積極干預，其背后的深層運作機制到底是什么呢？準確地說，應該是間接公有制。之所以給它這樣定性，有如下理由：

首先，它是一種新型所有制。與傳統所有制相比，它們的共同點在于：都是一種以法律確認的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享有的權利為基礎的經濟機制；所不同的是，一般情況下，傳統所有制必須從整體上借助所有權外殼，才能行使其權利并相應獲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則無須借助所有權外殼，就能直接對所有權內部的經濟權利行使其權利并相應獲取其利益。所謂“新”，也就新在這里。

其次，它是一種間接所有制。傳統所有制必須以占有權為其存在前提條件，否則，它就無法行使其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利并相應獲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無須以占有權為其存在條件，它只要享有法律確認的對經濟權利的權利，就能行使其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利并相應獲取其利益。說“間接”，也只是相對于傳統所有制特別強調占有的“直接”而言的。其實，新型所有制由于繞開了所有權形式這個中間環節，反而與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結合得更為靈活和直接。也正是由于這個特性，間接公有制才能更加適應規模日益擴大、運轉日益加快，形式日益復雜多樣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

最后，它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有制。雖然它不象傳統公有制那樣，公開直接地借助公共名義享用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其權利來源、特別是其利益分配和使用，都是在整個社會層面展開的（以一國范圍為準），不僅使普通勞動群眾從中廣受實惠，而且使資本家也能從中獲益。實際上，它是一種比傳統公有制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

在以上論證的基礎上作進一步抽象，可以將間接公有制的特征概述如下：

（一）與傳統所有制相互依存，互相滲透，有機結合；

（二）權利來源于國家權力，但不以財產占有為先決條件；

（三）在一國范圍內，以高度社會化形式運作。

與傳統公有制相比，間接公有制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這就是：一般情況下，傳統公有制與私有制是一種拮抗對立、此消彼長的關系，兩者較難和平共處，而間接公有制與私有制則是一種協同共生關系，彼此間易于平等交往，互惠互利。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不難看到：一方面，私有制的重大弊端終于基本上被間接公有制這種主要手段給克服了，雖然在此過程中間接公有制本身也不期遭遇一些波折和強有力的挑戰，但從總體上說，間接公有制的發展還算比較順利；另一方面，私有制的優長不僅沒有受到打壓和制約，反而得到更好地發展。公、私兩種所有制確實已在那里形成了一種優勢互補，劣勢相克，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從這里可以看出，現代國家的經濟基本上都是混合經濟，公有制、私有制都有，差別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只看到各種經濟成份的分立和并存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們彼此之間相互滲透和有機結合的新形式、新內容，并按照這些新形式和新內容的客觀要求去修正、調整我們的觀念和實踐。今后對間接公有制，我們不僅要深入認識和研究，更要結合自己的國情，適時、靈活、高效地學習和運用。因為社會實踐業已證明，它確實是一種比傳統公有制更好的公有制形式。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完全可以而且必將以它作為自己經濟基礎的主體。

四、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前景到底如何？

坦率地說，如果從傳統的社會主義學說出發思考、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恐怕沒有多少

人會得出樂觀的結論。因為傳統社會主義學說賴以存在的核心基石之一是傳統所有制理論中的公有制原理，它視傳統直接公有制為唯一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甚至把它的有、無、多、寡直接與社會主義的境況等同起來。然而目前的情形是，這種直接公有制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中國以外的世界總體上都處在防守、退卻境地，形勢十分嚴峻。此時，通過傳統所有制理論的路徑去看現實世界，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就必然會憂心忡忡，甚至對我們自己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選擇也會抹以灰暗色彩，產生懷疑乃至絕望情緒。但是，如果用新的思維方式，從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觀念，即公有制＝直接公有制＋間接公有制，出發思考、回答問題，那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先以中國為論。如前所述，傳統公有制對社會主義來說已呈獨木難支之勢，被私有制取代只是個時間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對中國的發展確實具有很大推動作用，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私有制的發展也給社會生活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且不說一些丑惡社會現象的出現和泛濫都與私有經濟的興起在時間上和程度上呈現出明顯的正比關系和趨同傾向這一點，就說私有制的傳統弊病－－生產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的出現，以及階級沖突和對立的產生，都已在現實生活中顯露端倪。只不過有些弊病由于我國特殊社會歷史沉淀的制約，現在還沒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走到極端而已。但某些弊病，如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已經向我們發出了危險的信號。據2000年國家統計局調查統計，我國基尼系數高達0.458，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1）專家們推測，今后幾年，我國基尼系數仍有進一步增大的趨勢。而與此相反的是，二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卻在逐步縮小，如瑞典和英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基尼系數就都降到0.25左右，（22）即便是一向被公認為貧富差距較大的美國，其基尼系數近年來也一直保持在0.4之下并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坦率地說，這種反差懸殊的局面如果不能根本改觀，長此以往，中國就難以自信地宣稱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甚至難有資格稱謂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社會主義本質中必然包含著共同富裕這一崇高價值目標。誰最終達不到這個目標，誰搞的就不是地道的社會主義，不管你喊什么口號，扛什么旗幟。

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一再證實，集工業化和市場化于一身的社會初級發展階段一般也是私有制弊病極易集中暴發時期，而私有制本身又不可能自覺自為地克服自身的痼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任私有制自由發展，整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巨大而痛苦的沖突和波折。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部充滿血淚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史呈現給我們的真實情景。因此，國家的積極干預就必然成為私有制向更高階段發展必不可免的社會需要。無庸諱言，當前，我國私有經濟的發展確已提出了這種社會需要。關鍵的問題在于，究竟應當選擇哪種積極干預才是可取的。傳統公有制倒是可以立竿見影地克服私有制的弊病，但它也有把私有制的優長一刀斬決之虞。再者，傳統公有制本身也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這不是一個理想選擇。況且，在當代中國，要走這種回頭路也不現實。除此之外，如果不想走自由資本主義老路，除了間接公有制之外，現在已別無選擇。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前面的理論闡述已向我們展示采用間接公有制的光明前景：只要能夠合情、合理、合法而又積極穩妥地將間接公有制有機地滲入私有制，并設法提高社會化經濟權利在私有財產所有權中的比重和含量，國家就能夠獲得強大的物質手段和社會控制力。這是克服私有制弊病必備的先決條件。在此前提下，只要國家和社會再能夠盡快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就無須懼怕敞開發展私有經濟。屆時，一方面，私有制的弊病已無法從根本上危害整個社會生活，相反，它的優長則能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得到充分發揮，并為自己、社會，包括間接公有制奠定更加豐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傳統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次地位確實會發生逆轉，但用新的所有制觀念來衡量，國家和社會掌握的經濟權利更大，獲得的經濟利益更多，直接公有制和間接公有制加在一起，仍然占有主體地位，社會性質依舊可以姓“社”。由此可見，選擇間接公有制，可以使中國做到公、私兼顧、各逞其強、各得其利，從而真正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雙贏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在中國正面臨著艱巨的考驗，但同時也生逢發展的大好機遇，何去何從，就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在此關鍵歷史路口與時共進，在尊重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充實社會主義理念，并據此迅速作出果敢、明智的抉擇。

現在，讓我們來解析世界的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私有制弊病的存在是出現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充分條件。在經過長達幾個世紀自發、盲目努力之后，直到19世紀中期，人們才開始自覺地、有組織地克服資本主義私有制弊病的嘗試。大體上說，這種嘗試是按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激進的、革命的方式；另一種是溫和的、改良的方式。前者首先以強力剝奪私有者的財產所有權并將其轉化為公有制，然后按國家計劃配置社會資源和組織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而后者則是在大體保持私有財產所有權外在形式基本完整的基礎上，通過國家立法手段不斷加大對所有權所屬各經濟權利的社會干預程度并輔之以必要的國家宏觀調控，然后再把這些社會干預所獲得的大量物質利益拿出來用于社會福利、教育、衛生、科研等公共事業，使每個公民，特別是沒有財產或只有很少財產所有權的公民也能享受到近乎是按需分配的醫療保障、基本教育保障、養老和工傷事故保障。簡而言之，前者是通過消滅有產者和私有制的辦法來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病；而后者則是通過消滅無產者，并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斷增加其享用社會財富的權利的辦法來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病。這兩種方式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社會實踐檢驗，現已表明：它們雖各有所長，但比較而言，溫和的、改良的方式顯然比激進的、革命的方式取得更大，也是更為穩固和實惠的社會效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意外落差，固然與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大多原本都是比較落后的國家，基礎太差有關，但深層的根本原因，從方法論上說則是：激進的、革命的方式大多通過對既往社會全盤否定來實現其目標，因此往往不免會打亂歷史發展所不可少的歷史繼承性的正常、合理、必要演進；而溫和的、改良的方式則主要通過舊事物的自我辯證“揚棄”來向前推進，既往的成果被加以合理改造，使其逐步居于次要地位并融入新的社會體系。這里面的歷史辯證法，不只耐人尋味，更加發人深醒。

深入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不難發現，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固和發展其實只是一種虛假現象，其內部對資本主義基礎起揚棄作用的社會經濟因素日益增多。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在經歷著經濟權利社會化的過程，即在經濟權利的職能、組織、使用和發展上社會化程度不斷增加的過程。簡言之，也就是筆者所說的間接公有制不斷增多強化的過程。從本質上說，這顯然是一種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當年，以務實著稱的俾斯麥開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先河時，就曾明確地指出：“只有現存國家統治政權采取行動，即由她實現社會主義要求中合理的、并與國家及社會制度相一致的東西，才能制止社會主義運動的混亂局面?！保?3）有史記載，當時德國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進行的大膽嘗試，最初曾被一些西方工業國家指責為“社會主義”。（24）后來，更有人把羅斯福推行“新政”說成是想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25）1989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通過新的公司法議案，其中的四項新規定是：

無論擁有公司多少股票，任何股東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權。這就突破了傳統公司法“同股同權”的權利結構原則；

被收購的公司有權在“惡意收購”的計劃宣布的一年半內，占有其股東因出售股票給“惡意收購者”而獲得的利潤；

成功的“惡意收購者”必須支付給被解雇工人26周的工資作為轉業費，并在收購計劃處于談判階段不得終止勞動合同；

公司經理被賦予了對公司全部“休戚相關者”負責的權力。

應當說，這些新規定又對所有權進行了更深、更為實質的“侵犯”－－除了對占有權

沒有干預外，所有權中的其它三項經濟權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預和肢解。據悉，繼賓州之后，美國接著又有28個州對公司法進行了類似賓州的改革。這些在美國也被譽為“賓夕法尼亞式的社會主義”。（26）至于瑞典社會和英國工黨，更是不遺余力地把自己執政時采取的社會政策稱之為社會主義措施。這些說法是不是都是那么精準，可以另當別論，但決不能把它們看作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當今美國智囊團中的精英，慣以反共著稱的布熱津斯基，在世紀之交前夕，曾經不無感慨地坦陳：“更為重要的是共產主義精髓的間接傳播，在過去40年中，依靠國家來采取行動對付經濟和社會弊病的傾向日益流行?！保?7）過去，由于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有很多人從不把共產黨人以外的任何人的進步作為譽為社會主義，不論這些作為出于何種背景和動機。甚至有人公開宣稱：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因素。這種唯我獨尊，唯我獨“社”的思維方式是十分有害的，極不利于人們客觀、深入地認識世界的本來面目。此外，這種思維方式還極易造成一種病態社會心理：當傳統社會主義興盛時，就孤芳自賞，盲目自信，以為大同世界已為期不遠；當傳統社會主義受挫時，就怨天尤人，悲觀失望，甚至喪失社會主義信念。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具有開闊的視野和開放的心態，這樣才不會被一些暫時的、表面的現象所迷惑。事實上，從大方向上說，西方發達國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只是所走的道路有別于傳統社會主義而已。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貨幣主義經濟學泰斗、大市場小政府理論的鼻祖弗里德曼先生把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進程，形象地描述為正在“溜向社會主義”。（28）好一個“溜”字，用得如此準確、生動，可謂達到出神入化境界?！傲铩毕蛏鐣髁x，既表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使然，又顯示是一種身不由己的選擇。這其實不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整個世界發展的總趨勢。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前景抱以樂觀的態度。

寫到這里，有必要復議一下前些年紛爭不已，卻無定論的“趨同論”問題。過去，在世界大同趨勢的認同上，形成了針鋒相對、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世界將趨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另一派認為世界將趨同于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前面所說的直接公有制?，F在看來，如果世界真的將在21世紀出現趨同之勢，那么，它既不可能匯合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能集中于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摆呁钡臏喓竦慕洕A應當是間接公有制。因為間接公有制不僅社會化程度很高，而且包容性極強，非常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生產經濟化、分散化、個性化發展的要求。這個觀點能否成立，不遠的將來，社會實踐就會給予明確的結論。

注釋：

（1）張厚義等：《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No。3（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12頁。

（2）《中國私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經濟研究》1994年第7期，第44頁。

（3）參見袁衛東：《“無為”的政府》，《南風窗》2001年第12期（下），第20－22頁；《數字南?！?，《南風窗》2001年第12期（下），第31頁。

（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哲學的貧困》第二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4頁。

（5）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頁。

（6）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7頁。

（7）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頁。

（8）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29頁。

（9）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頁。

（10）這是筆者為方便研究現代法治經濟起見，特意創設的一個概念。經濟權利，從內涵上看，它們是依法循規確認的，通過對物事實上的擁有、管領、控制、支配而享有的權力和利益的集合；從外延上看，它們是物權，包括自物權和他物權的派生物。按照《羅馬法》的標準，具體地說，自物權的外在形式是所有權，分為占有權、使用權、用益權、處分權四種權利，而他物權則分為地役權、人役權、地權、永佃權、質權、抵押權六種權利。以上十種權利就是筆者所說的經濟權利。

（1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493－494頁。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7頁。

吳于廑、齊世榮：《世界史（近代史編）》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9－300頁。

（13）王貴正等：《世界現代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1－383頁。

（14）邵奎：《當代“民主社會主義”本質析》，《科學社會主義研究》1992年第3期。

（15）戚衛：《縝密的美國稅制》，《光明日報》2001年3月23日。

（16）劉偉：《美國正在溜向“社會主義”》，《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7）黃安淼、張小勁：《瑞典模式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0頁。

（18）許福瑞：《丹麥和瑞典稅收高》，《海南日報》1996年9月17日。

（19）丁剛：《瑞典向“福利病”開刀》，《人民日報》1995年4月24日。

（20）厲有為：《實踐的科學總結，理論的重大突破》，《深圳商報》2001年12月24日。

（21）周叔蓮、郭克莎：《資源配置方式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

（22）吳友法、黃正柏：《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2頁。

（23）吳友法、黃正柏：《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

（24）參見胡繩《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94年6月16日。

（25）翁杰明、張西明等：《與江總書記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6頁。（26）轉引自薛漢偉：《關于考察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若干問題》，《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4年第2期。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特此說明。

（27）劉偉：《美國正在溜向“社會主義”》，《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