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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時期是思想的初步形成階段。“形成”的涵義就是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進一步結合起來，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由于認識到農民與土地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使得他能夠在大革命失敗后，突破“城市中心論”，獨辟蹊徑，成功地探索出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大革命失敗后從“上山”到“紅色政權”與“工農武裝割據”，再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獨特的革命道路。

一、軍事路線

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道路，是以武裝斗爭為形式的，“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根據這一特點，把馬克思主義與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出色地解決了軍隊的建設問題，并在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了一整套戰略戰術原則，形成了一條有鮮明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軍事路線。“上山”之初，就面臨著如何使遠離城市工人階級、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成為一支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紀律嚴明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就有可能重蹈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覆轍。在實踐中一開始就注意解決這個問題，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通過了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創立了一整套建軍方針與原則，使之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的人民軍隊。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從而解決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這個關系到軍隊建設的根本方向與目的的問題；規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明確指出紅軍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從而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而不是紅軍領導黨，解決了紅軍建軍的根本原則；規定了紅軍必須肩負三大任務，除了打仗之外，還要自己解決給養與經費問題，特別是紅軍要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深刻觀念，要宣傳、發動、武裝群眾建立紅色政權，從而克服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與流寇思想；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既是政治紀律，又是軍事紀律，也是群眾紀律，體現出人民軍隊的本質與宗旨；規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即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紅軍的生命線，認為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通過明確紅軍建軍的宗旨與原則，工農紅軍從而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肅清了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使紅軍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

二、政治路線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集團奪取了政權，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也一度附和離開了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要不要繼續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與此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則是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路線是什么?這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所必須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陳獨秀等人在原來的“二次革命論”的基礎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認為經過1927年的革命，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勝利，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目前只能進行所謂“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所謂合法運動實質上是取消革命。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繼續革命，“六大”正確地肯定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六大”卻錯誤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這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中國民主革命只有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才能夠進行到底。由此導致這一時期“左”傾路線的統治，使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既反對“二次革命論”與取消主義，也反對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左”傾錯誤。在認真分析1927年革命失敗后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指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既然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就有一個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反對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左”傾看法，他認為1927年以后，工農平民沒有得到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現階段主要目標是對內肅清城市買辦勢力和鄉村封建勢力，推翻軍閥政府。因此，民族資產階級不但不是革命的對象，相反，是可以爭取的革命力量。為此紅四軍明確宣布“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對“普通商人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并號召他們贊助工農革命。為此，在經濟上，提出了現階段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事業和私人事業三方面組成的”。對于私人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不加干預的，反而加以鼓勵，私人經濟的發展是現時的需要。土地革命時期，通過對革命性質、對象、動力的考察，特別是土地革命中的具體實踐與政策上和理論上的規定與說明，進一步深化了大革命時期他關于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與看法。當然，這時期由于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的正確路線未能成為全黨的指導路線，相反，由于被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他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所發表的宣言、講話以及某些政策規定中，存在明顯的失誤，這只能在延安成熟時期加以糾正。

作者：張鶴 單位：佳木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