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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是一貫倡導的原則。然而，將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定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卻經歷了一個艱難而又復雜的過程。

1956年以前，中國同其他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由于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只能照搬蘇聯的做法，尤其在重工業、計劃工作、統計工作、銀行管理等方面，基本上是蘇聯模式。1956年，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的發生，促使和中國共產黨人全面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道路、基本原則。1956年4月，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就曾明確指出：“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注：《文集》第7卷，第64頁。）他還說，照抄別國的經驗是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而生搬硬套，最后必然是走向失敗。他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注：《文集》第7卷，第64頁。）他還指出，中國的經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即使好的經驗，也不一定同別的國家的具體情況相適合，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很顯然，的這番話，是在總結中國照抄照搬蘇聯經驗的教訓后而說出來的。也就在這同一個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系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幾年后，在回顧《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動機時就曾說：“十大關系”就是同蘇聯比較，看看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能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歐洲搞得更快、更好。他還說，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大、中、小同時并舉的方針，不提和蘇聯比，但實際上是在和蘇聯比。

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明確地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注：《文集》第7卷，第23頁。）接著，他從十個方面進行總結，具體闡述了結合中國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

比如，在講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時，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注：《文集》第7卷，第24頁。）又比如，在講到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時，他認為，我們和蘇聯比，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在講到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又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注：《文集》第7卷，第29-30頁。）“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注：《文集》第7卷，第30頁。）

如果說，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談到的主要還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希望通過與蘇聯的比較，尋找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具體方法，那么，在其后的一段時間里，則更多地從理論上探討了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問題，并將這一問題上升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原則的高度。他的這些思想，主要表現在當時他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

1956年8月，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攻、守、進、退、勝、敗，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又說：“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注：《文集》第7卷，第76頁。）這里提到的“基本原則”和“小原則”的關系、“基本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的關系，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原則、具體路線、方針、政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是基本原則、一般原則或大原則，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的具體原則，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小原則”，是大原則或一般原則的“表現形式”。這些“小原則”或大原則的“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而且必然不同。當然，大原則與小原則的區分本身也是相對的。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相對于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所制定的原則是小原則，是各國建設社會主義一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相對于本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這樣的小原則便是大原則，是基本原則。根據的看法，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具體原則、小原則又是不同的。

在這篇著名的談話中，談到了音樂、舞蹈、文學、藝術乃至醫學等問題，反復強調東西方、中國和外國的音樂、舞蹈、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表現形式卻各有不同，如他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又說：“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在談到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回顧了中國革命的坎坷歷程，“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原故。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注：《文集》第7卷，第79頁。）在這里，與其說談論的是音樂、藝術等問題，還不如說是談論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與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如何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他強調在音樂、藝術上要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強調“要向外國學習，學來創作中國的東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頁。），“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頁。），實際上不僅僅指音樂、藝術，而是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要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建設具有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在這次談話中明確地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注：《文集》第7卷，第78頁。）

在其后不久召開的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中，又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原則作了理論的闡釋。指出，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從理論上講，就是在一些問題上主觀脫離了客觀，理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實踐，因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他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就是要做到主觀符合客觀，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如他說：“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我們這次大會的文件所規定的東西，所講的東西，要盡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國的實際。同時，要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批評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觀點，批評這個主觀主義，打擊這個主觀主義。這個任務，早幾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了。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注：《文集》第7卷，第90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注：《文集》第7卷，第90頁。）

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又明確地講道：“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注：《文集》第7卷，第116頁。）

至此，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的思想已大致形成，這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結果，也是在實踐中艱辛探索的結果。

二、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形式

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來實現；或者說，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體現在一定的民族形式中。怎樣的形式才適合于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直苦苦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