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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關于全球化肇端的時間,迄今并無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卻沒有人能夠否定近二十年來、尤其是冷戰終結以來全球化浪潮對人類社會所造就的巨大影響。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發展、電腦的普及和信息時代的驟臨,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主導地位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經濟全球化加速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對兩種社會制度之間更加隱蔽、間接和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必須做到既要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化的成果,又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的社會分層和利益調整,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人們的政治觀念、政治覺悟發生深刻變化、政治需求與政治參與擴大的情況下,執政黨必須做到對社會民眾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強的維護社會穩定和進行社會整合的能力。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這些新的變化,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容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驗。能否與時俱進地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關系到黨能否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造力。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論基礎,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因此,充分認識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變化,導致一些人對誕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當代價值產生困惑甚至懷疑。對此,我們固然可以從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意義或獨創性的內容來回應前述的困惑。譬如說,從關于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活的靈魂”,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方面,來闡述思想的價值,這種回應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夠的。由于這個問題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因此,還必須把握變動中的現實,理解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聯度,找準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點,在觀照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正確把握衡量思想的價值尺度,并在理論上厘清思想與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一脈相承之聯系,從而明確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使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旗幟上永不褪色的內容。
一、現實與思想的生命力:開放的理論與變動的實踐
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顯著特征的當代中國現實,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以及經濟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面對這些深刻變動中的現實,思想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恒久的指導意義。
(一)思想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思想誕生于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而當代中國所處時代的主題和特征是和平與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顯然,這兩個時代是不能也是無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歷史演繹的必然結果。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而言,思想連接了前后兩個不同的時代。
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圍繞著“中國進行什么樣的革命、怎樣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這一主題,系統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對象、動力、領導權、道路、步驟、前途等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華民族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隨后又通過實施過渡時期總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順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進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并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實踐證明,思想成功地解決了處于戰爭與革命時代的中國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中國是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指引下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不僅為中國在和平與發展時代背景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而且也促進了時代主題本身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從而迎來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新的時代。
思想并不僅僅是為了革命與戰爭而生的,而恰恰是為了消除戰爭、進而實現和平與促進發展而生的。爭取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現民富國強,正是這一理論的價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學體系中,除了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國的理論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直接與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國家的現代化有關,至今仍然發揮著指導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貫穿于思想科學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將起著長遠的指導作用。可見,時代主題的變化,不僅不會導致思想的不合時宜,反而會更加充分地層現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對外開放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問題凸顯,網絡的普及導致強勢國家、民族與政治團體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輻射效用劇增。在這種情況下,相對弱勢的國家與民族,一方面必須主動實行對外開放,以積極應對全球化之大潮,從而通過跨越式的發展來趕超現代化的先發國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力圖主導的全球化中被“邊緣化”,淪為大國的附庸,并導致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不難看出,近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外生型國家在對外開放問題上所面臨的兩難抉擇,在現時代仍然沒有終結。對于中國而言,這一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邊緣化即半殖民地化與“衰敗化”的革命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并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從而成功地阻斷了近代以后“中國被邊緣化”進程,推動它由被動卷入現代化向主動進行現代化建設轉變;同時,思想中經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路徑設計,關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又體現出積極的開放姿態與包容精神。因此,曾經成功指引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同樣可以正確指引當代中國在全球化境況下,通過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成功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三)思想與改革
1978年以來的改革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目共睹。從模式選擇來看,改革顯然是對延續二十多年的蘇聯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決不意味著對思想的否定。蘇聯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但是,幾乎在實施蘇聯模式的同時,以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已經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確的理論成果成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內在邏輯來看,思想與當前的改革的關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從思想與改革的歷史關聯來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革命——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使中國社會實現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新民主主義社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巨變;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當然是關聯于而不是脫離于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當代形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鮮活體現。
從思想與改革的哲學關聯來看: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的問題,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確的回答。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首次提出并系統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質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其特點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實踐證明,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不僅為當時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更重要的是為今天正在進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學基礎。
從思想與改革的模式關聯來看:中國是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由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度里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能選擇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路徑和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揚棄既有的以城市為中心的俄國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過渡時期,黨又順利地走過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蘇聯為鑒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任務。毫無疑問,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所作的歷次探索,無不體現了所倡導的創新精神、所強調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種創新精神,無論對于當時的革命與建設,還是對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導意義的,并將繼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前進提供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