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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是同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創立、實踐與發展的歷史緊密聯系著的。研究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對于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堅持改革開放，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

在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不久，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創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他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而且對其矛盾的狀況作了基本的估計。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68頁。）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而獲得的這一科學理論成果，為我們正確看待和妥善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需要討論的是，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中，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究竟哪方面占主導地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運動過程中是否始終基本適應、永恒不變？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從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論述看，他強調了適應是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例如他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68頁。）在這里，首先肯定了“相適應”，不相適應是在“相適應”的前提下的矛盾，是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問題，因此相適應無疑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而不相適應則是非基本的和次要的。客觀地說，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狀況的這種估計，是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作的分析判斷，是有一定根據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確使生產力以舊社會所無可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展開，體制方面的問題雖逐漸暴露出來，但暴露得并不充分，矛盾還不十分尖銳和突出。但是，不能由此就認為“基本適應”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任何階段都適用的一條普遍規律。無論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發展的實際歷程來看，或者從的論述來看，都不存在適應與不適應其主次地位永恒不變的狀況。其實，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前不久，就曾在理論上預見到這一問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以往的理論研究所忽略了的。1956年11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過：現在我們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基本上是相適應的。……但是過了二百年或者二千年后，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總有一天會發生對抗性的矛盾（盡管與階級社會的對抗性矛盾不是一類），也需要采取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在這里所說的對抗性的矛盾，就是指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基本不相適應的情況。也還是在這一時期，在談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情形時說：“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8—319頁。）這就不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會發展為對抗，而且?甚至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可能出現基本上不相適應的情況。實踐證明的這一思想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只是他把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由基本適應到基本不適應轉化的時間設想得過長。當我們親手建立的社會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時候，仍然沒有意識到要進行改革，仍在堅持“基本適應”論，由此導致我國經濟社會長期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

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既繼承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合理內容，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狀況作了實事求是的估計，在新的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這一理論。鄧小平指出：“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頁。）

在鄧小平看來，作出的“基本適應”的估計，是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時的情況的。但是，當社會基本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就愈來愈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這表現在作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實現形式的具體體制嚴重地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根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新的實際作出新的判斷，并由此出發進行堅決的改革。鄧小平對我國社會基本矛盾所作出的新判斷，既有量的分析，又有質的規定。從量的方面來看，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不是單方面的因素和個別現象，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和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僅有經濟體制，而且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等。因此，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150、250、141頁。）鄧小平后來的提法則是“全面的體制改革”。從性質上看，這種不適應的程度是相當嚴重的，已經危及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因此鄧小平提出對僵化的舊體制要“從根本上改變”。他認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150、250、141頁。）這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重大發展，我們的改革正是建立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二

在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充分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曾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而把解放生產力的任務僅僅劃歸于以往發生過的政治革命。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事實證明了的這個預見是正確的。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解放生產力的任務，似乎社會主義制度一經建立，就不存在束縛生產力的問題，生產力就會自然而然地迅猛發展，這顯然是偏頗的。

導致作出這種判斷的直接原因在于他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狀況的估計。“基本適應”論使他過分地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忽視不相適應的方面則致使他沒有適時進行改革，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同時，在理論上還未對社會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加以區分，并進而揭示二者之間的聯系，沒有認識到具體體制雖然不像基本制度那樣反映一定社會形態的本質，規定該社會形態的性質，但它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對社會基本制度的影響和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可否認，我們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其本身具有強大的優越性和無限的生命力，但如果這種基本制度借以實現的形式——各種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違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根本要求時，就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很難發揮出來。盡管曾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還要改革和革命的問題，但是這種革命和改革在那里還顯得相當遙遠，同時他所說的革命或改革還比較籠統，究竟是改體制還是改什么，都缺乏明確的規定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由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明確區分開來。在改革開放之初，針對一些人因我們多年來在極左路線影響下的所作所為導致的嚴重后果而懷疑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時，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150、250、141頁。）這里所說的“制度”，其實就是指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里所說的“具體做法”，從社會體制上來說，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各種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不過當時還沒有明確使用“體制”概念。在談到改革時，鄧小平的最初提法是“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150、250、141頁。），也還沒有體制改革的概念。到了80年代初，鄧小平開始使用“體制”概念，相應地也就有了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新概念。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認識的逐步深化和對改革對象的日益明晰化。

鄧小平不僅從理論上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由此找到了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求、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同生產力發展嚴重相矛盾的癥結所在，從而科學地規定了改革的對象，而且論述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的密切聯系，為大刀闊斧的改革奠定了基礎。針對我國長期以來僵化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情況，鄧小平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他還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如果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把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也就不可能搞好現代化建設，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頁。）在鄧小平看來，當具體體制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根本要求從而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時，就昭示著改革時代的到來；如果不適時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制度原本具有的優越性就會喪失殆盡。在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正確分析的基礎上，鄧小平對改革的性質作了明確規定，提出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題。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鄧小平在論述改革的性質后，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一個偏頗之處，即只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看到整個體制上存在的問題，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所以鄧小平講：“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并認為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社會主義的首要本質，從而在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科學理解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出了新的規定。

三

曾經正確指出，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不具有對抗的性質，因此它不需要也不應以階級斗爭的方式來解決，而是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自身不斷的完善加以解決的。但在解決矛盾的具體方式上，有過嚴重失誤。這主要表現在，他沒有從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實際出發，而是用“一大二公三純”的指導思想解決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錯誤地以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經濟規模越大，生產關系越純，就越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越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思相指導下，我們曾主觀隨意地變更生產關系，使之不斷升級和“凈化”，這樣一來，就把許多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并不屬于社會主義固有的東西或只適應于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而把許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反對，從而形成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僵化的經濟體制，這不僅沒有解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反而愈加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二者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他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解決上層建筑（主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并認為這個矛盾主要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而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等口號，照搬革命年代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舊經驗，甚至發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企圖以此來解決矛盾。這不僅違背了自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性質的科學分析和解決矛盾方式的正確主張，而且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

鄧小平繼承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必須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自身有步驟有序地加以解決的正確主張，由此提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思想，同時糾正了在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具體方式上的失誤，他不是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出發，而是從我國的現實生產力狀況出發，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高度集中的僵化體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只有通過改革，從根本上廢除僵化的舊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制，才能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生產力的矛盾，才能使生產力獲得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在此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的思想，發展了關于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理論。一般說來，“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是一個正確的論斷。但是社會生活中的矛盾與自然界不同，它不是一個獨立于主體的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主體參與下并通過主體的活動而加以解決的自覺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主體對社會矛盾的判斷有誤，解決矛盾的方法不對頭，甚至人為“制造”某種矛盾，那么這種矛盾不僅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且只能起促退和破壞的作用，這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曾有過嚴重的教訓。而“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之所以是一個更為科學的命題，是因為它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正確分析基礎上的，并采取了切實可行的方法來解決矛盾的，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的。鄧小平之所以把發展生產力作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出發點，一是源于他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把握。社會基本矛盾總是表現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有賴于主要矛盾的解決。如果不能正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就很難找到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出發點。黨的“八大”決議曾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后來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很快否定了“八大”對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而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將長期存在和企圖復辟。因此。他追求單一的公有制形式，擔心其他經濟成分侵蝕社會主義公有制；他發動“”，要在上層建筑領域清除實際上并不存在的黨內“資產階級”，而把發展生產力長期推到次要的地位。鄧小平則認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因此，必須從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出發而改革舊體制和建立新體制，以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二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時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直到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鄧小平從生產力出發通過改革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思路，正是他的這種社會主義觀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