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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一面旗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正確評價和思想，不僅是對待個人和思想的態度問題，而且關系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和建設的認識問題，關系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命運、發展方向問題。但是，在評價思想的問題上，自50年代末以來，一直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錯誤傾向，必須加以澄清。我認為，要正確評價和思想，特別要注意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必須防止和克服幾種錯誤傾向

在對待和思想問題上，容易出現以下幾種錯誤傾向

1.制造現代迷信，大搞個人崇拜

從60年代前后開始，、康生等人為實現個人野心，開始制造現代迷信，大搞個人崇拜。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政治理論課教師大會上最先提出“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的錯誤觀點。隨后，1960年10月在全軍高級干部會議上也說：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又說，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幾年發生錯誤和困難，恰恰是由于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著的指示去做，不能夠很好體會的思想，“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的思想能夠貫徹的時候，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么一個歷史。”“”中，、“”把對的個人崇拜和現代迷信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966年1月，公然通過《解放軍報》傳達他的指示：“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康生、“”鼓吹“頂峰論”造成了嚴重后果：它窒息了思想作為科學理論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它使現代迷信盛行，實用主義猖獗；它禁錮了中國人民對真理的探求和發展，使民族的思維長期處于僵化、半僵化狀態。這樣的錯誤理論，不可能引導人們對和思想作出正確評價。“”中，現代迷信、個人崇拜盛行，對、思想的吹捧、不實之詞充斥報刊，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更嚴重的是，、康生借鼓吹“頂峰論”、神化領袖之機，神化他們自己，為他們篡黨奪權準備了條件。

2.提出“兩個凡是”，堅持教條主義

在粉碎“”后，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提出了“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這一錯誤方針，把思想同晚年的錯誤混為一談，把個人的思想同作為全黨智慧結晶的思想混為一談，把的功績同過錯混為一談，這也是對思想的一種教條主義的態度，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不但不能對和思想作出正確的評價，而且必然會繼續堅持晚年的錯誤，繼續擁護和推行“”的“左”的錯誤理論和路線。事實上，這一方針推行的結果，嚴重阻撓了對“”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糾正，干擾了中共中央全面撥亂反正的部署。

3.夸大晚年的錯誤，否認思想的科學價值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正當我們黨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沖破、“”制造的現代迷信、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撥亂反正，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時候，社會上又出現了一股錯誤思潮：夸大晚年的錯誤，否認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思想的指導地位和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理論務虛會，有人就是懷揣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去參加會議的，企圖象當年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全盤否定和思想。這種割斷歷史，不顧事實，缺乏起碼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是一種搞亂思想，破壞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損害黨和國家形象，損害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威信的錯誤作法。在這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下，同樣不可能對和思想作出正確的評價。

二、必須堅持正確的立場和方法

正確評價和思想，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必須以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依據。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能不能批評的錯誤，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歷史觀、方法論來批評的錯誤，來對待思想這個理論，來對待這個人物。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主要應把握這樣兩點：

1.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擺正功過是非的位置

評價，必須實事求是擺正功過是非的位置，不能借批評他的錯誤的名義，丑化這位偉大歷史人物的崇高形象，玷污思想這面光輝旗幟；不能抓住他晚年的錯誤加以渲染，閉口不談他的偉大功績，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無限上綱，片面夸大。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是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轉折關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他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因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這就是的歷史地位。

另一方面，勿庸諱言，晚年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特別是錯誤地發動和領導了“”運動，給黨、人民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對此，應該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晚年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因此，對的功過，不可等量齊觀，不可以偏蓋全，不可同日而語，更不可本末倒置，一定要實事求是，科學分析和評價。對于錯誤的責任也要進行具體分析。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負責人，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決不能把所有的錯誤都歸結于一個人，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責任。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就不可能對作出正確的評價。

2.必須尊重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尊重事實，這是進行科學研究的最基本的規則，也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的最基本的品質。講過，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那種閉眼不看事實，肆意貶損和思想的作法，很難說是尊重事實、尊重科學、忠于真理的。例如，有人說，在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同共產國際沒有什么分歧，他們之間的關系好得很。這個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思想正是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在同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錯誤路線斗爭中形成的。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開辟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道路。而共產國際在它的決議、報告、指示中一再反對中國走這條道路，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以城市工作為中心，不能離工人階級太遠。否則，就會滑到小資產階級道路上去。在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路線統治時期，屢次遭受排擠、打擊、處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無法抹煞。再如，有的人為了否定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創者的地位，竟然不顧歷史事實，說根本不同意八大路線。事實上，盡管中央分工劉少奇負責起草八大政治報告，但從1956 年6月到9月，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起草這個報告上。八大政治報告的稿子有80多份，其中親自修改的就有21份，并增加了重要內容。到8月21日，給劉少奇寫信，說你和的修改我都看了，都同意。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重要文稿》1956年這一本，公布了對八大政治報告歷次的修改。所以，說反對八大報告，并且是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是彌天大謊。

當然，對《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有些提法曾提過不同意見，主要就是認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不太準確。不過，他說這也沒有什么壞處，也可以不改，但他不同意這個提法。這個意見是有道理的，后來我們黨一直沒有再使用這個提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也沒有使用，因為這個提法確實不太準確。對八大決議中的個別提法不同意，并不等于反對八大政治報告。故意混淆這一點，就是不尊重歷史事實，會對不了解真相的人產生很大的迷惑作用。采取這種立場和方法評價和思想，是不會得出正確結論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必須正確處理幾個關系

思想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要正確評價和思想，就必須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要正確看待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系，不能將兩者分離

思想與馬列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系，兩者是不能分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思想的理論基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自己的話說，馬列主義是主干，我們是枝葉。鄧小平也指出，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回事。思想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內容。所以，不要把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象它是另外一個東西。他還指出：“光講思想，不提馬列主義，看起來是把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注：鄧小平：《正確地宣傳思想》，《鄧小平選集》第1卷，第28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他還針對在宣傳思想時的片面性，提出要正確地宣傳思想，特別反對把思想庸俗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過程中，贏得了全國人民的信賴和擁護，在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歌頌的豐功偉績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從50年代后期以后，全國對思想的宣傳出現了庸俗化的傾向。1960年，鄧小平在《正確地宣傳思想》一文中尖銳地指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東西都說成是思想。例如，一個商店的營業額多一點就說是思想發展了，打乒乓球也說是運用了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注：鄧小平：《正確地宣傳思想》，《鄧小平選集》第1卷，第28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鄧小平強調，在宣傳思想的時候，一定不要把馬列主義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忘記了。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只有這樣看待，才能把思想擺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才能對它在馬列主義發展史上和在中國革命、建設中的地位、作用作出正確的、中肯的評價。

2.要正確看待思想與黨的領導集體的關系，不能將兩者割裂

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是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堅實基礎，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都對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本人在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我們黨是集體領導，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同志的卓越領導，我們的黨和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思想的旗幟。但是，切不可因此把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同志看作是黨的領導集體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里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他還指出：“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同事和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注：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選集》第2卷第172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77年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談到領袖與人民的關系問題。他說：“思想歷來認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是人民。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志多次反對對他本人的一些不適當不科學的評價，經常教育我們正確理解人民與領導人或領袖的關系”（注：鄧小平：《完整準確地理解思想》，《鄧小平選集》第2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鄧小平的這些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與黨的領導集體的關系提供了依據。依據這樣的理論認識和分析問題，才能對在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確的評價，既肯定作為思想創立者的地位，也看到黨的領導集體中其他成員對思想創立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3.要正確看待思想與晚年錯誤的關系，不能將兩者混淆

在如何看待思想與晚年錯誤的關系上，有人借口晚年犯了錯誤而否定思想，把他晚年的錯誤與思想混為一談。也有人把思想分為“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兩部分，否定思想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體系。

針對上述糊涂認識，鄧小平科學地提出把思想同晚年的錯誤嚴格區分開來的正確主張，強調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的科學體系。他指出：“思想不是在個別方面，而是在許多領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個體系，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注：鄧小平：《“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選集》第2卷第3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我們要“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注：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選集》第2卷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79年3月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又指出：“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于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于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注：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選集》第2卷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并強調“應當把思想和同志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這樣可以避免許多混亂”。因為思想同他晚年的錯誤有著本質的區別。

他還堅決地批評了借口晚年的錯誤從根本上否定、否定思想的錯誤傾向，指出正是因為我們遵循了思想，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不堅持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他語重心長地說，對同志的評價，對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到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總之，在評價和思想的問題上，只有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有防止和克服種種錯誤傾向，只有處理好有關的各種關系，從國家的歷史、前途、命運大局出發，才能真正做出正確的、中肯的、實事求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