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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只講普遍性,抹殺個別性,用普遍代替個別當現代馬克思主義者用普遍代替個別時,他們都是十分堅定地認為自己已經把假象還原成真理了,當涉及人類社會發展領域的時候這種狀況就更加明顯和嚴重了。薩特認為階級性只是人類眾多屬性中的一種,生產關系無疑也是眾多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偷懶地”指出某人屬于什么階級就萬事大吉了,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類除了普遍性再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人類不存在個體。即在對社會人的屬性關系進行劃分的時候,過分注重了階級性的劃分,試圖用馬克思關于人的階級理論去涵蓋人的所有的社會屬性,而忽視人的其他方面的屬性。現代馬克思主義將人的本性歸結于社會,尤其是經濟制度,墜入“經濟中心論”的深淵薩特認為,雖然經濟社會對人有決定作用,但是他更深層次的指出了,環境是由人來創造的,而人又是在自己創造的環境中區創造歷史的,因此,人除了是自己產物的產物,還是歷史的動力。可是,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人既然是環境的產物,既然由環境來決定,因此人就是一種被動的產物。于是,在現實中,人就等于“洗一次硫酸澡而消融掉了”。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單純地、簡單地用經濟性去衡量人的本性,更不能用經濟屬性去抹殺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事實是歷史是人主動地、憑借自己的主觀意愿去創造的,而不能單用經濟的觀點解釋歷史而忽略人作為歷史主體的作用。
二、薩特對馬克思主義的加工和改造
1.把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出去薩特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只適合于人類的歷史活動,不適合于自然界,并從其來源和內容兩個方面對此進行了論證和證明。第一,從其來源來看,薩特強調它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人以外的客觀對象所有的,而只能被人創造的,個人實踐和活動才應該是辯證法存在的場域和基礎,離開了人活生生的活動辯證法就不可能存在。因為如果把辯證法的來源和歸宿歸于人的外在事物或者是某種超個人的集合體,那么辯證法就只能陷入一種空洞的形式規則和形而上學的宿命。他認為,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辯證法所犯的錯誤就是脫離了個人的實踐活動,而把辯證法看成是內化于自然界固定存在的事物,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失去一切豐富內容的規則名稱,變為形而上的公式和規則,最終淪為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宿命論。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摒棄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種觀點和做法,要從個人實踐的這個角度去認識和理解辯證法。所以,辯證法的質應該是單個人的思維的產物,只有這樣的辯證法才是被人所接受,才具有普遍適用的規律。第二,從其內容上來看,薩特認為辯證法的本質是整體性的,并且這種整體化只有人類社會才有,自然界中是不可能有整體化的。這種整體化只有與人聯系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另外,自然界具有無限性,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
2.將存在主義中的“人的主觀性”運用到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薩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但又不是完全接受其中的全部原理。薩特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歷史發展的一中合理的解釋”,但不是“最接近歷史真正面目的”。因為,“根本缺陷”在于“取消了主觀性”。所謂的“主觀性”,其實就是“反思前的我思”,是“驅逐了一切事物的意識”。第一,在解釋經濟環境對人性的決定作用時,薩特強調“賦予意義者”和“被賦予意義者”必須是同一的。他雖然承認社會環境尤其是經濟條件對人的本質性的形成的影響,但這只是影響的一個方面而不具有根本的影響。他用一個軍官的例子來作解釋,比如一個軍官,他穿著軍官的服飾,行著軍官的禮儀,然后旁人覺得這是符合軍官應有的形象,從這個方面來看,似乎軍官的“意義”、“本質”是被這些外在的事物賦予的。在薩特看來,社會環境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領域”而不是全部,因為人可以自己決定、選擇自己的意義,而不能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且,表面上看來,社會環境等經濟條件似乎對人的本性有很大影響,但人周圍社會環境之所以能呈現出一定的面貌也是人選擇的結果。第二,在解釋社會環境形成原因時,薩特又強調“詢問者”和“被詢問者”必須是同一的。所謂“詢問”就是“理解”自身對象而且不能依靠外在的“知識”,只能通過自己的體驗來“洞察”。薩特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在一個悶熱的房間里,有人去打開窗戶,其他人看到的只是這個人站立起來、離開座位、走到窗前、打開窗戶等一系列的動作,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只有這個人自己才能體驗到房間的悶熱。因此,薩特認為,要達到對社會環境的根本“理解”,最根本的還是要從自己的主觀意識出發,自己個人的意識才是最有力量的。同時,他指責無論是恩格斯關于唯物主義是對自然界本來面貌反映和理解還是列寧認為的意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的論斷都“忽視了人的主動性”。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成果僅僅在于考察了人所處的客觀社會環境及其行為的客觀結果,只是從某一個角度對社會運行給出了一種合理的解釋。薩特把這種解釋稱為“前進”。他認為要徹底實現對社會整體運動的把握還必須“回溯”,就是不斷“追問”個人存在的最初出發點,發揮人的“主觀性”。他標榜,辯證法研究的方法應該是這兩者的有效結合,只有辯證法具有“主觀性”,辯證法對于人類來說才具有了“可理解性”。
3.重新解釋人類發展的歷史薩特在用存在主義的“主觀性”“填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對人類歷史做了重新解釋。第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踐”概念重新作出解釋,這也是薩特解釋人類發展歷史的基本出發點和入口。他重新定義了實踐,指出:“實踐就是發源于內在化并且是從客觀到客觀的過渡;作為從客觀到客觀的主觀揚棄而在環境的主觀條件和可能性的客觀結構之間展開計劃。”前一個“客觀”意思是人所要揚棄和擺脫既定、超越于外在的客觀條件;后一個“客觀”是指揚棄、擺脫、克服這些客觀條件不得不經過的客觀的“可能性領域”。雖然薩特在“實踐”的定義中提到了客觀的制約,但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客觀”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其一,“計劃”并不是來自于客觀環境中而是來自于”主觀意識“的客觀;其二,“計劃”也不是來自于客觀環境固有的規律和聯系,而是一種“主觀意識”有多少展開的可能性;其三,“主觀意識”的展開性并不是根據客觀環境的情況而是依據自己的“主觀意識”對客觀環境和事物進行裁剪、取舍和揚棄。第二,薩特用“匱乏”理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階級沖突。“匱乏”簡單地說就是“沒有足夠滿足人需要的東西”。由于“匱乏”存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給人以威脅,迫使人力圖擺脫現實。同時,向未來超越和發展時人會自動地結合起來,而“匱乏”又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扭曲,這樣一來“每一個人對所有其他的人來說都是‘非人’”,導致“每一個人看見他最好的朋友像一個異己的野獸一樣向他逼近”。由此,薩特認為“匱乏”是異化開始的基礎,階級產生的根源,也是革命爆發的原因和社會向前推進的動力。薩特運用“匱乏”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因為資本主義是讓人最感到“匱乏”的,人處在壓迫地位,而且處在物的異化狀態,人毫無自己“主觀性”發揮的余地和可能。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那種最該被推翻的制度。
三、評價和啟示
應該看到上述薩特的種種批評,確實指出了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導致人們不能準確把握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角度說,薩特用存在主義的相關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的人學理論和思想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中,使其回到和恢復了應有的地位和價值。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和理論的中心議題和最終旨歸是研究關于人的本質和“人和人的解放問題”,這也是存在馬克思主義流派研究的核心主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兩者是相同的。尤其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的論述和薩特所持有的“存在先于本質”中的“自在存在”的觀點一樣,都強調人的自由和解放。存在主義的另一代表人物,海德格爾在他的代表著作《存在與時間》中承認人死的可能性,并且生命是有限的。作為海德格爾學生的薩特,其思想自然也受到他老師的影響,“沒有生命這個物質載體,‘自在存在’和‘自為存在’也就沒有了物質基礎”。可以說,在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理論中依然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在“人和人的解放問題”的研究上,都是堅持唯物主義的觀點,都認為人的存在是一切關系的起來源和基本,現實中從事實踐有生命的個人,是其他一切歷史活動的基礎。這和馬克思的理論中的“物質決定意識”的理論是不謀而合的。但是薩特說當今馬克思主義理論陷于“停滯”和“僵化”是不符合實際的,他沒有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取得的成就。而且從根本上來講,這也正是薩特沒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人的解放”的本質。意識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實踐活動是人類社會有意識、有目的特有現象,人的本質正是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人的本質是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我們要想真正理解人的本質,就必須從人的歷史實踐和所在的社會關系中去探求,而不能從離群索居的孤獨者身上尋找,只能在具體的歷史關系中而不能從抽象的人中去尋找。但是,薩特卻“本末倒置”,試圖把人從復雜的社會關系和背景中“剝離”出去,試圖從抽象的人去探討“人的本質”,尋求“人的解放”,最終陷入了“緣木求魚”的困境。這也就注定了薩特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在本質上還是屬于存在主義理論的概念和范疇。只不過是借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定義的“外殼”去包裹存在主義的“內核”。與其說是薩特對馬克思主義的“彌補”,倒不如說是他在借用馬克思的理論對自己的存在主義進行“修補”,除了個人主觀意識泛濫和彌漫再也沒有什么新意了。這倒用得著薩特自己的話:“任何超越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都只能是重彈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老調而已。
作者:鞏俊龍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