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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完善過程中的作用

農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立場之一，也是其實踐主體之一，并不斷推動其發展和完善。“農民的選擇成就了中國改革。當然，這是在改革開放的政策背景下的選擇。”中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拉開帷幕，中國農民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實踐。和運動破壞了農業生產，消弱了農民積極性，使農村生產力嚴重下滑，影響了農民生活質量，甚至生存受到威脅，也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正是體制本身原因，加上自然災害等外在因素，導致農民不斷對制度采取消極對抗的措施。盡管通過階級斗爭的形式，使農民的土地承包行動不斷受阻，但是土地承包卻被農民所認可并成為發展農業生產的有效手段。”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冒著危險進行的土地承包活動，得到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肯定，也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的序幕。“農村突破并非政策的預設，家庭承包制的普及、鄉鎮企業的勃興都在決策者預料之外。”由農民、農村開啟的中國經濟8改革也逐步促成和完善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成果之首———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具體成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直接繼承與發展，“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農民在近代以來的地位、作用及自身行動表達，一直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重要立場和來源之一。

鄧小平多次強調指出:“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從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家庭聯產承包，到全國各地鄉鎮企業的發展，鄧小平給予農村改革以高度評價。“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啟示和帶頭示范作用。農民根據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承包到戶，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尊重，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而之后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有效轉移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了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增加了農民收入，也使市場經營概念深入農村，推進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綜合素質，反過來又有利于農村農業的進步，形成良性循環。農村改革為城市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借鑒，并為其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農村改革中，農民激發出極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極大促進了農村農業的發展，在物質生產力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鄧小平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關于農民問題的基本思想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糾正過去在農民和農村問題上的某些“左”的做法，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正確制定農村農業政策，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探索總結出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方針政策。農民的改革創造發明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啟示，為鄧小平理論的逐步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界新情勢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的出現和復雜化，第三代領導集體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積極探索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有效途徑和辦法。它所基于的重要考量事實之一，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生產生活方式上的變化，以及農民對于自身權益的進一步探索、追求及在此基礎上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和思考。農民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保護，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也需要發展。“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這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下，指出:“堅持以市場為導向，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走高產、優質、高效的道路。”這是中央在依據農業發展的客觀趨勢及農民對增加收入的渴望而做出的戰略性指導方針的轉變。廣大農民為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除了在土地上尋找希望之外，還走出土地，走向城市，外出務工，形成“農民工”大軍，尋找增加收入的非農途徑。“源源不斷的農民工無疑是制造‘中國奇跡’的主角之一”“‘民工潮’出現的歷史含義，更在于它推動了城鄉一體化趨勢。一方面，農民外出務工為農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它把解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提早提到了政府和社會的面前。”“‘民工潮’為解構城鄉二元結構提供了持續的壓力和推力，迫使政策一步一步松動，推動城市政府轉變管理方式。”“通過外出打工和返鄉，……小生產者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同時他們也在抵抗那些結構性的限制。在這一過程中，農民促使國家制定有利于他們獲取資源和實現目標的經濟發展政策。”“民工潮”所引發的諸如戶籍制度等相關政策改革逐步被提上日程，與戶籍有關的農民工子女入學教育、農民工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日益成為外出務工農民最關心的問題，也促使國家和各級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不斷改革和完善相關政策制度，從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這在理論與實踐上都不斷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出: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黨中央繼續深化農村改革，鞏固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提高對農業科技的研發和應用，扶貧開發，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村生活文化水平。而這時期“三農”的發展、農民自覺追求幸福的邏輯與實踐，反過來又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不斷發展和完善。“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以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新的變化和時代要求，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強調指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億萬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堅持尊重實際、尊重群眾，讓農民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兩個尊重是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也是我們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基本原則。”“我國農民是有首創精神的。土地承包、鄉鎮企業、小城鎮、農業產業化、村民自治等，這些重大改革都是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必須依靠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新農村的建設政策和目標，更加激發了廣大農民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熱情，在努力提高物質生活質量的同時，農民的政治、法律意識也逐步增強，政治參與積極性得到進一步提高，這在另一方面也不斷推動了基層民主的建設和發展。在歷史與現實的發展進程中，中央及時適應農業發展、農民自身利益的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為了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及增加農民的收入，在2005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宣布，決定自2006年起廢止農業稅。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又一次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進一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不斷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點來抓。在依據農村實情的基礎之上，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產業結構調整的鼓勵政策，到以稅費政策為中心的農村綜合改革，再到取消農業稅等，農民在中央政策的引導和保障下，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主動性，發展生產，推動“新農村建設”，積極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以說，在此過程中，農民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為了過上美好的生活，在生產創造中發揮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積極主動性，為“三農”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能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數最多的農民群體功不可沒。”具體體現在:“向農民征用的一億幾千萬畝耕地是促使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條件;農民提供的幾億廉價勞動力為我國經濟的國際化提供了有利條件;農民為全社會提供比較充足、價格低廉、品種齊全的食品，很好地解決了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為改革開放能在長期穩定的環境中順利進行提供了物質保證。”“通過以上幾方面，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農民對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改革開放就不會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

二、總結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中國農民在歷史的不同時期，為了追求自身的根本利益所進行的種種努力，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新中國初期的建設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無論從中央政策的制定和不斷完善，以及從切實的農民生活改善來看，農民都在“三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自身的積極主動性，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正確認識農民在歷史與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我們更好地處理新時期的“三農”問題，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發展，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張學濤單位：中國礦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