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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改革浪潮的出現和前蘇東的劇變，自由、平等與正義同樣成為馬克思主義關注的熱門話題。在變遷后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親歷了歷史劇變的前東德學者面對著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深切地感受到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激烈沖突，并開始從理論上對自由、平等與正義問題進行思考。這一思考反映了時代問題。從歷史背景來看，馬克思沒有專門對這些觀念從理論上進行過系統的分析和論證，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對社會主義的論述實際上蘊涵著自由、平等和正義的價值觀。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收入平等為基礎的基本原則是對這些觀念的追求和實踐。從理論上來看，它們似乎已經是實現了的事物，因而很少為人們所關注，然而改革的浪潮首先向這些觀念提出了挑戰，繼而使這些觀念陷入了沖突和危機之中。而自由、平等與正義能否協調的問題一直就是資本主義世界人們討論的熱門話題：在那里，無論現實是如何地不同，在理論上，自由和正義卻被視為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靈魂。前東德學者在兩種社會體制和兩種意識形態的沖突和碰撞中所進行的思考，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具有借鑒作用。

一、馬克思主義能否與自由主義相融合?

傳統社會主義改革在前蘇東遭受挫折以后，不僅在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中間，而且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也有人提出將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加以融合、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自由主義理論加以結合的自由社會主義觀點，嘗試著從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中走出來。

這種觀點的核心內容是爭取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在批判性地掌握自由主義理念和政治理論的基礎上，使其從多方面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利用”(MarxistischesForum,S.1)。其基本方法是將自由主義的積極內容與消極內容區分開，對其在政治領域中的積極因素加以吸收，而對其在經濟領域中的消極因素則加以剔除。然而，這樣的觀點遇到了持不同觀點者的反駁。

自由社會主義的提倡者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傳統社會主義沒有實現她本來應該實現的民主和自由，這意味著它的受挫與此有關，因而從政治上吸收自由主義的積極內容是非常必要的；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存在著共同的根基，因而抑制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根”也就干枯了；經濟行為的人格化是否必然要求財產私有化，這是針對公有財產的無主體、低效率而提出來的問題。而自由社會主義的反駁者則提出了以下觀點與批判性思路：

關于政治和經濟能否分離的問題德國學者哈里·尼克在《超越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批判性分析。(Nick)在他看來，這樣一種問題的產生并不奇怪，我們處在一個不斷變革的時代，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觀點應該是民主和自由的，否則就不可能贏得真正的社會主義。他的這一思路實際上默認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民主和自由狀況的缺乏。尤其對于前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除了傳統社會主義自身體制方面的問題，他們還受著外來因素例如前蘇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嚴格控制。

顯然，尼克并不反對自由社會主義對民主和自由重要性的強調，他所反對的是將自由主義的積極內容與消極內容區分開來，即將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區分開來，從而僅僅吸收政治自由主義積極內容的方法。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政治和經濟是密切相關的，自由社會主義如何能夠僅僅吸收自由主義的政治內容而摒棄其經濟弊端呢?尤其對于那些強調私有財產不僅僅具有工具性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是贏得政治選舉的工具的自由主義者來說，經濟同樣是政治的基礎；他們并沒有將經濟與政治割裂開來。

反駁者一方面看到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政治弊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自由社會主義觀點對事物本質的違逆。從民主和自由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價值觀這一意義上來看，我們所應該做的，首先是自我反思為什么這些價值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難以得到實現，而不是簡單地從自由主義那里吸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因為兩者的涵義是不一樣的。

關于自由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根”的問題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自我所有原則，個人的自由和對財產占有的自由都是從這一原則中引申出來的。將自由主義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根”這一觀點，其根據是恩格斯在給卡爾·考茨基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話：“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NEW，Bd.38,S.288)。尼克認為這不是恩格斯經過深思熟慮以后得出的結論，然而他仍然分析了傳統社會主義在個人利益和自由方面存在著的問題。

從現實生活來看，在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對自我和個人物質利益的低估，這不僅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也降低了人的自我實現、自我追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社會主義需要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原則。因為社會主義的個人自由與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原則是有所區別的，后者以永久人性為基礎，而這一畫面事實上只是市民社會的畫面：這種人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是資本主義競爭環境的產物。

從理論上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忽視個人的自由問題，他們只是從更高的社會形態將未來的社會論證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4頁)。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價值體系在傳統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并沒有體現出來：實際上，人們正好從相反的意義上去理解這句話，即“全體人的自由是每一個人自由的前提條件”(Hermlin,S.20-22)；在民主德國時期，這是在哲學、社會學界一個非常流行的價值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觀因此被曲解。

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民主德國時期的人們并沒有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念，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念沒有得到實踐。遭受挫折后，前東德人才開始反思這一問題，而親歷資本主義體制也使他們對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真正區別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后者的自由與人們的平等權利存在著嚴重沖突。

馬克思主義從生產手段的社會占有這一意義上論證每一個人的自由，而自由主義所論證的個人占有生產手段的自由并不能使每個人都成為企業主。自由主義對此的辯護是：這無所謂，自由并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要成為企業家，只是每一個人都有成為企業家的同等自由。

尼克認為從理論上來看，社會主義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這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觀，沒有人是例外；它向每一個人提供必要的物質、自我發展條件和文化環境。然而這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自由，在現實中它卻被對個人利益的低估所曲解。

然而，這樣一種平等和自由，正如自由主義者所說，使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尼克明確地認識到，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不但沒有擴大原有的公民自由，反而在這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倒退。然而，尼克并沒有能夠真正從理論上理解傳統社會主義在個人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存在著的悖論，即：個人利益的平均主義狀態這樣一種自由，是以個人追求物質利益的非自由狀態為代價的。因而他并不能夠真正從自由社會主義的反思之路中走出來；后者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可避免地是重復自由主義的老路，使人的平等權利受到威脅。

關于公有財產的低效率是否可以歸結為經濟行為的非人格化和無主體狀態的問題自由社會主義的觀點就是試圖從自由主義那里獲取經濟人格的觀念，為社會主義經濟注入活力。然而問題在于，經濟人格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抽象概念，它會帶來一系列的棘手問題，首先是財產的占有形式問題。對此我們只有從人們的經濟生活方式中才能夠進行更加透徹的認識。

在自由主義那里，私有財產具有工具性意義：在他們看來，人們應該從實踐的角度考慮私有財產的必要性，而且私有財產作為生產手段是人不可與之分割的、不可轉讓的謀生手段和基本權利。然而其理論問題在于，當他們論證占有財產(自然資源、勞動手段)是人的自然權利時，他們不能用同樣的原則去說明為什么大部分人在現實社會中失去了這樣的自然權利。因此，自由主義關于人平等占有自然資源的權利和財產的自由占有權存在著悖論。

鑒于傳統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由于無主體狀態帶來的低效率結果，經濟活動人格化似乎是對癥開方，這種觀點自然要求產權主體的明晰化、私有化。對此，尼克的反駁思路是：一方面認可傳統社會主義面對商品和貨幣經濟困難重重、束手無策并對其自然發展加以壓制，是導致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揭示私有財產的弊端，即它不可避免要帶來社會分化。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簡單地用自由主義的方法解決公有制的主體缺乏問題，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因為由此取代傳統社會主義弊端的，將是私有財產引起的一系列固有的社會矛盾。

分歧的焦點在于人性畫面的不同。例如對于人的生物屬性與社會屬性、自然因素與文化因素、利己性與利他性等，如果人們只肯定前者，那么自由主義的觀點就是有說服力的，因為在致富動力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的自然稟性和對外在生活條件的適應這一自然原則。用最少的消耗在有限的環境中贏得生存手段，對人們來說就意味著以最少費用爭取最大利潤，經濟原則由此而形成。由經濟原則到買賣原則，再到輸贏規則，由此推論出財產私有，似乎一切都已一目了然。然而尼克沒有認識到，馬克思論證過人的為我性，同時認為人的利己性與利他性正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從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反對對自我犧牲和利己主義進行純粹意識形態的解釋。因此當尼克認為社會主義強調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對集體的服從和團結，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和自我負責，從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并以此來解釋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自由涵義之認識的區別時，便陷入了一種過于簡單的意識形態分析。

這是尼克反駁思路的薄弱環節，也是問題本身的困難之處。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不僅僅是世界觀上的，而是首先表現在對財產占有關系的認識上：與自由主義將私有財產作為人類解放的基礎相反，馬克思主義將公有財產作為人類解放的基礎，然而這是一個并沒有從理論上得到解決的問題。至少，尼克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的觀點，他認為自由社會主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受挫問題的一種過于簡單的回答。

二、馬克思主義的平等原則意味著什么?

分配公正與收入平等被視為社會主義的特征。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人們對這一點并沒有太多的疑慮：在現實中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遮蔽了分配公正與收入平等的內在矛盾。分配公正與收入平等真正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起始于改革運動的興起；對于變遷后的前東德人來說，它更加受著今昔兩種社會形態對比的啟發，以及產生于對比中的反思的影響。這些反思的主要問題包括：財產公有能不能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平等，平等能不能自然而然地意味著自由和民主，沒有平等的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效率機制與道德危機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何認識按勞分配的公正與差異。

關于在公共財產與平等、平等與自由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系的問題這不僅是變遷后前東德人反思的問題，也是傳統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后其他人同樣要反思的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由于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取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利用生產手段占有他人勞動的客觀條件不存在了，于是人與人之間似乎能夠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了。然而現實情況并不是這樣。原因之一是特權階層的迅速崛起，其發展速度并不亞于利用生產手段占有他人勞動的資本家。這樣的不平等不是通過經濟手段，即通過對生產手段的占有，而是通過政治手段，即通過對政治權力的濫用實現的。因此這里存在的首先不是分配公正與否的問題，而是權力參與分配的問題。它涉及到政治自由和民主。傳統社會主義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這是一個為人們所普遍公認的事實。

在經濟收入方面借助于平均主義原則而獲得平等地位的人們，在政治上仍然缺乏自由和民主的權力，這一問題在60年代左右東歐諸國在改革中崛起的市民階層對自由和民主的呼聲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今天，人們在反思中已經認識到，經濟上的平等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平等，即自由和民主。變遷后的前東德人今天似乎有了更多的經濟自由和參與政治事務的自由，然而同時貧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與過去相比，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換來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對比前后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布朗斯特勒在《平等原則》一文中反思了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在他看來，沒有平等的自由不僅僅是幻想，同時是欺騙；平等不僅是自由的前提條件，同樣是民主的前提條件。(Branstner)

從邏輯上看，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布朗斯特勒認為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出發，平等原則的實現是完整的人的實現，而不平等則是以扼殺人性為代價的。前東德人今天能夠體驗到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的不平等及其不合理性：勞動者隨時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人上人，他決定著我們是否勞動、誰能夠勞動，決定著人們的境遇，主宰著戰爭與和平。這種矛盾存在于平等與財產占有的合法性之間。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來說，一方面，自然資源是賦予所有人的，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所認可的私有制卻將人人賴以為生的自然資源變成為一小部分人的財產，剝奪了大部分人的權利，這顯然沒有什么平等可言。然而已沒有平等的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資本主義現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一旦我們從效率機制的角度來認識經濟自由和平等問題，那么即使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關于能否既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又克服資本主義的道德危機的問題變遷后的前東德學者認為，傳統社會主義的受挫不僅僅是失敗，它同時為人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人們至少能從這一挫折中獲得這樣的認識：一方面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引起的道德危機。然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與其道德模式具有內在的聯系。在馬克思那里，法律的形成植根于經濟活動，道德也一樣：人們的經濟行為對于法律和道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前者是后者的基礎。

道德作為倫理學問題涉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布朗斯特勒對經濟與道德關系的分析是從個人與財產之間的責任關系入手的：史前社會的自然人對他們的財產和行為負責，那么在歷史發展的第二階段即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人類對財產具有連帶責任的道德根據是什么?

如果經濟差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那么對于由這一差異而形成的財產差異進行道德辯護似乎就是無可非議的。人們認為個人對自己財產的責任是與生俱有的道德，因而對個人成功往往從他的經濟成就上進行解釋，對個人失敗往往從他的經濟失誤上進行解釋。然而隨著階級社會的形成，情況發生了變化：個人財產不再是他本人的勞動所得，與此相反，個人財產成為其收入的合法依據。“不是因為我為財產進行辯護，我就有了財產，而是因為我有了財產，我才對它進行辯護。一句話，誰有財產，誰就有權利。這就是階級社會的道德——財產所有者的道德。”(Branstner,S.15)對財產的這種道德解釋模式，就是用財產的自我負責來解釋經濟差異，它導向用人們的經濟地位判斷他的道德責任。布朗斯特勒認為，這樣一種個人對自己經濟狀況負責的觀點，在階級社會中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是自由主義的觀點。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結構中解釋個人的經濟處境。

吸收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是傳統社會主義挫折帶給人們的啟示，然而若要同時接納由此而連帶的個人與財產之間的聯系，則并非易事。這不僅涉及兩種意識形態的沖突，而且因為在變化了的社會結構中，如果用財產的多寡來判斷個人對財產及其責任的道德，那么占有他人勞動的多少將成為衡量個人道德水平高低的標準，而這是非常荒謬的。

關于按勞分配的公正與差異涉及的是具體操作還是基本理論的問題在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生產行為同樣是生活行為，它決定了一個人如何對待別人以及其行為道德。只要人們的經濟行為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人們的行為道德就是矛盾的，社會主義就是要鏟除這種對抗性的基礎。因此當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給所有人帶來平等時，它的經濟收入原則就是按勞分配。

然而，社會主義的道德同樣存在著難題，這就是如何在所有社會成員平等的狀況下，能夠對個人的不同能力作出評估，以便按照人們能力的不同給予相應不同的報酬，防止絕對平均主義現象的發生，繼續保持人們的責任心。這一難題內在于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和按勞分配(差異分配)的生產方式之中。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平等與不平等以及形式上的平等與實質上的不平等之間的矛盾關系，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按需分配原則正是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它結合了差異和平等，使兩者互為條件。

然而布朗斯特勒的分析忽視了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就是對不同能力的評估如果是可能的、并且能夠通過勞動報酬體現出來，那么這樣的差異是不是仍然能夠在積累了的勞動與活勞動之間形成對立?這是其一，這其中就蘊涵著責任心、經濟權利與財產的關系問題；其二，按需分配即使從字面的意思上來看，也并不是像布朗斯特勒所論述的那樣是差異和平等的結合，而是與初級階段有著本質區別的不計能力差異的實際平等。這時人們責任心的根據又是什么?顯然已經不再是按勞分配的“勞”了，而是對整體利益的社會責任心。這些都包含著相當深刻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有些離我們很遠，有些離我們很近，它們不僅關系到我們對分配公正的歷史性理解，同樣關系到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現實性理解和具體操作。

受挫后的前東德學者對前蘇東傳統社會主義平等原則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政治因素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認識：一方面，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并不能夠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平等，而平等并不能夠自然而然地意味著自由和民主；另一方面，在傳統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平等原則和經濟效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對于他們來說，同樣對于我們來說，充分地利用這一經驗，將會大大地有助于推動未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三、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是什么?

社會正義與自由和平等相關，然而又是一個比自由和平等更為復雜的問題。變遷后的前東德地區隨著資本主義體制的運行、社會分化現象的重新出現，正義問題自然也就成為人們格外關注的話題。由于人們對社會正義或社會公正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不同，以致形成了一個更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尋求正義，或者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表達的是兩種不同的正義觀，還是對同一正義觀的不同理解?

關于是否存在著共同的正義標準的問題德國學者瓦格勒在《追求社會正義》一文中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兩種較為流行的觀點。(Wagner)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沒有提出過正義理論，也沒有專門從事正義理論的寫作；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立足于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正義理論是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和論證社會主義的基礎：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從正面闡述過正義理論，但是他們對資本主義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等非正義性的批判，表明他們的正義內涵是以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

瓦格勒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分析，認為持第一種觀點的人往往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解釋“歷史合理性”、“歷史發展趨勢的不可避免性”，或者從“政治經濟學”(交換正義的表達)的角度解釋歷史發展規律，而避免使用“歷史正義”這樣的概念，這是側重于對歷史發展的事實判斷。而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歷史進程使正義本身具有相對性、不完全性，正義僅僅體現為歷史向著正義方向發展的趨勢，這是側重于對歷史發展的價值判斷。

瓦格勒指出，從自由主義角度來看，社會正義同樣是聯邦德國政治體制中的普遍原則，然而它不是通過尋找資本主義的替代品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非正義問題，而是在肯定現實的情況下，只討論在什么程度上以及用什么手段地資本主義進行限制，使其成為一個更加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社會，從而在資本主義的范圍內實現社會正義。然而從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發展觀點來看，人們還堅信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即從漫長的歷史進程出發，通過社會正義體系的變更，用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正義。因此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正義是一個歷史范疇。

瓦格勒對此進一步分析：從歷史上來看，正義概念起源于史前社會，因而與道德范疇、法律范疇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由于道德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法律涉及的是財產關系，這兩種關系在階級產生以前就存在了，因而正義概念的出現也早于階級的形成。不過隨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以及階級的形成及其意識形態的出現，不同的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形成了不同的正義范疇。此處，瓦格勒沒有加以具體分析的問題是，對于不同的階級而言，正義范疇與經濟利益具有什么樣的關系，以及追求正義與追求經濟利益對于不同的階級而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

正義問題還可以從經濟上的分配公正(這是馬克思批判階級剝削的前提)、政治上的權利平等(這是馬克思批判階級壓迫的前提)等等具體問題中加以分析和認識，而一旦我們將正義問題具體化，我們就會看到對正義認識的分歧是由人類社會本身的矛盾所引起的。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著的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已為平均主義分配方式所取代的現象，不僅是由于存在著對“勞”的“定量”困難，同時也是由于平等主義觀念在起作用。而在按勞分配名義下進行的無視個人差異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從個人利益角度來看，顯然是不公正的。這種性質的不公正極大地有礙于個人勞動積極性的發揮，遏制了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如果我們將按勞分配理解為差異分配，那么，什么樣的差異是合理的并且不會導致社會分化的差異呢?這個問題反映了分配公正與分配平等之間的緊張關系，正義問題的爭論由此而引發出來。

自由主義認可分配差異，直至認可由差異發展而來的階級剝削，然后用矯正方式去克服由此產生的嚴重社會問題。而傳統社會主義和改革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嚴格說來并沒有從理論上解決馬克思主義的分配公正問題。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Branstner,Gerhard,1996,“DasPrinzipGleichheit”,MarxistischesForum,Heft8,Berlin.

Hermlin,Stephan,1987,Abendlicht,ReclamVerlag,Leipzig.

MarxistischesForum,1996,Heft7,Berlin.

MEW,1968,DietzVerlag,Berlin.

Nick,Harry,1996,“überSozialismusundLiberalismus”,MarxistischesForum,Heft8,Berlin.

Wagner,Ingo,2000,“AufderSuchenachsozialerGerechtigkeit”,MarxistischesForum,Heft30/31,Leipz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