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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從不固守陳規，而是不斷地創新。作為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成果的教材，文學理論教材應該具備的重要品格之一就是創新性。

教材要創新，舍棄陳舊的術語和采納新的術語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教材能否給讀者以新穎感，最直接的因素是新術語的使用情況。恩格斯說過，一門學科提出的每一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學科術語的革命。近20年來，正是人文社會科學“術語革命”的時期，國內外的文學理論家們創造了很多新術語，其中有一些已經廣泛流行，我們新編的教材可以有選擇地采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術語在教材里的比例是教材創新的標尺之一。但是，采用別人所創造的術語，采用外國的術語，特別是采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術語，需要對它們的內涵作不同程度的改造。概念、范疇的內涵從來都是隨著學科的發展而演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他們的學說的時候，改造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者們的許多術語。如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美學的與歷史的觀點”、“典型”、“世界文學”等用語，都可以從黑格爾和歌德等人那里找到淵源，而馬克思、恩格斯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美學思想體系，并賦予其以新的含義。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學者包括有些中國學者，用“審美意識形態”說明文學藝術的特性，這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學思想而作的新的概括，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可，可以視為術語創新的成功例證。但是，術語更新中也有令人不滿乃至厭煩的現象。把分屬不同學派的術語胡亂雜湊在一起，意義含混、空洞，使人讀來不得要領，那就是新術語的濫用。

教材創新的核心不在術語，而在思想、在觀點。思想創新、觀點創新才是教材創新的靈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的。我們并不是為創新而創新，是為了回答社會實踐提出的新問題而進行學科創新的。恩格斯1894年在答復一個德國大學生的信中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他接著感嘆道：“在德國，可惜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于把科學看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此，在文學理論的創新中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實踐這一基礎的作用。前幾年，文學理論界有對于“失語”的憂慮，議論著如何提出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疇，建立自己的新體系。新范疇、新體系的源泉在哪里？當然只能從當今的實踐中提煉。

大變革、大轉折之際，無論世界還是中國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文學藝術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出現了許多前人不曾遇到過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靠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去調查、去分析，作出自己的闡釋，升華出新的理論觀點。諸如：在和平發展的年代，文學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文學發生社會影響的方式與以前很不相同，出現了文學從文化生活的中心向邊緣滑落的趨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審美性質和文化商品的性質，三者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思想和藝術品質優良的作品在市場競爭中并不總是占據優勢地位，怎樣既遵循文化市場的自身規律，又營造文學藝術的良性生態環境，需要進一步探討；由于傳播技術的進步，文學的載體轉變導致文學形態的轉變，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移動，由此引發對文學邊界和文學研究邊界的認識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達國家依仗技術優勢，有目的地向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進攻，利用文學藝術傳輸其價值觀念，由

此產生的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問題、民族審美傳統的延續和發揚問題、國民特別是青少年民族文化認同感的維護和增強問題……凡此種種，都是以前的文學理論很少涉及的，也是我們在創新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基于實踐進行創新，要求我們在教材的編寫中注意避免兩種片面性。一種是文學理論研究、文學理論教材編寫只面對既往的文學經典，只局限在歐洲19世紀的、中國“五四”時期的觀念中的“文學”，那將會固步自封；另一種是把文學研究泛化為所謂“文化研究”，甚至把美容、商品包裝等等也作為文學研究的課題，忽視了學科的基本分工范圍，降低了理論的思辨品格。理論創新是艱苦的思維勞動，需要馬克思所指出的“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而后“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性就與實用主義迥然相別。總之，要放眼當今的文學事實，關注和回答現實提出的新問題，并努力提升理論思維的高度，這是高質量的新教材產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