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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蘇東巨變后不久，在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紛雜的話語中，隱約出現了一個徹悟般的共識：現實社會主義的消解反倒使馬克思主義的真實情境與意義得以水落石出——不是經典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更非所謂“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正是或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在作為80年代后現代思潮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的新自由主義過去之后，多種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便與所謂“中左派”聯袂登上了歷史舞臺。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還是對資本主義主導現實的歸屬，其實可以基本廓清了。但是，其滑落的過程卻意味深長而又令人傷感。審視其間，我們不僅發現有對現實的無奈，更有理論的悲哀：西方馬克思主義其實已回縮到理論之中，卻還以為將以現實理論化的方式“介入”現實正可產生的真正變革——實際上，在這種所謂“批判”中真實發生的只能是對現實歷史的認同。而究其根源，我們認為這種滑落又早已宿命般地潛存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的思想中。

實際上，當盧卡奇把“物化”界定在生產領域中時，西方馬克思主義無望而又無奈的進程就開始了。不過，由于當時真切的異化現實及其對理性——辯證法的信念使盧卡奇仍然洋溢著創造歷史的激情：只要有階級意識，十月革命就是成功的范例（雖然是特殊的，并且其后又以極端意志主義的形式重陷經濟決定論的泥沼）。但這種樂觀主義在第二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就已消失了。因為異化業已成為支配性的，主體也已消散為大眾。而在合理性等于現實性、現實又同化為普遍的同一的總體世界中，思想自然就衰變為空洞的否定。人已衰落，批判再無基點。當阿多諾發現這個“世界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不完善的”（注：T.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London:Routledge(1973),P31.）時候，思想本身就只有在獲得一切特殊內容之前才是一種否定的行動了。（注：ibid,p19.）——在盧卡奇的總體性和阿多諾的同一性批判之間的浪漫主義背景的銜接背后，已經是思想支點與認知圖景格式塔似地轉變了。阿多諾發現，盧卡奇“總體性”的浪漫主義意象的潛層正是包裹著辯證法外衣的黑格爾的絕對理令——資本的強大的同一邏輯。如同黑格爾邏輯學巨大的黑洞一樣，任何現實的行為都會以各種方式（甚至表面看來是矛盾的）被吸納進資本的邏輯之中。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1968年“五月風暴”的地位是里程碑似的，正是由此開啟了或許可以命名為“后馬克思主義思潮”（注：之所以加上“主義”，是因為這個階段雖已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但畢竟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性中；而且其中也并非全是反“主義”的后現代思潮。）的歷史新階段。有意味的是法國共產黨的不出場以及對運動“必將失敗”的預言，并沒有改變這場運動反抗資本主義的（乃至革命的）性質。——撥開政治現實的迷霧，我們或許更能看到真實的軌跡：真正異質的邏輯、真正異質的他者，使得在資本的強大的同一邏輯中難以為繼的批判乃至革命再次從現實中凸現出來，只是（或者正由于）原本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基礎——所謂“生產主義邏輯”和階級主體被置換并彌散為文本、敘事、欲望與個人主體了。

首先是“大拒絕”使馬爾庫塞一掃“單向度的支配”、“否定性的解放”之悲觀氣息，而暢想一種人人都參與的社會主義。在盧卡奇的階級主體、阿多諾的被統治的主體之后首倡“革命的個人主體”——雖然最終仍導向階級斗爭，但畢竟使階級斗爭本身成為分享民主的一次演習。如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馬克思的“歷史”的邏輯基礎和現實歸宿，馬克思的“勞動”尤其是指資本主義的雇用勞動，因而可以說馬克思的自由王國正是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的閑暇的理想化。（實際上，馬克思也深知自由王國只存在于真正的彼岸，而在現實，即使是共產主義也只能是必然王國中的所謂“自由”，聯合起來的仍然是生產者。（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4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肯定和贊嘆由馬爾庫塞承接為：烏托邦的可能性就在于發達社會的技術之中，只是人們的虛假需求阻礙了它的實現。“因為勞動中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和意圖，就會使人逐漸變得越來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費行為。”（注：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頁。）正是這種異化消費支持著異化勞動。因此，馬爾庫塞要一改欲望之因匱乏而需求的本性，倡導一種創造性的、建設性的欲望，從而將自由從閑暇擴散到勞動中，使異化勞動變成依循“非壓抑的現實原則”的“愛欲化的勞動”。實際上，馬爾庫塞是以將勞動閑暇化的方式完成了勞動－必然與閑暇－自由的二元對立生產主義邏輯，并與“必將導向階級斗爭的個體主體”理論一道達到了原本的馬克思主義批判邏輯的頂點。

緣此，博德里拉于1975年發表的《生產之鏡》可以說是一個標志性的著作。書中認為：“馬克思主義沒能徹底同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決裂，它所希望的僅是一種更為有效且公正的生產組織，而不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價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注：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以博德里拉為“守護神”的后現代思潮最根本的特點就是要破除根植于資本邏輯的那種將自己作為一個同質化的統一體強加給全世界的現代性，極倡完全的異質性、異與現實主導歷史的絕對的他者，尋求斷裂意義上的真正的革命。不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這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都是意義重大的，雖然常以矯枉過正的方式。

在此基礎上，不僅有博德里拉的訴諸邊緣主體反抗、日常生活批判等方式，并以回歸符號社會為主題的“超級革命”（ultra-revolutionary）；而且，德魯滋、加塔利的根植于尼采強力意志、以消解所有闡釋（理論）之統一性束縛的方式而使后現代的分裂主體（schizo-subjects）成為一種游牧式的欲望機器的分子革命，實際上也是承接了馬爾庫塞的“新敏感性”的進路。這一系，正如他們自稱的，可以說是極左的“左派分子”（gachiste）。而拉克勞、墨菲等人則明確打出了“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旗號，自稱不僅“是后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后馬克思主義者”（注：E.LaclauandC.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a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London:VersoBooks(1985),p4.），承接并結合后阿爾都塞與新葛蘭西的觀點，意欲建立一種非還原主義的、反本質主義邏輯的統治權理論，倡導異質的、差異的、多元的文化政治。還有一系甚至常被歸于正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如以萊斯、阿格爾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他們的理論進路也是一種異質邏輯，即不是以無限擴張的生產力為主導，而是從使其不可能的原因（有限的資源）入手，以消除異化消費及其根源的方式批判資本主義。這是從根處枯萎了生產主義邏輯。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當然，這種建立在異質的邏輯上的、以完全的他者為支點的“真正”批判，在以將政治理論化的方式遠離現實而完成了“革命的邏輯”的同時，也完成了對現實無奈的認可。哈貝馬斯等人稱他們為“新保守主義者”，確有其因。但是，哈貝馬斯用來代替這種共時性的革命理論、并用以支撐其理論構架的歷時性的批判張力（以“能是”批“現是”）又何嘗不更是一種對現實歷史邏輯的認同乃至成全呢。實際上，犀利的福柯早已消散了所有可操作性的政治（革命）話語的實存性；以至于作為后現代微觀政治之根的“欲望”本身都被看作是現代權力話語的產物。博德里拉甚至認為為欲望松綁也只是復制了資本主義的精神特質，從而針對德魯滋、加塔利等人，大聲疾呼“要警惕分子”。（注：J.Baudrillard,ForgetFoucault.NewYork:Semiotext(1987),p36.）而當后馬克思思潮的干將吉登斯領悟到資本主義已然將批判與反思制度化，并且其本人也已成為科萊爾首相的“教父”時，我們又再次眼睜睜地看著后馬克思主義思潮這一“真正”批判的無奈的歸屬。

這仍是一個總體性的時代。歷史性的真實存在恰恰首先就表現在敘事的無可避免的總體性上，因為離開敘事人們就無法理解歷史、甚至無法歷史地生存。而敘事恰是對總體性之渴望的深刻表現與實現（盧卡奇、詹姆遜）。“文本之外別無它物”雖然截斷了能指系統的現實歸宿，但其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總體性（德魯滋等人稱之為“文本唯心主義”）。實際上，總體性更根本地就是資本的邏輯，它不僅表現為經濟的全球化、需求的一致性；更深刻地，它正體現在理性的普遍性、規范的普適性乃至敘事的統一性上。福柯所分析的話語、制度的權力就植根于此；詹姆遜據以描述后現代整體景觀的總體性邏輯與其說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學），不如說也是奠基于當下的總體性社會中的。——這里或許應分認知和現實兩個層面，甚至可以把這種認知僅僅作為一種定位、一種語言游戲、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寓言式再現、一種足夠復雜的圖繪、一種本雅明式的形象的并列、一種境遇式認知等等，可是正如詹姆遜自己所指認的，這些后現代的敘事與晚期資本主義的關系才是全部問題之所在：實際上，這些認知及其方式本身正是非物質社會（后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的現實反映與反應。

在詹姆遜這位原本意義上的后馬克思主義者（在西方，伯恩施坦就被稱作第一代post-Marxist）身上，集中體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進路與困境：整體說來，其基本邏輯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但在他那里，馬克思主義更根本、更主要的是作為當今惟一具有批判功能的否定解釋學，這就具有了濃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而另一方面，詹姆遜也清醒地看到“甚至在恢復了烏托邦意義的文化制品內仍然持存的、絲毫沒有減弱的意識形態的扭曲力。”（注：弗雷得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所以，在此無可避免的所謂“集體性”（注：弗雷得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7頁。）境域中，詹姆遜雖然提出了獨特的“否定解釋學（傳統的意識形態分析）與肯定解釋學（對烏托邦沖動的破譯）同時進行”的方法，并在文化分析、尤其是在文學批評中取得重大成就，但終究無法逃出后馬克思主義“批判與歸屬”的夢魘般的怪圈，反倒是以宏大（的敘事）而又精致（的烏托邦）的方式現出－陷入其中。

阿格爾曾經勸誡經典馬克思主義：“應拋棄過時的危機理論，而代之以抓住能產生激進主義的新見解和新模式的現存社會主義的范例。”（注：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頁。）現在看來，也許這就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現實意義及其在現實中所能做的全部了。但其理論的歷史意義卻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