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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年來，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已越來越成為學術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問題。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很有必要，它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更加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不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為此，本文擬就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核心思想及其歷史地位和命運等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馬克思晚年致力于東方社會研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并試圖探索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途徑、方式和方法。具體來說，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偉大構想包括兩個部分，作為主體思想的西方社會理論和作為補充思想的東方社會理論。所謂西方社會理論，主要以英、法、德三國為背景，是馬克思早、中期關于歐洲，特別是關于西歐的歷史發展與現實資本主義狀況以及未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全面系統的理論。其主要代表作是《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和《歌達綱領批判》等。所謂東方社會理論，它是相對于西方社會理論而言的，主要以占全世界人口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東方世界為背景，特別是以印度、俄國、中國三國為典型，是馬克思晚年關于東方社會的歷史發展、現實社會狀況以及未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與邏輯嚴密、論證充分的西方社會理論不同，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沒有大部頭著作，其主要思想散見于馬克思研究印度、俄國和中國的文章、通信以及《資本論》和晚期的《人類學筆記》中。然而，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合理存在和發展的理論淵源。那么，馬克思晚年為什么要改變經典的西方社會理論構想而轉向研究東方社會理論呢？這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

（一）為了批駁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關于私有制自古有之并將長期存在的唯心史觀，馬克思將視線和研究重點逐漸轉向東方社會，通過對東方社會和人類社會原生形態的研究，試圖解決社會形態更迭過程中私有制的歷史地位，即私有制在歷史上是如何從公有制演化而來的問題，從而證明和捍衛其恪守的私有制的暫時性和最終必然重新被公有制所取代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最先不是從私有制而是從古老的公有制發展而來的，雖然中間經歷了以私有制為主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但最終還是要回復到公有制，即進入高級形態的公有制。但問題是，原始的公有制在哪里？它又有哪些特征？很顯然，答案不能從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的英國、法國和德國去尋找。為此，一方面，馬克思早在1846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根據生產和分工的不同發展階段，指出人類社會的“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8頁），從而確認了部落所有制的初級地位。但由于當時的材料有限，對這種部落所有制的特點難以作出準確的回答。另一方面，到了晚年，馬克思逐漸把研究目光轉向東方社會，并且成功地從東方社會普遍存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即從東方國家普遍存在的以農村公社為基礎的土地公有制中找到了人類社會原生形態的基本特點。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的這種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之前，而且由于它的公有性質，還可以設想它存在于整個私有制之前。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當作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形式；并認為，在其原始形式上，它必然充當從史前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過渡的原初形式或中介。可以說，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發現，正是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的一大成果。

（二）為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者所鼓吹的“歐洲中心主義”，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跳出“歐洲中心主義”的圈子，馬克思將視線和研究重點逐漸轉向東方社會，通過把英、法、德等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的東方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試圖揭示東方國家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中總結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性。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學者在論述歐洲以外的社會歷史發展狀況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從歐洲中心主義出發，立足于西歐的歷史，去證明和理解整個世界，去創造無所不包的歷史哲學體系，認為西方的文明是舉世無雙的，可以不受興衰盛亡規律的支配。在這種充滿民族偏見的唯心主義歷史哲學指導下，資產階級學者在看待包括東方在內的前資本主義形態的國家歷史時，充滿著歪曲、誤解甚至偽造。對此，馬克思勇敢地站出來予以嚴辭批駁，并通過對東西方社會深入的比較研究，得出了人類社會發展是同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結論。

（三）為了深入研究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經濟狀況，馬克思將視線和研究重點轉向東方國家，通過對東方國家經濟、社會等因素的研究，揭示世界經濟正朝著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的方向發展，東方國家的經濟已成為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認為，東西方國家的經濟關系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在這種海盜與受害者的關系中，西方幾乎是依靠東方的財富而發家的；同時，在東方各國，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在客觀上刺激了封建社會內部“革命因素的迅速發展”。隨著這種殖民與被殖民、掠奪與被掠奪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整個世界經濟正向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東方等前資本主義形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也紛紛卷進“一體化”浪潮中。在這種情況下，東方世界不僅“隸屬”于西方，而且東方國家的經濟也成為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馬克思要深入研究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就必須考察和分析東方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四）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報刊關于東方情況的介紹、評論，為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提供了資料來源。1853年，象征英帝國主義在印度實行殖民統治的東印度公司的特許權行將期滿。為此，在英國國會，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于是，有關東方國家的許多資料、文章在很多報刊上刊載。這樣，就使得馬克思把東方社會視為人類社會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對象來研究成為可能。

二、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核心是關于東方社會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構想

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是馬克思晚年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尤其是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取得的一個十分卓越的思想成果。這一卓越思想成果的精粹或核心之處就在于馬克思提出的關于東方社會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偉大構想。因為這一構想的提出，使得人們對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刮目相看，尤其是引起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工作者的極大興趣，以至在科學社會主義研究領域里，所謂東方社會理論就是東方落后的封建主義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它成了“跨越論”的代名詞；而所謂西方社會理論就是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即人類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梯次演進的理論，它成了“同時勝利論’的代名詞。筆者也贊同這種觀點。那么，為什么“跨越論”能成為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核心思想呢？

（一）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是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歷史更替的思想觀點發展到晚期發生變化的標志，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精華。在對人類歷史發展道路，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上，馬克思早期、中期與晚期的思想有很大的變化。在早期和中期，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更替是有規律可循的，提出了社會形態及其歷史分期理論：“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并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同上書第33頁），取而代之的是嶄新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五種社會形態的演進有邏輯的和歷史的必然性，將普遍適用于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為此，在思索未來社會主義將在哪里取得突破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注意力和著眼點放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而定。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9頁）但是，到了晚期，即19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目睹西歐各國社會主義運動趨于衰退和沉寂，以及受一些學者研究東方社會取得重要進展的啟發等原因，馬克思把視線和研究重點逐漸轉向革命運動方興未艾的俄國和其他東方國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即東方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大膽構想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晚年的思想已經發展到頂峰，是馬克思根據這一時期的歷史和邏輯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是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理論中最閃光的亮點。

（二）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是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的諸多論述中最具集中性、結論性的理論論斷，也是最明確、最為重要的思想內容。早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就開始探討東方社會問題，這些探討主要集中于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若干時事評論以及同恩格斯的有關通信中。在這一時期的論述中，馬克思提出了“亞洲式社會”的概念，并初步斷言“亞洲式社會”是一種在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發展過程等方面都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類型。但是，馬克思的立論還未涉及到東方社會當時具體的社會形態、歷史基礎和演變過程，也未能揭示未來東方社會獨特的發展道路，而是將資本主義殖民的同化視為東方社會的前途。這也反映出，當時馬克思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與參照系還是將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納入同一種社會發展軌道的“世界歷史”觀念。從19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馬克思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地租、商業、高利貸等問題的研究，同時多方面地涉及到對東方社會經濟、政治等現象的論述，并且明確提出了人類歷史的分期，發現了“亞細亞生產方式”，揭示人類原始公社制度的發展方向可以有三至四條途徑，即東方形式、古代形式、日爾曼形式以及與東方形式有密切關聯的斯拉夫形式。馬克思對東方形式的論證，除了沿襲“亞洲式社會”的觀點外，又從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加以深化，認為亞細亞所有制形式是人類歷史上曾經普遍建立而消失殆盡，在東方社會卻一直保存到現代，從而成為一種同資本主義社會并存的形式。可見，馬克思在對東方社會的論述中，一直視亞細亞生產方式為一種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特殊形態。但是，此時馬克思還沒有科學的原始社會概念，僅把亞細亞形式視為原始社會的同義詞。從19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馬克思主要研究東方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制度。在其5個《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深入地探討了當時世界廣大地區存在的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等問題。一方面，馬克思揭露了殖民當局對東方社會土地所有制性質的歪曲，批判了他們打著“經濟進步”的旗幟強調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觀點。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明確提出像印度這樣的東方國家根本不存在西歐意義的封建主義。這一時期，由于馬克思接受了原始社會概念，糾正了過去把亞細亞所有制形式作為原生的社會形態的做法，并確認亞洲各國存在的農村公社實質上是一種從原生態到次生態社會過渡時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從而正確解決了東方社會的歷史定位。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對東方社會的發展前景作出了獨特的判斷，提出了東方社會可以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著名論斷。這說明，馬克思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并不意味著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是一樣的，都要經歷每一相同的階段。而正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偶然性，世界各國發展的差異性，某些國家或一些國家可以出現跳越其中的某一階段而直接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可見，馬克思晚年通過對俄國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研究而提出的東方社會可以跳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是其東方社會理論的精粹和核心思想。這一結論性的理論論斷集中而又反復地體現在馬克思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1881年《給查蘇理奇的信》以及3個草稿和他逝世前一年（1882年）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中。

（三）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是馬克思在通過對俄國社會進行深入研究和縝密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學結論，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權宜之計。馬克思晚年的研究，主要以具有典型東方社會特征的俄國為對象。19世紀70年代末期的俄國是一個龐大而落后的帝國，它還完整地保留著農村公社、土地國有和封建專制國家三者的結合。像這樣的國家，它的前途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在哪里？馬克思在經過深思熟慮后，改變了以往認為俄國將走資本主義老路的設想，第一次突破了以西歐社會發展為背景的“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認為俄國不應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應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在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第一次表述了俄國有可能走一條不同于西歐發展道路的思想，即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對此，馬克思表示贊成后者。于是，馬克思得出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頁）1881年，在致俄國革命家查蘇里奇的復信中，馬克思重申了他的這一思想：“在俄國，由于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至今還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同上書第431頁）1882年1月，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馬克思態度鮮明地宣稱：“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同上書第326頁）按照馬克思的這一設想，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有其充分的依據：(1)這是可能的。這主要是由于農村公社這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組織形式，在世界各地都不如在俄國保存得這樣完整和廣泛，同時又由于它與西方資本主義處于同時代，所以它能夠不必服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能夠吸收其各種肯定性的成果，而避免資本主義初生時期的陣痛。(2)這是必要的。馬克思深刻地看到，資本主義正經歷著危機，“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現代社會的回復到‘古代’類型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產的最高形式而結束。”（同上書第437頁）從這點看，為了使人民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俄國公社有必要“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3)它必須具備一定的外部和內部條件。在馬克思看來，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要盡力排除各種來自公社外部的企圖扼殺農村公社的危險，促使公社內部的公有原則是戰勝私有制因素，“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同上書第441頁）；俄國公社的新生，還有賴于俄國革命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相互補充和相互呼應。(4)人類社會形態的順序演進不是絕對不可改變的。“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同上書第130頁）馬克思還認為，社會歷史運動乃是同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不僅東西方國家通往社會主義的途徑會有所不同，而且社會主義在東西方國家的實現形態也可能有所區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馬克思晚年東方社會理論。恩格斯指出：“毫無疑問，公社，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勞動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起來，拯救俄國不必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頁）1894年，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中又強調指出，這一論斷“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同上書第22卷第502～503頁）

三、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是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它影響和指導著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興起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是一個十分光輝而卓越的思想，是根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而不斷修正其學說得出的理論成果，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征途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它不僅為后來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準備，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和指導著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因此，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歷史地位和十分頑強的生命力。

（一）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是東方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淵源。如前所述，馬克思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僅是一個預言和構想，曾幾何時，它作為一種補充的思路方案，被人們遺忘多年。因為怎樣把這種設想變為現實，這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什么樣子，應遵循什么原則去建設和達到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等等，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作出回答。但正是這種超乎尋常的構想，影響和啟發著他們的后繼者們，促使其去進行社會主義的偉大嘗試。列寧領導下的俄國是最先受惠于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在這一理論的啟發下，列寧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的著名的“一國勝利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而且領導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印證了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正確性。舊中國是一個比沙皇俄國更貧窮、更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家可不可以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關系中國革命前途的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又是前人未能予以系統地正確回答的重大課題。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以及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嶄新的新民主義革命理論，探索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即經過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所以，從淵源上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直接來源于馬克思和列寧關于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在這一理論的直接影響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直接指導下，中國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偉大社會變革，為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勝利進軍，開辟了一條新路，為人類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再次雄辯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理論的正確性，顯示了這一理論巨大的歷史威力和頑強的生命力。

（二）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影響和指導著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興起，使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終于由理論設想變成現實實踐。19世紀末到20世紀，社會主義面臨著兩個方面的重大課題。第一，在西方社會理論指導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探索。但迄今為止，這些探索仍未獲得重大進展，這一歷史課題暫未得到解決。第二，在東方社會理論指導下，東方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怎樣領導人民群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探索。這種探索早已獲得突破性進展，這一歷史課題已經得到圓滿解決。比如，在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和列寧“一國勝利論”的指導下，先后發生了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誕生了15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和一統天下的局面，促進了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由蘇聯一國發展為一系列國家。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北起北地群島，南至湄公河畔，東起長白山脈，西到易北河岸。在地緣政治上，它們連成一片，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軍事上，通過雙邊條約和華沙條約組成共同防御同盟；在經濟上，通過雙邊條約和經互會組織加強互助合作，建立社會主義世界市場。實踐證明，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進程，不是按照馬克思的西方社會理論，而是按照其東方社會理論發展的，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的幾乎都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并不是財富過剩，而是因為國窮民弱，勞動群眾無法生存而起來造反、革命。由此可見，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其動因并非是單一的經濟因素所決定，而是各種因素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當這些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又成為一個嶄新的重大歷史課題。對于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既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答案可資借鑒，又沒有前人現成的經驗可循，只有在探索中前進。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仍然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它對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有重大的現實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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