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和鄧小平民族利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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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列寧和鄧小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對民族利益問題作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學習和研究他們的思想，對處理好我國民族利益問題，正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有著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一、不能正確對待民族利益就可能導致社會動蕩
蘇聯解體以來，人們對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討，從民族關系的角度看，很多人認為蘇聯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帶來的民族之間嚴重的現實利益沖突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種利益上的沖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長期的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下，過度強調聯邦國家的整體利益，忽視了各少數民族的地區利益，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既不平衡也不合理，一些民族地區成了單純的原料產地，另一些民族地區成了專項產品的生產基地。這種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起了許多民族嚴重不滿，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曾對計劃體制下土庫曼斯坦的處境作過形象的描述，他寫道，“不管對我們下達什么命令，我們都必須完成，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和為了解決中央的問題，發生過蓄意損害民族利益的情況，土庫曼斯坦不能根據自己的倡議獨立地解決任何一個問題。我們開采石油，天然氣，但共和國誰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這些產品按什么價格銷往何處。棉花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得到的是按某個地址發貨的指示，甚至沒有任何權利就此項目提出問題。這些實際上決定著土庫曼斯坦經濟的部門要直接服從中央，對出口本國原料所取得的利潤和分配，共和國不能進行任何參與，但涉及到稅收，卻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這是赤裸裸的歧視”。（尼亞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寧》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54頁）這種管理體制使各民族共和國喪失了經濟活動的自主權、蘇聯封閉的經濟管理體制難以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經濟發展跟不上西方經濟的發展步伐，人民的生活得不到較大的改善，這使許多民族共和國產生了想擺脫現有體制，尋找新的出路的想法，經濟基礎較好的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共和國首先將想法付諸實施，建立了獨立的國家。二是許多俄羅斯族人對列寧以來俄國一直推行的反對大俄羅斯主義的政策也不滿意，他們認為俄羅斯在蘇聯時期實際充當了“大奶?！钡慕巧渌贁得褡濉翱克蔽讨B肥了自己”，而俄羅斯民族卻深受其害，不能利用自己豐富的自然資源，原有的經濟、科技優勢使本民族發展起來。這些人認為其他民族是制約俄羅斯民族發展的沉重包袱，主張甩掉其他落后的民族，振興大俄羅斯族，這種主張得到了葉利欽的支持，葉利欽1996年6月批準的《俄羅斯聯邦國家民族政策的構想》中提出，“俄羅斯民族是俄羅斯國家體制的支柱，它的自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整個國家族際關系狀況。俄羅斯民族的需求和利益應當在俄羅斯聯邦發展綱要和地區發展綱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各民族共和國和自治實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應當得到考慮”。在蘇聯境內少數民族和俄羅斯民族都對蘇聯民族政策不滿的前提下，八十年代蘇聯政府倡導“民主化”、“公開性”、“政治多元化”、“多黨制”的政治改革背景中，各民族的不滿情緒像宣泄的閘門被打開一樣，一發而不可收，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利用不同的宗教信仰加速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分離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終于導致了蘇聯的徹底解體。蘇聯的解體說明，民族利益問題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它不僅影響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也影響著人們的民族感情，影響著黨群關系，民族關系和社會穩定。蘇聯的成立和解體是20世紀中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蘇聯的成立還是解體都與民族利益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由于沙皇俄國存在著嚴重的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監獄”，從彼得堡打響十月革命的炮聲時，許多地區的少數民族紛紛效仿，短時間內使龐大的沙俄帝國趨于瓦解；也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后，列寧采取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切實保護了少數民族的利益，才使蘇聯得以建立，正如列寧在1922年10月27日接見英國記者M·法爾布曼時所說，“五年來我們在一個舉世罕見的多民族國家里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使我們完全相信，在這類場合，對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滿足，創造條件來排除由此引起沖突的一切可能。我們的經驗使我們堅信，只有對各個民族的利益極其關心，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對某種陰謀的擔心，才能建立語言不同的人們、特別是工人農民的互相信任，沒有這種信任，無論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關系，或者現代文明中一切珍貴事物的比較順利的發展，都是絕對不可能的；”（《列寧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239-240頁）也正是由于未能切實保護好各民族的利益，使強大的蘇聯在傾刻之間趨于瓦解。鄧小平在總結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針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西南北差距拉大的實際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版第364頁）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作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偉大決策。
二、辯證地處理民族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的關系
民族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既存在矛盾，又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達到融合、統一。馬克思認為在民族社會或民族國家內部，民族利益實質上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因此，分析一個民族國家時，首先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分析，確認這個民族國家中哪個階級是統治階級，哪個階級是被統治階級，因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社會發展的歷史實質上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民族的統治實質上是階級的統治，民族是統治階級的民族，民族社會內部階級利益決定著民族利益。列寧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關系，認為少數幾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在侵略擴張的過程中和大多數被侵略、擴張的民族國家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關系，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應支持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同時也是在消弱壓迫民族的統治力量，幫助壓迫民族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因此，無產階級必須支持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自決權的斗爭。列寧不僅清醒地看到了世界范圍內存在著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而且清醒地認識到沙皇俄國從16世紀到19世紀末長期的侵略擴張中建立起的龐大的帝國內部也形成了尖銳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關系，因此，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允許和支持俄國境內的100多個被壓迫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和為獲得自決權進行的斗爭，因為這不僅“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壓迫的俄國多數居民的要求”，“也是大俄羅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業的要求，因為不根除黑幫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要俄羅斯居民就無法建立民主國家。”（《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61-62頁）可見，承認民族自決權，是被壓迫民族維護自身民族利益的需要，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需要，但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真正的和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促進各民族的無產階級自決。我們應當永遠無條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最緊密地聯合起來。只有在個別的特殊情況下，我們才能提出并積極支持建立新的階級國家或者用比較渙散的聯邦制的統一代替一個國家政治上的完全統一等等要求”。（同上，第7卷第218頁）可見，在列寧看來，“只有當民族壓迫和民族摩擦”使各民族“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礙一切經濟關系時”，民族的分離，建立松散的聯邦才是合理的，而且俄國各民族的“居民群眾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經濟上聯系的意義，大市場和大國家的優點”，（同上，第25卷第251頁）因此無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國家之后，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大國更有利于維護各民族的利益，十月革命勝利的當天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宣布新政權保障俄國各族人民享有自決權，并相繼承認了宣布獨立的一系列民族共和國。獲得了自決權的俄國少數民族由于長期在大俄羅斯壓迫下形成的對俄羅斯人的敵意難以短時間消除，對新政權能否真正保證他們享有充分的民主與平等存有疑慮，這種情況下，列寧考慮到大多數民族都害怕建立像沙皇時期那種高度集中的統治，對列寧倡導的民主集中制的國家政權不太了解，于是列寧接受并采用了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可以說，聯邦制本身就是當時環境下兼顧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產物，是辯證處理民族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關系的體現，既體現了民族利益，又不致使俄國四分五裂、驟然解體，危害國家整體利益，同時也為俄國將來向民主集中制的國家發展創造了條件。當然，列寧在最大限度地滿足民族利益的同時，認識到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僅存在著同一性，也存在著矛盾沖突性，一旦發生了沖突，他要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因為在新的政權建立之后，無產階級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完全統一的，他說，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違背馬克思主義和整個社會主義的原則，那就不能否認，社會主義的利益高于民族自決權的利益。為了實現芬蘭、烏克蘭及其他民族的自決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做了它所能夠做的一切，并且還在繼續做下去。但是，既然具體情況是，為了幾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庫爾蘭等）的自決權遭到侵犯這件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脅，那就很清楚，保存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更高的利益?！保ㄍ希?3卷第254頁）同理，1918年當列寧認為成立西伯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會給鞏固蘇維埃國家政權帶來危害時，就堅決地給予制止。鑒于俄國歷史上大民族主義給民族關系的正常發展造成的不良影響，列寧不僅側重批評了大民族主義，而且要求大民族作出一定的讓步，以抵償本民族在歷史上對小民族的剝削和壓迫，消除小民族對大民族的不信任心理。
由于社會歷史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更為落后，而我國的少數民族又多數居住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解決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版第161頁）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鄧小平認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能切實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一定要將這一制度落到實處。他認為民族地區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發展民族地區經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客觀要求，而民族地區的發展又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和繁榮，民族地區如能得到發展，又會促進全國的發展，因此，國家制定政策時，一定要考慮民族地區的實際，照顧民族地方的利益，給當地的群眾解決實際困難，他在《關于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問題》中對如何解決少數民族的實際問題談的非常具體，如給住在山上的貴州少數民族解決吃鹽問題，住在西康的少數民族解決交通問題，這些地區如何發展教育，創辦民族院校搞好醫療衛生等，要求要用事實說話，消除少數民族的不信任心理。鄧小平認為為了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向這些地區派干部是必要的，但派干部必須少而精，重點應放在培養本地區的民族干部。他要求派來的干部要特別注意少數民族的意愿和態度，凡事必須和少數民族人民商量，黨的干部必須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尊重少數民族的民主權利，他說：“在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方面，也要老老實實”，（同上，第170頁）“少數民族的事應該由他們自己當家，這是他們的政治權利”。（同上，第166-167頁）鄧小平認為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數民族的貧困就不能消滅，不消滅貧困，就不能消滅落后，但是這個改革必須等到少數民族內部的條件具備了以后才能進行”，（同上，第164頁）不能犯急性病。鄧小平認為“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很重要的一環是貿易，經濟工作應當以貿易工作為中心”，“在貿易上實行等價交換，但是有時還要有意識地準備賠錢”。（同上，第167-168頁）鄧小平還強調執行各項政策時必須考慮少數民族的實際，“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在漢族地區實行的各方面政策，包括經濟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去，要區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同上，第167頁）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利益的，從我國的民族政策來看，不論是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還是具體的法律、法規、法令中都對保障少數民族的正當權益作了明確規定，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同上，第3卷第362頁）
不論是蘇聯實行的民族共和國，還是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與國家的關系都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部分是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國家在保障部分利益的同時，維護著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維護著國家的整體利益，維護部分利益，有利于保障國家的整體利益，但過分強調部分利益，民族利益，忽視了無產階級國家的整體利益，甚至出現了威脅國家整體利益時，國家就應以整體利益為重，堅決地反對狹隘民族的利益；反過來，每個民族都有每個民族的特點，每個地區的特點，如果忽視民族地區的差異，不顧民族地區的特點，過分強調國家的整體利益，不僅會引起民族的不滿，而且民族的不滿發展到嚴重程度時會危及到國家的安全，危及到國家的整體利益，因此，必須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堅決反對忽視民族利益的大民族主義?？傊袑幒袜囆∑蕉家筠q證地處理好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既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又要反對大民族主義，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大民族主義的危害較為嚴重，他們側重反對的是大民族主義。
三、在開放的環境中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是維護民族利益的根本途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資本主義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版第245頁），列寧和鄧小平都認為在這種世界性的歷史環境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切實的保護，要使本國、本民族得到發展，只能自覺地融入世界史的趨勢中，盡可能廣泛地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否則，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不融入世界史的趨勢中，不加強民族內部的交往、民族之間的交往，那么，這個民族就很難生存下去。同理，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與資本主義國家交往也同樣不能生存下來，列寧曾說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來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列寧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頁）
為了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廣泛交往的思想能被群眾所接受，列寧曾用簡單的公式言簡意賅地向群眾闡明了社會主義的含義，“樂于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列寧文稿》第3卷1978年版第94頁）甚至在和德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約，全國人都仇視德國人的條件下還提出了“向德國人學習！”的口號。為了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列寧采取了許多措施，在1921年《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達吉斯坦、哥里共和國的共產黨員同志們》的信，要求這些地區的同志們充分利用自己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礦產資源，“通過實行租讓和商品交換政策，對資本主義的西方在經濟上要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加強和加緊利用”，“盡力發展物產豐富的邊疆的生產力，”（《列寧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85頁）借助聯合外國資本趕上西方的國家。同時，在當時國家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力所能及地給少數民族人、財、物等方面的幫助，幫助這些地區恢復和發展民族經濟。
鄧小平認為對外開放是任何民族任何地區任何國家擺脫貧窮落后，走向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他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關起門有兩種，一種是對國外；還有一種是對國內，就是一個地區對另外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對另外一個部門。兩種關門都不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版第64-65頁）只有堅持兩種開放，才會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才會增進民族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才能協調處理好民族間的相互關系。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紀念波蘭起義十七周年大會上說過，“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版第501頁）列寧和鄧小平都認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符合各民族的利益，要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二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需要。民族平等是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的前提，共同的利益是締結良好的穩固的民族關系的紐帶，恩格斯曾說過，“沒有共同的利益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了”。（同上，第508頁）列寧始終強調“民族要求服從階級斗爭利益”，（《列寧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38頁）要求共產黨人“不應當只為本民族著想，而應當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特別是小民族的共產黨人“在任何場合都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性、封閉性和隔絕狀態，而主張照顧整體和大局，主張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同上，第28卷第43頁）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后，列寧認為新的國家政權已經盡可能地保障了各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民族自決權已不是民族的基本要求，而恢復和發展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保證新的社會制度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也是各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所在，因為“社會主義的利益高于民族自決權的利益”，（同上，第33卷第254頁）在新的歷史環境下，蘇維埃政權不僅要保證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且“必須加緊幫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同上，第36卷第86頁）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盡快的發展，最終實現各民族事實上的平等和共同的繁榮發展，實現民族的融合。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同發展，是鄧小平解決矛盾的特點，也是他解決民族問題的特色。建國初期我國實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順利地完成了對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任務，促進了民族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然而，“”期間錯誤理解了“民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的理論，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民族地區大搞階級斗爭，批判唯生產力論，結果導致民族經濟嚴重滑坡、民族紛爭頻繁發生、嚴重危害了民族團結、邊防鞏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的民族關系也開始發生了重大轉折，和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相適應，中國的民族關系也從以前的封閉狀態向開放方向發展，實現現代化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1979年鄧小平談到我國的民族工作時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愛國人士有了很大進步。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中，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將更加發展，各民族的大團結將更加鞏固”、（《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版第186頁）他于1988年11月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題詞又重申了這一觀點“加速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將實現現代化作為各民族新時代的共同利益追求是鄧小平民族理論的顯著特點，由于少數民族經濟文化水平起點低，導致這些地區實現現代化比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要困難的多，為了加快這些地區的發展，鄧小平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就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里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同上、第152頁）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央于1979年就從國家全局的高度安排部署了經濟發達省市同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對口支援和經濟協作。20年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邊貿口岸的開通，國內貿易的發展，交通、通訊設施的改善，醫療衛生的加強，廣播、衛星電視的普及等等，使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這些變化預示著少數民族正從封閉的狀態中走向交往日益增多的現代的開放的民族關系中。雖然從縱向相比我國的少數民族有了很大發展，然而橫向的和我國經濟較發達的其他地區相比、少數民族地區總體來說還是較為落后的，甚至和發達地區的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認為，如果少數民族地區長期滯后于先進地區，那么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最終成功，他說，“沒有西部地區的繁榮昌盛，就不可能實現我們整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沒有西部地區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就不可能保持我們整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沒有西部地區的全面振興，就不可能達到整個中華民族的振興；沒有我們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成功”。（《共同富裕之路》第3卷，中國華僑出版社，第5頁）
鄧小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列寧在開放環境中發展民族經濟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衡量民族工作好壞的標準只能看那個地區能否發展起來。鄧小平談到西藏時說過，“我們的政策是著眼于把這些地區發展起來”，并要求把幫助少數民族的發展作為一項長期的堅定不移的任務來抓，并預言只要我們長期不懈地抓下去，西藏、內蒙古等地就可以“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他要求觀察少數民族地區應該重實質而不在于形式、“主要是看那個地區能不能發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版第246-247頁）將“能不能發展起來”作為衡量民族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標準是鄧小平對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的一大貢獻，那個民族地區能夠盡快地發展起來，那里的群眾就會安居樂業，民族關系就會融洽，也就說明這里的民族工作搞好了；那個民族地區不能發展起來，那里的群眾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群眾的不滿情緒就會增多，民族關系就會緊張起來，就說明這里的民族工作還沒有做好。實踐反復證明，發展確實是硬道理，是指導民族工作健康發展的法寶。
從上分析可以看出，列寧和鄧小平都非常重視民族利益問題，都要求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利益問題時，既要維護每個民族的利益，保障每個民族的正當利益得以實現，又要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保障國家的長遠利益；他們認為維護和保障國家的利益實質上也是維護和保障每個民族的長遠利益。在民族利益上，既要反對忽視民族利益的大民族主義，又要反對過分強調民族利益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列寧和鄧小平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側重反對了大民族主義。他們認為民族問題是個長期的復雜的問題，列寧說過民族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內實現以后，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同上，第39卷，第2版第71頁）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應非常重視民族問題，重視民族的利益問題，忽視民族差別，消除民族多樣性的觀點是荒唐可笑的、是有害的；同時，他們也對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民族利益如果威脅到國家整體利益時，就應堅決給予制止。他們認為民族狹隘主義與該民族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有著必然的聯系，列寧說過“一個國家愈是落后，這個國家的小農業生產，宗教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也必然使深刻的小資產階級偏見，即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狹隘性的偏見表現得特別厲害和頑固”（《列寧全集》第39卷第2版第165頁）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民族狹隘主義，只能在開放的環境中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列寧雖然提出了在開放的環境中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的理論，并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開始引進和利用外資促進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然而，由于列寧逝世太早，他提出的在開放的環境中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的理論并未得到很好的實施。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后，蘇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這種體制過多地限制了加盟共和國的自主權，經濟計劃的安排未能充分考慮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利益，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發展遲緩，引起了少數民族的不滿，長期的民族同化政策扼制了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正常發展，刺激了民族對立情緒的增長，二戰前后吞并了大片別國領土，強行將邊疆的少數民族遷往寒冷荒涼的中亞和西伯利亞，加深了民族的積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為民族不滿情緒演變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提供了契機，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政治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的組織起來，削弱著中央的權威，最終導致了政局失控，國家解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千方百計地幫助民族地區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大了扶貧力度，加強了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加快了民族地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順應了經濟發展的規律，逐步將少數民族地區引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改變了幫助的方式，從以前的無償援助為主轉到主要鼓勵民族間互利互惠廣泛開展商貿交流的發展模式上，在相對平等的商貿交往中，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的優勢得到了互補，發達地區需要的資源和市場得到了滿足，民族地區也獲得了自己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不僅在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交往中雙方都獲得了經濟上的利益，而且以經濟為紐帶帶動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的碰撞中，每個民族都在不斷地淘汰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的內容，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優秀成果，各民族以其傳統的文化為特色逐步融入了世界文化的潮流，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內容，推動著世界文化的發展?？傊卩囆∑嚼碚摰闹笇?，我國逐步形成了以“開放發展”為主題的新的民族關系發展思路，這一新思路符合各民族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和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有利于消除民族間的歧視、隔閡、消除各民族間歷史形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的繁榮和發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持久的鞏固的民族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