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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A7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1)04-0039-08

近些年來，全球化問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所謂“全球化”，目前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全球化泛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和產生以來，至今仍在繼續的世界各國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日益拓展和加深的過程；狹義的全球化則特指20世紀70年代第三次科技產業革命以來，特別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世界經濟政治關系的一體化趨勢。考慮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出現這一事實，本文傾向于后一種用法。這種用法有助于說明“全球化”在當代的特點和問題所在。全球化是一個復雜的漸進歷史過程，是世界現代化的最新階段，它為每一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發展都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需要人們作出審慎的選擇和回答。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特別是其“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認識、分析全球化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工具。

一、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與“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橫空出世的。在馬克思主義形成時期，馬克思就曾把他所處的時代概括為“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所開創的“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這一時代的產物和理論表征，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打破狹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國際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這樣，馬克思就提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著名命題。

《共產黨宣言》形象地描繪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發展，整個世界形成了相互聯系的整體的生動畫面：“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同上書，第276、291頁。）

在當代，馬克思當年所描繪的“世界歷史”進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問題引起了人們廣泛而強烈的關注。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首先是開放性和競爭性的商品流通，特別是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正如馬克思所描繪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資本家、激烈而殘酷的市場競爭，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日益成為世界性的。其次是現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普及與廣泛應用。科學技術基于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具有普遍性。相應的科學技術要求相應的生產組織方式、相應的認識和思想方法，從而造成了不同社會的經濟、文化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來，包括信息網絡技術在內的科技革命極大地改變了整個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更使整個世界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系在一起。再次，現代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決定人類命運的全球性問題，如生態問題、環境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糧食問題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脅、基因技術、“克隆人”的負效應等問題，要求全世界采取聯合、協調一致的行動。此外，跨國行動主體（如聯合國、洲際非政府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全面貫徹人權的要求，文化產品的跨國傳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強。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這一切，正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教授烏爾利希·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說：“全球性描述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從現在起，在我們星球上發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發現、所有勝利與災難都與整個世界息息相關。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生活與行動、我們的組織與機構，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標重新定向，重新組織。”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經濟、信息、生態、技術、跨國文化沖突與市民社會的各種不同范疇內可以感覺到的、人們的日常行動，日益失去了國界的限制。……金錢、技術、商品、信息、都超越了國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間距離的死亡。人們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國生活形式中。這是超越空間距離的世界。”（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頁，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7。）美國學者阿爾君·阿帕杜萊斯將全球化歸結為五種維度或五個拼盤：一是在全球流動的人種圖景，二是跨國性的科技圖景，三是超越民族與文化差異的媒體圖景，四是無國界的貨幣流動圖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國別性的意識形態接受圖景。這五種圖景各自都是一個獨立運行的世界，與傳統意義上的地理空間、領地是沒有重合之處的。

應該說，上述意義上的“全球化”和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歷史”是相對于相互分裂的民族歷史與地域歷史而言，是指世界開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響的統一的歷史，但在這里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基本單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全球化歷史”則是指世界各國的歷史變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愈益朝著跨國化方向發展。后者是前者的進一步和更高的發展階段。不過，人們已經認識到，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爾森所說：“當代世界的痛苦就如產婦分娩時的陣痛，一個規模空前的人類社會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誕生……我們目擊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全球性，把我們目擊的重大事件與過去的、有史以來的一切重大事件區別開來的也正是全球性。”（參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個頗有歧義的概念，人們關于它的談論也是分歧迭見，甚至是十分混亂的，從而問題的實質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學者指出，全球化是一個多元概念，它具有許多層次。僅僅就字面意義理解，全球化是一個無主語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為全球性的”、“擴展到全球范圍”、“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圍內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圍內組成一個整體”、“著眼于全球范圍進行思考”、“在全球范圍內采取行動”等多種含義。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沒有一個普遍認可的全球化定義。應該對“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義”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區分。我們認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這一過程中所生成的結果，而全球主義(globlism)則是一種思想主張，一種意識形態。

但無論如何，今天馬克思主義面臨著全球化時代的挑戰，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時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才有可能獲得新的創造性發展。同時，在“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方面，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特別是他分析世界歷史時代的方法，仍然是我們認識、分析問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這里不妨選擇幾個在全球化討論中有爭議的問題略加分辨、討論。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經濟的全球化，包括資本、金融、生產、貿易的全球化。這也是今天能夠比較現實地討論的領域。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世界歷史”時代，是以開拓“世界市場”為基本形式的：大工業“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4、241頁。）正是憑借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資本主義才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廣泛的經濟聯系，把一切民族和國家都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

今天的經濟全球化，這種情況是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呢？沒有。以實現全球資源的最優化配置為目標的市場經濟，突破了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造成了社會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激烈而殘酷的市場競爭，驅使資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們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同上書，第276頁。）正是由于世界市場的開拓，才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當然，今天這種情況比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更具典型性。以產品生產為例，目前一種產品可以同時分布在十幾個、幾十個國家或地區生產，使每個國家、地區發揮其資金、技術、資源、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使最終的產品成為“萬國牌”的“國際性產品”。例如，波音747飛機共有45萬個零部件，它們是由6個國家的1100家大企業和15000家小企業聯合生產的，其中包括了中國西安生產的飛機尾翼。后來出現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力量。據統計，目前世界上4.4萬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擁有28萬個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球生產和銷售體系。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產，掌握了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60%以上的世界貿易、70%以上的專利和其他技術轉讓。跨國公司要實行全球擴張，必須以其母國為依托；其母國則往往依靠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手段為跨國公司鳴鑼開道，以其倡導的貿易、投資、金融的自由化，為跨國公司進入別的國家和地區排除障礙。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是一場以發達國家和地區（主要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全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

時至今日，由于經濟、科技的發展，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現代信息通訊工具已經把世界各地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輻射的強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夠完全躲避這種作用的“世外桃源”幾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市場”、“全球市場”終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來。商品、服務、勞工、資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環節的簡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合二為一，全球化經濟網絡不可避免地進入人們的生活。

當代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評論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戰結束以后所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對此作了分析。他認為，馬克思把全球一體化理解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對馬克思而言，所謂“世界空間”是由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而形成的，這種擴張使其勢力所及的所有社會成為同質(homogenization)的社會。雖然后來的民族民主運動（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斗爭）使這一趨勢有所緩解，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普遍化的趨勢又重新得到加強。其基礎不僅是商品交換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種“新的國際勞動分工”而實現的生產的跨國化。就是說，全球化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格局沒有改變。當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資本主義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資本主義的普遍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地域中心化。當代資本主義的跨國化發展，通過在全球范圍制造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起點，而使資本主義非中心化了，它結束了歐美在世界上的經濟霸權，并且使資本主義第一次脫離了歐洲中心主義。

拉爾夫·達倫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極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稱為全球化的這一過程”僅僅“遍及發達國家經濟”，僅僅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公司企業在整個世界進行活動”。其次，并不是所有領域都應該全球化和市場化，如國家對于法律和秩序、對于福利、對于教育、對于稅收的行政管理，還有服務業的某些領域、某些生產部門、某些區域性經濟空間，都應該擺脫全球化的壓力。“總之有一個全球化的限度問題，無論如何全球化不是未來經濟與社會的唯一重要的因素。”（達倫多夫：《論全球化》，參見烏爾利希·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第20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哈貝馬斯也指出，對市場全球化必須作出概念的專門界定，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撕裂了民族國家的邊界線，消弱了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并使資本主義從作為發展單位的民族國家中抽離出來。新的全球性經濟單位（微觀主體）是跨國公司。有人將這種新的世界經濟形態描述為“全球性的區域主義”或“全球性的民族主義”。這種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經濟的同質化與散裂化的同時產生。原來那種“中心—外圍”關系已經不再是國與國關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地區與被資本主義邊緣化的國家—地區之間全球關系的特征。這樣就造成了現在世界主義與地方主義同時并存的悖論，呈現出“全球化與地方化”兩極對峙的格局。實際情況是，與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相伴隨的是區域性經濟合作的發展，如歐盟和東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過程中的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

如果說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已經凸顯出“世界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悖論，那么，對無論從已經達到的程度，還是從未來可預期的實現程度看，都遠遠低于經濟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localism)的緊張關系則更為突出。實際上，政治領域不僅遠沒有實現全球化，相反，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同時，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義、種族分裂主義、種族排斥主義、霸權主義的強權政策、新干涉主義的戰爭行動卻日益升級。在缺乏現實基礎和條件的情況下過分超前地侈談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為某些發達國家推行霸權主義和干涉主義政策的堂皇借口。達倫多夫就不無憂慮地說：“對于21世紀來說，一個獨裁主義的世紀絕不是最難以相信的預言。”（同上書，第214頁。）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歷史時代，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將成為全人類公共的財產。不過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認為所謂“世界文學”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個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個性之中。試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還有與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謂“世界文化”嗎？這一點對于辯證法來說，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們只能找到一個個紅的、青的、黃的，或是大的、小的蘋果，而不可能找到一個“普遍的”、“一般的”蘋果一樣。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齊劃一、消滅獨特性，更不是某一種政治、文化霸權高高在上，假借經濟的或軍事的力量對其他文明強制趨同。在當今世界上，隨著殖民制度的崩潰，世界各國各民族的覺醒和崛起已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各民族文明正在彰顯自己。對于任何不帶偏見的人來說，這種彰顯十分重要，因為沒有差異就不會有發展。保存并發揚文明的多樣性正是世界之幸，人類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發展為例，無論是非洲音樂對當代通俗音樂的影響，日本繪畫對凡高、莫奈的影響，中國古建筑對歐洲建筑風格的影響……都充分說明當代歐洲藝術的發展確實得益于我們這個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異。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就說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總之，不同文化、文明的差異乃至對立，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和創造力，從而導致創新。沒有了差異，沒有了競爭，也就沒有了進步。

當然，強調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殘守缺，唯我獨尊。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之物，任何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都會有一些糟粕性的東西；哪怕在一時一地是先進的、合理的東西，隨著時代和社會的演進，也可能會變成消極、腐朽的東西。因此，在世界政治、文化競爭過程中，開放、變革、創新無論什么時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視的是，現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樣性正受到兩方面的影響和威脅：一是各種文明中心論仍然有形無形地對其他文明進行壓制，威脅文明的多元共存和發展，使文明的多樣性日益削弱，導致人類政治、文化資源無可挽回地流失，這種文明壓制必然引發文明的沖突，甚至戰爭。當前，最具威脅的首推西方中心論。西方政界、文化界有些人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勢力，總是頑固地堅持西方文明是最優越的，它包含最合理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最應普及到全世界；甚至還有些西方野心家公然以維護政治、文化一元化為幌子，將本國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強加于人。當然，不僅西方中心論，而且以其他任何一種中心論來代替西方中心論的企圖都是有悖于歷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明發展的。例如，有人企圖用某些非西方經典來代替西方經典，其結果并不能解決過去的政治、文化霸權問題，而只能是過去西方中心論話語模式的不斷復制和新的霸權的出現。二是政治、文化相對主義或孤立主義的威脅。相對主義承認并保護不同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存在，反對用自身的是非善惡標準去評判另一種文明，這可能導致保守主義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只強調本文明的優越而忽視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強調本文明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明交往；只強調本文明的“統一”而畏懼新的發展，甚至進而壓制本文明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從而導致本文明的停滯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認同政治、文化相對主義，否認某些人類共同的文化價值標準，就必然導致容忍某些曾經給人類帶來重大危害的負面政治、文化現象的存在。政治、文化相對主義發展到極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閉、孤立、倒退的孤立主義。

總之，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除了看到跨國性的科技圖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體圖景，國際間更多的文化交流機會之外，也要看到所謂“文明的沖突”與“政治和文化霸權”的同時存在。

必須注意到，與全球化趨勢相伴隨的是冷戰結束后世界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同時，政治和文化領域中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緊張關系很可能會長期存在。至少在可預期的未來，政治、文化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價值觀的民族性差異，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個不能省略或約化的因素。四、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地位

全球化過程中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緊張關系，在民族國家地位問題上形成焦點。

不容否認，全球化運動突出了人類文化精神中的整體精神，即人類意識，如強調人的生存、發展與自由的基本人權意識，“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環境意識，面對核威脅、克隆人之類的危機意識，等等。馬克思指出：人是類存生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種事物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傳統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國家的狹隘視野，使人們真正作為“世界公民”來思考問題。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場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哪一個地區、國家能夠獨立地解決所面臨的諸如大氣、海洋、生態等危機，也沒有哪一個地區、國家的發展不與其他地區和國家發展相聯系。這一點，我們從1997年始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就能夠獲得足夠清晰的認識。全球化要求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待問題，特別是在進行對外交往時，它要求人們越來越注意民族關系、地區利益和國家關系的協調。

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就是要消滅民族國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發展趨勢就是要統治全世界。資產階級除非不斷擴大商品生產和銷售的范圍，不斷開拓新的原料供應和商品銷售市場，否則就難以生存、發展下去。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驅使資產階級“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處奔走、到處落戶，尋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賺取最高利潤的方式；大工業的發展，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便利，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貿易等等，使“世界市場”以及“生產的國際關系”得以建立。而這一“世界統一市場”的形成，消滅了封建的分散割據情形，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個民族、國家成為互相往來和相互依賴的整體，“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4、88頁。）由此可見，正是憑借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一切民族和國家都被卷入到了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

資本主義大工業擴大了各國之間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從而“開創了世界歷史”新時代。“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同上書，第277頁。）但是，馬克思在分析世界歷史時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趨勢時，并不否定世界歷史過程中各民族發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國家是馬克思分析國際關系的基本單位。

今天的全球化過程確實對民族國家地位提出了嚴峻挑戰。“全球化描述的是相應的一個發展過程，這種發展的結果是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主權被跨國活動主體，被它們的權力機會、方針取向、認同與網絡挖掉了基礎。”“由于全球化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在它們的所有范疇內都出現了與此相對的、多種多樣的、縱向與橫向聯系。以前把民族國家與社會當作地域上用邊界相互隔離的組織與生活單位，現在這種基本設想結構不斷崩潰。全球性說的就是：民族國家與民族社會單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國家單位、民族國家活動主體，另一方面是跨國活動主體、跨國認同、跨國社會空間、跨國形勢與發展進程，兩者之間形成新的力量對比、新的競爭關系、新的沖突與相互關聯”。（烏爾利希·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46頁。）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以華倫斯坦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以“世界體系”概念取代民族國家概念作為國際關系的分析單位。華倫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最終將徹底統治世界，而這一天的到來同時也就是它的滅亡，因為這將使資本主義失去發展的余地；取代這一體系的，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結構，即社會主義世界政權。當然，這種構想引起了許多人的批評。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了民族國家的作用：我們必須承認，世界體系不僅由國際經濟聯系以及國家間的互相依賴關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國家體系所構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可完全化約為另一項。就是說，國家體系與世界體系同等重要。貝克曾提出“世界社會”的概念。他說：“世界社會指的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它不會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國家政治中，也不會被某一民族國家所支配。”這未免太浪漫和超前了。但他同時又指出：“在世界社會的詞組中，世界是存在差異、多樣性的，社會是非一元化的社會，這樣人們就把世界社會理解為沒有實現統一的多樣性。這個世界社會是以千差萬別的差別為前提條件的。”（同上書，第27-28頁。）這或許才是明智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過，全球化是一個無主語的模糊概念，但我們思考全球化問題，卻不可以奉行“無主體的思維方式”。給全球化加上主語，就是要問：“誰的全球化？”由于主體的多樣性，回答必然是各種各樣的。從社會生活領域來分，有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從全球化的執行或運行主體來看，則只能是民族國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而不可能是其他。“個人的全球化？”如果不是別出心裁的奇思，就是天真爛漫的異想；“全球的全球化？”除了同語反復，沒有為問題增添新的內容；“跨國組織的國際化？”可是它們已經是全球化的結果。經濟全球化的微觀主體是跨國公司，而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在內的整個社會全球化的執行者，則是主權國家和地區。全球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主權國家、地區通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動，形成高度整合和協調一致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主權”的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但民族國家的主體地位不會喪失，否則，全球化就成了無主體的幽靈游蕩。實際上，在全球化過程中必然發生民族國家的利益、權力的重新分配和調整，發達國家希望通過積極推進全球化，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國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變。

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個國家和地區在納入全球化軌道時，都會有不盡相同的戰略考慮和政策取向。類似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進入全球化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趨利避害的“選擇性進入”或者說“創造性進入”的問題。這種“選擇性進入”或者說“創造性進入”的基本原則，就是要在全球化過程中，維護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特色的“民族化”，從而對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收稿日期］2000-11-06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烏爾利希·貝克．什么是全球化[M].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7.

[3]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

[4]烏爾利希·貝克，哈貝馬斯．全球化與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