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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和人道主義列寧當年由否定市場經濟而否定人道主義理論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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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列寧/市場經濟/人道主義

【正文】

在反右斗爭和“”中,“人道主義”和“人權”都是可怕的字眼。事實上,和最初也都是通過批判人道主義和人權(包括所謂“資產階級法權”)而“發家”的。打倒“”后,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道主義和人權問題又一度成為重大的政治—理論爭論,周揚老前輩因此含恨離開人間。時至今日,論界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歧見紛呈,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定性而一概否定和批判人道主義的論者至今并未絕跡。

顯然,人道主義和人權問題,至今仍是當代中國論界在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經濟上融入全球化浪潮時繞不開的“理論險灘”。筆者在《人道悖歌》(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中,曾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道主義和人權是適應于市場交易和商品生產的社會意識形態,因此,當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就不可能不倡言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權。由此出發,本文將進一步回視列寧在搞“新經濟政策”前由否定市場經濟而一般否定人道主義和人權的往史。列寧的理論教訓將作為我們今天倡言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權的一個鏡鑒,提醒人們不要再“走老路”。

列寧的失誤之一:從社會主義“消滅”市場經濟到工農應當“不平等”

(一)列寧從社會主義“消滅”市場經濟到社會主義也否定人道主義的思路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前的列寧,一直把社會主義對立于市場經濟。十月革命后,列寧提出:“在全國范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9頁。);“盡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來準備消滅貨幣”(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0頁。)。在1918年夏到1921年春,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列寧,進一步把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同“消滅”商品經濟和貨幣關系直接合二為一。這種“消滅”市場經濟和貨幣關系的理論和舉動,顯然和蘇維埃國家走向有序發展并爭得繁榮背道而馳,因而在實際執行中存在很多無法克服的困難。有鑒于此,列寧被迫宣布:“我們不能一下子廢除貨幣。我們說,貨幣暫時還要保留下來”。(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頁。)盡管如此,在整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執行時期,始終存在著關于努力“消滅”市場經濟和貨幣關系的呼聲。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上,產生了列寧對人道主義的又一次“反擊”。本文的以下論述,將主要在這種背景上展開。

我注意到,與中國當代籠統反對和否定人道主義的論者不同,列寧當年對人道主義的批判卻出發于唯物史觀關于人道主義實質的理論。早在青年時代,列寧便正確地按照唯物史觀原理,反對人們對“自由”和“平等”之類的人道主義口號進行“抽象理解”,而要求人們首先把這些抽象概念還原為經濟事實,在經濟事實的基礎上科學地理解和評價它們。據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論》一書已經證明,滋長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產。”(注:《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頁。)這一科學認識,貫徹在列寧所有關于人道主義的文字中,構成了列寧批判人道主義的最主要的理論前提。例如,十月革命后,在批判人道主義的時候,列寧又多次重申:“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別是在《資本論》中,千百次地闡明了這一點,嘲笑了對‘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這一點的邊沁之流的庸人,揭露了這些抽象概念的物質根源”(注:《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343頁。);“關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反映著商品生產關系的概念”(注:《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頁。);“平等思想”“本身就反映著商品生產關系”(注:《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頁。),等等。在這里,列寧確確實實和馬、恩一樣,是把人道主義科學地看作產生于商品經濟土壤上的觀念上層建筑的。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就認定,從“社會的經濟條件導出現代的平等觀念,是首先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出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頁。)。很顯然,當列寧重申人道主義是商品經濟的觀念上層建筑的觀點時,他確乎在重申唯物史觀創始人的科學見解。

由上述正確的第一步,邁向了包含錯誤的第二步,這是列寧的理論悲劇。這個第二步,根源于社會主義對立于商品經濟因而也對立于商品經濟觀念形態的思路。這是本文所講的列寧一系列失誤的根本點所在。在作為列寧批判人道主義的代表性言論,《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會主義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9年7月31日)以及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等文論中,此種偏頗是到處可見的,無須諱言。

例如,列寧曾說:在被壓迫勞動階級“徹底消滅商品生產的斗爭已提到首要的歷史關頭”的時候,“誰要是大談一般‘自由’”、“誰就是幫助剝削者,誰就是擁護剝削者”(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316頁。)。當談及等價交換產生的平等觀念的時候,列寧又說:“貨幣是昨天的剝削制的殘余”,“在貨幣消滅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頭上的、憲法上的,同時每個有貨幣的人都有實際的剝削權利”,因之,平等口號也應被否定。(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1頁。)列寧多次強調,基于上述理由,“我們在自己的黨的綱領中,過去和現在都一直講,我們決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數人的意志這類漂亮的口號來欺騙自己”(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頁。),等等。在列寧的這種批判中,以“自由”、“平等”為主要內容的人道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的對頭。

(二)列寧從堅持社會主義“消滅”商品平等交易到提出工農“不平等”的口號

“戰時共產主義”實行的余糧征集制,在戰爭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戰后的推行,就勢必引起農民的嚴重不滿。因為,它實際是剝奪農民的一種形式:它以不等價交換為前提。可是,當時的列寧不是這樣看問題。他把要求等價交換的農民看成“投機者”,嚴厲批判在這個問題上要求平等的一切呼聲,并進而以工農“不平等”的口號與之相抗衡。

列寧的思路是這樣的:第一,農民“生活在商品經濟中,生活了幾十年幾百年,習慣于用自己的糧食換貨幣”,因此,“農民是投機者,因為他出賣糧食,出賣必需品”(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頁。);第二,“工人和農民作為勞動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糧食投機者和挨餓的勞動者是不平等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憲法才說工人和農民是不平等的”(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列寧舉例說,“如果60個農民有余糧,而10個工人在挨餓,那應該談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勞動者的平等’,而是60個農民無條件地必須服從10個工人的決定,把余糧交給他們,即使貸給他們也好”(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頁。);第三,“所以,只要商品經濟存在,只要挨餓的工人和隱藏余糧的飽腹的農民同時存在,工農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立就會存在。誰用‘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的空談來回避這個生活中產生的實際對立,他至少是一個空談家,要不然就是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偽君子”(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頁。);第四,“工農平等是不可能的,應該認為,許以這種平等的人就是在發展高爾察克綱領”(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4頁。),許以自由就是許以“糧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場上出賣糧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數握有余糧的人發財的自由”(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頁。);第五,“工農不平等”的口號,“是現時最尖銳最‘迫切的’一個問題,因為它觸到了小生產者、小業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種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識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見”,應當堅持,(注:《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頁。)等等。在這條清晰的思路中,貫穿著一條“消滅”大商品生產也消滅小商品生產的主線。在列寧當時的思維中,對人道主義各原則的否定,包括對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產生的那種人道要求的否定,實際上,均是作為他徹底“消滅”商品經濟的有機部分而存在的。批判人道主義,是為了“消滅”商品經濟;要“消滅”商品經濟,就必須花大功夫批判人道主義,其中包括批判產生于不同的商品經濟形態之上的不同的人道主義。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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