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的制度支持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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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問題上的主導價值觀,但諸多社會現象表明它還沒有成為主流價值觀。當前,要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使之逐漸成為全社會普遍認同并自覺踐行的主流價值觀,不僅要有一系列政策措施,更要把依靠的重點轉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只有通過制度創新,才能為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提供制度支持。
發展觀從本質上講也是價值觀。在一個價值觀多樣化的社會中,各種價值觀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處于核心地位并對社會其他價值觀的發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導和規范作用的價值觀就是該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它通常是由執政黨所提煉、由官方所倡導的價值觀,它代表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反映著時代的基本特征,引導著整個社會和社會各階層的價值取向。因此,主導價值觀通常又叫做官方價值觀。當官方價值觀為社會大多數民眾所認同、所踐行時,官方價值觀就發展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當一個社會的主導價值觀與主流價值觀相一致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會是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1]
不過,從主導價值觀到主流價值觀,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比如,民主、自由、人權等作為當今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經歷了從理念、社會運動,到制度安排、社會實踐,再到普遍認同的漫長過程。這個過程的長短取決于:價值觀本身是否科學、先進,是否順應了時代需要;體現主導價值觀的具體政策及其實際成效是否能使民眾切身感知其價值導向;維護主導價值觀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夠提供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一、當前,我們黨提出并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就是當代我國社會在發展問題上的主導價值觀
它既立足于現實需要,又代表了社會的發展方向,既繼承了幾代共產黨人關于發展的科學成果,又吸納了國外發展理論的合理因素,因此它反映了時代的基本特征,能夠引導整個社會和各個社會階層的價值取向,可以成為社會絕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即主流價值觀。但是,這種可能性并不等于現實性。只有當我們黨和政府采取切實措施,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政策的實際成效,感受到科學發展觀是為他們著想的發展觀時,他們才會逐漸認同并自覺踐行這種發展觀。否則,科學發展觀就會概念化、抽象化,就會成為遠離人民群眾實際生活的虛幻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說教。
自從2003年我們黨完整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采取措施,旨在推動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然而,原本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并沒有得到明顯有效解決。
1.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在城鄉差距上,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78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2.57倍,1985年縮小到1.72倍,2002年又擴大到3.1倍。近年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徘徊在3.2倍左右,2003年為3.23倍、2004年為3.20倍、2005年3.22倍。另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10月19日的《2006年前三季度我國國民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2006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后實際同比增長10.0%,比上年同期加快0.2個百分點,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11.4%,比上年同期增速降低了0.1個百分點,如果再考慮到農民現金收入中不可支配的部分,預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可能擴大到0.496,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地區差距上,近幾年,國家雖對開發西部加大了力度,但東西部的差距仍呈擴大趨勢。2005年,全國人均GDP已達14040元,東部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倍,比1991年的1.86倍擴大了0.64倍。東部以上海人均GDP最高,為51474元,西部以貴州最低,為5052元,兩地相差10倍多。2006年11月14日,聯合國發表《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稱,如果貴州是一個國家,那么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2]僅剛剛超過納米比亞,如果把上海比作一個國家的話,其人類發展指數則與葡萄牙相當。
2.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依然嚴峻。2006年11月14日,聯合國發表《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已經由前兩年的0.745、0.755提高到0.768,在177個國家和地區中的生活質素排名也由104名升至第81名。但是,該報告在高度贊揚我國在發展方面所取得的顯著進步的同時,也提醒我國的社會發展已經落后于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沒有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過去的5年里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左右的情況下,衛生與教育狀況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據近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由2003年的2.99%上升到2004年3.10%;《中國統計年鑒》顯示,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由2003年10.95%、2004年10.32%上升到2005年11.04%。
3.環境形勢不容樂觀。按照規劃,“十一五”期間,污染物排放總量每年要削減2%,到“十一五”結束時單位GDP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減少20%。但是,根據國家環保局在2006年8月公布的資料,上半年全國大氣和水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不降反升,單位GDP能源消耗與上半年同期相比上升0.8%。4.地方政府的GDP意識仍然強烈。在全國的“十一五”規劃中,年均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為7.5%,而在全國31
個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規劃中,預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普遍超過中央提出的總目標1-2個百分點甚至更高。[3]
另外,在社會生活、生產方面,近年來嚴重侵犯勞動者、消費者權益,甚至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惡性事件頻繁發生。“過勞死”事件、劣質奶粉事件、蘇丹紅事件、礦難事件等等無一不讓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
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慣性,政策效應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另一方面也說明新發展觀還沒有由國家主導價值觀轉化為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尤其是還沒有在政府官員和企業所有者(或經營者)等社會群體中得到真正的內化,換言之,科學發展還沒有成為一種為大眾普遍遵循的并用以進行自我規范的精神追求和價值標準。實際上,“只求家庭生活舒適和睦”、“希望賺更多的錢”仍然是當前絕大多數人的價值取向。[4]“發展才是硬道理”依然深入人心,不過它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著不同的解讀:干部讀成GDP才是硬道理,企業家讀成發財才是硬道理,普通百姓則讀成發家才是硬道理。顯然,諸多現象表明目前我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離科學發展觀尚有很長一段距離。
二、從價值觀體系的角度看,科學發展觀是當前我國社會在發展問題上的主導價值觀,而主導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各類價值觀共同博弈的結果,一旦形成,即在制度內具有強制性和誘導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將對制度內的各級各地政府部門、各類市場主體、全體社會成員形成相當普遍的激勵與制約作用
但是,它畢竟不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相反卻需要通過既定的制度安排才能對參與制度運行的各類社會發展主體[5]的經濟行為和選擇進行激勵和約束
如果制度缺位,即使正確的發展思想在實踐中也不能得到有效堅持和貫徹,即使是旨在推行主導價值觀的政策性措施最終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甚至根本走樣。建國以來我們已經有過太多類似的教訓:八大前后提出的平衡協調發展、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提出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1995年提出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等等理念都是科學的,也是進步的,但是在發展實踐中并沒有得到認真落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經濟、法律和制度等保障措施不到位。因此,當前要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使之逐漸成為全社會普遍認同的主流價值觀,就不僅要有一系列政策措施,更要把依靠的重點轉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強化監督等方面,通過制度創新,為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提供制度支持。
1.推進政府改革,轉換政府職能。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發動和推進的,政府在發展中既扮演設計者又扮演實施者的角色。因此,政府一直是我國發展主體中最關鍵的群體性主體,政府素質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科學發展觀的落實質量的高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素質集中體現在公共服務的水平上。
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是經濟建設型政府,主要職能是發展經濟。其指導思想是:只要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自然會得到提高,生活環境也自然得到改善。但是,由于政府公共服務的嚴重缺位,結果導致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產品的提供主要依賴于政府的投入和行為引導。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條件下,原本經濟建設型政府需要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為此,一方面要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資與財政支付。事實上,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財政用于農業、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事業的預算支出的絕對數在不斷增加,但是,在財政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并沒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務指標體系,從大的方面講應該包括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義務教育程度、城鄉公共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城鄉就業服務機構建設和就業水平等指標。只有用公共服務指標來衡量各級政府公共服務水平,而不是以經濟指標來衡量政府績效,才能不斷提高政府素質。
2.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矯正政府官員的行為機制。如果說政府是當代我國發展主體中最關鍵的群體性主體,那么,政府官員則是當代我國發展主體中最關鍵的個體主體,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公共資源,他們的行為不僅關系到各種發展政策的貫徹執行,而且對全社會的發展觀具有明顯的導向作用。
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下級向上級負責、上級主要依靠政績考核對下級進行評價和管理。考核政績的方法與指標一般總是與社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相聯系,有一定偏好的政績觀往往會在法定的發展評價指標中偏好那些能直接體現其政績的單項指標。改革開放后,法定的發展評價指標從改革開放前以物質產品產量增長為主演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通行的以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增長為主,衡量政績的主要指標也相應地從“產值掛帥”轉向了“GDP掛帥”。以GDP論英雄的考核體制自然容易誤導出種種只講數量不顧質量、只管投入不問產出、只看產值不計成本、只追求規模擴張不考慮經濟效益和資源環境以及社會效益等等片面性。當前一些不科學的發展方式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背后的主要推手正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員,而這些官員的行為動機。超級秘書網
,卻可從現行的干部考核體制中找到“合理”解釋。因此,要真正轉變目前的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當務之急就是要用衡量各級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公共服務指標體系來代替以經濟增長和財稅收入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制,以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政績的最終標準。執政為民才是正確的政績觀的核心所在。
3.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范企業及企業家(包括企業主、管理者、經營者)的行為機制。企業是目前我國社會發展主體中最具活力也最具影響力的主體,因為它們控制著經濟資源,不僅是國家財稅的主要來源,而且是就業崗位的主要供給者。其中尤以民營企業影響最大,2005年,民營經濟繳納的稅收占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達到75.7%,民營經濟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總數的比重達到76.3%。[6]企業的行為,直接關系到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的質量。
目前,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社會發展主體之一,企業不僅要追求利潤,同時也應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包括對社會講誠信、對消費者負責、絕不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絕不破壞生態環境、尊重和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等。因此,落實科學發展觀,對企業家來說,就不僅僅是搞好企業,而應該在搞好企業使企業盈利的同時,還應該擔負社會責任。如果拒絕社會責任,法律和制度就應使其破產。[7]
另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后的落腳點也是在企業。只有在企業產權比較明晰、市場功能較為完善、市場信號傳導正常的情況下,企業才可能在逐利本性的推動下,走節約、高效、環保的發展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在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必須加大市場體系建設的力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比如我國包括水、電、地、煤等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受政府影響較大,價格長期嚴重偏低,無法真正反映市場需求和稀缺程度,導致資源消耗型和外延擴張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改變。
4.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充分發揮民眾的參與和監督作用。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也是社會發展主體中最廣大、最基礎性的個體主體,他們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參與度是一切正確的發展觀產生和落實的根本保障。
長期以來,我們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形成并提煉發展戰略和發展決策,也是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來對既定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決策進行貫徹落實。但是,民主集中制是為了解決共[8]同利益基礎上的意見沖突,如果社會成員具有同質性(所欲相同),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可以通過民主集中制把大家的意志集中統一起來,主導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行政力量強制轉化為主流價值觀。如果利益沖突或價值沖突,民主集中制就不夠用了。今日的我國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多樣化的國家:生產力水平多元化、區域發展多層次性、經濟結構和經濟成分多元化、社會成員多元化等,決定了利益要求和價值追求的多元化。這個時候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實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民眾選舉政府、政府對選民負責。只有提出為絕大多數民眾所認同的發展理念和制度安排時,才能獲得多數選票上臺執政,組成政府;也只有當政府的實踐確實體現了多數民眾的利益要求時,才能繼續執政。事實證明,公民手中的選票,是對政府行為最為有效的激勵工具和約束力量。
同樣由于我國復雜的國情以及社會發展的多層次性,不同群體之間因利益的不同而產生沖突和分歧是普遍而客觀的存在,傳統的選舉民主(代議制或其他政治設計)已經不再是充分解決沖突與分歧的路徑。因此,我國在健全選舉民主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協商民主[9],通過對協商過程的參與,使各發展主體能夠在對話過程中明確自身與他人的責任,明確發展觀及其具體政策建議來自各方的共識。這樣一來,各發展主體的社會責任明晰,既有利于各方自律,也有利于各方之間相互監督,尤其是有利于相對處于弱勢的民眾對掌握公共資源的政府和掌握經濟資源的企業等相對強勢主體進行監督和約束。
協商民主的另一個特點是在協商過程中尊重參與協商各方的偏好。這一特點意味著我們在廣泛考慮公共利益的基礎上,不僅不同的地區可以根據自己歷史條件和現實狀況設定具體的發展道路,而且從人的現實分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來說,在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時,這個“本”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應當有不同的體現。對于物質上已經富有的人,要通過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將他們從物化的狀態下解放出來,意識到消費主義和經濟至上對人類的毀滅性后果;對于處在貧苦狀態中的人來說,要肯定他們適度的物欲追求的合理性,不能讓他們長期生活在困境之中,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培育他們的精神追求,同樣給以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否則,人民群眾的合理利益,尤其是困難群眾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就會挫傷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信心,進而動搖科學發展觀作為當前我國社會中的主導價值觀的權威性。
注釋:
[1]廖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價值觀變遷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原因[J].科學社會主義,2006(1).
[2]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質量的綜合指標。在其看來一個國家的生活質量高低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而且取決于人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預期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