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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上來，工農、城鄉關系倍受關注，并提出了許多統籌城鄉關系發展的政策及理論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關系的歷史方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步由“自在”走向“自覺”；在城鄉關系實踐發展的基礎上，取得了理論的持續創新，逐步由“隔離”走向“融合”；統籌城鄉的功能價值也逐步顯現，逐步由“此岸”走向“彼岸”。

關鍵詞：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城鄉發展一體化；統籌城鄉發展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關系歷史演繹：

“自在”走向“自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來，我國對原有的“二元”城鄉關系進行了全面認識。隨著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城市產生并獨立于鄉村，二者是“根與流”的關系，不應該是矛盾的、分離的關系，而應該是和諧的、互助的關系。建國以來，由于我國工業基礎薄弱的國情，重工輕農、重城輕鄉，以“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滿足工業的發展，從而導致城鄉關系、工農關系的不平等，造成城鄉、工農關系的異化。改革開放以來，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我國對于城鄉關系也有了新的認識，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和工業的現代化，要求工農、城鄉關系“返璞歸真”，共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這其間表明我國城鄉關系由“自在”走向“自覺”。

（一）通過“城鄉交流”來解決

“三農”核心問題“三農”問題是發展城鄉關系的薄弱環節。在改革前城鄉經濟交換關系下，農民成了受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影響最大的群體，他們是最貧困的群體。1978年，農民與非農民之間的平均消費水平的比例為1：2．9。與城市相比，“三農”問題尤為突出。為了縮小城鄉差距，首要必須解決“三農”問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五年出臺中央一號文件，主要是通過解決“三農問題”來加強“城鄉交流”。在這個時期，“長期隔離的城鄉商品、要素、人口流動開始松動，城鄉聯系不斷增強，城鄉集市貿易恢復發展，部分農產品價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開。”五年的農村改革，從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到取消體制、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再到推進農業的市場化改革，這些舉措極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對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有著積極的意義。這一階段的農村改革對農村生產力的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放活了農村經濟，改善了城鄉、工農關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城鄉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農”問題來解決“三農”問題。雖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要建立新的城鄉關系，但只是停留在農村經濟改革上，并未從城鄉關系的制度層面、全局的角度來系統地解決“三農”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學者認為，“鄉鎮企業的逐步萎縮，使得大量農民工涌入大城市就業，極大地帶動了大城市發展”。城市鋪天蓋地的進行改革，更多的農村生產要素流入城市和工業，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積累，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開始出現“農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農、城鄉的關系出現了嚴重斷層。這一階段城鄉關系的協調缺乏動力，無法對城鄉關系的持續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力。

（二）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來“統籌城鄉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注入活水源頭。農村改革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啟動，改革的重心轉移到了城市，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導致我國出現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面對這一形勢，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明確指出要“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并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的重要任務。這一舉措標志著我國城鄉關系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從2004年到2007年連續4個中央一號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躍農村經濟，持續推動城鄉改革，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的事業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觀來解決“三農”問題，不再孤立地解決，而是用聯系的觀點，并用全局的視野來兼顧城鄉、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并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納入我國實現現代化進程的重大任務之一”。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框架下，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不斷完善支農惠農政策，深化農村的綜合改革，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過打造新型城鄉關系來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

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為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保駕護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突出強調了我國的“三個進入”，在統籌城鄉關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國的城鄉改革穩步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取得了新的進展，開始逐步建立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關系向著和諧的軌道運行，繼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改革。國內著名學者俞思念認為，“十八大作出的城鄉發展一體化建設的新布局，把實現城鄉共同繁榮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實現中國未來城鄉關系科學發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從側重于農村經濟建設轉向農村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及機制體制建設等方面，從促進農村的單項改革轉向城鄉的綜合改革。“城鄉發展一體化”所要表達的是實現城鄉資源要素的互聯互通，實現農村和城市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和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完善，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而歷年來對于“三農”的投入，也繁榮了我國農村的發展。現代化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要求必須堅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堅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推進城市人口的非農化和傳統農業的升級改造對于緩解工農、城鄉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對于形成城鄉關系一體化的格局有著重要推動作用。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關系理論變遷——“隔離”走向

“融合”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城鄉關系的嚴重不協調，黨中央開始著手改善城鄉關系，鞏固工農聯盟。進入新世紀，我國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實現了總體小康并邁向全面小康的階段。黨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并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關系的認識從“隔離”走向“融合”，實現了實踐基礎上理論的不斷創新。

（一）改革開放初：

城鄉破冰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面臨工農業、城鄉休養生息的雙重任務，為此提出城鄉兼顧和溝通城鄉關系的發展思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工農、城鄉經濟交流還是比較頻繁的，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規劃，把經濟重心從農村的農業生產轉移到城市的工業化建設上來，直到1956年底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一五計劃提前完成，計劃經濟體制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度、統派購制度使得城鄉資源分離，1958年城鄉戶籍管理制度把城鄉居民直接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更是直接導致了城鄉分治，城鄉二元結構形成。追求發展重工業使得我國的重、輕、農比例嚴重失調，雖然有過調整，但仍然沒有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工農、城鄉矛盾依然突出。改革開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面對日益突出的工農、城鄉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安徽小崗村“大包干”土地經營方式的成功典范，促進了全國廣大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這一農村土地經營方式的改革，以及作為農村工業的主要形式——社隊企業發展為鄉鎮企業，極大地放活了農村經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生產力發生了質的飛躍，繁榮了農村經濟。農村經濟結構的改變從根本上縮小了工農、城鄉差距。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是繁榮農村經濟的轉折點。在農村改革勝利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城市改革拉開帷幕，國企改革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放寬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放下了企業的行政包袱，促進城市工業的大發展。“鄧小平確立了農業的基礎地位，工業支持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強調工農、城鄉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帶動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的思想結束了建國后重城輕鄉、工業農業不協調的錯誤思想，開啟了解構城鄉二元結構的理論基點。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一經濟體制的改革促使城鄉資源的合法流動，極大地調動了工農的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了城鄉的經濟發展水平。同時直接提出要“加強城鄉改革，處理好城鄉矛盾，鞏固工農聯盟”，為新時期的統籌城鄉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二）新世紀以來：

城鄉融合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總體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這樣的新階段，在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繼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并指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第一次創造性地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三農”問題仍然是制約統籌城鄉發展的限制因素。城鄉關系第一次實現了統一。到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并把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作為五大統籌之一，此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一思想成為指導城鄉關系的戰略思想。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指出，“從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來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都普遍具有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傾向；當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傾向。”這一認識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認識，也從側面表明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五年的統籌城鄉發展，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獲得了帶動式發展。在黨的十七大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被寫入黨章，同時又強調要把“三農”問題放在全黨工作的重要位置，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這一思想隨著城鄉關系的逐步改善而產生，是統籌城鄉發展在經濟、社會關系方面的一種新要求，“一體化”表現的是一種城鄉的“融合式”發展，是城鄉發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當前我國的農村正發生新的變化，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凸顯，要加強農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面對這一任務，“城鄉發展一體化從概念到實踐再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項影響長遠的國家戰略。”我國要塑造城鄉關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成為城鄉發展的重要戰略、關鍵之舉。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實踐期，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重要的準備。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會議，并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新的目標，要高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建設”與“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已進入最后沖刺階段，更多強調的是要釋放改革紅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個人，而重點在農村、在貧困地區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因此，我們要更加關注城鄉資源公平問題。我們仍然要把全黨的工作重心放在“三農”上，繼續加大城鄉發展統籌力度，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全會提出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建立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從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到“城鄉發展一體化”，這是一個統籌城鄉發展理論從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體的系統演化過程，不僅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更是理論上的創新，從而帶動實踐的創新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要解決這一難題則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這一句話，表明我們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決心與路徑，因此我們要著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全面深化改革，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個方面進行突破，“‘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總體規劃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除此外，還有一個新的理論突破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改為市場起決定作用，“決定”一詞不僅可以活躍城市經濟，而且可以活躍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城鄉資源的整合與流動，對于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無疑是錦上添花。

三、統籌城鄉發展的當代價值——“此岸”走向

“彼岸”工農、城鄉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是一個需要長期解決的問題，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要長期堅持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策略。城鄉發展一體化能夠促進“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推動建立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對“中國夢”的實現起到了價值引導。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從“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進“三農”問題的有效破解

“三農”問題的解決依賴于城鄉發展一體化，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尤其是偏遠山區、貧困地區，制約著我國和諧社會、共同富裕的實現。而城鄉發展一體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樣就是“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三農”問題跳出“三農”問題的圈子，有了新的解決途徑，就是從城鄉一體的角度來統一解決，也就是城中有鄉、鄉中有城，城鄉深度融合。這一戰略實際上是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城市扶持農村模式。由于“三農”問題比較復雜，而且是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薄弱環節，因此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要各個擊破。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是三大產業之一，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為第二、第三產業提供物質基礎；工業作為第二產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能夠帶動農業的發展。因此農業的基礎地位不能動搖，我們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用工業的發展來帶動農業的發展，只有處理好工農業的關系，才能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之一，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工業的發展能夠促進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優化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實現農業的規模集約生產，大大提高我國的糧食產量，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農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積累性貢獻，其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城市，而城市作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擁有先進的生產要素，因而城市把先進的生產資料流入農村，能夠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城市與農村從根本上說是和諧共生的，我們經歷了農村支持城市發展的階段，并實現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現在我們已進入城市支持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階段，并將此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目標。只有保持城鄉互惠、城鄉一體，才能解決好農村問題，同時也促進城市的發展。農民是農村改革的主力軍。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經濟更加繁榮，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客觀上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但是由于農戶身份，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會服務，同時也造成了農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們稱這一群體為“農民工”，是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群體，一頭連著城，一頭連著鄉，“他們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勞動者與建設者，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為城市繁榮、農村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體制的建立與健全，能夠有效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這句話，表明了“三農”的重要性，突出強調了要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下保障“三農”利益。

（二）推動建立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就是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框架下提出的，這是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方式，同時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規劃也有助于城鎮化的實現。黨的十八大繼續強調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直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這一理論創新表明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規劃下，我國的城鎮化實現了新的發展，進入人口的城鎮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在統籌城鄉思想的指導下，實現農業人口的非農化，促進城鄉資源流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終實現農村形態下農民的市民化，讓更多的農民不用遠離家鄉外出務工，能夠就近創業就業，實現城鄉居民的融合。城鄉之間沒有隔離帶，讓城市融入農村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實現新型城鎮化，就是在以人為本的指導下實現“人”的城鎮化，是把全體人民納入在內，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農民，這種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鎮化不只是追求經濟增長的城鎮化，更是追求生態財富的城鎮化。2015年11月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到五大發展理念，這五大發展理念反映了當下我們要走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長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進的城鎮化的一種新常態。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布局下，走出一條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經濟效益的城鎮化，是突破傳統的、協調城鄉的、宜居生態的、國內國外的、城鄉共享的新的城鎮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我國“四個全面”的戰略目標之一，是我黨“兩個一百年目標”之一，也是“中國夢”的第一個宏偉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載著我們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小康社會的昨天是總體小康的實現，今天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三對關系是我們必須正確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鋪墊，今天是明天的起點，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實。我們只有統籌兼顧，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這一句理清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關鍵在農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農村農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種新的“城鄉共享”小康的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能否如期實現，關鍵看我們能否堅持并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目標，這也是昨天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明天期望我們的行動指南。城鄉發展一體化實現了城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協調式發展，內在地包含著全面小康在新時期這五個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進程，才能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才能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連接城鄉命運共同體，才能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共同繁榮，才能加快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四）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建國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目標首先由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提出。由于中國當時經濟落后的國情而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要側重在經濟方面，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簡稱“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思想，把經濟建設的重心重新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以“三步走”戰略的形式量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由物質文明走向物質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新論斷，并于黨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七大把“和諧”加入，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并最終形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系統表述。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至此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由原來的“四化”變為現在的“新五化”。現代化理論的發展過程表明我國的現代化是處在動態中需要根據實踐不斷豐富完善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國的“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另一個目標，這是一個全面的建設目標，于本世紀中葉實現，形勢刻不容緩。城鄉發展一體化在這一目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講，“工農、城鄉關系始終是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必須處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問題。”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城鄉建設是全局中的關鍵要素，必須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才能對現代化建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中國夢”的價值指向

在參觀《復興之路》時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并指出這不僅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更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直接把國家、人民的命運聯系起來，把人民的夢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形成一個“家國夢”。這不是簡單的理論概括，而是深入到實踐的行動指南，是惠及十幾億人口、實現每一個人的發展的復興夢。它的深刻內涵把每一個人融入進來，體現著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思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一偉大夢想，必須站在全局的高度來統籌。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其中的一個戰略目標，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并身體力行，這樣才能筑起“中國夢”的復興之路。綜上所述，城鄉發展一體化從深層次來講正是一種追求城鄉發展公正、和諧的戰略思想，謀求的是城鄉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會主義建設的福祉，追求社會的公正對待，城市和農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會主義建設所產生的優越性。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改革的攻堅區、深水區，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鄉發展不均衡導致城鄉居民無法同等地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因此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我們要更加注重公平。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思想有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為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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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娟娟，趙洋 單位：西南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