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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中國特色”

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他又明確宣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此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路路線指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日漸成熟、完善。在鄧小平所設想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逐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之后，“中國特色”也隨之成為中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標志，成為中國獨創的現代化模式的代稱。

現在，“中國特色”一詞已十分普及，但人們對“中國特色”的理解卻各不相同。有人籠統地將中國特色等同于中國國情；或認為中國特色就是中國的特點；或認為中國特色就在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有人不懷好意地戲稱，中國特色就是在面對馬列老祖宗的理論經典和外國人的狐疑目光時的一塊“理論擋箭牌”。如此等等。認識的不統一，說明研究工作不徹底，這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認識。因而，深入、具體地研究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對于正確認識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和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實踐發展，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一般哲學方法論的角度講，特色的直接根據在于客觀世界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沒有差異就沒有世界。個體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特色包含著特點。就一個國家而言，研究其行為的特色，首先必須了解其特點，即國情。國情是對一個國家的特點的描述和分析。因而，在價值判斷上，國情是一個中性概念，既包括諸如民族特長、民族優越性等方面的優質規定，也包括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質規定，是優質與劣質的統一體。就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而言，國情是現代化事業的出發點，對國情的認識和分析直接影響著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選擇和具體實施。因而，研究中國現代化的特色，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即現代化所面臨的現實社會狀況，這些狀況構成中國現代化的客觀歷史起點。以此為基礎，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中國現代化的特色。

但是，僅僅認識和分析國情是不夠的。特色不僅包含特點，而且還是對特點的超越。在價值判斷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長和優勢，即優質規定性。用哲學的語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優存在方式和最優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認識事物特點的基礎上，對特點的優化和超越。對一個國家而言，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不是特色，傳統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國情的現代化綱領、獨辟蹊徑的現代化道路等，才是構成其特色的真正內容。從該角度出發，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不等于符合國情的現代化，他應是立足于中國國情，但又不僅止于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應是在正確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條件，創造性地使中國現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優方式向前推進，使其既具有先進性和獨創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3]因而，對中國現代化的特色而言，國情只是立足的基礎，而不是遵循的標尺；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國特色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就是對中國國情的篩選、改造和優化的過程。

將中國特色理解為中國國情，將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解為符合國情的現代化，不僅無利于中國現代化對先進事物的吸收和自身的創造性發揮，而且有使中國現代化事業誤入歧途的危險。中國近代史上以“中西國情不同論”為由拒斥現代化的思潮，就是典型例證。由此，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構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必須對中國國情即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確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他必須根據現代化的世界潮流，對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化過程進行模式上的系統創新。

這樣研究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前提，就是現代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系。我們提出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本身就意味著對現代化的民族性的肯定，但這種肯定是辯證的、有條件的，其認識的前提就是現代化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歷史發展潮流，現代化首先是一個“世界歷史”范疇，世界性是其顯著特征。現代化的世界性首先表現為傳播的不可逆性，他將一個又一個傳統社會納入現代社會，而那些已現代化的國家則向更高階段繼續推進。其次表現為對現代化規律的共同認可。現代科技、經濟增長、民主法制、階層流動、理性意識等一些代表現代化的表征成為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成為各國現代化必經之路。再次是現代化浪潮帶來的經濟、交通、信息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國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而獲得成功。承認現代化的世界性，就意味著我們應主動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遵循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從世界角度反視自身。背離世界性的現代化，只能是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的現代化。

肯定現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這種世界性為特定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發展的外在環境，而真正規定著特定國家現代化發展具體道路的只能是民族性。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而“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其他許多不同”。[4]傳統的自然、經濟、社會狀況構成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傳統的社會習俗和民族心理影響著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和目標選擇；傳統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精髓為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和創造力源泉。作為社會變遷的一種激烈形式，現代化的本質在于變革，這種變革既是一個系統功能的整體漸變過程，也是一個獨立社會系統與世界整體系統的相互融合與功能協調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系統新功能的形成必然會受到民族性顯性或隱性的影響，社會系統在世界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決于民族性所賦于他的鮮明個性和獨特功能。在這里，民族性對現代化的規定性，就表現為現代化只能是對民族性的轉化和張揚，而不能是對民族性的背叛和拋棄。在世界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現代化如失去民族性就意味著失去個性和特色，也就難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現代化的世界性來源于其民族性，世界性與民族性是辯證統一的。失去民族性的現代化，不是真正的現代化。

必須指出，強調現代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與“民族狹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盲目樂觀和一味排外，固守“尊王攘夷”、“中學優于西學”等陳腐觀念；前者則是正視國情與放眼海外，通過對國情的改造與創新以復興于世界。中國現代化走民族創新的“中國特色”之路，是符合邏輯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可以把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內涵界定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關于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獨創性。

二、中國現代化要解決哪些特殊問題

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表現，是以對中國現代化特殊問題的獨創性解決為基礎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1.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對現代化進程的制約。

1949年的革命勝利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以及缺少現代化經驗，全面借鑒蘇聯現代化模式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一般被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這一模式對中國建國初期的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但此后愈來愈嚴重地限制著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針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大難題。

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蘇聯。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摸索出一條在社會經濟落后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即現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以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工業化的戰略目標，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來獲得資金來源，試圖通過現代化的高速推進來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推行，使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現代工業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科學技術在許多領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演變和國內現代化階段的推進和升級，仍然沿用原有體制和模式無疑是不適宜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導思想上，教條主義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及其發展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預測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及其發展趨勢時，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現實依據的。蘇聯在斯大林時期不顧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按照經典作家的論述設計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將不具有根本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外在特征誤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并將本國確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硬性推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仿效蘇聯模式時，亦沿襲了其教條主義特征，沒有認識到中國與蘇聯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具體說來，在現代化的目標選擇上，片面強調國民經濟的突進增長和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導致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在現代化的管理體制上，高度集中的行政計劃體制窒息了現代化發展的生機；在現代化的外在環境上，自我選擇封閉的發展道路；在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隨意的發展進程阻礙了現代化的正常發展。總之，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缺陷窒息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活力，嚴重制約了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不首先解決這種模式對現代化進程的制約問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將無從談起。

2.現代化的后發優勢與內在生長力的培育。

在世界現代化發展歷程中，發達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現代化經驗、先進的經濟技術成果以及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思想文化，現代化的后來者可以通過適當途徑吸收和借鑒這些現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彎路，實現趕超發展。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預料到：“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5]鄧小平也明確指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國家現代化具備潛在的后發優勢已為當今的現代化學者們所普遍認可。總體而言，這種優勢主要表現在：第一，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會對落后國家形成強大的沖擊力和示范效應，壓力轉化為動力，有利于落后國家現代化的社會動力并促使其加快現代化步伐；第二，借鑒先進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教訓，采取優化的趕超戰略，直接過渡到或較快進入較高的現代化階段；第三，吸收外國經濟技術成果，彌補落后國家現代化建設資金和技術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國發展經濟的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促進本國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相關規章制度的建設；第五，利用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的機會，發揮本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等優勢，積極發展相關產業，以增加積累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對我國現代化建設而言，后發優勢可以而且應當利用。但是，現代化從本質上講應是內生性的。這不是指現代化的最初啟動誘因，而是就現代化的整個動力系統和推進機制而言的。后發優勢構成現代化有利的外在條件，但他不會自然而然地轉化為現實成果。一個民族只有具備了現代化的內在生長力，才會獲得持續的良性發展。這種內在生長力是指國家和社會在其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源于自我本體的、與現代化相吻合的內部推動力量。現代化內在生長力的發育成熟，意味著在共同的現代化價值取向之下，整個社會的制度、資源、經濟技術基礎、內外環境、民眾、民族傳統以及現代知識的積累與傳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一個有機大系統，這個系統的正常運作使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種發展的慣性和強勁動力，推動現代化進程不斷沖破各種舊因素的制約和束縛，實現社會的長久、健康發展。

培育現代化的內在生長力與利用現代化的后發優勢并不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兩者之間可以產生一種良性互動效應。就中國而言，后發優勢是現代化的外在環境和現實條件，內在生長力的培育則是現代化的內部機制的調適過程和長遠目標。中國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就在于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處理好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對外開放與避免依附。在開放的世界環境下推進現代化，稍有不慎，就會陷入依附性發展，即在政治經濟上成為受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的“邊緣國家”。

必須爭取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促進現代化快速發展的同時，通過積極提升現代化水平和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搶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進先進與自主創新。在引進先進的同時，應注重對這些先進成果的內化及在此基礎上的自主創新，使外來先進成果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轉化為適宜的經濟技術存在方式，與中國現代化發展切實融為一體，并進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起點和促進創新的內生動力。第三，高速發展與環境協調。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因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的“現展危機”等問題，已引起各國的警惕和現代化學者們的關注。對于飽受環境惡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發展戰略的中國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顯得重要。第四，局部突進與整體轉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該突進的必須突進，不該突進的絕對不能冒進；某些方面一定的滯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會整體轉化的過分滯后則是不能允許的。第五，趕超愿望與克服急躁。在現代化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一方面應利用后發優勢，以適當高速度趕超發展；另一方面必須克服急躁心理，在現代化的目標選擇與推進戰略上，立足國情，實現穩定，漸進發展。

3.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統一。

作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世界性的發展潮流，現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標準和普遍性的規律，為世界各國所一致認可和遵循。正因為如此，在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等方面都表現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這方面，任何以國情為借口對現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釋為是民族狹隘心理的反映。中國現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在對傳統社會的改造與揚棄中，逐步融入世界發展潮流。另一方面，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動態的、漸進的轉化過程，現代化的推進和與國際的接軌不可能脫離開具體國家的特定社會基礎。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在遵循現代化共同規律的同時，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傳統社會基礎，著力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實現現代化的共同標準與普遍規律同中國特定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化之間的統一。

中國現代化在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特殊問題主要有：第一，發展與穩定。這是為了正視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現代化這一事實。相比較而言，大國的現代化，其變量因素更多，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任何一個環節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對其他環節產生聯動和廣泛的影響。沒有穩定的政治環境，要維持中國這個超大型社會的統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長期的現代化發展。第二，循序與濃縮。在當代歷史條件下，中國不可能像早發現代化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發展，而必須采取一種濃縮的形式，將長期的現代化過程壓縮在一個短時期內予以完成。必須通過科學的規劃和有效的管理，確保中國濃縮現代化的順利推進。第三，再造與傳承。根據中國現代化發展及其與國際接軌的需要，進行現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應該看到，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阻礙是就其社會基礎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為民族發展的思想遺產，傳統文化中亦包含有許多可傳世的內容，其中包括提倡積極入世的實踐理性、催人奮進的自強思想、重民輕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識的倡學重教思想等完全可與現代社會相融合，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這就需要在發展進程中把握好再造與傳承之間的度。

三、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獨創性是什么

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是在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特殊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這個經濟文化落后的社會主義大國如何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其中所蘊含著的別具一格的創造性思維，正是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之所在。

1.道路創新：中國現代化與其社會主義主體性統一。

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有過兩種類型的主體性選擇，即社會主義主體性與資本主義主體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及隨后幾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最終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主體性選擇問題，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中國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構成中國現代化主體性的規定性。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進一步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好，即沒有解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實現現代化這一難題。此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經曲折，愈來愈脫離了現代化的本來函義。盡管社會主義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和旗幟，但現代化卻日益消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視野之外，以至在“”時期，現代化竟成了所謂“社會主義者”們排斥和攻擊的對象，諸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極端荒謬的口號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這表明，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性的社會主義主體性，與中國現代化還沒有真正融為一體。

鄧小平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7]他認識到現實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開始從實際出發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對社會主義作這樣的理解下面，我們尋找自己應該走的道路。”[8]隨著新道路的開辟，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蒸蒸日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同時我們“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9]而是“運用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10]以這樣的嶄新思路，鄧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國以往模式的現代化道路。

鄧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發展客觀實際后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1]明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不應當以建立馬克思恩格斯筆下所描述的無私有、無商品、無交換、無市場、無剝削的社會為目標，而必須以最大限度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基于此，鄧小平一再強調，現代化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12]從現代化的角度出發，一切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體制和弊端都應徹底革除，并建立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的體制和機制；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國現代化的外國經濟技術成果和經營方式、管理方式都應積極吸收，為我所用。由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啟動并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國現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鄧小平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實質上是從生產力的角度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過程。正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區別；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對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觀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由于生產力發展落后，中國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服從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選擇；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理解社會主義，得出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判斷，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從生產力的角度認識社會主義，現代化才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經階段，成為在中國壓倒一切的問題和當前最大的政治。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這樣，以生產力為紐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終于有機地統一起來了。中國社會主義最終找到了自己的正確發展道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主體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張揚。

2.目標創新：中國現代化目標的立體構架。

中國現代化的復雜性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多維性。就中國現代化而言，既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又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既要在短期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避免落入“現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現代化目標接軌，又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可行性。而且，與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和動態過程相適應，中國的發展不僅應有總體目標、最終目標的設計，同時也應有階段目標或局部目標的設計，以使總體目標和最終目標能得到具體落實，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設計，必須在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同時，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鄧小平的創新之處就在于針對中國現代化的不同規定性，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現代化目標進行多維、立體構架，從而使中國現代化目標避免了片面化和單向性，而呈現出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一，遵循世界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和新發展觀，提出“富強、民主、文明”的總體發展目標。隨著人類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日益把握，傳統發展觀逐步被一種新的發展觀所取代。這種新發展觀不是以單純經濟發展而是以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標，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與協調，強調社會發展是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強調社會各因素的良性互動和協調共進，并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生存為最高追求。適應這一潮流，鄧小平擯棄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提出了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目標。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3]這段話既是鄧小平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主要任務的基本概括，也是對我國現代化全面發展目標的完整論述。以此為指導，黨的基本路線將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概括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14]這段話可以看作鄧小平對自己社會全面發展思想的總結。

第二，針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價值追求和與市場經濟的接軌，提出“共同富裕”的最終發展目標。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規定性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共同富裕作為最終發展目標。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級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5]他將共同富裕看作“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6]另一方面，現代市場經濟因其代表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選擇。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推進現代化，正是中國現代化的特色之一。反映在發展目標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追求的是基于宏觀調控所帶來的共同富裕，而不同由其自發作用導致的兩極分化。對此，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17]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現代化的最終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

第三，立足中國現代化的具體國情和社會基礎，提出分“三步走”的階段發展目標。鄧小平首次提出分階段實現現代化的思想，是在1979年底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談話中。此后，經過深入考慮和反復研究，1987年4月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時，鄧小平最終確立了分“三步走”的戰略發展思想，并全面闡述了三個階段的各自發展目標。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18]分“三步走”的階段發展目標充分考慮到了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基礎，既反映了鄧小平實事求是的一貫作風，也使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具備了切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上述三重設計是有機統一的。他們不僅代表著中國現代化目標設計的不同角度，而且三者之間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富強、民主、文明”是中國現代化的橫向同時性目標，“共同富裕”是中國現代化的終點價值性目標，而分“三步走”則是中國現代化的縱向歷史性目標。三者合一，一個跨越時空的多維立體構架頓時顯現出來，他既保證了中國現代化在目標設計上的嚴謹和縝密，也有利于避免在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挫折和失誤。

3.動力創新：中國現代化的“雙輪驅動”。

根據世界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現代化的動力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創新；二是科技進步。中國的特殊性在于中國前現代化時期政治制度的落后和權威失落導致中國現代化的長期延誤，因而在世界對比中處于落后地位，屬于后發現代化國家。這決定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掃除舊有傳統政治制度的障礙，確立具有現代化取向的、能保證現代化順利實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要想避免出現依附，并長期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以趕上并超越先進發達國家，最根本的是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增強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因為只有這才是現代化發展的長久之計。

解決現代化內部動力的缺失，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大任務。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之后，試圖通過以人們對某種高目標的崇拜來推動現代化，但實踐證明，這種動力的作用是極其短暫的。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起源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反思和揚棄。鄧小平曾指出：“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19]“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20]從制度著手解決中國現代化動力缺失的問題，強調改革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要作用，這是鄧小平的一個創舉。但鄧小平在突出改革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科學技術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推動作用。事實上，鄧小平現代化思想本身的形成就與新科技革命緊密相關。而且，在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整個探索過程中，鄧小平都一直強調科學技術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戰略意義。他一再強調：“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21]“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22]

在中國現代化的動力創新問題上，鄧小平主要解決了改革和科學技術這兩個動力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力，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對現代化的間接推動，是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生長點。現代化本質上屬于社會經濟的范疇，改革動力的產生來自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他掃除了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新的制度釋放了生產力發展的巨大能量，從而開啟了中國現代化高速發展的進程，并使中國社會呈現出現代化與制度化的同步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科技是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通過技術進步直接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技術生長點。構成現代化原動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必然具有再生長的功能，能使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推動和持續久遠的發展。顯然，改革并不具備這一功能。而科學技術是構成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他的進步不僅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能引起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整個社會系統的深層變革，更適合充當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對中國現代化而言，作為啟動力的改革和作為原動力的科學技術正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兩者缺一不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改革，現代化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23]二者共同作用，既保證了現代化的快速、持續推進，也體現了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化動力設計上的匠心獨運。

4.過程創新：中國現代化的多重戰略。

第一，穩定發展戰略。在中國現代化推進過程中，鄧小平歷來強調穩定的首要意義。他反復指出：“中國要擺脫貧困，實現四個現代化，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穩定。”[24]在他看來，穩定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實施的保證。而且中國的穩定不僅關系到國內發展，而且還是一個國際問題。他說：“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么局面？……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25]鄧小平所說的穩定，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會政治穩定，也就是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二是政策穩定，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政策“不變也就是穩定”；[26]三是經濟穩定，我國經濟發展“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27]

第二，協調發展戰略。從我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開始，鄧小平就把中國現代化看作是一個整體互動的推進過程，主張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處在一種協調發展的狀態。他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28]“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像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29]從這樣的認識出發，鄧小平強調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處理以下幾個關系：一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二是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相互協調；三是經濟政治的發展與科技教育發展相互協調；四是社會發展與人的觀念變革相互協調。

第三，漸進發展戰略。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從實施方式上講，得益于中國所采取的漸進發展戰略。鄧小平提出中國實行漸進發展戰略，基于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全面了解，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思考和對過去革命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他指出：“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30]這種漸進發展戰略主要體現在：在突破口的選擇上，先農村后城市；在整體推進方式上，先經濟后政治；在區域推進方式上，先沿海后內地；在發展途徑選擇上，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跳躍發展戰略。鄧小平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應是那種平平穩穩的、低速度的發展，而應是飛躍式的、跳躍式的發展，是一種以高速度加速度形式出現的發展。惟有如此，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趕超發展目標。鄧小平的跳躍發展戰略主要從三方面展開：一是對發展機遇的把握。他特別強調機遇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指出：“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31]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失去了許多歷史機遇，再不抓住眼前的機會，只能被發達國家越甩越遠，所以他告誡人們：“機會難得呀！”[32]二是對發展速度的要求。在他看來，速度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即不僅關系到“三步走”戰略目標能否實現，而且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提出了“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33]的著名論斷。三是采取“臺階式”推進方式。作為跳躍發展戰略的直接體現，鄧小平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34]“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35]

第五，重點發展戰略。鄧小平從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提出以重點帶動全局的戰略發展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鄧小平總結了“”的經驗教訓，指出要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狀態，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他果斷提出將全黨的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把大力發展生產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把是否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評判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二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經濟建設是重點，經濟發展本身也是重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由于實行重工業傾斜發展戰略，致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一些薄弱部門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時，明確提出：“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36]考察鄧小平的有關論述，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分別是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薄弱環節、關鍵環節而列為發展重點的。

穩定發展、協調發展、漸進發展、跳躍發展、重點發展，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推進過程所設計的這些發展戰略，使中國現代化呈現出錯綜復雜、生動活潑的景象，既體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動態性和辯證性，也反映出鄧小平駕馭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高超技巧。

5.內外關系創新：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關系。

對以社會主義為突出特征的中國現代化而言，現代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國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樣，在內外關系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與社會意識形態問題交織在一起，既加深了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與復雜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在內外關系上一些錯誤觀念的產生。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上的錯誤觀念，一是封閉觀念；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的觀念。這兩種錯誤觀念之間往往惡性互動：封閉觀念成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觀念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而社會制度截然對立的觀念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現代化的封閉狀況。二者相互作用，成為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方面的巨大思想障礙。

鄧小平提出了四個方面的重要論斷，徹底清除了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上的錯誤觀念。第一，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鄧小平對當代世界基本特征的一個科學判斷。開放的世界為中國正確處理現代化的內外關系提供了宏觀的世界歷史背景。第二，封閉導致落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因與世隔絕而導致發展停滯的曲折經歷出發，鄧小平警告我們：“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37]第三，中國的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現代化模式并非理想選擇，而且中國如果盲目接受這種模式，就會喪失發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38]第四，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在1980年8月的兩次談話中，鄧小平都明確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資本主義。”[39]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就是將資本主義區分為價值屬性范疇和工具屬性范疇，并分別對之以不同的態度。對于資本主義價值屬性范疇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及資產階級民主化、自由化等思潮，要堅決予以抑制。但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某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明確提出，有三個方面不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科學技術，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當一部分經營形式，如市場經濟等。這些方面是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工具屬性范疇，也可以為社會主義國家所用。鄧小平在這四個方面的理論突破，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破除思想障礙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鄧小平精心設計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格局。第一，全方位性。鄧小平指出，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40]第二，全面性。鄧小平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某一方面的開放，而是包括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開放。第三，多樣性。根據中國發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鄧小平先后創建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各種開放區域形式。這些開放形式不僅借鑒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的經驗，而且結合中國的國情，在開放的性質、類型、功能等方面都進行了大膽的試驗和創新，中國特色非常明顯。第四，區域性。從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要實行分區推進的開放戰略，即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多層次的分區推進，由南到北，由東到西，由外向內，由沿海到內地，逐步形成沿海、沿邊、沿江和內陸省會城市相結合的多層次、多渠道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鄧小平強調，對外開放不是盲目效仿西方，而是要堅持我國的獨立自主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特色。為此，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開放發展的經驗教訓和我國對外開放實踐中出現的有關問題，鄧小平規定了中國對外開放所必須遵循的兩條重要原則：第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第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實踐證明，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既有利于我國吸收世界發展成果，促進國內現代化建設，又有效防止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確保我國的制度安全和經濟安全。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大手筆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目標、動力、過程、內外關系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不僅促進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巨大發展，而且形成一套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的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實現了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在理論上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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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2卷，100.

一、何謂“中國特色”

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他又明確宣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此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路路線指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日漸成熟、完善。在鄧小平所設想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逐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之后，“中國特色”也隨之成為中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標志，成為中國獨創的現代化模式的代稱。

現在，“中國特色”一詞已十分普及，但人們對“中國特色”的理解卻各不相同。有人籠統地將中國特色等同于中國國情；或認為中國特色就是中國的特點；或認為中國特色就在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有人不懷好意地戲稱，中國特色就是在面對馬列老祖宗的理論經典和外國人的狐疑目光時的一塊“理論擋箭牌”。如此等等。認識的不統一，說明研究工作不徹底，這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認識。因而，深入、具體地研究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對于正確認識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和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實踐發展，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一般哲學方法論的角度講，特色的直接根據在于客觀世界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沒有差異就沒有世界。個體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特色包含著特點。就一個國家而言，研究其行為的特色，首先必須了解其特點，即國情。國情是對一個國家的特點的描述和分析。因而，在價值判斷上，國情是一個中性概念，既包括諸如民族特長、民族優越性等方面的優質規定，也包括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質規定，是優質與劣質的統一體。就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而言，國情是現代化事業的出發點，對國情的認識和分析直接影響著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選擇和具體實施。因而，研究中國現代化的特色，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即現代化所面臨的現實社會狀況，這些狀況構成中國現代化的客觀歷史起點。以此為基礎，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中國現代化的特色。

但是，僅僅認識和分析國情是不夠的。特色不僅包含特點，而且還是對特點的超越。在價值判斷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長和優勢，即優質規定性。用哲學的語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優存在方式和最優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認識事物特點的基礎上，對特點的優化和超越。對一個國家而言，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不是特色，傳統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國情的現代化綱領、獨辟蹊徑的現代化道路等，才是構成其特色的真正內容。從該角度出發，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不等于符合國情的現代化，他應是立足于中國國情，但又不僅止于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應是在正確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條件，創造性地使中國現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優方式向前推進，使其既具有先進性和獨創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3]因而，對中國現代化的特色而言，國情只是立足的基礎，而不是遵循的標尺；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國特色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就是對中國國情的篩選、改造和優化的過程。

將中國特色理解為中國國情，將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解為符合國情的現代化，不僅無利于中國現代化對先進事物的吸收和自身的創造性發揮，而且有使中國現代化事業誤入歧途的危險。中國近代史上以“中西國情不同論”為由拒斥現代化的思潮，就是典型例證。由此，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構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必須對中國國情即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確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他必須根據現代化的世界潮流，對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化過程進行模式上的系統創新。

這樣研究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前提，就是現代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系。我們提出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本身就意味著對現代化的民族性的肯定，但這種肯定是辯證的、有條件的，其認識的前提就是現代化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歷史發展潮流，現代化首先是一個“世界歷史”范疇，世界性是其顯著特征。現代化的世界性首先表現為傳播的不可逆性，他將一個又一個傳統社會納入現代社會，而那些已現代化的國家則向更高階段繼續推進。其次表現為對現代化規律的共同認可。現代科技、經濟增長、民主法制、階層流動、理性意識等一些代表現代化的表征成為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成為各國現代化必經之路。再次是現代化浪潮帶來的經濟、交通、信息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國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而獲得成功。承認現代化的世界性，就意味著我們應主動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遵循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從世界角度反視自身。背離世界性的現代化，只能是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的現代化。

肯定現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這種世界性為特定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發展的外在環境，而真正規定著特定國家現代化發展具體道路的只能是民族性。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而“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其他許多不同”。[4]傳統的自然、經濟、社會狀況構成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傳統的社會習俗和民族心理影響著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和目標選擇；傳統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精髓為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和創造力源泉。作為社會變遷的一種激烈形式，現代化的本質在于變革，這種變革既是一個系統功能的整體漸變過程，也是一個獨立社會系統與世界整體系統的相互融合與功能協調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系統新功能的形成必然會受到民族性顯性或隱性的影響，社會系統在世界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決于民族性所賦于他的鮮明個性和獨特功能。在這里，民族性對現代化的規定性，就表現為現代化只能是對民族性的轉化和張揚，而不能是對民族性的背叛和拋棄。在世界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現代化如失去民族性就意味著失去個性和特色，也就難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現代化的世界性來源于其民族性，世界性與民族性是辯證統一的。失去民族性的現代化，不是真正的現代化。

必須指出，強調現代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與“民族狹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盲目樂觀和一味排外，固守“尊王攘夷”、“中學優于西學”等陳腐觀念；前者則是正視國情與放眼海外，通過對國情的改造與創新以復興于世界。中國現代化走民族創新的“中國特色”之路，是符合邏輯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可以把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內涵界定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關于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獨創性。

二、中國現代化要解決哪些特殊問題

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的表現，是以對中國現代化特殊問題的獨創性解決為基礎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1.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對現代化進程的制約。

1949年的革命勝利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以及缺少現代化經驗，全面借鑒蘇聯現代化模式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一般被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這一模式對中國建國初期的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但此后愈來愈嚴重地限制著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針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大難題。

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蘇聯。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摸索出一條在社會經濟落后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即現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以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工業化的戰略目標，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來獲得資金來源，試圖通過現代化的高速推進來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推行，使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現代工業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科學技術在許多領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演變和國內現代化階段的推進和升級，仍然沿用原有體制和模式無疑是不適宜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導思想上，教條主義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及其發展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預測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及其發展趨勢時，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現實依據的。蘇聯在斯大林時期不顧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按照經典作家的論述設計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將不具有根本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外在特征誤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并將本國確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硬性推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仿效蘇聯模式時，亦沿襲了其教條主義特征，沒有認識到中國與蘇聯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具體說來，在現代化的目標選擇上，片面強調國民經濟的突進增長和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導致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在現代化的管理體制上，高度集中的行政計劃體制窒息了現代化發展的生機；在現代化的外在環境上，自我選擇封閉的發展道路；在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隨意的發展進程阻礙了現代化的正常發展。總之，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缺陷窒息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活力，嚴重制約了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不首先解決這種模式對現代化進程的制約問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將無從談起。

2.現代化的后發優勢與內在生長力的培育。

在世界現代化發展歷程中，發達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現代化經驗、先進的經濟技術成果以及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思想文化，現代化的后來者可以通過適當途徑吸收和借鑒這些現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彎路，實現趕超發展。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預料到：“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5]鄧小平也明確指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國家現代化具備潛在的后發優勢已為當今的現代化學者們所普遍認可。總體而言，這種優勢主要表現在：第一，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會對落后國家形成強大的沖擊力和示范效應，壓力轉化為動力，有利于落后國家現代化的社會動力并促使其加快現代化步伐；第二，借鑒先進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教訓，采取優化的趕超戰略，直接過渡到或較快進入較高的現代化階段；第三，吸收外國經濟技術成果，彌補落后國家現代化建設資金和技術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國發展經濟的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促進本國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相關規章制度的建設；第五，利用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的機會，發揮本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等優勢，積極發展相關產業，以增加積累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對我國現代化建設而言，后發優勢可以而且應當利用。但是，現代化從本質上講應是內生性的。這不是指現代化的最初啟動誘因，而是就現代化的整個動力系統和推進機制而言的。后發優勢構成現代化有利的外在條件，但他不會自然而然地轉化為現實成果。一個民族只有具備了現代化的內在生長力，才會獲得持續的良性發展。這種內在生長力是指國家和社會在其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源于自我本體的、與現代化相吻合的內部推動力量。現代化內在生長力的發育成熟，意味著在共同的現代化價值取向之下，整個社會的制度、資源、經濟技術基礎、內外環境、民眾、民族傳統以及現代知識的積累與傳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一個有機大系統，這個系統的正常運作使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種發展的慣性和強勁動力，推動現代化進程不斷沖破各種舊因素的制約和束縛，實現社會的長久、健康發展。

培育現代化的內在生長力與利用現代化的后發優勢并不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兩者之間可以產生一種良性互動效應。就中國而言，后發優勢是現代化的外在環境和現實條件，內在生長力的培育則是現代化的內部機制的調適過程和長遠目標。中國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就在于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處理好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對外開放與避免依附。在開放的世界環境下推進現代化，稍有不慎，就會陷入依附性發展，即在政治經濟上成為受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的“邊緣國家”。

必須爭取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促進現代化快速發展的同時，通過積極提升現代化水平和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搶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進先進與自主創新。在引進先進的同時，應注重對這些先進成果的內化及在此基礎上的自主創新，使外來先進成果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轉化為適宜的經濟技術存在方式，與中國現代化發展切實融為一體，并進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起點和促進創新的內生動力。第三，高速發展與環境協調。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因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的“現展危機”等問題，已引起各國的警惕和現代化學者們的關注。對于飽受環境惡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發展戰略的中國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顯得重要。第四，局部突進與整體轉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該突進的必須突進，不該突進的絕對不能冒進；某些方面一定的滯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會整體轉化的過分滯后則是不能允許的。第五，趕超愿望與克服急躁。在現代化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一方面應利用后發優勢，以適當高速度趕超發展；另一方面必須克服急躁心理，在現代化的目標選擇與推進戰略上，立足國情，實現穩定，漸進發展。

3.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統一。

作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世界性的發展潮流，現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標準和普遍性的規律，為世界各國所一致認可和遵循。正因為如此，在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等方面都表現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這方面，任何以國情為借口對現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釋為是民族狹隘心理的反映。中國現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在對傳統社會的改造與揚棄中，逐步融入世界發展潮流。另一方面，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動態的、漸進的轉化過程，現代化的推進和與國際的接軌不可能脫離開具體國家的特定社會基礎。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在遵循現代化共同規律的同時，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傳統社會基礎，著力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實現現代化的共同標準與普遍規律同中國特定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化之間的統一。

中國現代化在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特殊問題主要有：第一，發展與穩定。這是為了正視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現代化這一事實。相比較而言，大國的現代化，其變量因素更多，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任何一個環節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對其他環節產生聯動和廣泛的影響。沒有穩定的政治環境，要維持中國這個超大型社會的統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長期的現代化發展。第二，循序與濃縮。在當代歷史條件下，中國不可能像早發現代化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發展，而必須采取一種濃縮的形式，將長期的現代化過程壓縮在一個短時期內予以完成。必須通過科學的規劃和有效的管理，確保中國濃縮現代化的順利推進。第三，再造與傳承。根據中國現代化發展及其與國際接軌的需要，進行現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應該看到，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阻礙是就其社會基礎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為民族發展的思想遺產，傳統文化中亦包含有許多可傳世的內容，其中包括提倡積極入世的實踐理性、催人奮進的自強思想、重民輕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識的倡學重教思想等完全可與現代社會相融合，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這就需要在發展進程中把握好再造與傳承之間的度。

三、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獨創性是什么

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是在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特殊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這個經濟文化落后的社會主義大國如何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其中所蘊含著的別具一格的創造性思維，正是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中國特色”之所在。

1.道路創新：中國現代化與其社會主義主體性統一。

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有過兩種類型的主體性選擇，即社會主義主體性與資本主義主體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及隨后幾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最終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主體性選擇問題，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中國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構成中國現代化主體性的規定性。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進一步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好，即沒有解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實現現代化這一難題。此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經曲折，愈來愈脫離了現代化的本來函義。盡管社會主義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和旗幟，但現代化卻日益消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視野之外，以至在“”時期，現代化竟成了所謂“社會主義者”們排斥和攻擊的對象，諸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極端荒謬的口號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這表明，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性的社會主義主體性，與中國現代化還沒有真正融為一體。

鄧小平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7]他認識到現實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開始從實際出發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對社會主義作這樣的理解下面，我們尋找自己應該走的道路。”[8]隨著新道路的開辟，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蒸蒸日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同時我們“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9]而是“運用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10]以這樣的嶄新思路，鄧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國以往模式的現代化道路。

鄧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發展客觀實際后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1]明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不應當以建立馬克思恩格斯筆下所描述的無私有、無商品、無交換、無市場、無剝削的社會為目標，而必須以最大限度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基于此，鄧小平一再強調，現代化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12]從現代化的角度出發，一切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體制和弊端都應徹底革除，并建立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的體制和機制；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國現代化的外國經濟技術成果和經營方式、管理方式都應積極吸收，為我所用。由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啟動并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國現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鄧小平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實質上是從生產力的角度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過程。正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區別；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對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觀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由于生產力發展落后，中國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服從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選擇；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理解社會主義，得出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判斷，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從生產力的角度認識社會主義，現代化才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經階段，成為在中國壓倒一切的問題和當前最大的政治。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這樣，以生產力為紐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終于有機地統一起來了。中國社會主義最終找到了自己的正確發展道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主體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張揚。

2.目標創新：中國現代化目標的立體構架。

中國現代化的復雜性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多維性。就中國現代化而言，既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又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既要在短期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避免落入“現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現代化目標接軌，又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可行性。而且，與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和動態過程相適應，中國的發展不僅應有總體目標、最終目標的設計，同時也應有階段目標或局部目標的設計，以使總體目標和最終目標能得到具體落實，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設計，必須在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同時，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鄧小平的創新之處就在于針對中國現代化的不同規定性，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現代化目標進行多維、立體構架，從而使中國現代化目標避免了片面化和單向性，而呈現出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一，遵循世界現代化的共同規律和新發展觀，提出“富強、民主、文明”的總體發展目標。隨著人類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日益把握，傳統發展觀逐步被一種新的發展觀所取代。這種新發展觀不是以單純經濟發展而是以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標，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與協調，強調社會發展是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強調社會各因素的良性互動和協調共進，并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生存為最高追求。適應這一潮流，鄧小平擯棄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提出了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目標。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3]這段話既是鄧小平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主要任務的基本概括，也是對我國現代化全面發展目標的完整論述。以此為指導，黨的基本路線將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概括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14]這段話可以看作鄧小平對自己社會全面發展思想的總結。

第二，針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價值追求和與市場經濟的接軌，提出“共同富裕”的最終發展目標。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規定性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共同富裕作為最終發展目標。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級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5]他將共同富裕看作“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6]另一方面，現代市場經濟因其代表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選擇。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推進現代化，正是中國現代化的特色之一。反映在發展目標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追求的是基于宏觀調控所帶來的共同富裕，而不同由其自發作用導致的兩極分化。對此，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17]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現代化的最終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

第三，立足中國現代化的具體國情和社會基礎，提出分“三步走”的階段發展目標。鄧小平首次提出分階段實現現代化的思想，是在1979年底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談話中。此后，經過深入考慮和反復研究，1987年4月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時，鄧小平最終確立了分“三步走”的戰略發展思想，并全面闡述了三個階段的各自發展目標。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18]分“三步走”的階段發展目標充分考慮到了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基礎，既反映了鄧小平實事求是的一貫作風，也使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具備了切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上述三重設計是有機統一的。他們不僅代表著中國現代化目標設計的不同角度，而且三者之間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富強、民主、文明”是中國現代化的橫向同時性目標，“共同富裕”是中國現代化的終點價值性目標，而分“三步走”則是中國現代化的縱向歷史性目標。三者合一，一個跨越時空的多維立體構架頓時顯現出來，他既保證了中國現代化在目標設計上的嚴謹和縝密，也有利于避免在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挫折和失誤。

3.動力創新：中國現代化的“雙輪驅動”。

根據世界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現代化的動力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創新；二是科技進步。中國的特殊性在于中國前現代化時期政治制度的落后和權威失落導致中國現代化的長期延誤，因而在世界對比中處于落后地位，屬于后發現代化國家。這決定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掃除舊有傳統政治制度的障礙，確立具有現代化取向的、能保證現代化順利實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要想避免出現依附，并長期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以趕上并超越先進發達國家，最根本的是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增強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因為只有這才是現代化發展的長久之計。

解決現代化內部動力的缺失，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大任務。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之后，試圖通過以人們對某種高目標的崇拜來推動現代化，但實踐證明，這種動力的作用是極其短暫的。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起源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模式的反思和揚棄。鄧小平曾指出：“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19]“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20]從制度著手解決中國現代化動力缺失的問題，強調改革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要作用，這是鄧小平的一個創舉。但鄧小平在突出改革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科學技術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推動作用。事實上，鄧小平現代化思想本身的形成就與新科技革命緊密相關。而且，在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整個探索過程中，鄧小平都一直強調科學技術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戰略意義。他一再強調：“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21]“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22]

在中國現代化的動力創新問題上，鄧小平主要解決了改革和科學技術這兩個動力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力，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對現代化的間接推動，是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生長點。現代化本質上屬于社會經濟的范疇，改革動力的產生來自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他掃除了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新的制度釋放了生產力發展的巨大能量，從而開啟了中國現代化高速發展的進程，并使中國社會呈現出現代化與制度化的同步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科技是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通過技術進步直接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技術生長點。構成現代化原動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必然具有再生長的功能，能使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推動和持續久遠的發展。顯然，改革并不具備這一功能。而科學技術是構成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他的進步不僅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能引起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整個社會系統的深層變革，更適合充當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對中國現代化而言，作為啟動力的改革和作為原動力的科學技術正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兩者缺一不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改革，現代化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23]二者共同作用，既保證了現代化的快速、持續推進，也體現了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化動力設計上的匠心獨運。

4.過程創新：中國現代化的多重戰略。

第一，穩定發展戰略。在中國現代化推進過程中，鄧小平歷來強調穩定的首要意義。他反復指出：“中國要擺脫貧困，實現四個現代化，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穩定。”[24]在他看來，穩定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實施的保證。而且中國的穩定不僅關系到國內發展，而且還是一個國際問題。他說：“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么局面？……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25]鄧小平所說的穩定，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會政治穩定，也就是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二是政策穩定，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政策“不變也就是穩定”；[26]三是經濟穩定，我國經濟發展“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27]

第二，協調發展戰略。從我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開始，鄧小平就把中國現代化看作是一個整體互動的推進過程，主張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處在一種協調發展的狀態。他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28]“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像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29]從這樣的認識出發，鄧小平強調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處理以下幾個關系：一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二是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相互協調；三是經濟政治的發展與科技教育發展相互協調；四是社會發展與人的觀念變革相互協調。

第三，漸進發展戰略。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從實施方式上講，得益于中國所采取的漸進發展戰略。鄧小平提出中國實行漸進發展戰略，基于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全面了解，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思考和對過去革命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他指出：“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30]這種漸進發展戰略主要體現在：在突破口的選擇上，先農村后城市；在整體推進方式上，先經濟后政治；在區域推進方式上，先沿海后內地；在發展途徑選擇上，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跳躍發展戰略。鄧小平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應是那種平平穩穩的、低速度的發展，而應是飛躍式的、跳躍式的發展，是一種以高速度加速度形式出現的發展。惟有如此，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趕超發展目標。鄧小平的跳躍發展戰略主要從三方面展開：一是對發展機遇的把握。他特別強調機遇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指出：“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31]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失去了許多歷史機遇，再不抓住眼前的機會，只能被發達國家越甩越遠，所以他告誡人們：“機會難得呀！”[32]二是對發展速度的要求。在他看來，速度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即不僅關系到“三步走”戰略目標能否實現，而且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提出了“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33]的著名論斷。三是采取“臺階式”推進方式。作為跳躍發展戰略的直接體現，鄧小平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34]“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35]

第五，重點發展戰略。鄧小平從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提出以重點帶動全局的戰略發展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鄧小平總結了“”的經驗教訓，指出要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狀態，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他果斷提出將全黨的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把大力發展生產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把是否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評判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二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經濟建設是重點，經濟發展本身也是重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由于實行重工業傾斜發展戰略，致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一些薄弱部門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時，明確提出：“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36]考察鄧小平的有關論述，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分別是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薄弱環節、關鍵環節而列為發展重點的。

穩定發展、協調發展、漸進發展、跳躍發展、重點發展，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推進過程所設計的這些發展戰略，使中國現代化呈現出錯綜復雜、生動活潑的景象，既體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動態性和辯證性，也反映出鄧小平駕馭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高超技巧。

5.內外關系創新：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關系。

對以社會主義為突出特征的中國現代化而言，現代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國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樣，在內外關系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與社會意識形態問題交織在一起，既加深了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與復雜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在內外關系上一些錯誤觀念的產生。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上的錯誤觀念，一是封閉觀念；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的觀念。這兩種錯誤觀念之間往往惡性互動：封閉觀念成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觀念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而社會制度截然對立的觀念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現代化的封閉狀況。二者相互作用，成為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方面的巨大思想障礙。

鄧小平提出了四個方面的重要論斷，徹底清除了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上的錯誤觀念。第一，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鄧小平對當代世界基本特征的一個科學判斷。開放的世界為中國正確處理現代化的內外關系提供了宏觀的世界歷史背景。第二，封閉導致落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因與世隔絕而導致發展停滯的曲折經歷出發，鄧小平警告我們：“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37]第三，中國的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現代化模式并非理想選擇，而且中國如果盲目接受這種模式，就會喪失發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38]第四，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在1980年8月的兩次談話中，鄧小平都明確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資本主義。”[39]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就是將資本主義區分為價值屬性范疇和工具屬性范疇，并分別對之以不同的態度。對于資本主義價值屬性范疇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及資產階級民主化、自由化等思潮，要堅決予以抑制。但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某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明確提出，有三個方面不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科學技術，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當一部分經營形式，如市場經濟等。這些方面是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工具屬性范疇，也可以為社會主義國家所用。鄧小平在這四個方面的理論突破，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破除思想障礙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鄧小平精心設計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格局。第一，全方位性。鄧小平指出，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40]第二，全面性。鄧小平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某一方面的開放，而是包括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開放。第三，多樣性。根據中國發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鄧小平先后創建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各種開放區域形式。這些開放形式不僅借鑒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的經驗，而且結合中國的國情，在開放的性質、類型、功能等方面都進行了大膽的試驗和創新，中國特色非常明顯。第四，區域性。從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要實行分區推進的開放戰略，即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多層次的分區推進，由南到北，由東到西，由外向內，由沿海到內地，逐步形成沿海、沿邊、沿江和內陸省會城市相結合的多層次、多渠道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鄧小平強調，對外開放不是盲目效仿西方，而是要堅持我國的獨立自主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特色。為此，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開放發展的經驗教訓和我國對外開放實踐中出現的有關問題，鄧小平規定了中國對外開放所必須遵循的兩條重要原則：第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第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實踐證明，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化內外關系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既有利于我國吸收世界發展成果，促進國內現代化建設，又有效防止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確保我國的制度安全和經濟安全。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大手筆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目標、動力、過程、內外關系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不僅促進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巨大發展，而且形成一套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的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實現了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在理論上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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