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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與國權的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權理論和實踐問題。正確分析和回答這一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針對西方一些國家竭力鼓吹的所謂“人權至上”、“人權無國界”、“人權高于主權”等荒謬論調，以及借此干涉別國內政和侵犯別國主權的霸權主義行徑，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了國權重于人權的思想。1989年10月，他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說：“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1頁）同年10月，他在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的談話中批評某些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時又進一步指出：“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5頁）隨后在會見以櫻內義雄為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訪華團主要成員的談話中，他再一次明確提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么人權、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鄧小平指出，西方國家用人權問題對第三世界進行煽動，制造混亂，“實際上是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要控制這些國家，把過去不能

控制的國家納入他們的勢力范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貧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權經常被他們侵犯。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5頁）所以，“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他們傷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中國多少人的人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西方國家說我們侵犯了人權，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5頁）鄧小平關于國權重于人權的思想，不僅是對西方國家推行“人權外交”實質的揭露和批判，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國權與人權的內在關系，說明了國權是人權的集中體現，國權高于人權，國權保障人權。

國權重于人權，首先在于國權是一種最高的集體人權。我們知道，人權是人們在現實社會中的利益的反映，但它不是人們現實利益的直接反映，而是現實社會中不同階級的人將自己的利益要求普遍化的產物。因而人權在形式上表現為整個人類的普遍理想，是“權利的最一般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頁），但在內容上卻反映著一定時代人們的利益要求及其相互關系。人權的這種普遍形式與特殊內容的統一，決定了人權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要求。階級社會里人民大眾和統治者對于人權的要求是互相沖突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5頁）西方國家從資產階級早期天賦人權論出發，把人看作是獨立于他人，獨立于社會、國家的個人，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談人權問題。馬克思指出：在資產階級那里，“任何一種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主義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封閉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時脫離社會整體的個人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頁）鄧小平也指出：離開具體社會歷史條件“而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頁）。正是從這種抽象的“人”出發，西方國家強調人權的主體是個人，主張個人的人權，否認人權的社會性、民族性、階級性和時代性。馬克思主義是從“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視角來考察人和人權問題的，它把人看作是社會的從事實際活動的現實的人。人的本質是建立在生產過程中社會關系的總和。正是從人與社會的內在聯系出發，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權是集體人權和個人人權的統一，反對把人權主體簡單地規定為個人，而應該首先強調國家、民族、階級等集體人權的主體地位；認為人權不能只體現在個人的權利上，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在國家、民族的權利上。國家、民族權利首要的就是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民族的自決權，也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國權。它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對外主權，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不可取代的主體獨立地處理內部事務的權利，是一個國家、民族所固有的權利。鄧小平同志指出：一個國家，“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1頁）國權不僅是國家存在的條件，而且

也是人權存在的前進。馬克思說：“人并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在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就是人的社會存在本身，國權也就是人權存在的本身。其次，國權作為最高的集體人權，還在于它與其他集體人權的關系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人權是一個包括集體人權和個人人權在內的具有層次性和豐富內容的權利體系。國家的主權是包括其他集體人權在內的完整的權利，沒有國家主權，其他集體人權就談不上。所以，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

再次，國家是個人人權得以實現的根本前提。人權包括人的生存、自由以及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利。但是，現實的人權總是要通過具體的人所生活的國家立法來確認，并通過執法來保障的。因此，要有國家主權、國家立法權才談得上具體的人權。可以說，國權是具體人權產生的基礎，也是其得以實現的根本前提。國權與人權的這種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由人的社會性決定的。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由社會來規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只有在社會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離開社會、國家和民族也就根本不可能產生個人的權利。正是由于個人與國家的這種關系，國權才與人權聯系起來，從而被國際社會確認為人權的一項首要內容，并成為個人人權得以實現的前提。

在國際社會中，如果一個國家喪失了主權，人民的基本人權也就失去了保障。鄧小平同志聯系中國歷史上的人權狀況多次指出：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在世界上一直處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國人，人權沒有保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斗了二十八年，打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人民的人權才得到了根本的保障。總結歷史的經驗，我們認識到，尊重人權，首先必須捍衛國權。

國權對人權的保障在對內方面表現為國家通過立法確認和保障個人人權不受他人、國家或政府的侵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領導制定了一系列人權約法，從法律上確認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各種權利。建國后，我國政府又通過制定憲法來肯定人民的各種權利。除憲法外，為保障人民的權利，我們國家還制定了其他各種人權約法，并參與了國際人權約法的制定和實施。當然，我國在人權理論和實踐上也有過曲折，但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加重視人權的立法保障。鄧小平指出：要用法制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9頁）。他說：“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2頁）他還強調，必須運用法律武器，運用人民民主專政來打擊各種侵犯人權的刑事犯罪。他說：“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頁），也是對人民群眾人權的有力保障。

最后，國權重于人權的思想是符合國際人權法則的。被馬克思稱為“第一個人權宣言”的美國《獨立宣言》明確指出：一個民族只有“在世界列國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所規定給他們的獨立和平等地位時”，其人民的“天賦人權”才能實現并受到保障。這說明即使是西方“天賦人權”的理論也是以承認國家、民族的獨立和主權為前提的。現代人權理論更是把國家獨立主權作為首要的人權給予充分的肯定。聯大1946年通過的《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各國有獨立權，因而有權行使一切合法權力，包括其政體之選擇，不接受其他任何國家之命令。”（《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953頁）60年代聯大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又進一步確認：“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并指出：“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定了基本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1348頁）70年代聯大通過《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再一次重申：每一個國家都擁有不受他國任何形式的干涉，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的不可轉讓的權

利（《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950頁）。可見西方某些國家所宣揚的“人權沒有國界”、“人權高于主權”是違反世界人權基本準則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借人權做幌子干涉別國內政，“實際上是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要控制這些國家……看清了這一點，就有助于認清問題的本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總之，鄧小平國權重于人權的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重要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新發展。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認真學習和領會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思想，對于幫助我們進一步識別和揭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人權之名、行霸權之實的陰謀，更好地開展國際人權領域的斗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