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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鄧小平理論是在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發展過程與20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過程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對應關系：鄧小平理論的每一次思想觀念和理論上的突破，都是在正確認識和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矛盾、問題甚或是某種“危機”中得以實現的。（這里的危機指危險與機遇同在）這既證明了實踐是理論發展的源泉，也表明對實踐中尤其是經濟發展實踐中的重大矛盾和問題的認識與解決是推動鄧小平理論不斷發展的深層動力。筆者認為，對這樣一個問題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把握鄧小平理論的核心觀念在于發展的思想，也有助于我們在今后的實踐中把握重要契機，承擔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歷史責任。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解決我國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和嚴重困難中起步

1978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開始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回顧這段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思想背景就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和沖破“兩個凡是”禁錮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而其經濟背景是在于當時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困境，因此如何走出困境，以什么路子來發展中國經濟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更為深刻的背景。1976年粉碎“”后，我國經濟在經歷十年“”后，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工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勞動生產率和投資效益都低得驚人，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當時農民年平均收入只有62.8元，僅比1965年的年平均收入52.3元增加10.5元，農民生活極為困難。城市職工年平均工資僅為605元，甚至比1965年的年平均工資625元還減少了20元。城市建設大量欠帳，居民住宅緊張，生活問題成堆。可以說此時全國人民都翹首以盼，希望中央能制定一個好的政策、方針，探索一條能盡快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子。

然而，主政兩年，由于堅持“兩個凡是”的觀念，對“”所集中暴露出來的極左路線和舊體制的弊端、包括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村體制束縛生產力的弊端，都沒有認識和觸動。無論是政治路線還是發展經濟的思路，他沿用的都是老路子。在政治路線上，他提的是“抓綱治國”，依然是階級斗爭為綱。在發展經濟的思路上，依然是“政治掛帥，群眾運動”。農業上繼續全國學大寨，工業上則是不切實際的的新翻版“洋躍進”。他先后提出“要有十來個大慶”，“要新建十大鋼鐵基地，十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和“到本世紀末許多省的工業要趕上和超過歐洲發達國家”的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指標。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設備也過多過快，大大超過了我國當時的外匯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

這種以“走老路”的思路搞經濟的結果是造成兩年經濟發展的徘徊和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失調越來越嚴重。由于重生產、輕生活，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積累率過高，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據統計1976—1978年間，人民生活水平實際上下降了。這就嚴重挫傷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

在鄧小平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對“”的教訓進行深刻總結始終是一個直接的推動力。鄧小平說過，“為什么我們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對“”經驗教訓的最深刻總結就在于對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如何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方面找到了一條新路子。早在1975年初，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在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時，就提出把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在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否定“兩個凡是”，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對發展我國經濟的思路作了新的闡述，這就是：一、堅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二、必須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其他一系列體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解決我國面臨的經濟發展的矛盾和困難，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

恩格斯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時說過，“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以此認識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可以說，它是從根本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應了解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現存沖突的要求。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刻要求呼喚著一門新的理論的誕生，正是在這種深層動力的推動下，鄧小平理論開始形成并走向發展。二、理論的發展和成熟：在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重大矛盾中實現

1、改革的啟動與困惑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大地興起了改革的浪潮。改革首先在農村興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產量大幅上升，農民生活有了明顯提高。

城市的改革隨后啟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以“放權”、“讓利”為指導原則，擴大企業自主權，包括擴大企業生產和銷售超計劃產品、提取和使用利潤留成、任命企業下級干部等權力，也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但我國的經濟改革并非一開始啟動就對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對改革主體自身有著清晰明確的認識，而是存在不少困惑的。由于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同時，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市場約束和以市場為依托的宏觀調節體系，企業自身在市場的定位還無從談起，因此，企業的發展并非處于市場公平競爭的約束之中，也不處于能夠反映商品供求的價格體系的引導下。這些因素造成企業的發展并不一定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也不一定符合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加上當時對工業發展的要求過高過急，投資壓力增大而使投資過熱，最終造成了總需求的失控。

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問題引發了一場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爭論，其實質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商品經濟，公有制能否與商品經濟聯系起來的爭論。一些人士把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歸結為是過分強調商品貨幣關系引起，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企業參與市場活動，使城市改革遭到某些挫折，而改革的前景也益發不明朗了。

2、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突破：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在農村經濟改革和商業體制改革以及對外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國有企業改革重又取得發展勢頭，自主權獲得進一步擴大，企業對外部環境進行相應變革的要求也越益迫切。最終，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突破了把商品經濟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使全黨在對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認識和深入進行改革的思路上取得了共識。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十三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的概念，表明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逐漸清晰。理論觀念上的突破，為國有企業在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深化改革拓展了思路。

鄧小平同志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個決定具有歷史意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說出了“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指導下，我國改革的步子加快，經濟發展從1984年到1988年連續取得了兩位數的快速增長。

3、改革目標的搖擺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境地

在國民經濟連續幾年取得快速增長的同時，改革深化過程中的問題也逐步積累和暴露出來。這些問題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并沒有重大突破，國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停滯不前，價格改革進展緩慢，最突出的問題是由于以漸進改革的辦法走向商品經濟，結果是形成雙重體制長期并存的局面，造成了許多漏洞。據統計，整個雙軌制并存期間，商品的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和銀行貸款的計劃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價共達幾千億元人民幣，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差價流到了掌握著計劃內物質審批大權和資金使用權的人的口袋中。這也是造成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社會分配不公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傳統計劃體制已被多方面突破，但市場體系還遠未建立起來，雙重體制并存還造成效益下降，結構惡化，經濟秩序混亂，其結果是導致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搶購風潮。當年的物價指數上漲18.5％，職工生活費指數上漲達到20.7％。這一切使中央不得不在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決定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

1989年對我國說來是個經受多重困難和風波考驗的年頭。政治上經歷了國內六·四風波和國際上東歐國家劇變的沖擊。經濟上我國開始進入兩年治理整頓時期，經濟增長出現急劇下降的問題。1989年國民經濟增長率落到了3.9％，1990年為5％。1990年第一季度市場的銷售和工業生產甚至出現了全面地負增長。在此同時，經濟結構調整進展緩慢，停產半停產企業增加，1989年國有企業虧損的貼補已達599億元。鄧小平對此問題可說是憂心如焚，1990年3月他對中央負責人說：“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兩年沒問題，如果長期這樣，在世界上特別是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比，也叫滑坡了。”“假如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么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因此，想方設法爭取早一點取得適度發展和較快的發展速度成為縈繞鄧小平心頭的頭等大事。然而，在此經濟發展問題與國際國內政治風波交集的重要關頭，國內一些人出現了對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確定的改革目標的動搖、疑慮甚至批判。他們認為這幾年出現問題的原因在于選擇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削弱了計劃經濟”，進而批判搞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提到路線斗爭的高度，使得改革的前景和目標一時變得又模糊起來。4、南方談話和十四大：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面對經濟發展處于兩難境地和改革的目標將被動搖的歷史關頭，鄧小平堅持以深化改革的思路，以明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重大矛盾和問題。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談起過，以后又多次提起。在1992年初南方談話中他再次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不搞市場經濟，連信息都沒有，是自甘落后。鄧小平的講話一經發表，就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并很快匯成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熱潮。這表明經過13年的改革，以市場為基礎作為配置資源的手段已日益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接受。人們認識到沒有從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到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就不會有經濟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只有明確盡快建立起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才能克服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重大問題，為整個經濟的騰飛打下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把握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心愿，為黨的十四大最終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指明了方向。他的談話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基礎，使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逐步趨于成熟。

三、理論的豐富和創新：十五大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大問題的大膽探索和創新

黨的十四大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步伐正式啟動。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認識到實行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是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復雜的系統工程。無論在構筑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還是在重塑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上層建筑方面，我們都面臨著難以想象的矛盾和困難。

1、改革國有企業和克服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需要有新的觀念和新的思路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深入，市場在發揮配置資源基礎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國有企業由于歷史的原因和包袱，加上市場競爭、經營管理上的不適應和體制轉換上的困難，開始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面日益擴大的趨勢。據統計，在新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之中，占固定資產50％的國有企業創造的產值不到三分之一。這種情況表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已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危機，嚴重地影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順利推進。因此，如何突破傳統的對公有制經濟認識的觀念，探索有利于搞活國有企業和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的新措施和新辦法，已成為深化改革的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2、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亟須予以正確定位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我國非公經濟（包括個體、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成為市場經濟領域中最為活躍的部分。私營企業上交國家稅利和對發展經濟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大，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發揮了積極作用。 

上述數字表明，非公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占據了重要地位，實際上已成為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非公經濟一直給予的“有益的補充”的地位和認識，加上從法律到實踐上的對私有財產保護力度上的不足，都給非公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帶來影響。如何給予非公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給予非公經濟以法律上和政策上的正確定位，已成為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一項迫切要求。

3、重塑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勢在必行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和私營、合資、股份制等新興市場經濟元素的興起和發展，我國經濟基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并已初步勾勒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輪廓。這一變化必然要求整個上層建筑隨之變化和作出相應的調整。這一要求變得日益現實和迫切，它集中表現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進行政府機構改革的要求。我國政府機構無論在其規模和職能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了。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直接阻礙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對上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出現的重大矛盾和困難，國內一些人抓住國有企業困難、工人下崗、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拉大以及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等問題，以點概面，以偏概全，以此否定鄧小平理論，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攻擊發展私營經濟就是促進私有化等等。于是，過去的一些困惑重又以新的面貌出現，這也是十五大召開前夕的深刻背景之一。所以，實踐又一次呼喚理論的突破和發展，從而找出一條新路，為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

4、十五大報告：在解決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重大難題中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理論

黨的十五大是在一代偉人鄧小平去世之后的重要歷史關頭召開的大會，也是我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到了攻堅階段的一次大會。十五大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主題和靈魂，堅持以深化改革和理論創新的思路來解決當前面臨的一系列重大難題，在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經濟及其實現形式、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問題上，都有理論觀念上的突破和創新，從而為深化改革，解決難題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十五大報告在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對非公有制經濟予以了明確的定位，表明我們黨對非公經濟的新認識，即發展非公經濟并非是一種權宜之計，從而給予非公經濟的順利發展帶來長遠的穩定的作用和影響。

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經濟含義及其實現形式作了全新的闡述，對搞活整個國有經濟，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對破除思想上的困惑，拓展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都具有重大意義。

十五大報告專門強調了繼續推進政治體制和民主法制建設問題，這表明了我們黨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上層建筑理論觀念上的新發展。十五大還提出了改革政府機構的艱巨任務，為重新塑造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角色指明了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上述十五大所取得的新發展和新成果充分表明，鄧小平理論在新的實踐中、在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面臨的重大矛盾和問題中獲得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四、關于鄧小平理論發展深層動力的幾點思考

對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與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對應關系的初步分析，使筆者產生了如下幾點思考。

1、不斷解決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重大矛盾或問題，是推動鄧小平理論發展的深層動力

在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始終是其最為關注的中心問題。可以說，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發展，即關于加快中國發展的理論。鄧小平說過，發展是硬道理，關鍵是發展經濟，強調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因此，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如前文所引恩格斯的話，即解決物質生活的矛盾和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成為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深層動力。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就是遵循了這樣一條軌跡，把握這樣一個規律性認識，一方面有利于我們把握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問題和精神實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們從各種紛繁復雜的思想觀念中，撥開層層迷霧，敏銳地把握和認識它們的根本區別所在。筆者認為，所謂“左”和右的觀念，放到這樣一個天平上衡量，它們的差別、特征就顯而易見了。“左”和右雖然說法不一，但總的來看它們特征相似，其一，都是脫離當代中國發展的實際；其二，都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搬用某種現成做法，或者是過去傳統的做法，或者是西方國家的一套做法，企圖以此作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路，其結果必然是大大貽誤中國發展的大計。鄧小平理論從當代中國的實際出發，緊緊扣住當今世界主題和當今中國發展的主題，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獨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并堅持以深化改革和理論創新的思路，不斷解決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矛盾、問題、甚或危機，由此推動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鄧小平理論不斷取得突破和新的發展。

2、迎難而上，深化改革，把握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契機

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堅持鄧小平理論，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這個理論，這是黨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同志的莊嚴歷史責任”。筆者認為，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理論既需要有全黨對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態度和自覺的發展意識，也需要正確而敏銳地把握理論發展的重要契機。這個重要契機就是密切關注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重大矛盾、問題、困難、甚至危機，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去分析、認識這些問題，并以深化改革的精神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在經過實踐檢驗后，再對此進行及時歸納總結，上升到理論的層面上加以闡述。我想，這是把鄧小平理論推向新發展的最有效的途徑，也是對同志提出的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要做到“一個中心”，“三個著眼于”精神的最實際的貫徹。同志1997年的5.29講話和黨的十五大報告都是把握這樣的重要契機，不斷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優良典范。面對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問題、甚至是危機，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沒有回避矛盾，繞開矛盾，而是正視矛盾和困難，迎難而上。堅持以深化改革的精神，勇于探索，勇于創新和發展，從而在解決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多方面地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

當前，我們應密切關注最近兩年先后出現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和科索沃危機以及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的嚴重事態，對中央就此作出的清醒而正確的認識和處置進行及時的研究。在黨的第三代領導對這些重大事態進行認識和解決的過程中，包含著對鄧小平理論的觀點包括國際戰略理論、在開放條件下如何發展我國經濟、金融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作為理論工作者也應具有把握理論發展重要契機的意識。

3、對繼續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啟示

當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和目標，在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問題后已比較明確，步伐也越益堅定。相對而言，政治體制的改革顯得有些不相適應，在解決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如鄧小平早就指出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任用制度問題等，還不能說有了根本的突破。這可以從下列一些現象看出，例如，政府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在一些縣、鄉政府中尤甚，造成農民負擔過重，怨聲不斷；由于在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問題上解決遲緩，而造成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遲遲不能從根本上活起來；由于民主監督機制和干部任用制度上的欠缺和弊端，造成權力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等等。這些重大矛盾和問題表明，在經濟日益發展，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已勢在必行。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

黨的十五大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到了重要位置，并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目標，這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的必然要求。筆者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如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一樣，它的發展和完善，它的目標的最終實現，都將有賴于不斷地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實踐中面臨的重大矛盾和問題。只有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從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出發，正確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包括切實解決機構精簡，職能轉換和政企分開；改革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建立和完善民主監督制度；反腐倡廉工作的經常化、制度化等問題，并把它上升到理論的層次進行總結，作出多方面的理論闡述，才可能使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逐步確立、發展和成熟起來。鄧小平理論在21世紀的豐富和發展也將由此獲得新的深層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