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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依靠力量/真諦/理論特色

【正文】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確定的偉大目標，是中國各族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和遠大理想，黨要依靠誰？如何依靠？怎樣才能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這是一個極具戰略意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事業依靠力量理論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成為鄧小平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一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靠力量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內容之一。

所謂社會主義事業依靠力量的理論，是指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依靠哪些階級、階層、社會群體和個人，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去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問題。這里主體是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奮斗目標，黨依靠誰去實現宏偉目標是依靠力量理論的核心和基礎，是第一層次問題；如何依靠，即如何調動上述力量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是基本方法和途徑，是第二層次問題，從屬問題。

過去長期以來我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是很清醒的，甚至是錯誤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首先從知識分子開刀，繼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依靠和團結的力量越來越少，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越走越窄，致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到了崩潰的邊緣。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之后，才重新打開了局面，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逐步興旺發達起來。

鄧小平最早是從知識分子問題入手進行撥亂反正的。早在1975年他便指出：“科技人員是不是勞動者？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1]（P34）1978年3月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重申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1]（P89），并強調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我們黨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P93）同年11月，中組部發出《關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改變了過去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采取“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的政策。

隨后鄧小平把目光瞄向另一禁區，即對原工商業者、派和愛國僑胞的政策問題。1979年1月，他與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有真才實學的應該使用起來，能干的人就當干部。”[1]（P156）“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1]（P157）同年6月，他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指出：我國資本家階級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各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1]（P186）。同年12月他提出希望派和工商聯以主人翁的態度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業辦好。與此同時，他還非常關注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愛國主義覺悟的不斷提高，指出他們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支援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和加強國際反霸斗爭方面，日益發揮著積極作用。因此在1979年10月，他在一次講話中首次把“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納入統一戰線，作為重要組成部分。

私營企業主階層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新出現的社會階層，也是姓“資”姓“社”爭議最多的一個階層。鄧小平從歷史唯物論角度看問題，認為私營企業的出現和發展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水平決定的，只有這樣做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在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使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至于私營企業主階層，鄧小平認為我國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因此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2]（P139）。黨對他們采取的已不是過去對民族資本家采取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而是采取團結、幫助、引導和教育的方針，他們是黨必須團結和依靠的力量之一。鄧小平的這些思想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代表大會的文獻和新憲法之中。

對少數民族不同宗教的愛國人士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他們有很大的進步。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早已結成了社會主義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義的一致性將更加發展，各民族的大團結將更加鞏固[1]（P187）。

基于上述分析，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它已經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1]（P203）

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對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靠力量的理論作了精辟地概括，即“必須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必須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必須依靠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3]（P14—15）這三個“必須依靠”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有機整體。第一個“必須依靠”是說明依靠對象問題；第二、第三個“必須依靠”，既說明依靠對象，又從根本制度和組織形式上回答如何依靠的問題。第一個“必須依靠”是基礎，貫穿在第二、第三個“必須依靠”之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力軍，是黨必須首先堅決依靠的基礎力量。民族團結也首先是各民族工農知識分子間的團結，在此基礎上還有與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愛國宗教人士的團結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實現民族團結的根本制度，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法寶。愛國統一戰線從成分上看，“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主要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力量；“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由于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相一致，是我黨既要團結又要依靠的力量；“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與祖國統一和振興中華的目標相一致，是最能體現“廣泛性”的部分，是黨必須團結的力量。從組織形式和基本途徑角度看，統一戰線又是載體，是實現大團結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寶，這正是我國政治優勢之所在。上述三個“必須依靠”既指明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也指出了如何依靠和團結的問題，是對鄧小平社會主義依靠力量理論的重要發展。

二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靠力量理論的真諦就是大團結、大依靠的思想。正如他所說：“統一戰線的對象，清楚得很，顧名思義，就是把一切能聯合的都聯合起來，范圍以寬為宜，寬有利，不是窄有利。”他又說：“我們不是有個口號叫‘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嗎？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2]（P176）鄧小平這種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是基于他對社會主義本質和我國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認識，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我國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好四個現代化為出發點來思考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要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凡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社會力量，都要團結和依靠，真正實現中華各族人民空前廣泛的大團結，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靠力量的理論，同以往“左”的指導思想相比較，它有更大的務實性、寬泛性、包容性和穩定性的特點。

所謂務實性，是指黨對現階段中國國情的認識更務實，因而在處理各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上更實在，由過去“誰戰勝誰”的關系，變成在黨的領導下協調發展、合作共進的關系。以往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只注重人們的階級身分，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去觀察一切，對待一切。一切為了階級斗爭，一切服從階級斗爭，企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消滅私有制殘余，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殘余，實現“一大二公三純”的理想社會。因而，人際關系相當緊張，把社會主義勞動者同愛國者之間、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看成改造與被改造、戰勝與被戰勝之間的關系，造成極大的內耗以至全局性的動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果斷地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標準來分析一切，處理一切，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際關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為，由于我國生產力落后，呈現多層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不可能是單一的，而必然是多層次的，企圖在現階段就超前實現“一大二公三純”的理想社會，只能是一種幻想，是會受到歷史懲罰的。從這點出發，黨主張在經濟上必須采取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在政治上要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依靠中華各民族、各階級、階層、團體和個人的團結，形成攜手并肩、合作共進的強大合力，這是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重要標志。

所謂寬泛性，是指黨依靠和團結力量的范圍空前廣大。以往用階級斗爭觀點審視一切，總覺得這個不可信、那個不可靠，先是把知識分子扣上資產階級帽子，進而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結果孤立了自己，壯大了敵人。新時期鄧小平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出發，早在1979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便指出，統一戰線是要把一切能夠聯合起來的都聯合起來，“范圍以寬為宜”，并提出把“”以來沿用的“革命統一戰線”，改名為“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隨后在1981年6月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又把統一戰線的名稱改為“愛國統一戰線”，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解釋：這主要是考慮到這樣提有利于更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而更加擴大統一戰線的范圍。這樣，在我國便逐步形成了三個層次兩個范圍的廣泛聯盟。第一個范圍的聯盟，是大陸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聯盟。這里，黨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已把知識分子回歸到勞動者的隊伍，視為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對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也不再視為改造和消滅的對象，而是以“諍友”相待。第二個范圍的聯盟，是以愛國主義和統一祖國為基礎，大陸同胞與港澳臺同胞、國外僑胞的廣泛的聯盟，這就把全世界炎黃子孫凝聚起來，為統一祖國和振興中華而共同奮斗。

所謂包容性，主要指黨對國內廣大勞動者以外的社會主義愛國者采取包容的態度和政策。以往以階級劃線，把統一戰線嚴格區分為兩個聯盟，即勞動人民之間的聯盟和勞動人民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后者只能作為間接同盟者和可借助的力量來看待，只能采取爭取和團結的政策，而且是通過批評和斗爭的策略達到團結的目的，根本不能依靠，把團結和依靠完全割裂開來。這在民主革命時期和過渡時期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資本家及其人大多數已經變為自食其力勞動者的歷史條件下，仍把原工商業者和派人士當作資產階級來看待，依然看作只能團結、改造不能依靠的力量，這就成為歷史的誤區。新時期黨把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視為團結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因為他們與我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和奮斗目標是一致的，這就擴大了依靠的范圍。正如1979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的《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的方針任務》文獻中指出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翁。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發展和鞏固了。至于港澳臺同胞和國外僑胞，只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當然也要團結，不過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有所不同罷了。歷史證明，愛國主義旗幟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把中華兒女團結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定勝利的根本保證。

所謂穩定性，是指黨的基本路線是否正確、是否穩定，全黨和全國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能否穩定地持續發展。以往在黨犯“左”傾錯誤的年代里，把年年、月月、天天搞階級斗爭作為黨的基本路線，而階級斗爭直接受國際國內斗爭形勢所左右，本身就具有多變性的特點，往往是政策跟著運動走，運動跟著領袖意志走，而領袖意志又有很大的隨意性，常常在人民內部甚至黨內斗來斗去，以至釀成全國性大動亂局面。可見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與否關系極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面總結歷史經驗、認真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它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根本愿望，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它指引下2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據統計我國生產總值提高了20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提高了16.3倍，農村居民提高了15.6倍，到1995年全國人民實現小康水平的綜合指數已達75.61％。1991年我國谷物、棉花、肉類、鋼、煤、水泥等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已居世界首位。正如鄧小平所說：“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樣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上述四化建設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驗證了黨的基本路線的正確性，當然也驗證了作為基本路線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依靠力量理論與實踐的正確性和有效性。正確是穩定的基礎，穩定是建設的前提。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鄭重宣布：“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便從宏觀上保障了中華民族大團結局面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鄧小平依靠力量理論的真知卓見，來源于他傳奇般的經歷、偉大的品格和深邃的理性思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他有“三落三起”傳奇般的經歷，每次都是“左”傾錯誤在中央占統治地位時遭貶，每次都是真理戰勝謬誤時復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的升降成為黨的路線正確與否的晴雨表。這種豐富的經歷錘煉了他的意志和品格，深化了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維，也使他與人民群眾貼得更緊，對“左”傾錯誤的危害體驗更深，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思想風格，如敏銳的時代觀，忠于人民的歷史觀、務實創新的哲學觀以及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思維敏捷行動果斷的品格等等，這一切保證了他始終站在真理一邊，雖“落”而必“起”，而每次復出后都會開拓出一片新天地，這正是他“人才難得”之所在。

鄧小平的時代觀，打破了傳統的戰爭不可避免論，認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傳統觀點認為，我們正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而且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戰爭已迫在眉睫，故而作出一切從備戰出發的戰略決策，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忽視經濟建設。進入七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鄧小平通過敏銳地觀察和分析，得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結論。在此前后，他還多次講，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他特別強調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發展起來，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起來，便可以避免世界大戰。他還科學地預見下個世紀將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國家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正是從當今時代的特點出發，才作出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的戰略決策，改變了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也改變著整個國家的命運。這正是確定依靠力量的時代依據。

鄧小平無限忠于人民的歷史觀，集中體現在他思考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人民群眾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他規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時，不僅規劃生產發展指標，還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重要內容。他提出衡量黨的路線、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的標準“歸底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強調“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在黨的建設方面，他強調最重要的是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要求每個黨員干部都應該而且必須永遠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與此同時，他還特別強調依靠人民群眾的思想。他說：我們黨提出的各項重大任務，沒有一項不是依靠廣大人民的艱苦努力來完成的。依靠人民群眾的根本途徑就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尤其要發揚經濟民主，給農民和基層單位以更多的自主權，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他說農村搞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在農村改革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只不過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總而言之，“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人民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鄧小平這種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的思想，恰恰是他依靠力量理論的直接源流和深厚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務實精神。這種務實精神既表現在他對馬克思主義學以致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方面，更表現在他勇于面對現實、大膽創新，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在他浩瀚的著作中，長篇理論性文章不多，但每篇著作又都是體現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杰作。他主張：“學馬列要精，要管用。”他說：“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他首次把實事求是提到馬列主義思想“精髓”的高度，強調它是“活的靈魂”。具體分析鄧小平的務實精神，首先表現在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上，充分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依此領導全國進行了撥亂反正，全面糾正了長達十年之久的“”的錯誤，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其次表現在，他堅持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問題，強調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依此重新闡釋了社會主義本質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要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來改革所有制、分配原則和運行機制，要對外開放，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嶄新理論；表現之三是他在處理國內外各種矛盾時，既堅持原則的堅定性，更強調政策的靈活性和實效性，盡量協調各種矛盾，以利建設事業的發展。以往強調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對立和斗爭是絕對的，是矛盾轉化的唯一途徑。這在階級斗爭年代里是有一定道理和積極作用的，但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一定意義上就成為孳生“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鄧小平則主張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承認各種差別，協調各種矛盾，實現合作共進的目標。他依此高舉愛國的旗幟，擴大和發展了愛國統一戰線；提出了“一國兩制”統一祖國的方針，實現了香港回歸祖國的千秋大業；在國際上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解決國際關系的準則，贏得了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提高了我國的國際信譽。表現之四是他一貫倡導創新，只有發展才能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他針對改革開放中僵化思想指出：“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可以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闖出來的一條新路，一條好路。在當今時代，社會主義旗幟在中國高高飄揚，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最好的鑒證。鄧小平以務實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正是社會主義依靠力量理論的深刻哲學基礎。

鄧小平正是站在當今時代的高度，迎著發達國家的挑戰，緊緊抓住發展的機遇，代表著億萬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學地總結了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基本經驗，闖出一條依靠和團結中華各族人民力量，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形成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這是他留給中國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必將把中國推向富強、民主、文明的21世紀。

【責任編輯】王亞范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